敦煌俗语言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语言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史的发展，有着两条并行不悖而又互相影响的线索：一条是文言的线索，一条是白话的线索。白话的本质就是口语，其重心就是口语性词汇，也叫做“俗语词”，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值得考察的部分。这两条线索有着共同的源头，又有着共同的归宿，但是中间漫长的历史却犹如长江、黄河，宽窄缓急，迂回曲折，变化多端。与此相仿，文字的发展则有正字、俗字两条线索，语音的发展则有雅音、俗音两条线索，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系统也都各有两条线索。有鉴于此，我们的汉语研究，不仅要有“语言学”，还应该有“俗语言学”。本文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粗浅而又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之上的。
敦煌文献是公元300年至1000年之间约700年连续不断的珍秘出土文献，总数近6000个编号，其中约90%是民间佛教、道教和世俗汉文文献，每一件都是汉语俗字、俗音、俗语词等方面研究的极好材料。正因为如此，利用敦煌文献来建立一门“敦煌俗语言学”，则是非常合适而有必要的。
一、敦煌俗字学
（一）敦煌俗字的定义
汉语俗字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社会阶层的不规范的异体字。①
在这个定义中，我加上了“汉字史上各个时期”的限定语，因为俗字实际上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②，一直到现在还在广泛流行③，这中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绝迹过④；我还加了“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限定语，这是因为俗字实际上不仅普通老百姓在使用，而且官吏、文人、书法家等具有高层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在使用⑤，根本已经无法用“民间”、“俗间”之类的狭窄范围来框定了。俗字在本质上是一种异体字，只是异体字中的一部分。有的字古人注曰“竝正”⑥，说明异体字中也有被定为正字的，不完全是俗字，这样我们便有必要在“异体字”前加上“不规范”的限定语。这个定义我在1993年作出之后，一直到现在，十多年中我都在关注是否需要修订，然而我觉得我的定义是正确的，应该加以坚持和推广应用。“汉语俗字”的定义既已明了，那么“敦煌俗字”的定义也就容易下了：
敦煌俗字就是敦煌出土文献所见历代不规范异体字。⑦
首先，敦煌俗字的数据来源和范围应该有明确的限定。我的《敦煌俗字典》以收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为主，所见材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所藏敦煌文献和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杭州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甘肃藏卷还包括1944年常书鸿等先生在莫高窟土地庙塑像内剥离出来的全部敦煌文献。敦煌汉简可以作为斟酌使用的材料。吐鲁番、黑水城、楼兰等地出土文献，虽然时代相近，区域也同属西北，但是毕竟只能算是敦煌的外围，其出土文献只宜作参考而已。至于敦煌莫高窟殿前遗址发掘出来的西夏、元代文献，由于时代较晚，数量有限，内容主要是佛经残卷，而且没有完整刊布，所以没有列在本字典采摭范围之内。至于非出土文物文献，虽然属于敦煌地方文献，例如明清传世的刻本或写本，其中当然也会有许多俗字，但是那些都不在我们所说的“敦煌俗字”的材料范围内。
敦煌俗字的产生时代，由于材料来源的比较确定，所以也就不难判断。莫高窟所出土的敦煌文献，根据其实际书写时代来说，早的有西晋的，较早而量大的则是北魏时期的。最多的要算唐代和五代时期的了，可以排比出详细的年代表。最晚的是北宋初年“咸平五年（1002年）”或稍后不久，因为俄罗斯藏卷Φ32A有一个题记说：“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人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而这个题记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估计其后不久藏经洞就被永久封堵了。敦煌俗字的时代总体上可分为“隶书时代”与“楷书时代”两大段。写成隶书、章草的，属于“隶书时代”；写成楷书、行书、今草的，属于“楷书时代”。自从隋代标准楷书流行以后，隶书很快就变成后人偶一为之的美术体了，不再具有昔日伸手必书的地位。
（二）敦煌俗字的类型
敦煌俗字种类繁多，迄今未有概括周备者。⑧尤其是敦煌俗字来源不同，构造复杂，难以在一个互不交叉的理论体系中囊括各种不同的类型。俗字生成的根本原则，不是笔画的多少，而是书写便捷与否。我把俗字归纳为10类41种。这个概括我在《敦煌俗字典》前言中已经作出，此处尽量从简。
1.类化俗字
类化俗字是由于受上下、左右、内外等处参照字符的心理暗示而致使部件趋同的和由于分类学的应用而同化部首的俗字。
涉上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上文影响而类化的俗字。例如S.2832《愿文等范本·亡夫》：“闱念以孤鸾独处，林（临）镜匣而增悲；别鹤分飞，睹琴声而气尽。”“匣”字原卷作“
”，涉上“镜”字从“金”而亦类化从“金”。
涉下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下文影响而类化的俗字。例如《敦煌变文校注·叶净能诗》：“高力士等面奉进止，当时排比装束。”（第338页）“排比装束”原卷作“排枇
束”，“枇”字涉上“棑”字从“木”旁而类化，故亦从“木”旁；“”字涉下“束”而类化，故不从“衣”而从“束”。
涉内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本字内部上下左右内外部件的影响而类化的俗字。例如《敦煌变文校注·伍子胥变文》：“念君神识逐波涛，游魂散漫随荆棘。”（第14页）“棘”字原卷作“
”，涉上类化而自我复制。P.2160《摩诃摩耶经卷上》：“唯顾施慈悲，速令成妙果。”“願”字原卷“
”，左涉右而类化。
部首类化俗字是由于受到分类学影响而类化的俗字。汉字的构造，除了受“六书”规则的制约，还受分类学原则的影响。例如甘博004-13《贤愚经》：“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园”字原卷作“
”，因园内一般种植草木之类，故归类草部而加草头。
2.简化俗字
简化俗字是比正字笔画减少了的俗字。当然笔画少了并不一定就简化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笔画少的字形书写起来比较简便些。笔画减少有多种原因，有抽减笔画，有省略偏旁，还有更换笔画少的声符、意符等，因而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别的简化俗字。
省笔简化俗字是由于抽减、省略了字中某个部件的一至数个笔画而形成的俗字。例如P.4254《破魔变文》：“更有向前相识者，从頭老病总无常。”“頭”字原卷作“
”形，省略了左下角的末三笔，而不是省略整个声符“豆”。
省旁简化俗字是在正字基础上省略了偏旁而成的俗字。偏旁是汉字的形符，大多数与部首一致，但是有的与部首略微有差异，例如“方”为偏旁但不是部首，“旗”、“旆”、“旅”等字的部首是“
”。例如敦研115《金光明经》：“佛月清净，满足庄严。”“满”字原卷作“
”，省略了形旁“氵”。
换旁简化俗字是由于更换声符或意符而形成的笔画减少了的俗字。例如敦研119(2-2)《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敦研187《太子瑞应本起经》：“见有三十二相，躯体金色。”“体”字原卷作“
”，“骨”旁更换成“身”，笔画减少了。
递减简化俗字是指那些在汉字史上的不同时期简而又简的俗字。这是与累增繁化俗字相反的类别，主要在进行字形比较时称说。例如S.388《正名要录》：“图：画。”“图”原卷作“
”，字形完整；S.6659《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制劫运于三关，建国祚以应图。”“图”原卷作“
”，省略了外框“口”；S.6825V想尔注《老子道经》卷上：“狂或之人，图欲篡弑，天必煞之。”“图”原卷作“
”，与上例相似而中部长横变短横；S.6825V想尔注《老子道经》卷上：“锐者，心方欲图恶。”“图”原卷作“
”，省略中部的一横。这个“”形可谓递减简化俗字。
声旁简化俗字是由于形声字简化了声符而产生的俗字。
形旁简化俗字是由于形声字或会意字简化了形符而产生的俗字。
3.繁化俗字
繁化俗字是比正字笔画增加了的俗字。笔画的增加有多种原因，有增加笔画、增加偏旁、末笔点厾、更换笔画多的声符意符，还有将省声字的声符回改全角，将简化意符回改全角，等等。因而繁化俗字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增笔繁化俗字是由于增加了字中某个部件的一至数个笔画而形成的俗字。增笔繁化俗字与省笔简化俗字情况相反。例如甘博00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五：“寒地狱者八方冰山。”“冰”字属于“仌”部，表示冰层之厚，而此字原卷作“
”，改从“水”部，虽则“一点”之别，意义悬隔，不啻千里。
增旁繁化俗字是由于增加偏旁而形成的俗字。例如敦博072《妙法莲花经》卷第四：“遍覆其上，悬诸幡盖。”“盖”字原卷作“
”，增加了左边“巾”旁。
累增繁化俗字是指那些在汉字史上的不同时期重复加设意符的俗字。例如P.2305《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楼台玛瑙修，阶道琉璃布；黄金作栋梁，白玉为椽柱；窗牖水精妆，门户摩尼作。”“梁”字原卷作“H1U8109.jpg”，本有“木”底而又增“木”旁。
换旁繁化俗字是由于更换声旁或形旁而产生的俗字。例如P.3906《碎金》：“草干茇：公罕反，下［音］钵。”“茇”字原卷作“
”。敦煌俗字通常“”头混同于“艹”头，偶尔亦有相反者。
声旁繁化俗字是由于把声符回改成完整的字形等原因而产生的俗字。例如敦研309《修行本起经》卷下：“有鹰飞来，搏取孔雀；鵰鹫复来，搏撮食之。”“鵰”字原卷作“
”，将声符“周”改成“彫”以更好表示读音。
形旁繁化俗字是由于把形符回改成完整的字形等原因而产生的俗字。例如S.2073《庐山远公话》：“九十日内，然可成形，男在阿娘左边，女在阿娘右胁，贴着俯近心肝，禀气成形。”“肝”字原卷作“
”。
初笔点厾繁化俗字是指在落笔之初写下只具点缀功能笔画的俗字。例如甘博136《道行般若经》卷第九：“莫自疑难。”“疑”字原卷作“
”，左上角起笔多出一个“、”。
末笔点厾繁化俗字是在写完正字之后又增添点画来收笔的俗字。例如甘博004-2《贤愚经》：“既堕在地，无所伤损。”甘博004-3《贤愚经》：“食毒无苦，箭射无伤。”“伤”字原卷作“
”，字右多一“、”。
4.位移俗字
位移俗字是通过移易字内部件位置而形成的俗字。位移是古代汉字不规范的重要表现，从上古的金文、甲骨文直到明清的坊刻图书，概不例外。
左右位移俗字是通过移易字内部件左右位置而形成的俗字。例如S.6981V《十恩德》：“弟一怀耽守护恩，说着起不苏。”“苏”字原卷作“
”。S.388《正名要录》：“
：右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颜元孙《干禄字书》：“蘓蘇：上俗，下正。”
上下位移俗字是通过移易字内部件上下位置而形成的俗字。例如P.3742《二教论》：“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悬如天地，异过尘岳。”“岳”字原卷作“
”，“山”字头移易至底部。
内外位移俗字是通过移易字内部件内外位置而形成的俗字。例如S.6659《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皓庭霄度天。”“庭”字原卷作“
”。
5.避讳俗字
避讳俗字是指由于避讳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关文字而改变了部件形状的俗字。避讳字有少数是法令颁布的，有其合法地位，但是大多数是约定俗成者，仍然属于俗字。唐太宗《二名不偏讳令》：“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並不须避。”唐高宗《临文不讳诏》：“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⑨不过社会风俗并未遵从皇帝旨意，大量避讳俗字随处可见。敦煌写本是其明证。
避讳缺笔俗字是由于避讳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关文字而故意缺损笔画的俗字。其所缺者一般是末笔或末二笔。例如P.3742《二教论》：“祭酒各领部众，多者号曰‘治头’。”“治”字原卷作“
”，缺末笔。
避讳变形俗字是由于避讳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关文字而故意改变部件形状的俗字。例如P.2524《语对》：“竹葉。”“葉”字原卷作“
”，字心的“世”改作“
”。
避讳改旁俗字是由于避讳皇帝或尊者名字及其相关文字而故意改变偏旁的俗字。例如S.388《正名要录》：“贳：缓。”“贳”字原卷作“
”，上部“世”改作“”，使声符不明。
6.隶变俗字
隶变俗字是小篆讹变为隶书过程中产生的俗字。
隶变增笔俗字是小篆隶变过程中增加了笔画的俗字。例如“恶”字，小篆作“
恶”，而隶变俗字有数十个不同的形状，后确定正字作“恶”。其中S.6825V想尔注《老子道经》卷上：“俨若容谦，不敢犯恶。”“恶”字原卷作“
”。
隶变减笔俗字是小篆隶变过程中减少了笔画的俗字。例如“願”字，小篆作“
愿”，而隶变俗字有数十个不同的形状，后确定正字作“願”。敦研117《维摩诘所说经》：“持戒是道场，得願具故。“願”字原卷作“
”，比小篆字形笔画少。
隶变形讹俗字是小篆隶变过程中部件发生讹变的俗字。例如敦研107《妙法莲花经》：“引导众生。”“引”字原卷作“
”。敦研270《佛经》：“何不早遣此人贡计，隔令雍塞？”“雍”字原卷作“
”。甘博00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五：“入中坐者永除冷病。”“永”字原卷作“
”。
7.楷化俗字
楷化俗字是隶书、草书用楷书笔法转写过程中仍然留有隶书、草书部件特征的俗字。
隶书楷化俗字是隶书用楷书笔法转写过程中仍然留有隶书部件特征的俗字。例如甘博00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五：“为瞰肉故，焚烧山野，伤害众生。”“害”字原卷作“
”。
草书楷化俗字是草书用楷书笔法转写过程中仍然留有草书部件特征的俗字。例如S.2614《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虽是圣人，亦得魂惊胆落。”“亦”字原卷作“
”。
8.新造六书俗字
新造六书俗字是秦代小篆以后新造符合六书造字原理的俗字。“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其中“假借”、“转注”实际上只能算用字之法，因而只有前四书是真正能够造字的方法。是否符合“六书”造字原理，曾是历代文字学家判断文字正俗的主要标准，而事实上大量新造俗字也采用“六书”的方法来造字。
新造象形俗字是秦代小篆以后新造符合象形造字原理的俗字。例如S.545《失名类书》：“桂月宵圆，光临汉殿。”“月”字原卷作“
”。
新造会意俗字是秦代小篆以后新造符合会意造字原理的俗字。例如Φ096《双恩记》：“遂合掌望空，哀苦世尊：‘我佛在日，偏沐佛恩；佛隐雙林，我偏失所。’”“雙”字原卷作“
”，为上下会意结构“两隻为雙”。
新造形声俗字是秦代小篆以后新造符合形声造字原理的俗字。例如S.388《正名要录》：“
：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南史·宋纪下》：“明帝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音应回避者，犯即加戮。改‘
马’字为‘马’边‘瓜’，以‘’字似‘祸’故也。”
新造指事俗字是秦代小篆以后新造符合指事造字原理的俗字。例如S.6981《辛酉至癸亥三年间灵修寺诸色斛斗入破历计会》：“太子启上闻。”“上”字原卷作“
”，将指事符号加在“⊥”的上端。P.2524《语对》：“山上。”又：“北上。”“上”字原卷作“
”，将指事符号加在“上”的右上方。
9.混用俗字
混用俗字是指两个字的部首、偏旁或部件经常混用不分的俗字。
(1)部首混用俗字
部首混用俗字是指两个字的部首经常混用不分的俗字。例如“瓜”、“爪”二部混用，“竹”、“艹”二部混用，“木”、“扌”二部混用。S.388《正名要录》：“
：右依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纰缪。”“瓜：古华反。”《龙龛手镜·瓜部》：“
：古花反。……又瓜部与爪部相滥。爪音侧绞反。”
(2)偏旁混用俗字
偏旁混用俗字是指两个字的偏旁经常混用不分的俗字。偏旁的概念比部首要宽，包括部首和部首外的一些形符，所以在越出部首范围时称用“偏旁”。P.3742《二教论》：“鲁字公旗，初祖父陵。”“旗”字原卷作“
”，左边“方”只能算是“偏旁”，而不能称为“部首”，因为该字正字作“旗”，从“”部。
(3)部件混用俗字
部件混用俗字是指两个字的部件经常混用不分的俗字。部件是比偏旁范围更宽的概念，所以越出“偏旁”范围时可称用“部件”。例如S.388《正名要录》：“
：右依颜监《字样》甄录要用者，考定折衷，刊削纰缪。”S.2832《愿文等范本》：“［□］香郁郁而伴愁云，梵响零零而添哭响。”“哭”字原卷作“
”。
10.准俗字
准俗字是指字形非常接近俗字的文字。准俗字有的形式特别，有的有比较合法的外衣。
(1)合文
合文是两个或几个独立音义的汉字合写为一个组合体的文字。合文非常接近俗字，但是当合文拆分时，可能其中的某个字是正字，如“
（菩提）”的“提”字即是。因此合文只能算是准俗字。
(2)隶古定字
隶古定字是以隶书考校写定古篆文的文字。例如S.799《隶古定尚书》：“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牧”字原卷多次出现，皆作“
”，虽写楷书，却是隶古定字，由隶书又转写成了楷书，字形比较特殊。
(3)武周新字
武周新字是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的一些新异体字。其中有的来自古字而略加改造，有的完全新造。虽然是诏颁新字，但也是写法多变，又往往不合六书造字原理，所以具有俗字的一些特性。而且武周新字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期使用，过后就废止了。例如P.2151《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诸天龙神，人及非人。”“人”字原卷作“
”。《集韵·真韵》：“人，《说文》：‘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唐武后作。”
（三）敦煌俗字考辨的方法
1.涵咏文义
(1)根据词语搭配判断字义
敦煌写本中有一些“同形字”，字形相同，但是音义不同。例如“噉”字，其实可能是“譀”的俗字，音、义同“喊”，只是把“言”旁改成“口”旁而已。例如《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銮奴遂领军三万五千，直到衾虎阵面，一齐簸旗大喊，色（索）隋驾（家）兵事（士）交战。”“喊”字原卷作“噉”，即是。对于这样的字，如果只看字形，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敦煌写本中又有一些“同音字”，即同音借代的字，也必须根据上下文细心体会才能得其正解。例如《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遂色（索）金铸印，弟一拜杨素为都招讨使，弟二拜贺若弼为副知节，弟三韩衾虎为行营马步使。”“色”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为“索”之同音借字，如果不根据声音联系来确定字词，其手书字形（“丷”下着“巴”）便很可能被当作其它的字来认。
(2)根据文句内容判断字义
例如《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为随州杨坚，限百日之内，合有天分，为戴平天冠不稳，与？脑盖骨去来。”“？”字原卷写俗字，颇难辨识，根据文句内容判断，其字当为“揭”、“换”义，再查找相似字形，最终确定为“？”，字书释曰“换也”。
2.归纳汇证
(1)汇集相同字形而加以归纳
例如S.4128《太子成道变文》：“近到迦毗罗城，早有一场
异。摩酰首罗神圣，自古释锺钦虔。”P.2299《太子成道经》：“或于一日，便上彩楼，谋（瞀）闷之次，便乃睡着。作一
梦。忽然惊觉，遍体汗流。”P.2299《太子成道经》：“九龙吐水早是
，千轮足下有瑞连（莲）开。”按：《改併四声篇海·贝部》引《奚韵》：“
，别寄异物。”《字汇补·贝部》：“，音瘥，别寄异物。”把三个字形放在一起比勘，就比较容易确定其结构。
(2)汇集相同语例而加以推断
或有文句相同而用字不同着，亦应汇集而加以推断。例如P.2999《太子成道经》：“九龙吐水早是
，千轮足下瑞连（莲）开。”P.2999《太子成道经》：“或于一日，便上彩云楼上，谋（瞀）闷之次，便乃睡着，作一梦。忽然惊觉，遍体汗流。”P.2999《太子成道经》：“朕生
子，欢喜非常。”按：“”字别卷S.528、S.2682作“贵”，《敦煌变文集》录作“
”而校作“贵”，未确。“贵”乃形近误字。《康熙字典·贝部》引《篇韵》：“
，音趸。别寄异物也。亦书作
。”“趸(dǔn)”为“虿(chài)”字之形近误字。《改併四声篇海·贝部》引《奚韵》：“，别寄异物。”《字汇补·贝部》：“，音瘥，别寄异物。”可见“”与“”、“”皆同一字，而释迦牟尼佛化身为小儿，乘骑六牙白象从天而降，由净反王夫人顶门而入托身于右胁下，整个故事情节正是所谓“别寄异物”也。
3.比勘异文
(1)异文为异体字
《燕子赋（一）》：“儿捻脚拽，妇下口？？。”按：“捻脚拽”原録作“捻拽脚”，乙卷作“捻脚曳”，丙卷作“拽捻脚”。“曳”同“拽”，是异体字。
(2)异文为同音字
《燕子赋（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自夸楼猡，得伊造作。”楼猡，乙卷作“喽啰”，丙卷作“偻猡”。按：此为联绵词，字或作“娄罗”、“偻罗”、“楼罗”等。唐苏鹗《苏氏演义》上：“娄罗者，干办集事之称。世曰娄敬、甘罗，非也。”《北梦琐言》载唐郑綮诗：“侧坡蛆昆仑，蚁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下，无钝无喽啰。”《酉阳杂俎》续集四：“予读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着。’则知楼罗之语，起已多时。”
(3)异文为同义词
《燕子赋（一）》：“今日自能论竞，任他官府处理。”处理，甲卷作“疗治”。按：“处理”、“疗治”皆惩处之意，《汉将王陵变》：“苦楚蒸煮疗治。”此例“治”原写“理”，旁改为“治”，则“疗理”同“料理”，与“处理”义无别。
4.剖析字形
(1)剖析构造类型
一是剖析六书类别，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除了“转注”难以获得实际例证，其它都十分普遍。
二是剖析俗字类型，即《敦煌俗字典》所列出的10类41种。⑩例如：
(4)剖析讹变轨迹
通过敦煌俗字众多字形的排比，就能显示其演变轨迹，从而使我们明白某些比画的来龙去脉，例如“杀”字：
。
5.查考字书
(1)许慎《说文解字》
(2)颜元孙《干禄字书》(11)
(3)郎知本《正名要录》(12)
(4)《汉语大字典》(13)
(5)黄征《敦煌俗字典》
(6)李圭甲《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14)
(7)其它
6.沿流溯源
“沿流”指向下考察，“溯源”指向上考察。
(1)追踪小篆以来的字形讹变轨迹
例如“恶”字：
(2)搜索同时期碑刻简牍字形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时期，留下了大量的碑刻、墓志数据，完全与敦煌写本可以互相证明、互相补充，因此有着很高的价值。
(3)了解后代字形分合情况
这主要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字形，应该是在前代基础上而有所演变。
二、敦煌俗音学
笔者给“俗音”的定义是：
汉语俗音是汉语语音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口语中不规范的读音。
因此，敦煌俗音就是：
敦煌文献所见汉语语音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口语中不规范的读音。
敦煌俗音随处可见，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可惜历来研究敦煌音韵的学者，都只关注韵书、佛经音义和西北方音之类，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俗音问题研究非常稀少。笔者做过一篇小文章，就叫做《敦煌俗音考辨》(15)，指出敦煌俗音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秀才识字读半边
例如《伍子胥变文》：“子胥逐后奔驰，状如蓬飞扑火；吴军随后即趁，恰似风云。一向（饷）摩灭楚军，状似热汤拨雪。”“拨”字，刘凯鸣校：“‘拨’是‘泼’的形近而讹。”按：“拨”字不误，俗音同“泼”。伯二五五一残道经：“或引水入穴，煞害众生；或热汤拨雪，煞害众生。”伯二一八七《破魔变文》：“先铺叆叇之云，后降泼墨之雨。”“泼”字斯三四九一作“拨”。宋杜安世《凤栖梧·闲上江楼初雪过》：“叠秀危横，黛拨山千朵。”
（二）字音不正读别字
例如《敦煌变文集·下女夫词》：“上古王娇（乔）是先（仙）客，传闻列使（史）有荆柯。今过某公来此问，未知体内意如何？”按：“某”字原卷P.3350、乙卷S.5946皆做“母”。二字音近，一为“莫厚切”，一为“莫补切”，读音不正的时候容易相乱。
（三）音义乖互读又音
例如《敦煌变文校注·孟姜女变文》：“姜女哭道‘何取此！玉貌散在黄沙里。为（谓）言坟陇有标？（题），壤壤髑髅若个是？呜呼哀哉难简择，见即令人愁思起。一一捻取自看之，咬指取血从头试。若是儿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离。果报认得却回还，幸愿不须相惟（违）弃。大哭咽喉声已闭，双眼长流泪难止。黄（皇）天忽尔逆人情，贱妾同向长城死。’”其中韵脚“离”字，按照意思应该读平声，但是按照押韵的规则却是读的仄声去声。
在古代，俗音其实很普遍。例如：
(1)《说文解字》：“爆，灼也。从火，暴声。”徐铉注：“蒲木切。臣铉等曰：今俗音豹，火裂也。”这是说“爆”本来音“蒲木切”，是个入声字，而且是浊声母（并母[b]），可是宋代却有了一个与“豹”（去声，清声母[p]）相同的读音，所以徐铉认为这是个俗音。也就是说，“蒲木切”是雅音，读如“豹”的是俗音，俗音是与“雅音”相对而言的。所谓“雅音”就是正音，有韵书或其它语音标准可依据的读音。当然，古代韵书之类都是因袭前代的注音，所谓“雅音”、“正音”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实际读音，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白。不过古代既然大多没有正式公布字音的法令，我们也只好用相对标准的“雅音”——即《切韵》、《广韵》、《中原音韵》之类作为判别俗音的参照系了。与“爆”情况相同的还有“曝”，现代汉语中其标准音是pù，即“一曝十寒”之“曝”；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bào，“曝(bào)光”的说法流行于十几亿人的口头上，不仅仅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层民众才那么说。只有台湾地区还读作“曝(pù)光”。
(2)《敦煌变文集》第8页《伍子胥变文》：“子永少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卜，占见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间有竹，冢墓城（成）荒，木剧到（倒）着，不进傍徨。”这里“剧”为“屐”的同音借字，二字皆为入声。然而在一个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中却有以“巨”字给“屐”作注音的例子。由于“巨”字是去声字，所以罗常培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16)一书中认为这是唐代入声消变的朕兆。罗书第119页言：“‘巨’字应读为‘ki’可以用‘
：巨’的对音来证明；现在既然用他来注‘屐’字，那么‘屐’字的读音，很可能表现‘屐’的-g收声，已然有了消失的朕兆。这一特殊的例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17)又言：“‘屐’字得要读‘ki’而不读‘kig’，然后才能同‘巨’相对：那末-r，-g两个收声从五代起也露出消失的痕迹了。”(18)然而，“剧”与阴声字通假之例未广，而“屐”字中间部分敦煌俗字双人旁与单人旁不分，因此我认为这是抄写人取其部件“伎”来读“屐”，也是“秀才识字读半边”，因而以“巨”字来给它注音。因为敦煌写本所反映的唐五代宋初西北方音“止”摄字与“遇”摄字大多并为一韵，所以用“巨”注“伎（屐）”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字音不正，或读为音近的字，或读为半边字，或读为同音假借字，这些情况都会产生一些新的俗语词或俗语词的不同书写形式。例如：
敦煌写本S.610《启颜录·昏忘》：
“有人将钱绢向市，市人觉其精神愚钝，又见咳（颏）颐稍长，乃语云：‘何因偷我驴鞍桥将作下颔？’欲送官府。此人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直，空手还家。其妻问之，具以此报。妻语云：‘何物鞍桥，堪作下颔？纵送官府分疏，自应得脱，何须浪与他钱绢？’乃报其妻云：‘痴物！倘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颔检看，我一个下颔，岂只直若哥钱绢？’”这个笑话中有许多个俗语词，如“驴鞍桥”，“桥”为“革”旁之字“鞒”的借音字；“何物”、“分疏”、“解事”等也都是俗语词。值得注意的是“若哥”一词，别处都未见过。这个词王利器先生在《历代笑话集》(19)中录作“若许”，那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我曾经在一篇《辑注本〈启颜录〉匡补》的手稿(20)中把“若哥”校作“若个”，送呈业师云从先生请益，先生云当读作“若干”。先生并未解释道理，所以我一直未作修改。后来我重读《匡谬正俗》，在卷六中发现有“若柯”条，与此恰可互相证发：“问曰：‘俗谓如许物为若柯，何也？’答曰：‘若干，谓且数也。《礼》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书云：百加若干。并是其义。干音讹变，故云若柯也。’”
如果说“若干”是个文言词，那么“若哥”可算是个因俗音而产生的俗语词，而“若柯”则是“若哥”的异写。
由于俗语词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俗音的影响，以致有些词语的形态经常改变，读音与原词不一样，甚至讹误到难以读懂，这就是由于俗音而引起的俗语词的讹误。例如：
(1)敦煌写本P.3697《捉季布传文》：
“季布幕中而走出，起居再拜叙寒温。上厅抱膝而呼足，唵土叉灰乞命频。”
这里“呼足”二字费解，考S.5439、P·3197两个异本皆写作“鸣足”。《敦煌变文集校议》第68页66.10条校：
“‘呼足’，冯校谓不易解，疑为‘吻足’；黄云眉谓‘呼足’或系‘拊足’之误；刘凯呜疑‘呼’为‘吻’字读半边而致讹。今按各家皆臆测。丁、庚卷‘呼’作‘呜’，为‘呜’之误字，而‘呼’为‘呜’之音借字。‘呜’即‘呜噈’，‘吻’也。潘校谓呜足乃佛家敬礼仪式。”(21)
在这个例子中，由于抄写人将“呜”读成了“鸣”和“呼”，以致许多学者都未能正确校出原来的俗语词词形。
(2)敦煌写本P.2491《燕子赋一首》：
“雀儿出来，不问好恶，拔拳即差。”“差”字《敦煌变文集》校作“搓”。
徐复《敦煌变文词语研究》：
“《变文集》校改为‘搓’是对的。《广韵》上平声十三佳：‘扠，以拳加人；亦作搋，丑佳切。’又上平声十四皆：‘搋，以拳加物，丑皆切。’《集韵》上平声十四皆：‘搓，推击也，初皆切。’‘推击’是‘椎击’的错写，‘搓’和‘搋’、‘扠’都是音近字，和变文的意思完全符合。《字宝碎金》：‘拳，扠人，丑皆反，又摢。’‘摢’也是‘搋’字的错写。”
按：引文中“推击”并非错写，谓出拳击也；又“拳扠人”应连读。查P.3575“差”字作“杈”，即“扠”或“杈”字（敦煌写本扌、木旁不分，古扌旁字多源于木旁字）；P.3666卷作“
”，应即“搋”或“揸”字，“”字右下部的“又”应即“叉”之省。关于“投”、“搋”二字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词例释》一书已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证，释为“用拳等击打”；其中引《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所引《切韵》原文“拳加人，亦批”之“批”应校作“
”。又在涉及变文校释时似应先引徐复先生之说。这里还想在“以拳加人”的释义之外，再给“扠”、“揸”等字添释一个“五指俱往叉取也”的义项。后汉失名所译《佛说安宅神咒经》：“投汝百鬼颈着枷。”同经之内此语共出现四次。这里的“投”难以用“以拳加人”解释。考刘熙《释名》卷三《释姿容》：“揸，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毕沅校曰：“今本脱‘叉取’二字，据《一切经音义》引增。”两相对证，我们可以判断出“扠”就是“揸”，是“五指俱往”的意思（“叉取也”三字很可能《释名》原来就没有的，因为古人引书往往增减文字）。又南朝梁任窻《奏弹刘整》：“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臂。”刘坚先生《近代汉语读本》(22)注曰：“查，即‘揸’，音zhā，抓。”按：此注虽未为大错，却并不确切。“查”应同“揸”、“扠”，义为出手抓人。通过上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俗音变化多端，一个俗语词在不同的地方却被写成许多不完全同音的文字形式。推溯起来，当是先有“叉”字，《说文》：“叉，手指相错也。”再有“杈”字，《说文》：“杈，枝也。”再有“抯”、“揸”、“扠”、“搋”等字（《一切经音义》皆有释，兹不具引）。又由“投”而借音为“搓”、“楂”（省旁则为“查”，有chā、chá和zhā三音），并由“投”替换声旁为“搋”；“搋”之右旁或音chī，故又借“挃”、“”为之。至于俗字辗转变改，则有“”、“
”等字矣。以上推断虽未严密，但我想这些字在某些义项上肯定有关联。《通俗文》说“拳手挃曰搋”，则“搋”不仅是“以拳加人”，还可“以手加人”，即“五指俱往”之意。
三、敦煌俗语词研究
俗语词的概念古已有之，但古人从未使用过“俗语词”这个名称，而是称之为“通俗文”、“俗文”、“俗语”、“俗人语”、“流俗语”、“俗言”、“俗名”、“俗呼”和“常语”、“常谈”、“恒言”、“迩言”、“直语”、“市语”、“里语”、“俚言”、“乡言”之类。古人使用这些术语时指的大致上就是俗语词，但有的学者则兼指一些俗字、成语、谚语，“词”与“非词”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晰。因此，严格的“俗语词”概念应该是现代语言学的概念。笔者给汉语俗语词作的定义是：
汉语俗语词是汉语词汇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口语中的新产生的词语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已有变化的词语。
这里加了限定语“汉语词汇史上各个时期”，而不用“汉魏六朝以来”的常用限定语，这是因为汉语俗语词虽然主要是指汉魏以来的部分词语（尤其是在具体语词考释中），但并不是在此以前就没有俗语词，语词的雅、俗是没有时间的上限和下限的。这里加了限定语“新产生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汉语俗语词既有通代性，又有断代性；前代产生的俗语词可能在后代仍然是俗语词，也可能在后代已融入普通词汇或为文言所吸收。例如汉代服虔的《通俗文》曰：“钱戏曰赌。”这在汉代是个新产生的俗语词，各种辞书都未有先秦之例；但“赌”在隋唐时期已经极为通用，宋元明清时期则更为普通，如果我们把它作为隋唐时期或宋元明清时期的俗语词，那显然不妥。这里加了“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口语中”的限定语，是为了说明俗语词实际使用的特点：虽然我们无法听到古人的实际口语，所知的古代、近代俗语词都是记录在文献典籍上的，但是古人使用这些俗语词却毫无疑问都首先流行于实际口语中。文人们当然也创造了一些新词，但这些新创造的词却是建立在文言与口语的基础上的，纯粹臆造的词极少。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所谓“俗”并非是“粗劣”、“鄙陋”之意，而是指实际社会生活。这种“俗”语词虽然以下层社会为主要流通领域，但也不免会被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所使用，即使帝王妃后也不例外。例如唐玄宗《安存流民诏》：“近闻河南宋、沛等州百姓，多有沿流逐熟去者，须知所诣，有以安存。”这里的“逐熟”义为“逃荒”（寻逐年成好的地方），就是一个俗语词，宋、元时又称“趁熟”。同文内“安存”义为“安抚、照顾”，也是俗语词。因此俗语词是一种口头语词，存在于口语之中，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使用。这里说的俗语词是一些“新产生的词语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已有变化的词语”，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新词新义”。“新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前代未有其义亦未有其词的，例如“塔”，《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晋代葛洪《字苑》始收，宋代的《说文新附》收了“塔”字并注道：“塔，西域浮图也。从土，答声。”可知“塔”是随佛经翻译而产生的一个字、词，当然在此之前就不可能有这个义、这个词。另一种“新词”是前代已有其义而未有其词的，例如“坟墓”一义早已有之，但唐代的王梵志诗却用“土馒头”喻称坟墓，并且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口头语词，则“土馒头”为新词。“新义”是指前代已有其词而未有其义的。例如“咨”本为“询问”、“商量”之意，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又新增加“禀告”的反训义，这就是新义，亦即张相所说的“字面普通而义别”者。因此我们仅仅用“新产生的词语”来综括俗语词是不够全面的，还要加上“新义”这一层意思。同时我们使用“词语”(23)而不单用“词”，这是考虑到除了纯粹的“词”外，俗语词还包括一些短语和词组，这些短语和词组在语法功能上接近于一个词。例如《诗词曲语辞汇释》所收的“方头不劣”、“不伏烧埋”、“唱叫扬疾”之类即是。成语大多数出于文言或一些典故，这些基本上应排除在俗语词之外；一些外来词，无论来自梵文、突厥文、藏文、蒙古文还是英文、法文之类，如果没有真正进入汉语口头语，或者进入了但没有一个可对应的汉语文言词、也没有改变外文原来的意思，我们一般也不把它看作俗浯词。
“汉语俗语词”的定义既已确定，那么“敦煌俗语词”的定义也就清楚了：
敦煌俗语词是敦煌文献所见汉语词汇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口语中的新产生的词语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已有变化的词语。
（一）敦煌俗语词研究的方法
敦煌俗语词的研究，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个路子。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微观研究的方法。
1.考辨字形以定根本
对于敦煌写本而言，只有先考辨字形，确定词语，才能继续作词义的探索研究。例如：
敦煌写本P.2569《儿郎伟》：
“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郡郡（群群）。就中有个黑论敦，条身直上舍头存（蹲）。耽气袋，戴火盆。眼黑赤，着非（绯）挥。青云烈，碧温存。中庭沸沛沛，院里乱纷纷。唤中（锺）夔，兰着门。弃（去）头上，放气熏。慑肋折，抽却筋。拔出舌，割却唇。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不）须论。”
又：“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吓吓。偎墙下，傍篱栅。头朋僧，眼隔搦。骑野狐，绕项脉（巷陌）。捉却他，项底揢。塞却口，面上掴。磨里磨，硙里侧。镬汤烂，煎豆
。放火烧，以枪攫。刀子割，脔脔擗。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
这两首俗文学作品由于俗语词十分集中，而俗字又从中作梗，因此校录起来很困难。例如前一首“舍头存”三字，“头”字原卷写如“顶（左竖勾向右勾）”，而“存”字乃“蹲”（《广韵》音同“存”）之俗字“
”之半边字。又如“耽气袋”，“耽”字原卷左边为“身”，右边为“尤”，即“躭”右旁，是个俗字；“袋”字原卷写如“感”字，故有的学者“耽气袋”三字第一字照录原形，“袋”就误录为“感”(24)。这样“气袋”这个俗语词就无法录出了。又如后一首“朋僧”这个俗语词，“朋”字原卷写如“用”字的斜体“用”，而“用僧”不词（“朋僧”即“鬅鬙”、“蓬松”等联绵词的异写）。(25)这些地方都必须把俗字知识与俗语词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解决问题。
2.考辨字音以破假借
敦煌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借代现象，这与文人的假借字很不一样，遵循的法则是“只要同音就可假借”。例如：
《韩擒虎话本》：
“銮奴闻语，回马遂排一左掩右夷（移）阵，色（索）隋驾（家）兵士交战。衾虎亦（一）见，破颜微笑，问言诸将：‘还识此阵？’诸将例皆不识。‘但衾虎虽在幼年，也曾博揽（览）亡父兵书。此是左掩右移（夷）阵，见前面津口红旗，下面总是鹿巷，李（裹）有硇（挠）勾搭索，不得打着，切须既（记）当！’见右夷（移）阵上，人缘（员）教（较）多，前头总是弓弩。衾虎有令：‘簸旗大喊，旗亚齐入，若一人退后，斩刹（杀）诸将，莫言不道！’”
其中“夷（移）”、“驾（家）”、“亦（一）”、“揽（览）”、“李（裹）”、“硇（挠）”、“既（记）”、“缘（员）”、“挍（较）”、“刹（杀）”等字，都是借音字，如果不能找出本字而破假借，就无法读懂意思，也就无法考释其中俗语词。“硇”字原录作“
”，潘重规先生校：“原卷作‘
’，疑当作‘碙’，与‘钢’通。”项楚先生校：“勾：疑当作‘狗钩’，一种防御工事，指狗脚木上的钩。”按：二说皆未确。原卷作“”，即中药硇沙之“硇”，为“挠”之同音借字。《集韵·爻韵》：“
，沙，药石。”又同一小韵：“挠、
，抓也，或从。”可见“”、“”可通。《玉篇》：“硇：沙，药。”《本草纲目》：“硇砂性毒，服之使人硇乱，故曰硇砂。”“”即“硇”之俗字，习见于敦煌写本。“挠勾”为兵器名，长柄，头上有钩，用以钩取敌人。《水浒傅》三十一回：“只见庙外边探入挠钩，把武松搭住。”“挠钩”即同“挠勾”。
3.考辨文句以定词义
由于敦煌写本的字形变化多端，同音借代现象又极其普遍，因此在很多时候光看某一两个字根本无法确定是什么字、什么词，完整文句的意义理解就变得无比重要。例如：
《韩擒虎话本》：
“王子唱喏，一时上马，忽见一雕从北便来，王子亦（一）见，当时便射。箭既离弦，不东不西，况（向）雕前翅过。单于亦（一）见，忽然大怒，处分左右，把下王子：“便擗腹取心，有挫我蕃家先祖！”天使亦（一）见，仿（方）便来救，启言蕃王：“王子此度且放。但某乙愿请弓箭，射雕供养单于。”单于闻语，遂度与天使弓箭。衾虎接得，思微（惟）中间，忽有双雕，争食飞来。衾虚亦（一）见，喜不自胜，祗揖蕃王，当时来射。衾虎十步地走马；二十步地臂上捻弓；三十步腰间取箭；四十步搭阔（括）当弦，拽弓叫圆；五十步翻身倍（背）射。箭既离弦，世（势）同擗竹，不东不西，况（向）前雕咽喉中箭，突然而过；况（向）后雕擗心便着，双雕齐落马前。蕃王亦（一）见，一齐唱好。”
这其中“况”的含义，如果不是通过文句的考辨体会，很难明白是“向”的借音字；“擗腹”、“擗竹”的“擗”，也只有正确理解了文意后才能判断其词义。
4.考辨语法以定结构
语法包括句法和词法两部分，跟俗语词有关的主要是词法，也就是构词法。最常见的有“同义连文”、“偏义复词”和“词缀附加词”。例如：
(1)《敦煌变文校注·茶酒论》：“茶为（谓）酒曰：‘我三十成名，束带巾栉。蓦海骑江，来朝今室。将到市鄽，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饶，不在明朝后日。阿你酒能昏乱，吃了多饶啾唧。街中罗织平人，脊上少须十七！’”其中“盈溢”、“昏乱”、“多饶”、“罗织”等都是同义连文。
(2)《历代笑话集》敦煌本《启颜录》“论难”：“高祖又尝集儒生会讲，动筩(26)后来，问博士曰：‘先生，天有何姓？’博士曰：‘天姓高。’”又：“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石动筩时在会中，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讲，道俗论难，不能相决。动筩后来，乃问僧曰：‘今是何日？’僧答曰：‘是佛生日。’”按：两例中的“后来”，校录者都用逗号点开，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的“后来”并非是在别人之后才到来之意，第二例中“时在会中”句可以确证。“后来”的实词意义已经虚化，是“最后”的意思，表示次第的先后，而不是表示到来的先后。这也是不明俗语法所致的错误。
5.考辨异文以定是非
敦煌写本经常有不同抄本，当然就会有异文。通过比勘异文的形、音、义，就能很好地给所在词语作出立体定位，确定含义。例如：
《敦煌变文校注·茶酒论》：“酒为（谓）茶曰：‘三文一
，何年得富？酒通贵人，公卿所慕。曾遣赵主弹琴，秦王击缶。不可把茶请歌，不可为茶交（教）舞。茶吃只是腰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却十杯，腹胀又同衙鼓。若也服之三年，养虾蟆得水病报。’”原校：“乙卷‘报’下有‘苦’字。启谓：‘报为鼓字音误。’当是也。”徐校云：启校‘报’为‘鼓’字形讹，是也。同‘臌’。”蒋礼鸿校：“校记说‘报’是‘鼓’字形讹，恐不确。”张金泉校：“‘报’是报应之意。‘报’可读模韵音，怀疑也就涣然冰释了。《目连缘起》‘慈乌返报（哺）’的以‘报’代‘哺’；《破魔变文》‘叆叇之云空裹报’，校记：‘己卷报作布。’这很可能是唐五代西北方音。”潘校：“乙卷作‘报苦’，苦与上‘鼓’、‘肚’押韵。”按：《金瓶梅》第十八回：“妇人道：‘那日你便进来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气，说我在他跟前顶嘴来，骂我不识高低的货。我想起来为什么，养虾蟆得水蛊儿病，如今倒教人恼我。’”“水蛊儿病”即水病，可见此一俗谚甚为流行。至于“报”字，既可入韵（《集韵》又音“芳遇切”），也就不烦改了。“苦”字仅见于乙卷，似不足以校正余卷。
在敦煌俗语言学研究中，口语语法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语法主要包括句法与构词法两部分，这在敦煌文献中都有许多重要的资料，有的则很鲜明地显示了古代口语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尤其是一些看似不规范甚至不合逻辑但又颇为习见的句型。此外还有标点符号系统，也是非常独特，值得专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这两方面内容姑且从略。(27)
注释：
①这个定义首见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俗语词通论》。我在1993年4月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在那前后我还曾在《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第8期转载）、《文史》第41辑（1996年）发表论文表述相同论点。其后还见于我编著的《敦煌俗字典》之前言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阅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版，1998年版，第40-45页。
③例如“家”作“
”，“停”作“仃”，“插”作“扦”，“酒”作“氿”，“建”作“迠”，皆是。
④只有秦始皇时期曾严令书同文并得到很好的遵守，算是例外。
⑤事实上书法家不仅写俗字，而且还会造俗字，有许多异体字都是书法家自创的。
⑥例如颜元孙《干禄字书》：“歌、謌：竝正，多用上字。”“烟、煙：竝正。”“搤、扼：竝正。”
⑦见《敦煌俗字典》前言部分。
⑧参阅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敦煌俗字研究》，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以及拙著《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⑨唐太宗、唐高宗诏令，见《全唐文》卷四、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一册。
⑩别的专家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法和称呼，但基本精神是相同的。
(11)颜元孙《干禄字书》，有施安昌编《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本较佳，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12)郎知本《正名要录》，原卷真迹见拙编《敦煌俗字典》附录图版。
(13)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起出版。
(14)李圭甲《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0年版。
(15)原载《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后收入到我编著的《敦煌语文从说》等论文集之中。
(16)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于上海印行。
(17)《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20页。
(18)《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48页。
(19)王利器编《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新1版。该书收有敦煌本《启颜录》，但未标明卷号，我查核原卷确定即S.610号。
(20)拙文《辑注本〈启颜录〉匡补》修订后刊于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俗语言研究》第2期，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1995年6月出版；又收入在拙著《敦煌语文丛说》，第483-508页。
(21)“噈”字《说文》释曰“口相就也”，即亲吻。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和拙文《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校释》皆有考。
(22)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23)文中又称“语词”，二者为同一概念，其内涵完全一样。“词语”是现代汉语中的术语，“语词”则主要见用于训诂学论著中。
(24)详见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原刊载于《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5)由于俗字排印需造许多字，故不详引。可参阅拙文《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P.3552、P.2569)》，见《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又收录在拙著《敦煌语文丛说》，第673-730页。
(26)筩，原卷从“艹”头，为“筩”之俗字。下同。
(27)请参阅拙著《敦煌语文丛说》（台北新文丰公司，1997年版）《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涉及句法、构词法和词缀的相关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