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科技思想中的民众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民众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推行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有关发展科学事业的活动有许多特点，但总体来说，根据旧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普遍落后的实际情况，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持久的科学普及运动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活动的“民众性”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科技活动的主要特色，它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展科学事业思想中民众观的主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科技活动充满了民众广泛参与的特征，这种鲜明的人民科学特点是毛泽东极力倡导的，也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科技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他在解释“大众的”的含义时明确提出科学和文化事业“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1] 这就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总的指导方针，奠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民性”历史特点的基础。
1940年2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通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任务，宣言要求：“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2] 毛泽东就此专门指出：“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3] 毛泽东特别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还亲自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演讲，带头宣传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针对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现实，毛泽东认为：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造成了广大民众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这就“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以此“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4] (P.862)因此，毛泽东大力提倡在边区群众中推行大规模的识字运动，以此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抵制封建迷信的基本手段。毛泽东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并抓住各种机会推动边区科学文化事业的普及和发展。1936年10月，针对陕北自然科学方面书籍短缺的问题，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在外的叶剑英，嘱咐他要买一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作为学校和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5]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投入到“提倡科学，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热潮中。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有关决定，如：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解放日报》为了大力推进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先后多次发表社论，如《奖励自然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学与用的统一》等等。提出“先进的科学更是直接为革命为民众服务”[6] 并提出为了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应该多组织一些通俗的科学演讲、编写一些初级的中级的自然科学读物。”[7] 在党中央和政府的组织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班、读书班。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二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在《解放日报》上开辟《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以及《自然界》、《农业知识》等专栏。中宣部、中央文委、通俗读物出版社及时出版发行了大量科普读物，据统计，仅1942——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等科普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78，200册。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奇和董纯才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延安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普及的事业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民科学战略的实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边区政府还先后举办工业、农业、自然科学等展览会，以此向边区人民宣传科学知识。仅1944年举办的延安卫生展览会就吸引一万多群众参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党的科技政策的指引下，经过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延安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延安时期结束的前夕，“过去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现在已经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8] 更重要的是，随着医疗卫生状况的不断改善和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边区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延安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重视。由于陕甘宁边区在制定科技发展的政策和领导科学事业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1942年初，蒋介石为了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命令教育部长陈立夫秘密制订《国防科学运动实施方案》，并以先行一步的延安解放区的《科学技术新体制确立要纲》为借鉴，确定国民党统治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蓝图，[9] 由此，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科学事业发展的突出成就。
二、毛泽东重视民众思想的历史渊源
应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探索科学事业发展道路问题上展示出来的浓郁的民众特色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我们要想全面了解和科学解释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发展科学事业上的“民众性”特征，首先要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广阔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风靡全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领导人纷纷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存一切的“造物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上的所作所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在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比较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价值，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占重要地位的概念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在老师的教导下，毛泽东初步确立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有感于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创造的光辉业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劳动人民在埋葬旧制度、开创新社会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再一次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于是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的呼声。在后来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曾经指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延安时期以前，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价值的高度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只有把党的事业放在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完成建立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他经常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人民，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正因为如此，群众路线的观点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三大基本点之一。
其次，是从党和群众的关系上看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他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就会落空，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创立的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的总和。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而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坚持了群众路线和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因为，任何正确的政治路线无一不是通过群众路线来形成，并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的。党的组织路线是一定时期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而制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总和。党的组织路线的根本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等。
毛泽东的这种人民群众观，决定了他在领导边区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出发点，那就是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边区的各项事业，当然包括科学文化事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全面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把这一思想成功地运用到了延安的建设事业，而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人民科学理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也坚定了毛泽东走群众技术路线的信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进而形成了群众技术路线的思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可循，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科学技术进步本身带来的对发展科学事业的新要求，人民科学的发展道路与现代科学的进步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必须有新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时期人民科学发展战略的成功或许只是革命年代的特殊产物。
三、依靠民众走科学振兴之路的现实要求
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看，通过大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来实现彻底改变边区乃至中国面貌的革命理想，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必然结论。
从边区的实际情况看。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内地原本薄弱的科研条件遭到破坏，科技人员分散流失，延安的情况与全国各地一样，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十分落后。从另一方面来说，全民族的抗战，并不意味国共双方阶级矛盾的解决，它只是被暂时地掩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根据地长期采取的封锁政策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所以，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相压迫抗日根据地造成的艰难局面，使得边区不可能依靠外来的帮助实现科学文化事业的振兴。客观地说，由于边区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这就决定了边区科技人才的匮乏，艾思奇曾在《抗日以来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成绩和缺点》一文中认为：“高级技术人才缺乏”等原因，“使进步不能不受到阻碍”[10] 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依赖外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因此，边区政府确立了动员和依靠民众，“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今天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11] 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中，边区政府明确提出边区的教育方针是要“用各种办法，推行对于边区人民的自然科学常识与卫生常识的教育”[12] 朱德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培养大批技术干部，这不只是边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而且是各个工厂的任务。”我们要“把成绩特别优秀的工人，培养成工程师。”[13] 边区的教育事业正是围绕着走人民科学的发展战略这样的思想进行的。可见，边区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是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略思想的基本历史背景，而要实现这一战略要求，发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当然的选择，对于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来说也是如此。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由于旧中国政治黑暗和经济落后的历史现实，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难以振兴，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变革是科学事业走向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突出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倡导以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民革命为先导来发展科技事业就成为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科学技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历史特征。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把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看作是不正常的现象。他们强调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要求唯物主义哲学应跟随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前进。[14] 毛泽东继承了革命导师的这一基本观点。1940年初，毛泽东曾说：“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15]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中也明确提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问题，指出：“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与充实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高度的发展。”[16]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显然更看重社会科学的作用。1940年2月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他还以当时的边区为例说：“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也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4] (P.1081)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更加强调了社会科学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因为自近代以来，围绕着“李约瑟问题”[17] 争论的实质，不是在中国要不要发展科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科学的问题，不管参与论战的各方持怎样的观点，当时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是：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中国的科学事业在战乱频仍、艰难困苦的社会条件下举步维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重要的仪器设备在战争中被毁坏，刚刚建立的科研体制被打乱，科学事业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因此，要发展科学，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一定的政治前提，科学实际上是难以振兴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给出了更加明确的结论：中国的生产力要想得到解放和发展，“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4] (P.1081)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倡导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先导，进而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并通过在边区成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思想，这种探索在中国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对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展科学事业须以社会变革为前提的主张，一方面指明了旧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而要实现这一切，就自然而然地要把希望寄托在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的成功。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及其后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科学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接受和信仰，从而也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错误认识，这使得科学当中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内容被抛弃在了一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思想被忽略，这也就为新中国后来反人文思想和行为的泛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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