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来“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0月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西安联合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自此开始，关于“转换”的话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随着1997年初《文学评论》开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专栏集中发表一批讨论文章，矫正20世纪文论研究忽视古代遗产的做法，强调从古文论中汲取营养，逐渐成为不少文学理论界同仁们的共识。但1997年广西师大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10届年会上，在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许多疑虑和异议。关于“转换”问题的讨论也由此展开，逐渐深化，迄今不止。
关于古文论研究的整体意识和方法思路，其实在80年代就有一些讨论。王元化先生于1983年提出古文论研究要克服分工过细、各学科彼此隔绝和孤立的状态，采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和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法”，去整理和分析古代文论，发掘和阐释其中的理论问题，弄清历史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此基础上找寻和抽绎出“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注：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80年代中后期，古文论研究界对自身研究的现状、成果和走向也进行过一些讨论（注：重要的研究总结如，张兵：《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牟世金：《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之我见》，《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张少康：《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问题》，《求索》1988年第2期；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等。）。1996年以来的论争，从目前的论争形势和格局来看，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96年“转换”论出现开始，“转换”的思路得到呼应，但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进行转换，以何种方式进行转换的不同意见上。第二阶段是论争深化的阶段，主要从1998年下半年起，以又一批古典文论研究学者开始介入讨论为标志，大致到2000年底。讨论进一步集中到对古文论研究应不应该注重“用”、如何实现古文论之“用”、古文论究竟有无体系、如何理解“现代转换”等核心问题上。第三阶段从2001年论争过程中出现怀疑、反思、剖析和诊断开始至今，论域进一步扩展，逐渐开始认定古文论作为传统遗产，强调研究主体的现代视野和阐释，并且上升为对古文论研究学科与总体文论关系的思考。从整体上看，数年的讨论有其一以贯之的线索，即：从理论上界定古文论研究有无必要注重现实之用、如何理解古文论研究的学科定位、又怎样实现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牵涉若干子问题，现择其大要记述如下：
1.古文论研究要注重“用”，还是“不用”？
关于古文论研究的目的，过去一直讲“古为今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古为今用”却有不同的理解。在转换思路的激发下，人们加深了对这问题的认识。蔡钟翔认为，存在着研究与利用两个方面，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古文论自然应该保持古人的本来面目，研究和阐释中难免发生变形、走样，但目的是“还原”，应该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力求准确地诠解古人用语的实质。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构建当代文艺学，则应容许在古人的语言外壳中加入新内涵。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恰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发展。这种“六经注我”是利用古文论资源来搞文艺学建设，不必要求“还原”，恰恰需要“改造”，“现代转换”是非常必要的（注：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在他看来， “实事求是”与“六经注我”似乎并不冲突，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蒋述卓重申了古文论“古为今用”的原则，他认为，转换必须要古代文论研究者和当代批评家双方配合、携手共进，只有在参与现实之中，才可真正发挥出民族精神的魅力，也才可进入当今文艺理论的主潮之中，也才有古代文论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今用”，亦即所谓“意义的现实生成”（注：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阮国华则反思了古代文论长期处于象牙塔中的寂寞和精英化倾向，指出古文论的精华作为一种积极的经验和传统，浸润着当代人的审美实践，渗透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广阔空间中。因此，学者们应该使古文论精华与当代人们多方面的审美活动接轨，使它们润物细无声地指导和影响审美实践。比如，应向大中学生推介古代文论的精品，纳入基础或素质教育的内容中；应提高学者自身素质，为一般读者撰写一些带有普及性的古代文论读物；应该让古代文论与文学创作、鉴赏，乃至不同类型、不同侧面的审美实践，比如音乐、舞蹈、书画、工艺、建筑、园林、规划甚至化妆、服饰等民众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几千年来的古代文论精华才能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家珍，“飞入寻常百姓家”（注：阮国华：《应该让古代文论走出象牙塔》，《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罗宗强从90年代学术文化语境出发，强调在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上不能把古文论的研究目的理解得过于狭窄，因为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虽不能直接为生产所用而对于未来生产的发展却至关重要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往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注：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童庆炳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将“不用之用”与“古为今用”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建设当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中华古代文论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也许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可能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它原本在另一个语境中，现在转移到一个新的语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完全协调的，但经过不断的磨合改进，旧的“武器”派上新的用途，也不是不可以的。在古今中西融合之路上，已经有前人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前辈们走过的路，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或是有创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越走宽（注：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458页。）？
2.研究应加强“论”的还是“史”的研究，古文论有无体系？
有学者如陈伯海、黄霖、曹旭认为，近年来出版了人民大学蔡钟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上，上述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所以，下世纪的研究是否应该“不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上”，“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注：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陈伯海强调，对古代文论进行实证型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以此为基础，在新的世纪里从初步的“清点遗物”转入进一步的“盘活资产”，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内涵，活用好这笔精神财富。讲究“实事求是”，应该是以“实事”为起点，更是以“求是”为目标，这个“是”指的是“实事”中内蕴的意义所在。古文论研究不能成为“整理国故”，应该更进一步，意识到它同时是一种活生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使之发挥更大的社会功效（注：陈伯海：《从“清点”到“盘活”——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的风景线》，《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蒋寅确认文论史研究已臻饱和的想法其实是种“幻觉”，也是古文论研究中一种突出的“理论阐释”迷执，必须加以破除。在他看来，理论是令人恐惧的：“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21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一个民族文学的古今差异远甚于同一时代文学的民族差异，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反映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抱有涵盖古今文学的野心，那就必然会像抽象地谈论艺术本质一样落入荒谬的逻辑困境”。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成绩也非常悲观：“由于没有解决哲学基础的问题，又脱离中国当下文学经验，一味稗贩西方现代文论，而缺乏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言说立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解释能力”。因此，他对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感到非常难理解：“然而在我看来，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因为理论是令人恐惧的，无可救药的，所以他相信，把古文论研究做成“历史”是唯一的途径：通过其文献的、个别的、特殊的和本土的呈示，“历史”既可以拯救当代文论缺失了的立场，恢复对一切文学的经验，还可以展示中国传统和古典的精华，保护地方性和本土性，抵制西方的模式延伸到中国。因此，他确认，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是以历史研究的型态存在的”，只有在历史过程的呈示中，理论的全部内涵及其背后的语境才能浮现出来（注：蒋寅：《古典文学研究三“执”》，载《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
“抵制理论”的另一方面原因，与百年来文论批评史研究中两个基本问题相关，即：中国古文论的民族特色何在？中国古文论有无体系？罗宗强对古文论有无所谓民族特色，有无必要概括成一定的理论体系问题，就持有许多疑问。他认为，刘勰、严羽、叶燮各有体系，但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呢？不好说。选刘勰而排除掉严羽，不公平。把古文论的各色各样的论点，按我们的需要，加以分析综合，构拟出一个体系， “六经注我”，但那是“我”的体系呢，还是古文论家的体系？古代文论的范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体系？各家各派的文论家、文评家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只能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这框架里各人装进各人的东西，各道其所道，各自成其体系。而这框架，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特色，因为他们感兴趣于这些共同的领域，力求通过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此而已！”从总体上看，罗宗强更倾向于把古代文论研究当作一种历史科学来研究：“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文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时异、事异，要用同一个标准（即使是经过改造的标准）来要求，是很难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把古文论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今日之话语，把它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以说明今日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恐怕难度就会更大”。他表示，不能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仅仅依靠于对古文论的话语转换，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在他看来，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因此，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尚须积之以时日”（注：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陈良运不同意罗宗强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文论中固然很多概念充满了异质成分，但大多数概念自其起点开始都有一条作为核心的贯穿线，历史理论只是在增益的过程中使其外延出现多向性，因此“复杂中还有单纯的一面”，没有必要把传统文论过于复杂化。同时，也有必要梳理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对古代文学观念和范畴的清理工作必须有当代文艺学家的参与，因为必须运用当代多种新观念和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以古注古”中解脱出来，不再在原有的观念范畴内兜圈子。至于体系建构问题，正如对古代文论史、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历史总体认识一样，不过是力求达成对古代文论逻辑总体的认识，以资作为当代文论建设的一个辅助形态，一个组成部分，给当代文艺学建设提供总体的参照。因此完全忽略古今中外文论家的体系建构的意识，既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现当代学人工作的不尊重（注：陈良运：《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晚近另一位学者张伯伟也以其实绩证明，在文献学的基础上，以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的综合研究法，调动各种手段验证或修正先前的各种假说，可以“揭示隐藏于事实背后的思想意义，梳理在不同时代诸多现象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厘清在貌似无关的领域之间的内在理路”，从而“构筑一个有价值的解释体系”。张伯伟认为，无论是就一家思想而言，还是就古代文学思想的整体而言，“形式的零散并不就意味着思想的零散”，“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批评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整体中考察，人们可以发现，虽然时空条件有异，其批评的着眼点和方式却有其固定的几种模式。仿佛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左右着他们的思维惯性。这一‘磁场’，就是某种特有的文化精神。将古人的思想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下考察其形成及演进，我们就能发现，在貌似零散片断的形式掩盖下，是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存体系的，而且这一体系也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注：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2、4-5页。）。
童庆炳则认为，那种侧重一人一事一个观点的考订、解释的“微观研究”诚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揭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性的前提下对普遍规律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介入当前的文论建设，才能与世界对话与沟通。除《文心雕龙》这类“体大思精”的少数著作外，中国古代文论多数著作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点到即止的，但我们不可看轻这样的形态，它实际上在深层隐含着一个潜在的体系，有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揭示。今天有许多学者已经在挖掘和总结这个体系，成就不小。他特别地指出，宏观的研究，不是就“兴观群怨”谈“兴观群怨”，就“以意逆志”谈“以意逆志”，就“神思”谈“神思”，总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放置到古今中外所形成的视界中去考察把握，并从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甚至提出新说。
大体而言，罗、蒋二位先生的观点与90年代学界曾经提出的所谓“思想淡出学术淡人”的思潮暗合，它很类似于10世纪中后期德国经济学、法学和史学领域的“兰克学派”的“历史主义”思路。“历史主义”的思路很复杂，可取处也很多，但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是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因为它一方面注重经验—分析的客观主义研究，强调以历史事实和文献为基础，以“史料为上”，反对对古人进行现代阐释，另一方面又讲究今人与古人“同情”的研究，崇尚以体验、理解和生活经验的精神科学为主要旨趣。这种强调人文学科行其蚀特性、力图达成对传统和古典的“全面理解”的思路，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主义”思路往往形成“历史反对理论”的倾向，也很可能在一种文献至上、以古证古的面目下使客观价值服从于主观价值（注：在中国，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但很少注意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历史主义”可能存在的危害性，很少研究西方许多学者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对“历史主义”的警惕，这是值得反思的。相关研究，可参阅George C.Iggers,The German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y(Middletown,Corm.,1968)；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元化在80年代曾严厉地批评这种学术倾向（注：王元化先生批评道：“有人以维护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的和时代的特殊性为借口，反对以今天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对它进行剖析，从中探讨古往今来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区别其萌芽形态与成熟形态，探索其发展进程，同时并由此去辨同异，以揭示我国传统文论的民族风格。……拘泥于以古证古的办法，往往不免陷入以弹说弹的困境，而永远不能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暖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持这种主张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以为只有以古证古才不会产生比附之弊，殊不知，以古证古同样会出现比附。这不仅仅在目前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就是在前人这类文章中也可以同样找到不少例证。……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解、生搬硬套的毛病，其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研究工作也不能止于乾嘉学派，那就是绝不逾越前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甚至在治学方法上也亦步亦趋，墨守成规。”详见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认为，在古文论研究中，必须历史与理论辩证兼顾，古文论研究要注意把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寻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文学的范畴，概念，以至法则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化的，但是作为文学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和方法，都并设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把那些随着历史进展而消亡的范畴、概念、方法、法则和最普遍最根本的范畴、概念、方法、规律严格地区别开来。另方面又必须把后者的萌芽形态和成熟形态、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所变化了的形式与性质严格区别开来，而不能一律相绳，采取简单比附的办法”。他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
3.如何看待“转换”：是回归母体，是阐释、改造、翻新，是当代创造，还是现代转化？
在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具体思路方面，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张少康认为，在当代文艺学建设中确实有必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而与古代文论不搭界。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两支队伍互相分离，其实本来应该是一支队伍。因此文论界要“改弦更张”，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注：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这是一种“改弦更张，回归母体”的转换思路。
第二种思路则强调转换的“当代性”基础和“改造”、翻新”的“盘活”思路。钱中文认为，现代转换实际上就是用“当代性”来审视古代文论，对古文论遗产的转换和阐释必须“要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并且要“结束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术思想上，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而应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思维，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注：参见屈雅君：《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钱中文：《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陈伯海则认为，不仅古文论需要现代转换，整个古代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需要转换。必须致力于传统的推陈出新，否则传统就成了古董。而“转换”必然包含发展，但不限于在既定框架里的扩充、延伸，因而也就意味着改造、翻新。今人对历史的各种研究和诠释，都已渗入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本身就有改造的成分。不过改造并非臆造，也不同于另起炉灶，所以事物固有的材质、性能自还有留存的余地。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或许就是古文论现代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注：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第三种声音则强调“转换”应该有所突破，应该创造，把古人思想的材料做成关切当下生存状态的“真理”。程勇认为，古文论研究历史存在着两种研究类型；一种是解释型，一种是创造型。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80年代以来的“中西比较”、90年代提出的“古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无论是“求真”还是“求用”，都是解释型的，都是把古文论作为知识对象来看待的，而没有真正做到“创造型”，因为“古文论仅仅提供了一些思想的材料，我们所要做的是将其做成真理”。程勇认为：“那种一味求真的态度是谦逊的，但不足取，而且，我们是不能回到原本中去的”，“对古文论研究来说，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回到文化创造的思路上来，古文论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状况的隔膜的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注：程勇：《解释型与创造型：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两种类型》，《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可惜论者没有进一步申明在古文论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所应有的限度。
还有一些专家则注重古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强调“转换”应该是现代视野中的古代文论，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也就是现代阐释），注意阐发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童庆炳认为，现代视野中的古文论研究在策略上应该坚持“三项原则”，即历史优先原则，“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和逻辑自洽的原则。坚持历史优先原则，意在强调尊重历史，理解古代文论有必要尽可能在原本的语境中，有必要通过科学的考证和细致的分析尽可能接近历史。坚持“互为主体”对话原则主要是指在中西和古今两个维度上都要坚持互相参照，相互对话，在对话中碰撞出真知灼见。把古文论“激活”，视之为参与对话的“主体”，与西方文论这种“异质”主体，三方会谈，这样彼此之间可以“互补”、“互证”和“互释”，揭示文学的共同规律。坚持“逻辑自洽”的原则，就是讨论问题，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证西，或中西互证互释，都必须要做到不仅形式上的而且是辩证上的“自圆其说”（注：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东方丛刊》2002年第1辑。）。
4.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怀疑与支持
论争中出现了不少怀疑的声音。蒋寅激烈地质疑“转换”说：“所谓‘转换’，同样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含糊概念，不知道是指扬弃，指阐释，还是指改造？”他表示同意陈伯海将转换理解为通过比较研究和分解诠释，使潜藏在传统里的隐性因子转化为显性因子，但不同意陈氏说转换也是发展、改造、翻新，认为这就让人觉得像给古罗马斗技场“盖上屋顶，配上沙发，加装全套音响设备，让雅尼乐队演奏现代音乐”。这样，一方面他同意作为阐释的“转换”，反对故意改造的“转换”，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学者的素质低下”，“转换”无法达到西方文论的高度，也就是“现代的文论”的高度，所以不如不提。他感到，在同时面对“有复杂内涵”的古代和当代“素质低下学者”的时候，“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注：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第9-10期；《古典文学研究三“执”》，载《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胡明则认为古今文论的距离也就是中西文论的差距，而古代文论界与现代文论界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两班人马都在自己掘开的洞口小天地里唱歌跳舞、多情自赏，各摆弄各的工具，各称说各的话语”。他讽刺说：“现代转换”已经“收工”：“‘转换’、‘贯通’的历史要求并未落实，最多只能拿出一些用来炫耀与装饰的皮毛功绩、一堆思考与探索的半成品：模型与工事。彼此对对方的掘进方案与技术深怀疑团，结果是日长师劳，知难而退，悄然收工。——西自西，东自东，古自古，今自今。”文学理论建设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文学自身的生存逻辑被偷偷置换，文学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纷纭复杂、生动活泼的文艺现象，无力回答当今文学创作对理论指导的追询与质疑，显得苍白、委琐，充满着困惑与无奈，它的体系的建构伦理面临空前的危机”（注：胡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另一位学者郭英德在反对90年代以来古典研究中出现的“小题大做”、“舍内求外”、“考据至上”和“制谱成风”的“私人化”“国故”学风的同时，却也将“现代转换”论与“失语证”说等同视之：“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注：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他同蒋寅一样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化）”完全是个“伪命题”，对它着实讽刺嘲笑了一通。
童庆炳明确反对胡明、郭英德在现代与古典之间人为制造的“不可通约性”，认为他们没有看到“现代”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加以吸收，尤其是对于传统中的“民主性精华”加以吸收和改造。他同时也反对胡明把百年中国现代文论不加分析地“归于西方”的做法，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就是中国现代文论，无数事实证明，它植根于百年中国自身现实。童庆炳还以事实反驳胡明给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喊停”、“收工”，宣告“转化”、“贯通”的“尝试”已经“失败”的做法，表示看好“现代阐释”、“现代转化”的学术前景（注：童庆炳：《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不可能的吗？》，《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有关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是当代文学研究一次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它加深了目前研究界对古文论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的理解，也加强了学者们对古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笔者以为，讨论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和现代性视野中对文学理论的百年历程的总结和反省。一方面，有必要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全球化语境中，理解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思路。全球化是文化多元化，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必然会浮出历史的地表。重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针对百年学术中疏离传统的“批判”、一味学习西方的“横移”、忘记建设而进行“破坏”的倾向，主张激活建基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古代文论，使之融合而成为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建立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思路并不是对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否定，而是强调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促进对古代文论精华的吸收和转化，因此它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文化民族主义，因此有可能转化为文化重建的契机。论争各方形成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有感于过去对古文论的极端忽视，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母体，接续传统，以古文论的人文精神、思想气质和话语方式，形成新的理论形态，建构中国文论。第二种观点怀疑“转换”说，认为不要追求理论建构，与西方攀比，主张把古文论研究主要定位为历史学科，历史主义地与古人思想和生活状态“同情”，因此认定在目前，无论对体系、对范畴，还是对精神和思想，“转换”的思路都不现实，中国文论体系要“缓建”，或取消。第三种观点主张“转换”或“转化”，认为转换大有必要而且有紧迫性，百年中国文论精华就是一种转换，今人也能进一步实施这种转换，以促进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出现。笔者认为，第一、二两种观点看来相对，其实殊途同归。即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综合研究方法的遗忘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机械理解，导致他们都看到“语境”及其变迁，看到“历史”的变迁和“具体”的复杂，而忽视古文论资源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和利用，忽略历史与现实毕竟也有其同一性，具体和一般也有其同一性，都不能正面看待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大家在历史承传和现实应对方面的贡献和实践品格，怀疑当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力和学风。最后一种观点涵括各种具体思路，但众多思路的总体倾向上大体一致，强调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将具有丰富底蕴的我国古代文论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思路有现实针对性，提供了深入探讨文论研究现实性和学科反思的契机。同时，笔者认为，1996年以来的论争对90年代学术风气中出现的古文论研究的“历史主义”倾向的矫正，对学术文化承传因创的阐释学机理的揭示仍然不够，限于篇幅不能申论，有待他文详述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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