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国际共运史学科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科教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40-05
一、建国以来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的基本回顾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以前，国际共运史尚未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联共(布)党史。如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就是照搬苏联，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讲授联共(布)党史。其教材便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随后各高校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教学模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便成了各高校的通用教材。
在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扬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等错误的背景下，中国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也开始酝酿改革。1956年秋，刘少奇对高校马列主义课程设置作出批示，要求开设“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①，但理论界认为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名称更好一些②，这样，国际共运史课程就正式取代了原先的联共(布)党史。许多高校都设置了这门课程，有的还把它设为一门专业。如中国人民大学自1956年秋起便在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开始系统开设国际共运史专题课，并从1959年起设置了国际共运史专业。课程规范化必然把教材编写提上日程。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的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问世。该教材上自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运动，下迄1958年，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国际共运史教材。教材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由师生协作突击完成，内容粗糙，质量不高。但它毕竟是我国国际共运史教材的开山之作，在教材建设史上的首创性地位应予充分肯定。
1961年，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湖北大学的专业教师组成编写组编撰新的国际共运史教材。教材经修改后于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两卷本，共十章。其中前五章自马克思主义诞生至马克思逝世为第一卷，后五章自第二国际创立至十月革命胜利为第二卷。1975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把自己1972年编印的国际共运史讲义修订后，作为“征求意见稿”，1976年作为该书的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写到十月革命胜利，共六章；下册从十月革命写到教材撰写当年，当时仍在修改中。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1976年先后出版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1848-1924)》和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编写组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1848-1917)》。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内部刊行试用的同类教材。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教材明显存在“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突出经典著作、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大党作用的倾向”③，其典型表现形式便是在教材前面专门辑录有论述“革命”、“斗争”等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毛主席语录”，从而给这些教材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最鲜明的烙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社会观念的急剧变化，国际共运史教材的编写思路开始发生迅速而急剧的转换。这一转换在“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的教材修订与出版情况中有较为清晰的反映。如前所述，1976年和1977年出版和修订的教材，其撰写时间大都是“文革”后期，基本沿袭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指导思想，“力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突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概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历史经验”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教材编写思路，从研究对象、主线到体系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在文科类院校恢复了四门政治理论课。国际共运史课程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政治学、国际政治以及师范类政治教育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主干课，也是文科院校各专业学生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国际共运史教材的编撰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国内先后出版各类国际共运史教材40余部，有些教材还多次修订和再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组织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高放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张汉清等主编的《简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叶宗奎等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周作翰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姜琦等编著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这十年间出版的教材数量占迄今国内出版教材总数的2/3以上。这些教材在逐步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开始重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框架结构、编写主线等进行了有益探索。同时，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20多个省市都有同类教材出版，而且大量教材的编写属于多院校合作，除个人主编多校合作之外，还有不少的三院校本、四院校本等集体编写的教材。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教学辅导材料和自学辅导材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取消了文科院校的国际共运史课程，由于高校专业调整后国际共运史专业在本科中逐渐消失，由于教育部学科调整后原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与国际共运史专业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并且科社与共运专业在高校本科教学中也基本消失，国际共运史课程在高校中大幅下降，在大多数高校本科教学中甚至基本消失，只是个别高校的个别专业压缩了学时和学分后还勉强维持，这样，国际共运史教材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共运史教材编写也迅速趋冷。据统计，1990年以来的20年间，国内出版的各类国际共运史教材仅十余本，如周尚文、匡萃坚主编的《新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读本》，汤润千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姜琦、许可成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周作翰、梁亚栋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杜康传、李景治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等。这一时期教材的特点，一是基本上都是通史，即概要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年的整体历史进程；二是“简”，一般都是以三四十万字的篇幅涵盖国际共运150年的历史；三是厚今薄古，即一般都把重点放在20世纪以后。
二、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的主要成就
纵观这些教材，其主要成就有：
第一，推动了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建设。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学科建设的整体发展。建国初，国际共运史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1956年秋，中国人民大学确定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后，便开始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许多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国际共运史课，师范院校还把它作为政教系的专业课程之一。这就基本确立了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此后，教材编写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教材内容的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建设。如1961年高等教育部组织编写新教材时，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多次讨论，带动了此后各种版本对本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语言表述的不断明确化和规范化。1979年教育部组织编写新教学大纲和1983-1984年修订教学大纲时，对研究对象、教材主线、教材体系、教材内容、教学重点、教材框架都进行了较大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是教材建设本身的重大突破，而且也是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
第二，推动了国际共运史知识的普及。教材的特点是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对于非国际共运史专业的大学生和各级党校、干校普通学员而言，他们对国际共运史基础知识比较系统的了解，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对相关教材的学习获得的。各种国际共运史教材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共运史基础知识在高校大学生和各级党校、干校学员中的普及。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共运史被列为普通高校文科类各专业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先后出版了几十部相关教材，这些教材每次印数都在万册以上，并且多数都曾数次再版。仅以广东省高校编写组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要读本》为例，这个在国内众多高校中并未被广泛使用的教本在1980年初版发行后，短短三年内就出了五版。众多教材的出版，对国际共运史知识的普及功不可没。
第三，推动了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化。教材负有主动传播知识的责任。一部好的教材对政治性、科学性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教材的相关表述会直接影响到众多青年学生和党政干部的认识，他们又会把通过教材所接受的知识传播给别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史实是否准确、观点是否正确、提法是否科学，都需要认真讨论和仔细推敲。编写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难题，会促使编写者甚至问题所涉及的整个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如关于国际共运史的起源和分期、高潮和低潮问题，关于第二国际的评价问题，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关于苏联模式的功过是非问题，关于苏东剧变问题等，都是教材编写中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难题。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会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同时也会大大推动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深化，从而推动国际共运史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化反过来又会推动教材建设。
第四，凝聚了国际共运史人才队伍。集体编写、团队合作是教材区别于个人专著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览国内出版的几十部国际共运史教材，除极个别外，基本上都是集体编写、团队合作的产物，不少教材还是跨学校、跨地区合作的产物。通过教材的编写，增强了学科专业人才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凝聚了学科队伍，培养了学科骨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老、中、青教学和研究团队。
第五，积累了国际共运史教材编写经验。建国初，联共(布)党史教学使用的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在1956年秋着手编写国际共运史教学大纲时，也是参照《教程》的体例来确立教学内容与教材框架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共运史教材的编写，从基本内容、主体框架直到章节目标题的表述都深受《教程》的影响。如我国第一部国际共运史教材就把自己明确定位成“围绕两条路线的斗争，着重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经验，揭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书”。早期的共运史教材基本上沿袭了这一编辑思路。从形式上看，早期教材的章节目标题都忽隐忽显地闪动着《教程》的影子。如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七章的标题为“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五章的标题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连标点在内50多字的长标题并且通过标题来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大特色。随着编写经验的积累，我国共运史教材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首先，指导思想和内容设计逐步克服“左”的流弊，努力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其次，框架结构、谋篇布局，包括章节目的设立都力求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及教学自身的规律。如早期教材在内容安排上只是照顾到了时间顺序，从而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内容分散在多个章节中，在同一个时期内许多事件相交叉，给教与学都造成了很多困难。后来的教材编写不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使内容相对集中起来，既便利了教学重点的突出，也便利了阅读者把握学习线索。最后，文字表述也力求简约、明了、精当。如后期的国际共运史教材基本上不再采取早期教材章节目的模式，一般的章节目标题中不再出现几个句子组成的小段那样的冗长表述，而是采用非常简单明了的文字表述方式。国际共运史教材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精益求精的过程。
三、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的主要教训
通过对国际共运史教材的梳理，我们认为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第一，教材编写不能任意剪裁历史。任意剪裁历史的做法，在早期教材编写过程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例子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统领教材，把一部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扭曲成国际共运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甚至模仿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史，在国际共运内部找出十多个“机会主义”头子，从蒲鲁东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把国际共运史简化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个领袖人物在不同时期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史。一些学校还把国际共运史课程直接改名为国际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史，甚至编写出版了同名教材，如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史上的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第二，教材编写必须遵循教材建设规律。编撰教科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每一个史实、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提法，都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广大读者负责。教材的编写既不能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搞短促突击，也不能为了商业目的而粗制滥造。否则，一旦谬误流传，将贻害读者，流毒后人。我国第一本国际共运史教科书就是政治大跃进的产物，甚至最后未经统修统改即付印出版，内容粗糙自不待言。20世纪80年代是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但遍地开花也难免良莠不齐。一些教材质量不高，除编写者水平有限之外，也与编写者对教材编写的严谨性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一些编者没有任何教材编写经验，对教材编写的基本规则不去认真研究，只是出于某种个人目的而临时拼凑队伍，匆匆完稿即付印出版，质量当然无从保障。这实际上是另一类型的教材大跃进，同样不足效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下，出于某种商业目的而粗制滥造的教材更应避免。
第三，教材编写必须突出个性特色。纵览国内几十部共运史教材，真正有特色的并不多。一些教材内容雷同、形式雷同、风格雷同，甚至语言文字都相差无几。对此，有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各单位集体编写的国际共运史教材和专著已经够多，后来出版的本子多半是前面出版的压缩本，特色不浓。”⑤如果一部教材既不能提供新观点，也不能提供新体例，又谈不上新材料，当然没什么特色可言，也谈不上什么生命力。一部优秀的教材，既要遵循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还要能凸显自己的特色。如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部政教司组织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修订本)》，只是把国际共运史的内容分别列出四篇八个专题二十六个目，为教师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预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在不违背大纲要求的前提下，编写者完全可以根据不同教学的需要和各自的优长撰写出具有不同风格、不同侧重的各具特色的教材。遗憾的是，依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科书，除少数体例新、观点新、史料新者外，相当一部分并未能彰显个性，突出特色。
第四，教材建设必须与学科建设形成互动。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学科建设也需要教材建设的密切配合。如果学科被边缘化，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便很难出现好的教材。而失去优秀教材的支撑，反过来又会制约学科建设的发展，导致专业人才流失、专业队伍溃散、学科渐趋萎缩甚至死掉。国际共运史教材的编写从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相联系的。正是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建立和课程建设的需要，促成了国际共运史第一本教材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教材市场的繁荣，也是与该时期国际共运史学科的空前发展相适应的。反之，当国际共运史学科发展面临危机的时候，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也会随之遭遇困境。例如，1964年以后高校精减课程，不少学校的国际共运史课被裁掉，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余年时间里，国际共运史只是在一些文科院校被保留了下来，加上当时国内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也大体处于徘徊状态。同样，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的高校学科调整之后，高校基本上取消了国际共运史课程，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再次出现大规模萎缩。这一状况至今未能改变。近年来市场上已鲜见国际共运史教材，国际共运史学科也始终未能摆脱何去何从的困扰。而不解决学科建设的尴尬处境，教材建设颓势也将无从改观。
四、对新编国际共运史教材的思考与建议
2008年7月，国际共运史被正式列入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这对于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倘能抓住机遇，必会推动国际共运史教材建设上一个台阶，对国际共运史学科建设也将大有裨益。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编写出一部有份量的精品教材，认真汲取数十年来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首先，教材编写不应无的放矢。一部教材，编写之前首先要确定其基本读者群。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当时国际共运史既是高校和各级党校马列、科社、党史、政教、苏东等系所的专业主干课，同时还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学生的政治理论课，教材需求量巨大，从而带动了教材编写和出版的空前繁荣。针对不同读者群的教材各有自己的市场。如有专门针对科社专业和共运专业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有针对师范院校政教系学生的专业教材，有自修国际共运史的概要性读本等，不同读者群要求不同，教材编写的风格、内容、详略也各有侧重。90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共运史不仅不再是高校文科的共同政治课，而且国内高校也几乎不再招收科社与共运专业的本科学生，一些较为相近的专业也大多不再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那么，今天国际共运史教材的读者群是什么人呢？没有基本的定位，教材又是为谁而编的呢？往浅了说首先需要解决市场需求问题，往深了说是首先要解决学科定位问题。这恰恰是教材建设的瓶颈。这不是教材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又是教材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其次，教材编写不应混淆主线。第一，国际共运史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二者毕竟不能等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框架中，共产主义运动与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是并列的关系。而在国际共运史的框架中，共产主义运动是主线，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不是并列关系，只有当它们与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时才会被涉及。第二，国际共运史是国际共产党的整体发展史，是世界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艰辛探索和奋斗的历史。但它既不是某个国别的共产党史，也不是各个国别的共产党党史概览，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体进程的历史。第三，国际共运史是运动史而不是思想史、学说史和理论发展史。它凸显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一探索既表现为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求索，也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每一次实践经验的升华便是一次理论飞跃，而每一次理论的创新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实践跃进。但在国际共运史的框架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脉络始终只是作为一根若隐若现的伏线存在的。
再次，教材编写应以建设性思维统领全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与派别斗争，乃至共产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都难以避免，但这不是国际共运史的主体内容。国际共运史是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和社会进步史，它记录的是共产党人在每一时期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编写国际共运史教材，应以建设性的心态对待国际共运史，应以建设性的心态去展示成就、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国际共运史不应该被简单地看成是一部纯粹的内部斗争史，而应是一部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追求人类解放的艰苦探索史。贯穿教材的总纲，教材的章节目都应凸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与理论成果。
复次，教材编写的基点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中国一是说我们写的是中国人眼中的国际共运史，是中国人对国际共运史的理解；二是说我们编写教材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服务的，它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眼世界是说我们编写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总结的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放眼世界是为了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批判的精神和建设性的思维，认真总结和借鉴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的编写应立足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反映国际共运的新发展、新动向、新问题，反映当代中国学者的新理念。
最后，教材编写不应忽视编写技巧的借鉴。在纯粹技术层面，教材编写史上的好传统不应丢弃，一些优秀教材包括国外教材的好的做法都应充分吸收。如早期教材曾配有一些插图，虽然印制较为粗糙，但仍为读者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国外不少教材所用的彩色插图给读者的视觉效果更加鲜明。事实表明，带有大量精美插图并配有简单说明文字的教材要比单纯“白纸黑字”的教材更受欢迎。再如，经过不断探索，有不少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教材除插图外还根据不同情况配有“核心提示”、“基本概念”、“导读”、“深化阅读”等内容，通过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或者一个醒目的方框，便给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独特视觉效果。这些成功的做法也完全可以借鉴过来。另外，作为史学教材，附录简单的大事编年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借鉴不是照搬，哪些做法更适合，更有利于催生出一本优秀的国际共运史教材，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②《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③⑤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7页，第66页。
④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编者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