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一脉相承”思想——兼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历史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先后作出两个重大的判断：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可见，关于“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江泽民的一个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我们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复提出“一脉相承”论断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一脉相承”的论断，是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围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而首次提出的。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P14)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科学总结，也是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前进的需要。而实际上，在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理解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以为新”论：认为邓小平理论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套，没有新东西，不是新阶段；二是“另起炉灶”论：认为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一致，甚至是背离。这两种错误倾向如不排除，对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十分不利，更谈不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的问题了。为此，江泽民同志庄严地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为人们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思想，指明了方向：既要看到其对“老祖宗”的坚持和继承，又要看到其对“老祖宗”的创新和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见，江泽民首次提出“一脉相承”的论断，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5·31”讲话中，江泽民又一次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时代的需要，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创造。这一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新创造，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然而，在对“三个代表”的认识上，也存在两种极其错误的倾向：一是“不以为然”，认为“三个代表”只是“老调重弹”，只是把毛泽东、邓小平早已明确提出的观点重新综合在一起，并无多新意。二是在理解上表面化、字面化，认为“三个代表”就是三句话，算不上什么理论，更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体系，把“三个代表”作为套话到处套，当作标签到处贴，严重妨碍了对“三个代表”的深入理解。因此，要确立“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地位，真正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一定要牢固树立“三个代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思想。
二、“一脉相承”的深刻内涵
江泽民关于“一脉相承”的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水平。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2](P336-337)这是对“一脉相承”思想最精辟的概括和表述。
首先，“一脉相承”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在多处场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七一”讲话，首次形成了“与时俱进”这一最科学最精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表述。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而到“5·31”重要讲话，江泽民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提到了“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提出了“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的重要论断。直到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政治信念和治党治国之道，也是我们党积累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更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变化，应时而生，应运而变，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理论符合实际，这样的理论决不是离开实践的抽象的思辨、玄想和臆说，而只能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为实践所检验，随实践而发展的科学。由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客观实际各具特点而又不断发展，理论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顾情况的变化，固守某些不符合新情况的旧结论，就会陷于主观与客观分裂、认识与实践脱离，丧失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就会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历程，同时就是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学科推向前进。”[3](P274)“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最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4](P26-27)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典范。这些伟大的典范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从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仍然符合实际的结论，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新的结论充实理论，使理论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正是这些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又清楚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其次，江泽民“一脉相承”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首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5](P534)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即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而应用得如何，则要看能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即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现实具体问题，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第一性”问题：二是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即解决从中国实际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新问题的共性问题，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这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问题。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说是成功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P408)打得敌人，是属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是属于第二方面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要求人们，不仅要“就事论事”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要善于“创造些新的东西”，产生新理论。邓小平对此心领神会，他说过：面对新的实际，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进一步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从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新境界的集中体现，也是始终保持新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充分展现。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在“按照中国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无不都是创造了新的东西，产生了新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这三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三座理论丰碑之所以能够产生，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的必然结果。
第三，江泽民“一脉相承”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自觉的概括和体现。自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一直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综观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认识、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一直是关系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始终都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固守本本，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境界。正如毛泽东所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用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深刻把握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规律，指导实践取得创造性的历史成就。
三、“一脉相承”思想的重大意义
如上所述，江泽民“一脉相承”思想的实质，就是在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要清醒地知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三个代表”是如何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将极大地增强人们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的自觉性。
一方面，“三个代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之“脉”。具体表现在：
第一，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内在根据。邓小平一再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结合实际“搞清楚”；二是“讲新话”。“老祖宗不能丢”，指的是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搞清楚”，是指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讲新话”就是指，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原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和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继承了这一科学态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的前提下，着力于“搞清楚”要坚持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坚持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在“七一”讲话中，他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在“5·31”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儿个“一定要”，完全“搞清楚”了我们要坚持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讲新话”方面，以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是“新话”。
第二，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脉相承”的内在奥秘。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列宁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6](P213)毛泽东概括成“实事求是”，邓小平则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则进一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十六大上，江泽民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里，是始终牢牢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
第三，始终坚持着眼于新的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眼于新的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保持“一脉相承”的根本保证。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善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理论。邓小平反复号召人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关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根据的。江泽民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江泽民正是在不断总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全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具体表现在：
第一，深刻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把党的建设同生产力、思想文化、人民利益等社会发展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为共产党始终能够保持先进性提供了理论的自觉。江泽民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的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一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无产阶级要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因此，党的先进性始终是无产阶级能否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关键所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7](P293)这里，马克思论述的实际上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包括两个观点：当无产阶级处在被统治地位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就是体现在革命斗争中如何使其上升为统治阶级；当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则体现在如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可见，只有始终以无产阶级能否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奋斗目标，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课题。因为它面临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困难。“历史的”困难是指，在生产力比较落后、封建主义影响较深的条件下，一切陈腐的东西容易死灰复燃；“现实的”困难是指，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然面临着复杂国际因素的挑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既增加了党自身建设的困难，又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必然影响到党如何保持其先进性的问题。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把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放到推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度中去考察，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在新时期、新阶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改变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概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论，两个文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开辟与前进。江泽民从加强执政党建设，以搞清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核心，深化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讨。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主心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只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一定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内容。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既要遵循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要探索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特殊规律，处理好物质文化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从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来说，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个新认识。
综上所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个代表”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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