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希惠[1]2016年在《欧阳修散文“风神”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最能代表欧阳修散文艺术特质的“六一风神”为研究对象。“六一风神”的丰富内涵深为学界所肯定,但对它的全面系统研究尚有创新空间。“风神”概念在传统“形神观”的影响下形成,为由内而外、既重形似、更重以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它与“风骨”“神韵”范畴关系密切,又有同有异,更倾向于表现一种飘逸超凡、兴味盎然、神思绵邈的美。“六一风神”内涵主要包括感慨淋漓、悲慨呜咽,迂回曲折、抑扬跌宕,言尽意远、一唱叁叹,感荡人心、移人性情等方面；它更为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于序、记、墓志碑表、史传史论等文体中。综观欧阳修一生,“六一风神”在散文创作中由隐至显、由次要至主导,经历了四个阶段。它有着浓厚丰富的情感意蕴,发而为人生之叹、友情之慨、现实之忧与历史之思。“六一风神”的呈示,离不开其艺术表现,它与欧文的叙事性特征密切相关,有着精妙的表现手法与结构艺术,在语言与风格上也自具特点,其审美类型偏于阴柔美。在文学渊源上,它接受《史记》“史迁风神”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是“史迁风神”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全新阐释与精彩呈现。“六一风神”的形成离不开作者屡遭挫折的仕途经历和自身刚正耿介又宽厚仁和的个性特点。其感慨淋漓、情韵悠长的艺术特点,对明代台阁体、归有光散文及清代桐城派散文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极具魅力的中国古典韵味的散文艺术美。
章晓历[2]2001年在《唐宋八大家新探》文中认为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古文流派，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对这一流派形成的具体过程，促使其集群的内在动力以及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等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力图使唐宋八大家研究这一重要课题能够日趋完整丰富。 全文共分前言、上篇、下篇叁部分，总计叁万字。 前言主要说明在学术界关于唐宋八大家研究现状的背景下，本文系列论题提出的必要性和创新性：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古文流派，目前关于其形成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一古文流派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南宋以来众多文章选本编撰者集中选编八大家古文紧密相关，后者选编八大家古文以资当时学子士人科举应试之需，这是唐宋八大家能最终成为一个古文流派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 上篇“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历史过程”共分叁节： 一、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十分明显。吕祖谦及其选编的《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的师承关系，在《古文关键·总论》中以八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散文为主，“八大家”集群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元末朱右的《唐宋六家文衡》考述：元末明初的朱右第一次把八家文章单独汇辑，书名《唐宋六家文衡》，通过考证可知此书在唐宋八大家集群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叁、唐顺之的《文编》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中叶以后，唐顺之、茅坤在前代文章选本的基础上分别选编了《文编》和《唐宋八大家文钞》，后者标志着唐宋八大家这一古文流派在经历四百多年的发展流变后最终得以确立。 下篇“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内在动力”共分叁节： 一、从《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选本看：唐宋八大家的古 二 扬州人学硕十论文 文有利于应试科举是后人促使其集群的内在动力。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的目 的就在于指出韩柳欧苏等人古文的“关键”以资学子士人的时文写作，这也是当 时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发展的需要。这种意图在其后的《崇古文诀》、《文章轨范》 等选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从《唐宋六家文衡》、《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看：通过 对朱右生平以及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考察可知，朱右选编《唐宋六家文衡》 的意图与南宋时期诸选本编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目的就是取八大家古文以资时 文创作。唐顺之与茅坤先后选编《文编》和《唐宋八大家文钞》，进一步发扬这 一传统，并通过对八家古文的大量批点评介说明时文写作之法，取得了最为广泛 的影响。 叁、余论：唐宋八大家这一古文流派的形成与时文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是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群体选择的结果。除此以外，唐宋八大 家各成员自身都有一些可令后人将他们与时文相联系的因素。
梅篮予[3]2010年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文中指出南宋以降,集“唐宋八大家”为唐宋古文之整体代表的趋势不断加强,自吕祖谦《古文关键》起,次第经谢枋得《文章轨范》、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唐顺之《文编》和《六家文略》、归有光《四大家文选》,以及陆粲《唐宋四大家文抄》越来越明显,而“唐宋八大家”之名最终成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万历七年(1759),茅坤《文钞》初刊本由茅一桂校勘,并刊刻于杭州。崇祯元年(1628),山东学政方应祥,出于重树社会风气的考虑,与杭州小筑社的同仁重新校勘,并再版茅坤《文钞》。方应祥当时在官场和科场的良好声誉,是此书成为明清两代流行古文选本的关键。崇祯四年(1631),茅坤之孙茅着,以其茅氏正宗的身份精校茅坤《文钞》之原稿,并由苏州金阊拥万堂梓印。茅着本的热销奠定了茅坤《文钞》在唐宋古文选本中的经典地位。自茅坤以后,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自成体系,形成全新的古文选本发展的走向。入清以后,于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两家选本得以延续。可见,“唐宋八大家”在明清两代的流传是依靠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为核心,明崇祯、清康熙、乾隆叁个时期储欣、沈德潜两家选本为骨干,同时期诸家选本为羽翼,流行海外的日韩刻本为辅助的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体系而进行的。
刘艺琴[4]2011年在《明代文话中的唐宋八大家批评研究》文中认为文话以中国古代散文为主要批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着作体裁,包含文道、文气、文运、文体、文术、鉴赏等多方面内容。文话正式产生于宋代,经过宋金元的发展演进,在明代进入繁荣阶段,《历代文话》收录明代文话共31部。明代文话蕴涵丰富的理论内容,唐宋八大家及其文章成为明代文话绕不开的评论对象,且出现了评论八大家的专着《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钞》论八大家表现出注重辨别各家艺术特征的特点。明代文话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思想、成就地位、艺术特色等方面的评论。论八大家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韩、柳、欧、苏四家论立意与文法两方面文论的称引与认同；论八大家的地位,一是将八大家视为一个整体,多肯定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文接续了先秦以来的散文艺术传统,二是评八大家各自地位的高下,尊韩成为明初文话的主流,以庄元臣、王守谦等为代表的爱苏派则深折于苏文的艺术魅力；论八大家艺术特色,则主要肯定八大家的文体贡献,辨析各家风格特色,揭示各家师学渊源。明初文话论文注重文道合一,对韩、欧的地位尤为重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较为温和,在对待先秦唐宋文章艺术传统的问题上认同大于分歧。正德前后一直到明末,派别之间的辨难此起彼伏,形成了明代中后期文话中唐宋八大家批评的剧烈论争局面。
付琼[5]2008年在《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时期的衍生和流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二十余种新的非茅选的八大家选本。崇祯元年以后,这些选本就成为八大家选本的主力,持久而活跃地在文学教育,特别是家塾文学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六种非茅选的八大家选本全部出自崇祯时期,清人自选的十四种八大家选本中有十叁种出自康乾时期。由此可以认为,崇祯时期和康乾时期是八大家选本衍生与流行的两个活跃期。
高洪岩[6]2003年在《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文中指出"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徐世民[7]2010年在《王安石政论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安石文集现存62卷,包括表、书、记、制、墓志铭、奏状、论说、杂着启、序等体裁,其中关乎政治的约有百分之七十。而其中可以划定为政论文的大约有七十来篇。这些政论当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有别具一格的风采。本文总共分五个部分。首先谈了王安石政论产生的政治和思想背景,这种独特的背景与王安石的政论和变法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其次谈了他政论文的思想内容,包括他的君臣思想,管制思想和人才思想。这叁个方面也正是其变法的主导思想,对其变法的结果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再次谈了它的艺术特色。以往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十分简略,或是点到即止,或是人云亦云,很少有能具体分析的。而这正是本文的一个突破点。再次,谈了王安石政论文的影响。由于历来王安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对其文的流传不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尽管如此,其艺术魅力仍然影响着一代代的文人,而其思想更是被一些有志于国家的积极变革者所推崇。然而,在对其政论进行全面论述的同时,固然他政论文的艺术和思想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芒,但是也表现了他的一些缺点。在用于任怨的气魄下却带有着同情心,而不主张裁汰冗员；在广泛发掘人才的基础上却实行了错误的人才策略。因此,本文的第五部分就是在充分探讨其政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提出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本文是以文本为基础,以其政论文的思想和艺术为重点,来探讨其政论的成就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简单的阐述一下个人对其变法失败的一点看法的综合性论文。
卢思逸[8]2018年在《浦起龙《古文眉诠》选评研究》文中认为《古文眉诠》是清人浦起龙选编的一部古文评点选本,全书收录了浦起龙对八百零七篇古文的评语,选文全面广泛,评语独到精切,是清代十分有代表性的古文评点选本之一。然而,这部评点着作一直以来受到的关注十分有限。本论文分为四章对浦起龙的个人经历、《古文眉诠》成书背景、选编特点以及评点特色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介绍浦起龙的个人生平及着述情况。他阅读广泛、学养深厚,然而生活清贫,加之活动范围比较狭窄,一生主要花在讲学与潜心着述两件事情上。浦起龙的着述类型十分丰富,不仅有诗、文、史的相关评点着作,同时还有一部专门的学术论文集与个人文集,体现了浦起龙宽广的知识面。第二章研究浦起龙选评《古文眉诠》的背景。浦起龙同时受到官方“清真雅正”文化政策与明清时期评点传统两方面的影响。他充分汲取前人的评点经验,以包容豁达的态度试图对各种思想主张进行一番融合,最终影响到《古文眉诠》的编选。第叁章考察《古文眉诠》一书整体的选文特征。一方面,浦起龙对待各个朝代的不同文体乃至文风,都表现出一种圆融通达的态度。这决定了《古文眉诠》收文广泛,并且不会对某种单一的文体、文风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然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的古文评点作品,《古文眉诠》在选文上则显得更加重视实用文体:实用文体在比例上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古文眉诠》在绝大部分选钞中也基本采用以奏议、诏令等正式文体为先的体例。第四章着重分析《古文眉诠》中评点的体例、文法等特色。《古文眉诠》的评点系统主要由夹注、解题、眉批、尾批四个部分共同构成,评语精炼独到,同时对文章行文之法有一定的揭示。其中,浦起龙擅长运用“点眼”的评点方式,利用简短的语句高度概括文章的内容,启发读者思考。浦起龙对古文的理解比较准确。一方面,他认识到古文的妙处主要蕴藏在其“圆美”的结构与内涵之中,并且表现出对这种风格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他主张文章应当行文自然,反对拘泥于“死法”,认为刻板地遵循文法只会导致文境枯竭。遗憾的是,《古文眉诠》中虽然表现出对自然文风的赞赏态度,但并没有提供使得文章摆脱“死法”的具体方法。
吴志坚[9]2009年在《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考论元代科举及其与士人文风之间的关系。全文分为九章。第一章总结前人研究,简单回顾唐、宋科举的历史。第二章对元代科举制度特点进行辨析。认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制在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客观上也有优待内解,调停南北的功能。同时,元代规定以“程、朱为主”,但“科举标准”并不完整,比较重视经典本身。元代科举考试另一个特点是对辞章的重视。这个特点表明朱熹对元代科举影响局限在明经考试中。元代科举政策是当时“辞章派”和“理学派”不同意见的折中,它反映出“道文合一”思潮的强大影响力。王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本文根据“丁酉诏令”,认为在判断“戊戌选试”性质时,应该区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及其执行者耶律楚材的个人意图。这是第叁章的主要内容。第四、五两章系统考述了元代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制度以及举子在此过程中的活动。认为元代乡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沿袭唐、宋发解试中以有司为主导的传统；而聘任馆阁官员和地方大儒作为考官、同考官的做法则被明、清继承。元代殿试考试地点在翰林院,皇帝并不亲临其事；进士及第后庆贺活动的规格和规模也不及前代。蒙古最高统治者对汉地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疏离,正反映出元代科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地位。元代考试制度是在总结宋、金,尤其宋代制度的基础上简化而成。并由此奠定了明、清两代制度规模。第六章首先考察了叁场中的经义、古赋、策论出题答题的情况。认为元代经义出题严格遵守朱子《贡举私议》禁止断章关题的意见。答题则基本延续南宋程式化的十段文,即所谓“张庭坚体”。这就使南宋十段文到明清八股文形成一个延续的发展过程。元代古赋的出题并不太偏,但对题目不加说明,也不许请题,所以有一定难度。答题则趋向程式化,以模仿骚体古赋为主。第叁场策问有针对时事、不避时忌的特点,对策则多切直。科举考试决定科举教育。本章第二节考述元代科举停废期间和恢复以后科举教育的情况。并特别考察了科举教育中对作文之法的教学,由此探讨科举教育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谱系是在科举影响下于元代正式形成的。第七章首先简单回顾了元代初期南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此后,围绕着北游南人这个群体,认为元代中期形成平易雅正的文风不仅是南人理学修养的外在表现,同时它还是南人游士的干进文风,和艰难环境中的自处之道。此后,南人在馆阁占据主文的地位,其所主张的文风随之成为元代的馆阁文风。至于这次交替原因,本文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人、南人仕途不同而导致的不同选择。在第八章中,馆阁文风最终落实在科举考试上。本章内容围绕乡试考官群体展开,首先考证、列举考官五十余人,认为南人馆阁官员是元代乡试考官的关键主导群体。正是他们倡导平易雅正的馆阁文风,并通过科举使这一文风风行天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散文还有宗秦、汉的倾向。这种倾向分南北两派。北派以质实为特点。南派以浙东学者为主,吴莱、宋濂是其代表,有战国辩士之风。此派发展的结果是元末散文诸子化的特点,成为元代散文创作的最高峰。本文最后一章讨论元代中期以后诗歌创作与科举的关系。认为虞集等元诗四大家提倡“雅正”的“盛世之音”,与散文提倡雅正平易同出一辙,都受到科举的强烈影响。不过,此后诗歌的发展趋势却与散文不同。部分蒙古、色目人“华化”,加入元代诗歌创作的队伍,其心态与南人游士异趣,更注重诗歌的新鲜感。而科举的实行,也使士人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加上其它一系列因素,使得元代后期士子普遍具有独立自由的个性,诗歌创作上呈现出在宗唐基础上百花齐放的景象。
冯丽君[10]2004年在《桐城四祖与《史记》》文中提出接受美学方兴未艾，它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功证明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接受美学。然近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学界对司马迁《史记》的接受研究寥寥无几。鉴于桐城四祖文集中处处表现出了接受《史记》的倾向，所以笔者想借用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对桐城四祖与《史记》作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 接受美学认为，接受行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包括接受的背景与动机，具体的表现以及深层次的创作影响。据此，文章分了叁个部分：引论列举了桐城四祖与《史记》的关系，并补充说明了把桐城四祖而非桐城叁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部分从社会历史、文学原因和桐城文化叁个方面，阐述了桐城四祖选择《史记》作为接受对象的背景与动机；第二部分着重于内容与理论两方面具体分析桐城四祖对《史记》的接受，其中内容方面截取的是太史公释名、人物评品、《货殖列传》的接受叁个角度，突出了桐城四祖接受《史记》的独特之处，而理论部分重在探讨四祖对司马迁写作思想及以往散文创作理论的双重超越，力图展现《史记》在中国散文史上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第叁部分论述了四祖在创作上对《史记》的接受以及成就不如《史记》的原因；余论则试图分析桐城派中其它文人的理论及创作的特点，以期对桐城派发展、衰亡有个大概的了解。 《史记》是史传文学的颠峰，后世的散文创作从中撷取了无数的营养；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理论与创作的代表，对这两者关系的探寻，无疑有益于把握《史记》在中国传统散文理论与创作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桐城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承袭演变及清代古典散文的兴衰。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散文“风神”研究[D]. 卓希惠.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2]. 唐宋八大家新探[D]. 章晓历. 扬州大学. 2001
[3].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渊源与流传考论[D]. 梅篮予. 复旦大学. 2010
[4]. 明代文话中的唐宋八大家批评研究[D]. 刘艺琴. 中南大学. 2011
[5]. 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时期的衍生和流行[J]. 付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8
[6].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J]. 高洪岩.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7]. 王安石政论文研究[D]. 徐世民. 暨南大学. 2010
[8]. 浦起龙《古文眉诠》选评研究[D]. 卢思逸.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9]. 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D]. 吴志坚. 南京大学. 2009
[10]. 桐城四祖与《史记》[D]. 冯丽君. 浙江师范大学.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