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殖民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综述
应当说，“殖民文化”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曾经饱受殖民文化的屈辱。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个话题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这个话题又逐渐被人们重新提起。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殖民文化”的争鸣。这场争鸣还在继续进行中。笔者仅就截止目前的各家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
《人民日报》于1995年9月22日发表赵应云题为《警惕“殖民主义”的苗头》的文章。文章指出：“在生活中，也有与爱国主义旋律不和谐的杂音。比如随着大量新店铺的开张，带‘洋’字号的招牌也日渐多了起来，什么‘戴拿斯桌球城’、‘芝加哥娱乐厅’、‘圣保罗精品屋’。还有，明明是自己的名牌服装，却非要用‘中国的皮尔·卡丹’标榜不可；就在家门口的一条商业街，却偏要以‘东方的华尔街’来提高身价，本来是明清建筑风格的宾馆，却硬要扛上个‘中国夜巴黎’的霓虹广告牌，就连千年古城苏州的河堤上，也赫然写着要把苏州建设成‘东方威尼斯’的标语。苏州就是苏州，威尼斯就是威尼斯，各有情调，何必不顾身份，硬开洋荤呢？更有甚者，某地某城某街道，满眼洋文招牌，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说不清，只落得一片‘殖民文化’的气氛，实乃让人憋气，让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齿冷。这还只是从商业看文化，从商业看人格和国格，联系到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殖民文化’倾向，联系到政治经济生活中不要人格和国格的现象，虽然只是一种苗头，也值得我们警惕，保持清醒的认识。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让‘殖民文化’泛滥开来，由此培养出一批新的‘殖民文化’爱好者，不断地对‘殖民文化’提出新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是另外的样子，我们就既对不起一百多年来反对殖民主义的仁人志士，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
二
《经济日报》1995年10月20日在《“文化殖民主义”现象不可等闲视之》的总题目下，发表了王蒙、丛维熙、刘心武等的文章。
王蒙说：关于殖民文化，“我想这是一种过程性的摇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与外界接触甚少；这种封闭状态一旦被打破，尤其是国外一些商品的质量包括服务质量又的确比较好，这就难免导致人们的羡慕心理甚至是盲目崇拜。这种现象是否能够一概称之为殖民文化，我暂时还不想妄下判断。因为情况的确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比如有些商品的‘洋’名仅仅只是表示该产品达到了国际水准，是为了与国际贸易接轨的需要，如桑塔纳、奥迪；有的‘洋’名则更多地是在显示一种正宗，如莎拉伯尔烧烤无非是在表达自己是正宗的韩国烧烤。但的确有‘假洋鬼子’的存在，明明是百分之百的国货，却偏偏起上一个莫名其妙的‘洋’名或是准‘洋’名，既无中文标识，也没有任何中文说明，实际上对中国消费者构成了一种欺骗。这样一些‘假洋鬼子’的作为，与其说是一种殖民文化，不如说是长期封闭后的愚昧。”
丛维熙说：“时尚中的‘洋’，可谓色彩纷呈。同样是中国某一酒厂出的酒，一旦贴上洋标签，立刻标价猛增。因而有的外国商人只卖商标，实际是新瓶老醋。这只是崇洋百象中之一象，崇洋、赠洋、贻洋、猎洋之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分析一下其中透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某些真牌洋货比我们的要好。我国建国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不仅损伤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严重伤害了生产力；而更为重要的恶果，是延误了我们宝贵的建设时间。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我们当有深刻的自省，如果缺乏这种自省，崇洋百象怕是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刘心武说：“从文化学角度看，‘洋’名称的近乎泛滥具有某种规律性，一种文化总是从经济相对强盛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强势文化的这种流动趋向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例证并不鲜见。譬如我国的盛唐时期，其灿烂的文化就向外流传，以至今日的日本到处还充满了唐文化的痕迹，如相扑、花道、茶道等。
“我们正处在20世纪末的星球上，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趋于全球化的时代，而我们毕竟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还相对滞后，除非闭关锁国，否则，这种文化的流动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对这种现象应该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
紧接着，《经济日报》1995年11月3日又在《“文化殖民主义”现象还须深入透视》的总题目下发表季羡林、夏家骏、贾春峰、郑必来的短文。
季羡林说：殖民文化“现象的出现也有其种种原因，制造‘洋’名称者或许是为了宣传、为了提高知名度，社会上也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尤其是部分缺乏分辨能力的年轻人对正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或场所不感兴趣，而一沾上‘洋’味就来劲。这种心理不是健康的、正常的，这也是一种崇洋媚外。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既值得思考，也需要改一改了。
“附带说一句，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中说到现在文章中也流行加‘洋’字，我想这种现象与前面提到的那些要区别对待。文章中出现外文应该看文章本身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合理，比如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分别缩写成CCTV和BTV就没什么不可。因此，对待文章中出现的外文应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
夏家骏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滚滚而来，我们所固有的这种特色正在被削弱，一些匾牌和商标的命名赤裸裸地逐‘洋’趋‘洋’，种种‘洋泾浜’式的命名既暴露出对民族传统的悖离心态，又令人费解。一些刻意标新立异的命名既不能用中文来解释，也无法用外文去说通，如果硬要套用英文意译，其含义更是莫名其妙，甚至贻笑大方。
“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但对这样一股有损民族特色乃至气节的歪风我们又不可等闲视之。在匾牌、商标的命名上既应该鼓励和提倡弘扬民族文化、表达民族真善美的愿望的做法，同时也需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法规予以规范和管理。”
贾春峰说：“对于商品搞‘洋’包装，商店起‘洋名’的现象，不仅需要从文化心态上、从文化学上加以分析，而且需要从经济行为上、从经济文化学上做点研究。
“由于市场竞争的驱动，企业开始注重形象塑造。不少企业界人士认识到，企业力的构成既包括商品力和销售力，也包括形象力。应当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问题在于如何塑造企业形象？这里就大有文章了。企业形象与企业信誉是分不开的。市场竞争中的实践表明，企业的形象力和信誉度，最根本的是来源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而要使之提高则必须大力增加科技投入和文化投入，提高科技文化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认真搞好职业理想、道德、纪律、技能和责任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这是塑造企业形象的‘基本功’和‘内功’。这样做了，才有可能在同一商品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做到‘形象营销’、‘形象制胜’。如果不是在这方面下大功夫、真功，只是热衷于在市场经营和推销活动中强拉硬扯地掺上‘洋’味，那只能是对于企业形象的一种‘歪’塑，不可能形成企业持久的形象力和竞争力。”
郑必来说：“‘洋’商标、‘洋’店名的盛行还不是纯粹的文化殖民主义。发达国家产品铺天盖地般袭来，征服第三世界，这更是一种商业殖民浪潮；而纯粹的文化殖民主义则是用西方的学术概念和术语乃至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来衡量和阐释一切，比如长期以来称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沿用了西方学者的概念，因为我们早就结束了分封制和身份制而实行了中央集权制，这样一种皇权制再用‘封建’来概括显然就是不准确的。两者不尽相同，但有关联，尤其是在接受心理上有共同的特点。”
三
《中国教育报》1995年11月14日发表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题为《警惕语文生活中的“殖民文化”倾向》的文章。文章指出：“语文生活中间‘殖民文化’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挟‘洋’以自重，挟‘钱’以自重。明明是地道的国货却偏要起一个洋名，不少合资或外资企业的职工以取外国名字为得意，如此种种都是挟‘洋’以自重；某些充斥着洋人和洋名字的广告之所以能够在影视传媒上‘独领风骚’，‘长盛不衰’，倚仗的就是金钱的魔力。
“纵观世界历史，殖民主义者无不借助‘大棒’和‘金钱’在其殖民地推行殖民文化。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泛滥一时，香港地区的殖民文化就是那个时代遗留的延续。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这一段沉重的历史。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我们仍然要坚决反对‘殖民文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一定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高度警惕‘殖民文化’的复辟。否则，我们既对不起近百年来反抗殖民主义的仁人志士，又何以对得起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否则，传承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中国语文就会成为‘殖民文化’复活的庞大载体。”
四
《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8日发表题为《如何看待“汉语殖民化”，众家陈词说法不一》的报道。报道说：“在日前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纯洁祖国语言文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座谈会上，《北京青年报》记者夏鸿语出惊人，认为对‘汉语殖民化’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扼制与批判不能解决问题。而出席会议的多数专家对此则持不同看法。
“夏鸿说，给国产商品取洋名，在商品标志、说明书中滥印洋文，日常用语中追求港台味儿、乱造音译词等所谓‘汉语殖民化’现象，实质上表明中国转型期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认同心理，这种情况很可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本民族的强势文明，此种文明诞生之日，便是‘汉语殖民化’现象消失之时，强行扼制洋名泛滥将事倍功半。
“但是其他专家认为，目前语文生活中的‘自我殖民化’现象应予高度关注，它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足和国家主权意识薄弱的表现，必须严厉杜绝。为实现我国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专家们主张加快语文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各级领导应率先垂范，说普通话，用规范字。加强各种媒体的宣传攻势，严格报刊杂志的语文用字规范。同时，要加强规范汉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推广。专家们认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
《解放日报》1995年11月16日发表署名司马心题为《帽子太大了一点》的文章。文章说：“现在，各地在发展之中，豪言壮语不少，比喻之词颇多。比如苏州那个地方，因为水多，又要建成国际的旅游城市，于是就有报纸，宣称要搞‘东方威尼斯’；又比如上海的外滩，因为要万商云集，形成金融集聚之地，所以也有人称为‘中国华尔街’；当然还有一些都市，因为要火树银花，夜夜不熄，结果就有以‘东方夜巴黎’作为广告的。这样的比喻，或因不够确切，或因失之稚拙，所以引来舆论非议，诘问商榷，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非议声中，有一种批评，却令人惊心动魄，那便是有独到之士，将此类比喻，斥之为‘殖民文化’，于是拍案而起，严词批判，那就不免使人在惊诧之余，且觉似曾相识了。
“‘殖民文化’是个什么东西？那是帝国主义列强，以枪炮鸦片之类，侵占彼国领土，迫其主权易手、江山变色之后，于殖民地强力推行的‘宗主国’文化，例如当年日寇在伪满施行的那样。当然亦有汉奸国贼，在别人的国旗之下，于本国国民之中，去推广侵略者的文化。十分显见，‘殖民文化’的前提，是殖民现实。今日中国，怎么可能‘泛滥’这种‘殖民文化’呢？我们的开放，乃主权在手前提之下，主动吸收外国的东西。这个道理已无须赘叙。数年之前，关于土地批租是否‘租界重现’，洋货入境是否‘经济侵略’的辩论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怎么到了开放十七年后的今天，又弄不清楚了呢？何以朗朗共和国天下，飘飘五星红旗之下，因为借用了几个洋名词，就变成了汹汹而来的‘殖民文化’呢？
“批评是需要的，但‘批评要注意政治’。也有人说，类似‘殖民文化’那样的批评，不是很讲政治么，不是提高到了‘纲’上么？正好相反，这样的‘批评’，恰恰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基本的政治前提。
“批评是需要的，但是要讲道理。帽子也不是不可戴，但要恰如其分。我们现在开放引进，难免有错失之处。例如前述关于‘东方威尼斯’一类的比喻，如若有错，也是错在失之偏颇，并非罪在‘姓社姓资’。如果动辄甩一顶‘殖民文化’的帽子，未免给人一种‘又来了’的错觉。”
紧接着，《解放日报》1995年11月16日发表署名冯宁题为《“帽子”安在？何谓之“大”？》的文章。文章说：“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倾向。明明是中国的水乡，偏要号称‘东方威尼斯’；明明是上海的外滩，偏要称‘中国华尔街’；分明是富有中华特色的‘不夜城’，偏偏要叫做‘东方夜巴黎’，等等。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警惕‘殖民文化’抬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批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日前《新世纪》刊登一文《帽子太大了一点》，却把正确、严肃的批评说成是‘戴大帽子’，实在令人吃惊。这里的是非，不可不辩。
“‘殖民文化的前提，是殖民现实’，今日中国，主权在手，殖民文化不可能泛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经济的反映，但是，文化又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对独立性。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同步的。封建文化并不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殖民文化也并不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过去四十多年而销声匿迹。事实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殖民主义’是经常沉渣泛起的。盲目崇外的思想倾向，贬低爱国仁人志士、抬高汉奸文人的暗流，在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面前表现出来的自卑自贱，在对外交往中丧失人格国格，等等，这些现象难道不是时有发生吗？难道不应该严肃批评，而任其自由泛滥吗？‘帽子’安在？何谓之‘大’？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防止这类文化对人们思想的侵袭，这样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这是批评必须注意的政治前提。”
又紧接着，《解放日报》1995年11月25日发表署名刘方平题为《警惕“殖民文化”的沉渣泛起》的文章。文章说：人们对“殖民文化”现象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是需要加以辨正的。
“其一，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是不是‘小题大做’？从已经出现的‘殖民文化’的苗头来看，它的一个突出影响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削弱。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造成自暴自弃的社会心理。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不是‘小题大做’。牢固树立民族自信心，是个‘大题’。它事关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对待自己的历史，投身当前的事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影响下一代，跨入21世纪。在这个‘大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否则，我们就既对不起一百多年来反对殖民主义的仁人志士，也对不起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
“其二，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是不是‘庸人自扰’？有一种看法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存在‘殖民现实’，哪来什么‘殖民文化’！不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已在根本上铲除了‘殖民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忘记，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具有历史延续性。列宁在谈到旧社会残存的思想影响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发臭并且毒害我们。’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伴随着疯狂的‘经济侵略’的，是无孔不入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由此产生的‘殖民文化’，在我国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往往同封建腐朽思想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复杂的消极的社会影响。‘殖民文化’不会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已经逝去而销声匿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相互激荡，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势必遇到思想文化方面的严峻的考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殖民文化’的渗透也将变得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殖民文化’极有可能沉渣泛起。如果我们对它不保持警惕，听任它泛滥开来，就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产生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损害。这不是‘庸人自扰’，而是‘见微知著’。
“其三，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会不会影响对外开放？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决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我们也决不自轻自贱、自贬自卑、自辱自诋、自暴自弃。因此，反对‘殖民文化’、警惕‘殖民文化’的沉渣泛起，有助于我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六
《文艺报》1995年12月1日发表题为《知识文化界针砭“文化殖民主义”》的报道。报道指出：“热衷于起‘洋’名号是这两年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据北京市企业名称登记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1992年以前，给国内企业起‘洋’名的情况极少见；到1994年，这类‘洋’名约占已登记注册企业的10%；而今年1—3月，这类名称的百分比已上升到13%。如今在大街上，随处都可见到‘凯希’、‘劳伦斯’、‘阿特曼’、‘格林沃尔’之类的‘洋’招牌。与此相关的，是一些人在语言上刻意追求洋味，如把表演故意写成‘做秀’，烹调说成‘料理’，饼干说成‘克力架’或‘派’，一些国货的说明书则纯用洋文，以致于中国人不识中国货。
“尽管大家对产生‘洋’名泛滥的原因看法不一，如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有的认为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是难免的一步，但透过这一崇洋媚外的现象，人们无不感到当前迫切需要在国民中大力倡导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能听任降低文化品格、破坏民族文化传统、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文化殖民主义’现象蔓延而麻木不仁。
“一些学者还认为，当前的‘文化殖民主义’讨论也有助于近些年来文化理论界的一些理论研究的深化。近些年来，理论界介绍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些论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了帝国主义在‘冷战’之后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包围和文化入侵，为第三世界学者的‘非边缘化’和‘非西方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有理论家尖锐指出，后殖民主义不过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侵略。当前‘文化殖民主义’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到艺术思潮的分析研究中。有人指出，尽管我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对文化入侵的现象有所意识，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某些作品深层还隐藏着文化殖民主义的因素，并以此津津乐道。”
七
《中流》杂志1996年第1期发表题为《应不应该警惕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的评论员文章。在通篇长达8千字的文章中，作者列举了第三世界的大量“殖民文化”的现象，批驳了一些否定殖民文化现象存在的论点。文章最后说：“令人惊奇的是，连第三世界和西方社会中早已被众多人所注意、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则被提出来后却受到了种种责难、‘质疑’和否定。
“例如，防止文化殖民主义的命题，刚刚被又一次提出来，有一位‘著名作家’就对有没有一种殖民文化现象和心态，表示‘我暂时还不想妄下判断’。他认为与其说这些文化现象和心态是‘殖民文化’的表现，不如说是‘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愚昧’。而‘殖民文化’的种种表现，刚被归之为‘一种过程性的摇摆’。真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事实一笔勾销，把板子专门打到中国人民的屁股上吗？有的作家，则告诫人们，要以‘平常心态’来对待这些现象。指出了这个事实，让人有所警惕和抵制，怎么成了不‘平常’心态？面对着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表示一点义愤也不容许吗？有的人甚至认为提出反对殖民文化，是给人‘扣大帽子’。请问，提出反对文化殖民主义，是给谁扣了‘帽子’，这个‘帽子’又大在哪里？等等，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著名作家’，还被邀请到高级党校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对‘文化侵略’这个命题的源头，作了如下解释：
“‘美国有一位学者叫亨廷顿……他发表了一个作品讲述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他认为世界上两大阵营的矛盾结束以后，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西方的主要对手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他的文章一出来，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受刺激，顺着这位学者的思路感到了一种文化侵略的危机，有些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很激烈的言论。’
“这真正是一段奇妙无比、耐人寻味的文字。
“啊！原来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文化侵略，都不是历史悠久、客观存在的现实命题，而是一些中国学者或作家，在九十年代，受到一位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的‘刺激’，‘顺着’他的‘思路’而凭空‘感到’的一种子虚乌有或莫须有的‘危机’。
“然而，我们这篇文章所介绍的那些国内外有识之士在八十年代或在这之前做出的关于殖民文化、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描述和论断，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又是‘顺着’谁人的‘思路’而‘感到’的呢？文化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文化侵略，难道不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反而是一种想象吗？它的存在难道不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统治第三世界的罪恶历史一样悠久吗？这是一部充满着血和泪的历史，一出真正的人类和民族的悲剧。它在某些西方世界的史书上，也曾毫不含糊地进行过记载。不久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著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就用一节的篇幅揭露了帝国主义针对第三世界而推行的‘反革命的文化战略’，明确地揭露、抨击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殖民化’。他强调指出，除了‘官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之外，‘随着非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进程，出现了非官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它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活动，特别是与美国所控制的通讯工业相联系’。跨国公司通过广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第三世界人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比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学校的影响还要大些。四处蔓延的消费主义就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之一……
“那位‘著名作家’，据说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曾经是党的中央委员。他对于历史的考察和判断，还有一丝一毫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吗？他对文化殖民主义存在的根本置疑和否定，仅仅是一种历史和理论上的无知吗？他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到底是什么？历史自会得出公正的裁决和判定。”
八
《光明日报》1996年2月27日在《清除殖民文化心理 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总题下发表了李文海、龚书铎、张海鹏的谈话。
李文海说：“殖民文化能够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有其理论基础。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殖民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所谓积极作用，如说什么‘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永远沉沦，得不到发展’，歌颂殖民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二是渲染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性格一无是处，认为应‘全面否定’，主张对‘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的‘旧文明’使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之中’。如此一褒一贬，殖民文化的泛起也就毫不奇怪了。”
龚书铎说：“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过去说帝国主义是殖民侵略、是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都是‘消极的’、‘情绪化的’；‘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才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等等。这种看法必然导致崇洋媚外。
“即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识之士也不甘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就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传播，也不是只靠诸如传教士等外国人的赐予，而是中国人一开始就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并且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化，这种主体性和主动性越来越。还在道光年间，有人就感慨‘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人对固有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盲目否定，一味‘醉心欧化’。孙中山曾旗帜鲜明地批判过这种思想。他说：‘中国人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了解、吸收西方文化，就是为了救国。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报刊明确表明创办的宗旨，是‘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这表明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一些殖民文化现象，孙中山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譬如，他批评一些人‘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甚至‘连中国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这些批评是十分尖锐、十分深刻的。”
张海鹏说：“这与近年来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关系。这些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现在似乎又成问题了。除了上述所说的，还有诸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一类的言论也在影响着人们。有人说，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不对的。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打倒列强开始的，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的战略目标。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主权沦丧，还谈什么近代化和现代化？”
九
《求是》杂志1996年第5期发表刘润为题为《殖民文化论》的文章。在这篇长达1万2千字的文章中，作者从历史性和共时性的角度考察了“殖民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形态，提出了应对西方文化侵略的策略，批评了对待西方文化盲目拒斥和全面迎合两种论点。在谈到“后冷战”时期西方文化侵略的特点时，文章说：“一曰全球性文化轰炸。西方各国都成立了庞大的体系，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就八十年代统计，美国新闻署已在128个国家设立211个新闻处和2000处宣传活动点，并在83个国家设有图书馆。老牌的‘美国之音’更是备受青睐。1983年，美国政府拨出10亿美元巨款，用作电台广播的专项经费。1984年，‘美国之音’开办了世界电视网。由于采用了全球卫星技术，可以有效地进行直接沟通，从而拓出了一张庞大的‘大众外交’网络。除官方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早在八十年代，美国的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和电影的绝大多数就已被50家大公司所垄断。这些公司与其他垄断企业和大国际银行盘根错节、联络有亲，‘与海外投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同他们的利益攸关’（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第5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50家公司的海外投资。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在从阿根廷到南非的34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其节目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放，《读者文摘》在101个国家出版，国外总发行量达1150万册。1989年底，美国黄色杂志《花花公子》仅在匈牙利就发行6.5万份。《夏威夷5－0》用6种语言制作，覆盖47个国家，其《发财》节目则多至60多个国家收看，每星期约有3.5亿观众。据新闻问题专家瓦利斯对1970—1971年电视节目的调查，在电视节目总量中，进口电视节目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危地马拉，84%；乌拉圭，62%；马亚西亚，71%；赞比亚，64%；埃及，41%。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美国电视播放进口节目的比例只有1—2%。至于电影，美国的生产量只占世界总量的6—7%，却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大众传媒以爆炸的方式倾销其文化产品，第三世界的上空一片乌烟瘴气。歌星、舞星、影星、丑星、性感明星，乱纷纷争俗斗媚；凶杀奇案、艳星绯闻、哥特式小说、传奇罗曼斯、庞克摇滚、深夜影视，闹哄哄粉墨登场；美国牛仔的剽悍、法国女人的风骚、英国绅士的做作，醉生梦死的享乐、目空一切的权势炫耀、西方极乐世界永世长存的神话……黑压压铺天盖地。《伸向全球：跨国公司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巴尼特和马勒惊呼：‘外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半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51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二曰手段软化。昔日的霸主作风变为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僵直的强迫变为和颜悦色的‘交流’、‘对话’，赤裸裸的颠覆鼓动而今蒙上‘援助’、‘慈善’的柔美面纱。至于向外推销的货色，则更为讲究包装的精巧。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用迷人的场面、情节和形象灌输给第三世界。在香港制作、向47个国家和地区播放的‘亚洲音乐电视’，以亚洲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大部分节目为躁动的摇滚乐曲，并配以快速掠过的画面。画面上有奥斯卡金像得主、世界名模等风靡全球的倩男靓女。节目主持人则东西合璧，不是华裔美籍青年就是英籍印度姑娘，既有亚洲人的形象，又有欧洲人的洋味儿。此外，电视台还专门开设热线电话，与青少年讨论种族、性、环境等热门话题。节目吸引了1100多万个家庭，很多青少年看得如醉如痴，甚至成为节目主持人的追星族。正是在这种沉湎之中，西方的生活方式、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润物无声地潜入了他们的意识深处。在许多有识之士的抵制声中，电视台总经理埃特耶欧不无得意地说：‘对反对者来说，它是来自西方的文化空袭。’
“三曰广告参与文化侵略。善良的人们以为广告无非是推销商品而已，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广告一方面是商品的自吹自擂，一方面又是生产国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综合表现，其中深刻地渗透着资本的逻辑。道格拉斯说：‘从广告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布尔斯廷则更是直言不讳：‘在移居新大陆、扩张经济和建立美国生活水平方面，广告一直属于美国文明的主流。’（梅尔·L·德弗勒 埃非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47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一方面，它刺激了消费主义在第三世界的膨胀，使人们的自尊心成为物质财富的附属品，不但大开商品销路，也为广告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1954年，美国30家最大广告公司的总收入，仅有5%来自国外，到1972年竟增加了6倍。与此同时，高山滑雪的潇洒，海滨沐浴的滋润，乘气球飞行的刺激，驾驶豪华轿车的惬意……诸如此类的广告形象则在‘千篇一律地把白肤金发蓝眼的男男女女描绘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与享受者。这种白皙就是美丽的广告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人们的自卑感，这就是殖民地心态的实质’。（《全球分裂》第514页）
“四曰文化侵略包含经济侵略。在国际垄断资本的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既是宣传工具，又是文化商品。这种文化商品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成本低而利润大。文化商品出口是替代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资本的重要渠道。大亨、寡头们对此趋之若鹜，动机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它有暴利可图。即以美国为例。倘若从众多资本家中筛出400个最有钱的富翁，以经营文化商品致富者1982年所占比例为9%，1989年竟上升为18%。也就是说，经营大众传媒的资本家有72人进入了美国首富一族。与富翁之成为富翁互为因果的，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穷上加穷。在拉丁美洲，从1980年到1990年人均电视机台数增长40%，而平均实际收入则下降了40%。思想被奴化，财富被掠夺——这就是两个40%！其间包含着多少不平、多少悲酸！”
在谈到自苏东解体以后，西方文化侵略的特点时，文章说：“海湾战争的结果是损兵耗财，国民怨声载道；连年的经济衰退使得钱袋现出羞涩，以‘援助’之名进行经济控制已是力不从心。‘柳暗花明’的是文化侵略，不费一兵一卒，竟然使苏联、东欧一朝易帜（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因）。对于世界上发生的这种种变化，西方朝野都在加紧研究。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纳伊认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否拥有权力，主要表现在是否能够主宰国际政治结构和政治议程方面，权力正在由‘资本密集’向‘信息密集’转移。亨廷顿——这个为白宫摇羽毛扇的人物，则抛出了‘文明冲突’说，认为今后国际社会的纷争将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刚刚筹办，副总统就急不可待地说：美国将‘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的手段’强化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在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将‘人权’、‘知识产权’之类作为要挟、控制别国的重要手段。种种迹象表明：而今而后，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将主要以文化侵略和高科技垄断的手段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