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跨世纪人才培养工作--兼论跨世纪科技队伍建设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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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造就一支跨世纪宏大的科技队伍,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重视的大事,也是完成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到2010年远景规划的奠基工程之一。而优化社会育人环境、客观评价“自我设计”,发挥群落优势,防止近亲繁殖,提高科技人员的非智力素质等内容,则是建设好科技队伍的几个关键措施。

关键词:优化环境 自我设计 群落优势 近亲繁殖 非智力素质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规划,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被誉为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伟大工程,成为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努力、锐意进取的战斗号角。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重任,除了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造就一支宏大的跨世纪的人才队伍。否则,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是美好的设想而已。在这支队伍里面,有三支队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其一,一支高境界、高素质,勤于思考、勇于奉献的干部队伍。他们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主心骨;其二,一支掌握当代高科技的宏大科技队伍,其中要有成百上千、上万的科技将才、帅才,他们是中国实现高科技现代化的脊梁;其三,一支既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才干,又能率领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新一代企业家队伍,他们是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载体和弄潮者。拥有这样三支队伍就可以把其他各支队伍带动起来,轻视这三支队伍的建设,或者说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支队伍,都将铸成历史大错,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本文将着重就如何培养造就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提出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有关其他两支队伍的论述,作为其姊妹篇,俟诸来日。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重视的大事

能否造就出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因此,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

建国伊始,毛泽东党中央很快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时就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

后来在1957年夏天,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

1958年,他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提出要“又红又专”。

但是,由于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阶级斗争的逐渐扩大化,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高校、科研单位成为重灾区,以致在科学研究方面,扩大了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到了晚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无力全面解决浪费人才造成的损失,但他仍然非常重视人才问题,更加体会到杰出人才对于发展社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评价小平同志时,用“人才难得”,寄托了他重视人才的愿望。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他一重新出来工作,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多次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热切希望,“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占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3)]体现了他对发展科技的愿望。对培养科技人才,在1978年,他就讲过,“革命事业需要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要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4)]小平同志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一翼,给予极大的关心。1985年,他谈到建国100周年的目标时,深刻分析到,“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后来,他又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加以概括,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郑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党和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极大地促进了形成崇尚科学的良好风气,并于1985年,由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继1956年向科学进军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许多老同志也都对尊重知识培养人才作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万里同志在198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当然需要马克思这样的伟人,同时也需要牛顿、瓦特、爱迪生、爱因斯坦以及各个学术文化领域的伟人,需要这些伟人的综合”,他甚至大声疾呼,“现在才华横溢的人太少了”。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落实政策,我国的知识分子焕发出从来没有过的热情,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战斗在第一线。

进入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于10年后的1995年5月6日,重新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成为继1956年向科学技术进军、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提出,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一定要“培养、选拔千百万年轻一代科学技术人才,建设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反映了党中央对培养跨世纪优秀人才的决心和信心,再一次明确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科技,对实现现代化,振兴祖国的重要意义。

应当说,经过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科技队伍较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已经拥有1800万人,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人员还嫌太少;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相差甚远;与三代领导人的热切期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因素,主要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十年动乱中,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公然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危害极大。再者,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有很大的改进,但真正在具体落实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都需要党和各级政府从大环境上给予解决。下面主要从如何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的环境条件方面提出一些思路。

优化社会育人环境与客观评价“自我设计”

造就跨世纪的一支宏大科技队伍,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总体上看待今天的年轻一代,特别是如何对待今天尚在大学校园读书或者刚刚工作的年轻人。

有一个材料,用“一无所有”“心中的太阳”(其中一长串我不知道)“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跟着感觉走”“半梦半醒之间”等五首歌曲概括当今年轻一代,甚至用“迷惘的一代”“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混血儿”等字眼。我以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对今日之青年,要用全面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机遇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不寻常的,不管怎样,历史注定要将中国这个世纪的结束和下个世纪的开头的重大使命一齐交由这一代来承接,他们既是历史的幸运儿,又是历史的负重远行者。中国的未来是成是败,是荣是辱,是福是祸,是兴是衰,都将托负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失望、埋怨都是不可取的。科学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培养,鼓励,为年轻人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南京大学时,曾对大学生讲,“我对你们充分信任”,情真意切,寄托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今日大学生的愿望。早在一个世纪前,恩格斯就讲过,“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蔡元培也说,看明天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都突出了青年人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

培养跨世纪人才需要有一个好的大环境和小环境,这里的大环境是指从整个国家或某一地区考虑,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小环境,就是指一些具体单位或者部门,要在破除论资排辈的前提下,实行学术民主。大环境从宏观上着眼于大师,培养帅才,造就学派。大环境需要有才华的管理家,组织家。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管理工作都要请专家担任,错了。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未必能当一个好的管理家,一个好的管理家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个甚至更多个著名专家。因为通过优秀的管理家的组织,可以把每一个专家学者的作用都发挥出来,否则将是一盘散沙,甚至出现内耗。大科学家卡皮查说过:“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开始专门培养和造就大科学的组织家,为了使这一职务引人注目,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而不能把他们仅仅看成是某种变相的行政长官”,所言极是。对科学帅才、将才的培养,要多压担子,多给机遇和舞台。因为对一个成功者来说,机遇和舞台对他们太重要了。大科学家西蒙顿甚至讲过这样的话:“天才和机会是同义词”。当然了,有些机遇是靠大环境给予,有些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个人来说,要善于利用环境。有山自有登攀者,有水就有弄潮儿。时势造英雄,要使自己的志向顺应时代潮流,从根本上去利用大环境的有利条件。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先驱,都是顺应了时代大环境,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都是顺应了当今世界潮流,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

优化大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科学的遴选机制,经常不断地去发现人才。有时,发现人才比培养人才更重要。发现人才是培养人才的前提,根据对诺贝尔获奖者的统计资料看,他们一般都具有早慧,早出成果,经典性文献多、纪录性工作多的特点。比如他们的论文,每年都能达到7篇左右,且引用率高。而一半科学人才年发表论文数还平均不到3篇。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每年的引用率超过200次,而普通科学家不足10次。朗道的文章在15年内被人引用18888次,李政道的文章在10年内被引用4878次,杨振宁为1728次,而一般科学家的论文引用率是50次左右,高出数十倍之多。前苏联化学家尤里·斯强科夫,10年中发表论文948篇,平均每3.9天一篇。美国细胞生物学专家罗伯特·卡罗,10年中引用达36789次。

优化小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倡导民主的学术空气。杨振宁讲过,中国科学有无希望,关键是青年科学家有没有发言权。现在,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青年人发言权少。李远哲获诺贝尔奖后,他的老师吴大猷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李远哲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不可能获诺贝尔奖”。李远哲也曾深有体会地讲到:“在美国30年,学会的东西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与人平等,老师和学生讨论问题也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首先是权威尊重年轻人。朗道曾问玻尔,“为什么总有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聚集在你的周围?”玻尔答道,“因为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愚蠢”。正是由于玻尔的豁达、谦恭,所以一直受到年轻人的尊敬。诚然,现在关于优秀年轻人才的遴选工作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初见成效。据悉,为了提高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竞争中的实力,到2000年,我国计划在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学科门类,造就出100名45岁左右能够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享有盛誉的学科带头人;1000名45岁以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保持学科优势的学科带头人;1万名左右30—45岁之间,在各自然科学领域里起骨干作用的年轻优秀人才。国家教委计划到本世纪末培养1000名跨世纪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百人计划”;上海实施“科技启明星计划”;北京和武汉分别实施“科技新星”计划和“晨光计划”。全国各高校也都有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为了帮助年轻学者充分施展才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青年基金”、“优秀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出国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基金”,国家教委设立了“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霍英东青年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另外,全国主要省(市)、科研所、高等院校,也都有为年轻人设立了专项研究基金。但是,还很不够,特别是入选的人还很少,经费也不很充裕,还要做更大的努力。

大环境、小环境,最终还是通过个人起作用,同样的环境和机遇,有人成功了,有人却不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科学的“自我设计”。我认为,“自我设计”,不能一概否认,要进行深入的科学的分析。应当说,几年前曾流行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一切以我为目的的“自我设计”是错误的。但是,从更大范围看,不能把“自我设计”简单理解为个人主义或自私。因为,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实际上就是在“自我设计”的前提下,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一再阐述上面的那个观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去世后,1894年,有人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恩格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在回信中称,除了这句话(即指: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以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足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重视这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的个性发展,我们一时还很难做到,不过我们应该向这方面去努力。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说过,自然界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超越这个范围,……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崇高,但是神要人去寻找这个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在马、恩的思想中,他们始终把人放在世界中,把自然社会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把世界看作人的世界。现实世界,人不仅仅只是一个客体,而且也是主体,马克思主义把人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本身就包含了主客体角色的内容。人在这个过程中把潜能发挥出来,形成与社会的最佳结合,这就是“自我实现”,这就是“得其所宜”。社会需要不会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们只能从社会需要出发来进行选择。社会需要的地方有我们的最佳位置。寻找这个最佳位置是人们最高级的需要,也是人类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的天然推动力。

显然,人的高度发展需要有一个适合于人的发展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从个人来讲主要依赖于社会,但从整个社会来讲,需要人的创造,需要人的“个人设计”和“价值实现”,使人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以致成为象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期望的“全面自由发展”“丰富的人”。

发挥群落优势与防止近亲繁殖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发挥集约型的群落优势与防止近亲繁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群落的载体,学术中心和学派是现代社会中聚集人才、造就大师的育人基地,在科学史上历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如何形成中心和学派非常重要。

根据赵红州先生提供的资料,从1900年到1982年间的诺贝尔获得者分布看,美国获奖人达171人,高居榜首,英国78人,德国58人,法国44人,瑞典29人,前苏联16人,瑞士14人,意大利11人,丹麦11人,荷兰10人,日本6人,阿根廷5人,印度3人。在这些获奖者中,升起过许多耀眼的金星。卢瑟福的学生玻尔建立的国际理论物理学派几乎网罗了欧洲的精华、造就了美、苏、日各国的新秀,左右了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的发展。其中象海森堡,20岁在哥廷根受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和物理学家玻恩指导,尔后给玻恩当助手,在一流大师指导下很快成长起来,24岁就创立了量子力学。通过对这些获奖者的业缘分析,隔代连续性呈明显特征。仅就美国而言,54%的人出身于高级专业人员家庭,而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的仅占3.4%。尤其是54%的人出身于哈佛和哥仑比亚大学及加州理工、芝加哥、密西根大学等;1972年至197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3/4师承于1901—1971年的获奖者;他们大都来自一些著名实验室,可见良好的家庭环境和业缘关系对人才的成长起着先入为主的重要影响。

科学劳动是一种高强度的创造性劳动,他不仅需要科学家个人的能动性,同时需要一种合作的力量与学术氛围,以期能提供一种触类旁通的条件,这集中反映在,名家荟萃的群落,是造就杰出人才的肥水活土。我们仅通过对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姆逊的师徒链分析,更可以看出科学群落的重要性,请看下图:

(注:文中阿拉伯数字为获奖时间,P为物理奖,C为化学奖)

从上面这个师徒链图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群星荟萃,他所提供给科学家成才的优势是明显的。假若没有J.J汤姆逊,没有拉斯福德,很难想象会培育出这样一大批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们二人不仅把人才很快推进到学科前沿,而且使他们很快踏着自己的肩膀,攀上科学项巅。

诚然,那怕是最好的东西,都会有其相反的一面。师徒群落在促进人才成长方面确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如果这种群落不注意吸纳新鲜血液,接受新人新思想,囿于圈子的话,那它就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只能窒息人才,只能是武大郎开店。因此,在强调群落优势时,一定要防止近亲繁殖,提倡那种在远缘杂交下的群落集约,在交流上下功夫。

远缘杂交,相得益彰,可以汲取多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学科内容,还包括治学的方法。象美国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巴丁,经历过5所大学,3家公司,涉及学科领域横跨电工、数学、物理、军事工程等,在贝尔实验室与二人合作发现了晶体管,在伊利诺斯大学与另外二人合作提出超导理论。再比如数学家维纳和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塔尔合作,提出了控制论。

在我们的人才培养中,目前的情况,一方面是群落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就是近亲繁殖很厉害,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生命。最近几年来,从全国的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创造发明奖的获奖内容看;就缺少突出成果,甚至出现一等奖空缺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思想少、守老摊子的多。我曾与十几位中科院院士谈及过此事,他们都深有同感。最近,笔者对江苏地区几所大学做了一些调查,在高校教师科研队伍中,特别是一些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普遍明显存在近亲繁殖的现象,几代同堂的情况比比皆是,难以形成百家争鸣,多种声音,难以出新观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有二:

其一,研究生导师喜欢留自己的学生,这不仅因为方便,而且他们听话,用起来顺手,因而现在学校每年教师队伍补充人数中,绝大多数是本校的研究生。

其二,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学校每年想从外校引进一些好的研究生就比较困难,普遍存在人才难求的现象。久而久之,现在一些教授门下,差不多都是子弟兵。这种进人机制必然导致一言堂的家长式学术现象。学生在学术上很难突破导师的框子,一般都是导师划一个圈你就在里面是了。不少人报怨,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不仅长不起大树来,就是小树小草也难以长起来。

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对“近亲繁殖”早就引起重视,比如,早在1950年,美国的柏克莱加州大学就大胆提出一个许多人不敢想象的大胆做法,不留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当教师。加州大学副校长田长霖先生曾这样介绍,当时阻力大极了。柏克莱加州大学首先提出不用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你把最好的毕业生送给麻省理工,送给哈佛大学,但他们送给你第二流、第三流、第四流、第五流的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怎样办?岂不变为第二流大学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许多不同学校,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的博士,从不同学校走到一起,大家一起教学研究,就会经常听到各种不同看法,非常活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外校第二流毕业生,结果可能比本校留下的第一名作母校教师的还要好得多。留在母校作教授的,受到很大局限,他的许多研究不敢违背老教授的想法,即使老教授的想法明显错了,也不敢说老教授的不对,所以发展就比较差。但那些“二流”的到别的学校后,因没有框子而变的很活跃,发展得很好。现在,不用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已没有人反对了。而且许多名牌大学都不用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去当教师。而我们现在,很少引进外校学生,即使引进几个,由于门户之见,大都也很难发挥作用,成不了气候。

所以,培养跨世纪人才,必须在全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形成一种人才流动的机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扩大交叉招生,减少录取本校生的比例,要形成制度。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高层次人才培养、交流的好形式,但目前进站人员太少,要进一步扩大人数。再者就是对我们过去讲的“学术梯队”的做法要重新评价,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上,梯队接班不易出新思想、新观点,容易落入传统,保守多于创新,学术研究不易采用接班式、祖传式。对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几年找不到题目,不出成果,不出思想,就要采取果断措施转移方向。真正建立起一种优进劣汰、非新就弃的机制。

知识技能的智力要求与非智力的素质要求

培养和造就跨世纪的一代人才,需要有明确的知识技能的智力要求和非智力的素质要求,前者主要指精深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一专多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知识结构,这对一个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有志于成为跨世纪优秀人才的人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他还必须同时具备良好的非智力素质要求。提高素质,一方面要靠周围环境的培养与影响,另一方面就是要靠自我修养。考虑到专业知识的不同性,这里讲的是非智力素质要求,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素质要求:

身体素质

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体魄,没有健康的体魄是很难担当大任的。学问之事,非一日之功,需要持久努力。古今成大学问者,都是以健康的体魄为其物质基础的。2500年前的孔子,尽管一生颠沛流离,也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柏拉图80岁,罗素98岁,普朗克89岁,拉格朗日80岁,拉普拉斯78岁,牛顿85岁。据说牛顿一生中只掉过一颗牙齿,从来不戴眼镜。他在74岁那年还能在倾刻之间完成莱布尼兹鲁莽地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非常困难的“找出单参数曲线族的正交轨道”的题目,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他很难做到。高斯到77岁时还骑马。这些大师都是健康的体魄支持他们攀上光辉的科学顶点。

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品格,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融为一体的品格,政治素质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政治品格方面,爱因斯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他是一个具有崇高政治品格的科学家,他认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把为人类服务当作是最大的光荣,“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的,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他曾以满腔热忱寄语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好象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的这些论述,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她的智慧的真理光芒。在今天,尤其强调政治素质,特别对一些党员科学家来说,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是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除此,在政治素质要求方面,立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工作随志向走,成功随工作来,这是一个规律。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古往今来的成功者告诉我们,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越快,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只能得其下,立大志,方能成大业,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人的眼前都有一定的目标,这一目标至少在他看来是伟大的”“伟大的东西总是围以辉煌的光彩”。因此,必须养成良好的政治素质,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一般指两个方面,思想方面一是是非标准,这主要是指崇尚真善美,痛斥假丑恶。二是勇于坚持真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应该是属于人民、属于世界,为真理而献身。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更难,伽利略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布鲁诺因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马克思把科学的入口处比做地狱的大门,“这里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些素质要求,对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来说都是必备的。

道德方面重要的一条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深刻、深沉,庄严的字眼,爱国不是一种热闹和时髦,爱国需要你付出毕生精力以至生命。别林斯基说过“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美国的民族英雄内森·海尔在就义前,大义凛然,英国殖民主义者问他:“以你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你不感到遗憾吗?”海尔答道:“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能为我们的国家献出一次生命”,真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庚。而一直受到人们尊敬的诺贝尔精神,也是“创新——求实——献身”,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把自己获得的成就同自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居里夫人把她发现的镭元素用包含祖国名字的拉丁字母来命名。丁肇中把他发现的粒子用汉字“丁”的变体“J”来标记。大物理学家卡皮查说过,“我们科学家,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和自己祖国的公仆”。爱国主义的要求应该作为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第一要求。再就是坚持实事求实的科学道德,反对伪科学,反对把别人的成果占为己有,弘扬谦逊合作精神,象许多科学家那样,把世界上最活跃、最富有天赋和最有远见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为成功者提供一个能引起决定性突破的灵感和源泉。倡导容百家之长的“互补思想”,豁达,容人,共同进步。

心理素质

一个优秀的科技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是使智力和非智力有效兼容的重要内容。它包括,持着如一,不怕困难的精神。你想追求什么,一旦确定,就要苦心孤诣,不懈努力,即使是遇到厄运。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表现在能够不断清理心绪。头脑是自己的领地,能建造天堂,也能建造地狱。你干嘛让乱七八糟的记忆充塞头脑,清除陈年淤积的尘垢,不要让腐败的气息窒息你的思想。要学会自己减轻重负。衡量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有时就是看他能舍弃多少。有所为,就必然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假如金钱注定会毁掉你的幸福,那么宁可没有更好。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要好高鹜远,见异思迁。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要有应变的能力。倘若没有思想准备,厄运就会象大海的波涛在你生活的海岸上拍打不息。还要学会忍耐,成就无一不是忍耐和等待的结晶。不能忍耐,一切无价之宝都会付之东流。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忍耐是一种力量,用它来磨炼意志,陶冶性情,抑制火气,消除嫉妒,防止骄傲。

大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孜孜以求,毕生坚持守做学问阵地的人,一定要有理想家的气质,有志于在“纯粹思想的界内”探索追求,享受着他的苦与乐,享受着此外无从享受的自由。

健康的心理素质,还包括当机立断的选择能力,顾此失彼,犹柔寡断不行。

创造性素质

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须具备创造性素质,创造性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创造性包括的内容很多,诸如:想象力丰富,能独立选题。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环境感受力相当高,能觉察别人忽略的事实。心智活动思路畅通,解答问题敏捷。能提出卓越的见解,以特异方法解决问题。独立性强,有内在评鉴力,有主见。兴趣广泛且专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心理。

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是一项跨世纪的百年大计,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与努力,只要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了,那实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描绘的跨世纪宏伟工程的兰图,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变成活脱脱的现实。举起你的双臂,去迎接她的到来吧!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8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46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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