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实体看科学哲学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之争论文,与非论文,实体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5-0019-05
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其理论与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学派如经验论、结构论、科学实在论等，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论证策略和根据，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然而面对这种流派纷呈、莫衷一是的局面，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在回答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等重大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时，上述观点中没有一种能够让人完全满意，其论证特点都可简单概括为“片面的深刻性”。本文试图选择一个侧面即“理论实体”的角度，通过对经验论，结构论，实在论的论点尤其是其论证方法的分析，着重从相对价值的比较中，提出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以期抛砖引玉，供学术界思考和批评。
一、科学哲学中的“理论实体”之争
按照一般的理解，正确的科学理论应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这就要求1、科学理论的术语，应有确定的指称对象；2、理论的句子或命题总有真假之分，且其真假由外部实在决定；3、成熟科学的进步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解释和预言功能，其理论可能会包含一些在目前情况下无法由经验验证的因素，如19世纪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等。这就意味着，人们将承认一些类似于原子那样的“理论实体”的存在是正当的，或者说，人们将承认科学中存在着一些暂时在经验上无法验证的“形而上学”的因素。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它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经验论，一个是结构论及其变种。
首先是来自经验论的挑战。无疑，科学是根植于经验的。历史上，作为经验论的一种极端表现的实证主义对经验及其方法之于科学的意义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论证，同时一些实证主义者最早鲜明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声称他们只承认经过实证的事实，由此科学可被定义为关于“事实的研究”。这一立场的实质是，除了承认经验的正当性之外，更加强调人的认识应仅仅局限于经验之内而拒绝研究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即拒不承认理论实体存在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1、尽管我们可以对可观察现象做出确定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不能外推到不可观察现象，因为其间不一定或者至少无法判别存在着连续性。例如，从桌子这一可观察物的存在不能扩展到承认电子这一不可观察物的存在。理由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由结果不可能必然推出原因的存在。
2、理论解释和预言的成功，也不能表明它一定是（近似为）真的。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早就注意到，若经验所给出的数据体系是有限的，人们就有可能构造出无限多个在逻辑上都与那些数据相容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对不可观察现象的本质却可能提供有所冲突的论述。关于理论的这种构造特点，结构论或整体论者后来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而且走得更远（见下）。因此，经验证据无法帮助人们在那些经验上等价但却拥有不同理论实体的理论间进行恰当选择，科学家接受一个理论并不一定非要相信理论描述是真的。
上述论证似乎为“彻底的经验论者”拒斥“形而上学”提供了较充足的理由，他们由此也拒绝承认一切目前不能为经验直接验证的东西，例如，实证主义者承认确实有电现象或遗传现象等，但又认为电子和遗传密码等等只不过是一些理论虚构，它们只是一些用来预测和产生我们所感兴趣的情况的逻辑演算工具而已。而马赫在19世纪就因当时不能直接观察到原子而拒绝了原子论。
这里的焦点是，科学常常和必须通过逻辑的外展推理，要从可观察的现象而到达现象之后的不可观察的本质——这种本质性的东西经常被表达为理论实体，如“原子”；而从“实证主义”看来，从现象到本质的外展推理的合法性是成问题的。
其次，从结构论的角度看来，实在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问题的。
1、经验事实本身不是独立自主的。这一点先由汉森(N.Hanson)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库恩(T.Kuhn)基于此完成了自己的范式理论；之后，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又进一步揭示了经验对理论的依赖性等。总之，它表明作为科学基础的“经验事实”只是一种人为构造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经验原来具有的客观中立特征，进而否定了经验对理论的仲裁地位和导向作用，即经验不能断定和引导后一种理论一定比前一种理论更接近真理。
2、科学理论具有约定与人为特征。这种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之一，是蒯因(W.Quine)的整体论。他强调，所有知识，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的每个学科和命题，虽然距离经验有远近之分，但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场来同边界条件即经验发生关系。由于整个场被它的边界条件决定的不充分性，场内的任何陈述并不是单独地同特殊的经验发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观察命题跟经验冲突时，只要对整个系统作足够强烈的调整，改变任何一个陈述以适应相反的经验都是可行的，故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为构造的结果。([1],p.40)
从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到蒯因等的结构主义思潮，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理论与经验之间对应关系的复杂性，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了理论与客观实在一一对应关系的破坏，导致了理论在本体意义上的不可比性。这样，科学在本体论意义上也就谈不到接近真理了，人们在思维与存在这一重大认识论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二、科学实在论者的可能反驳
上述观点的存在，使传统的科学观丧失了根基，也促使科学哲学另一个主要流派科学实在论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某些新的主张。
科学实在论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讨论理论实体是否存在，即讨论科学理论的名词是否具有确定的指称的问题。沿着这样的思路，许多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S.Kripke)和晋特南(H.Putnam)等从语言哲学问题出发，为实在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持。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所有名词都有自己的外延和内涵。一个词的外延就是它所指称的外在存在物；一个词的内涵，就是它的意义，它实质上是一些缩略的或伪装的限定摹状词，使人们可以把与一个词的意义相一致的种类或个体按照摹状词的要求挑选出来。因此，名词的意义和指称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意义决定指称。
克里普克最先对这种传统的意义指称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上述指称理论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人们可能对同一个名词的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某个人可能把它的意义说成是“柏拉图的门生”，另一个人可能把它的意义说成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不仅如此，甚至就某一个人而言，即使他可能对亚里士多德了解很多，他也仍然觉得很难找出一个限定摹状词来代替“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因为，举出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个特征，都不过是举出亚里士多德的某种偶然的特征。([2],pp.30-33)至于维特根斯坦(L.Wittgegstein)提出的“簇摹状词理论”虽然显得更合理一些，但仍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上述困难。
另一位科学实在论的主要代表普特南进一步批判了这种传统的意义和指称间存在一一对应的观点。他曾举例说：一只在沙地上爬行的蚂蚁，其轨迹纯粹出于偶然最后形成了一幅清晰可辨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漫画，试问这蚂蚁画了一幅描绘丘吉尔的像没有？显然，考虑到蚂蚁根本没有描绘丘吉尔的意向，因此，它只是无意间画了一条我们能“看作”丘吉尔之像的线而已。([3],p.6)这种例子有很多，再如，一个人可能拥有树的许多意象，但即使在他面前有许多树，当有人要他“指出一棵树”时，却仍然不知所措。([3),P.24)可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论证都表明，名词或命题的意义与其指称对象是分离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和它所描述的对象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克里普克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他首先指出，一个专名的指称是通过如下的方法固定下来的：例如一个人最先是通过一个“命名式”确定了自己的名字，出席了命名式的人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以后很多人不断学会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人，这种传播方式就历史地形成了一条因果链。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克里普克强调，后来的说话者不必非要知道他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的那个人的事实不可，他甚至只有一些关于这个人的错误观念，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所指称的那个人仍然是这条因果链的始端上联结着的人。所以，一个名词的指称与其意义被截然区别开来。
克里普克还认为，虽然在命名之初，我们仅仅是用一些偶然的甚至是错误的标记确定一个指称，但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发现比最初的特征组更完善、更准确的特征，进而达到“后天必然真理”，例如依靠后天的经验科学研究，人们对黄金的认识现在终于达到了“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这一正确结果。更重要的是，克里普克指出，科学上的这些命题如黄金不管是在最初，还是在它的成熟阶段，其指称始终是同一的，这种“先天”存在的同一性将保证理论“后天”发现真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克里普克的思想在普特南那里得到进一步体现。普特南强调，成熟科学的名词是有指称的，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具有共同指称。以“电子”这个科学名词为例，显然最初人们在使用这一名词的时候，其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最终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完全符合于玻尔关于电子的描述。我们现在之所以把那种与玻尔所说的“电子”大致相同的东西称为电子，就是由于有一条历史的、社会的传递链条把不同的研究者与这个名词所指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我们和玻尔对电子的理论描述可以不同，但这个名词所指的对象却是相同的。
这同时也引出了普特南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科学知识是“会聚的”或“趋同的”，即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具有共同的指称。因为如果上述相对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科学家生活在与世界构成的不同的理论关系中，那么，17世纪的科学家们使用的“温度”一词或者本世纪初科学家们使用的“电子”一词等，在其意义和指称方面将不同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温度”、“电子”等，那么以前的科学术语就不指称我们目前理论中所指称的任何对象，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前辈科学家们的著作即他们的思想。那样，我们除了利用自己的理论之外，就不能利用前辈科学家的任何理论，这是何等荒唐！而且，如果从将来科学的观点看来，今天的科学所假定的理论实体如电子等，在将来也如同过去科学所假定的一些理论实体一样是不存在的。然而这与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相违背，它说明否定科学知识会聚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只有承认这样的会聚，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从量子力学的观点把指称赋予道尔顿的原子。这一点意味着，科学的发展是朝着一个既定目标会聚的，这个目标体现了自然本体即理论实体的价值，同时也说明科学不应仅仅局限于经验本身而应该承认理论实体应有的地位。
三、我们的意见
上述观点仅是反驳经验论和结构主义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坚持实在论观点的方向和可能([4],pp.87-97)，在“经典”的意义上就曾有拉卡托斯(I.Lakatos)以及劳丹(L.Laudan)强调过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等。更详细的情况，本文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就方法论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从方法上来讲，对实在论的捍卫，其实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经验论也好，结构论也好，都是抓住实在论的一点不足而否定其一切的——如果说这样做是有效的，那么经验论和结构论自身的弱点如上所述也有很多，甚至很明显。除了上面谈到的，我们再谈两个方面：
首先，从“没有奇迹”的论证来考虑。重新审视结构主义的主要论证，即经验事实、方法论和理论乃至整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构造的，那么在纯粹的构造主义的框架内，如何回答“为什么科学方法在工具意义上如此可靠”这一问题呢？拒绝回答这一问题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把科学的成功变成了奇迹”，即假如不是本体论意义的电子、DNA分子而是纯粹的理论构造“电子算子”和“DNA算子”正确地预言了一些可观察现象，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又如何解释呢？以前的唯心主义者可将其成功归于上帝，可当代形形色色的反实在论者不能这样！因此，结构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实在论才能对科学的成功做出合理的解释，即如普特南所说：“主张实在论的肯定观点认为实在论是唯一的一种不把科学的成功看作奇迹的哲学。”（转引自[5],p.326）因为实在论虽然不能断定我们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但另一种回答至少是可能的：包含在我们的理论传统中的定律、理论和方法可能是近似为真的。立足于这一近似为真的理论，科学发现新成果和改进方法论就可以获得一个可靠指南。这种确定的方向说明，科学方法论将表现出一元化的倾向而不是多元化的特征。所以，实在论将提供关于科学方法的工具可靠性的最佳说明。当然，对于这一点，反实在论者并不完全认同。而随着学术界对“如何看待科学的成功”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更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也不断出现，例如，有人在传统的“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期望”之外，又引入了“看不见的手”的类比说法，用社会、心理因素来说明科学的成功等。（参见[6],pp.163-175）但总的说来，在众多复杂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依然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的信念及科学实践活动本身。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实在论和经验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即外展推理是不是一个可以在认识论上得到辩护的推理原则问题？
外展推理的合理性总是与理论指向未来的可靠性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近现代以来，关于理论与经验关系的探讨自休谟提出归纳问题后格外引人注目，而归纳问题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逻辑外推问题。在其后的科学哲学研究中，许多工作实际上都与这一问题相关，如“可证实性”和“可检验性”问题的讨论等；在此需要提及一下的是亨普尔(C.Hempel)的工作，他不仅试图给“验证”(confirmation)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且还使用“归纳冒险”(inductive risk)这一术语，探讨了取舍一个理论假设时所需遵循的若干原则问题，其中涉及到许多对价值问题的考虑，目前关于归纳冒险问题的讨论依然很活跃而受人关注（参见[7],pp.559-579。）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人们对归纳推理的辩护是否成功，它实际上都无法动摇外展推理在认识论上的地位。这是因为，如果放弃外展推理，人们还会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论吗？事实上，即使逻辑与推理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像人类幼年时常常遇到的那样，我们也只能接受它，否则就会陷入“无”而寸步难行——所以，有理论总比没理论要好些。更何况，如果一个理论为某个重要的现象提供了所能得到的最佳说明，如果这一事实不是对相信这一理论至少近似为真的一个辩护，那么就难以明白人类的理智探究将从何处入手？([8],pp.31-32)
总之，外展推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能力之一。经验论者拒斥外展推理从而拒绝理论实体，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人类理智特有的探索性，将导致对科学甚至人类自身的否定。所以，从实证主义的论证方法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历史上庸俗唯物主义的影子。故要想克服、摈弃经验论哲学的狭隘性、片面性，一方面要强调尊重经验事实，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反思和推理的作用。
综上所述，象胡塞尔指出的那样，“哲学在我们时代有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9],p.3)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为科学确立了一个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对普遍观念或“理性的统一”的追求——这是科学研究最内在的动力，而对理性或形而上学的拒斥，从根本上限制了科学的任务。实际上，象我们熟悉的，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以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欧洲哲学和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及其进步都是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在由于反实在论思潮的影响，他们已部分抛弃了这一观念，故科学研究进步的动力也就部分地消失了。可见，反实在论的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所以，虽然经验论、结构论在理论上的发现都是有意义的，它们对于人们更加深入认识科学的本性具有启发价值，但如果把经验论、结构论和实在论作为竞争的哲学理论而加以评价，在缺点与缺点的比较中，如果反实在论者必须面对更加沉重的困难，那么从相对价值的角度讲，实在论就更可取一些——我们有理由寻找和选择缺点比较少的观点：“两害取其轻”——这也可算作是“否证”方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应用吧！正因为如此，“科学实在论不是没有它的批评者，但看起来它是最可接受的，并且不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倡导”。([10],p.185)。当然，在问题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出现各种观点的争论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一些人出于明显的偏见与狭隘而固执一词。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理论实体或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回答是对是错与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否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宽容的胸襟相比是次要的。我们期望各种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出现，这将有助于澄清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和它们的认识论起因，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我们也更赞同这样的主张：传统的理性主义迄今没能获得完全的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它一定是错误的。（[9]，参见译者的话，p.9）因此，用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理性主义是不可取的，用非理性主义来反对理性主义则更不可取。从目前的情况看，非理性的反科学潮流来势凶猛，其似是而非、惑人耳目的误导作用害人不浅，特别是在我国，当很多人对科学本身还不真正了解时，这种危害就更严重，我们应该把为科学进行有效的辩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切记，说到底，从正面讲，人是理性动物，人是需要理想的！从反面讲，我们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千万不能将孩子同脏水一块倒掉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从哲学自身风格的演变来看，这里已出现了奇怪的角色颠倒现象，即从实证主义时期始，分析哲学祭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大旗。经过一段曲折的探讨，现今的哲学舞台上，最引人自豪的则是“形而上学运动”([11],pp.17-18)，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实际上，理论实体之于科学抑或本体论之于哲学，是科学或哲学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试图消解本体论意义的一些流派也是如此。([12],p.25)所以，对它的思考，不应单纯地着眼于其被瓦解、取消或否定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的对它的重建，我们应该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