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上丝绸之路典型国家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比较
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 王陕菊
【摘 要】 基于规模、质量、投资水平和政策等维度，对“新海上丝绸之路”七个典型国家1960—2016年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主要结论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多数国家保持了较好且基本连续的增长；各国人力资本规模整体略有差距，人力资本质量及投资水平差距较大；较之人力资本规模，人力资本质量及投资水平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度更高；中国的人力资本规模、质量、投资水平在七国中排位基本中等甚至更低水平。文章得出中国应注重发展并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加大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开支投入力度、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优化配置现有人力资本、依据市场信息持续推进并动态调整人力资本政策等启示。
【关键词】 新海上丝绸之路； 典型国家； 人力资本质量； 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政策
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主要是指新的发展时代背景、新的发展愿景和目标等。它将依托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推进涉及海陆空多种运输方式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贸易网络。其中，坚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和和平共处等基本原则，促进沿线各国贸易畅通是建设重点内容之一[1]。新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区域合作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区域经贸合作[2]、贸易便利化[3]等方面，部分研究涉及到教育层面[4]，但较系统研究人力资本的文献不但数量匮乏而且跨国的定量研究罕见。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具备的技能、知识等有用能力，包括教育及非正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和迁移五个类别[5]。关于人力资本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较一致地认为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积累、人力资本质量较之人力资本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更大[6]，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需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相关政策的推进[7-8]。因此，本文将从人力资本的规模及质量、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政策推动等层面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典型国家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为中国得出若干有益启示。
一、典型国家样本的筛选及其基本经济指标的描述分析
（一）典型国家样本的筛选
借鉴陈万灵等[9]及黄茂兴等[10]的观点，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及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的39个经济体① 新海上丝绸之路39个主要经济体名称、所处区位、收入水平、国土面积和人口等信息在文中省略，备索。 。本研究筛选典型国家样本的主要依据如下：（1）数据基本完整及连续② 除下文中国1996—2014年教育公共开支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外，除非特别说明，全文图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数据更新日期为2017年10月30日，访问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 。（2）2016年底位列上中等或高收入水平的非矿产资源型经济体。收入水平依据世界银行2016年标准界定，低收入、下中等及上中等收入的上限分别为1 025、4 036及12 475美元。中国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东亚及东南亚除日本、韩国、文莱和新加坡外均为中等收入，南亚及波斯湾均为中或高收入；除南非外红海湾及波斯湾均为低收入或下中等收入。（3）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分别不低于10万平方公里和1 000万人。（4）发展环境基本稳定。最后保留样本为日本、韩国、中国、马来西亚、泰国五个国家，并考虑处于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印度和偏向矿产资源型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南非与中国同属金砖五国，是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纳入研究样本；为充分体现各国人力资本发展历程及特征，依托世界银行数据，研究时限设为1960—2016年。
国内外许多知名影视翻译的专家讨论过影视翻译的特殊性，在影视翻译中文本翻译只是按照“信达雅”等翻译原则是不够的，像日常化、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等都是译者在影视剧翻译中要反复考虑的问题。优秀的电影翻译能为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译本也要注重其流畅性、简洁性和合理性，符合电影中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配合电影本身起到娱乐大众的效果。配音更要求让观众不要产生外国人说中国话的别扭感，帮助观众轻松无负担的获取电影信息。由于文化差异，原电影中的有些情节和台词会让观众产生不解和困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译者通常采用归化法进行翻译。
（二）典型国家基本经济指标的描述分析
新海上丝绸之路侧重贸易维度的经济增长，所以本部分经济指标主要选择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及其年增率、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开放度等，以反映各国基本经济概况（详见图1、图2）。从图1看，首先是人均GDP指标的演变。历年均值从大到小排序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南非、泰国、中国和印度。日韩经济起飞较早，从20世纪60—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成绩一直较好，近年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但是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其他五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南非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且历年均略有波动，中国经济增幅比较平稳，进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较快，印度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其次是人均GDP年均增率指标的演变③ 限于篇幅，各国人均GDP年均增率和贸易开放度的图在文中省略，备索。 。历年均值从大到小排序为中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日本和南非。各国经济增长均有不同的波动性、21世纪后中国和印度明显发展较快。
从大纲来看，该课程的作业设计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两项关键性任务要求学生先分别和英语学习者（ELL）以及英语学习者的家长做三小时以上的面对面访谈。然后要对该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从教学方式、授课环境、课外活动、学科和课堂管理等方面对美国学校教育和英语学习者母国的学校教育进行比较，还要从书写体系、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学、深层文化等角度对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和家长找出差异，尽快适应所在地区的学校学习，快速提升英语水平。
图1 各国1960—2016年人均GDP演变趋势
图2 各国1982—2016年FDI演变趋势
本部分分析各国贸易维度的基本情况，贸易开放度由各国当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例测算获得。从图2看，首先是FDI指标的变动。各国历年FDI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动，历年均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南非、印度、韩国和日本。日本FDI几乎一直都是最低的，韩国FDI也不高，这与两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日本从明治维新起一直奉行原则上不利用外资的方针，韩国为保持经济独立性对外资的利用也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的FDI一直较高，印度和南非进入21世纪后FDI增长较快；其次是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演变。历年均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南非、中国、日本和印度。马来西亚贸易开放度一直位于最高位。1960—1988年，泰国、韩国和南非的贸易开放度接近，之后三国排序从大到小均是泰国、韩国和南非。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贸易开放度一直较低，1994年后日本是三国中最低者，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有明显的提升。综合图1、图2来看，七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存在差异，但多数国家保持了较好且基本连续的增长，多数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
二、典型国家人力资本规模及质量的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本规模
最后是人均医疗支出指标。日本历年均值3 128.428，浮动范围[2 195.839，4 748.919]。韩国历年均值1 008.684，浮动范围 [320.699，2 060.249]。中国历年均值134.690，浮动范围[21.017，419.734]。马来西亚历年均值232.472，浮动范围[94.493，455.826]。泰国历年均值127.995，浮动范围[60.406，229.881]。印度历年均值36.835，浮动范围[15.822，74.995]。南非历年均值 407.687，浮动范围[201.796，686.941]。从各国变化趋势看，日本一直位于最高位，其次是韩国、南非、马来西亚，然后是中国和泰国、2009年起中国超过泰国，印度一直最低，各国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就起止年份的增幅看，从大到小依次是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南非、泰国和印度。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人均医疗开支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南非、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和印度。综合以上三个指标看，各国之间差异均较大；中国教育公共开支最低但是增幅最大，医疗公共开支和人均医疗支出水平和增幅均位于中等或中等略偏下水平。
日本自二战后推行教育投资优先政策、教育投资力度与国民经济同步甚至更高水平增加，并制定《日本宪法》从国家法律高度明确国民“学问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之后陆续发布《教育基本法》和《产业教育振兴法》等，为经济重建储备了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塑造了较好的国民教育传统。日本还重视对企业员工企业文化的熏陶，通过轮岗及交叉等培训体制对员工进行终身培训，使其成为多技能人才[11-12]。二战后韩国教育基础极其薄弱，成人识字率低于20%，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为实现经济赶超，韩国历届政府注重发展教育，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除朝鲜战争外基本处于递增水平，对教育投资的力度一般大于对经济投资的力度，并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及培训领域，积极推进产学研和职业教育发展[13]。日本和韩国人力资本政策的共同特征主要是强调教育及培训的投入力度及体制不断完善，在从农业向轻工业的产业升级中开始普及小学教育，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中着力推进中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后又及时在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理工科专业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注重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人力资本的培训与再教育领域，日本的税收扣除和韩国的税收津贴等政策均起到了较明显的激励作用；注重人力资本内生化积累的同时，通过股票购买优先、超额利润分配等优惠措施积极吸引海外或在国外工作的本国中高科技人才；积极推进教育的产业化及国际化发展[14-15]。
此处用公共教育及公共医疗开支、人均医疗支出三个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质量。首先是公共教育开支指标。日本历年均值4.124，浮动范围[3.317，5.670]。韩国历年均值 3.576，浮动范围 [2.003，6.074。中国历年均值2.427，浮动范围 [1.387，4.294]。马来西亚历年均值5.610，浮动范围[3.958，7.662]。泰国历年均值 3.527，浮动范围 [2.148，5.253]。印度历年均值 3.599，浮动范围[3.093，4.347]。南非历年均值 5.466，浮动范围[4.854，6.379]。从各国变化趋势看，日本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中国基本上呈现递增趋势，其他五个国家波动性均较大。就起止年份的增幅看，从大到小依次是中国、韩国、泰国、南非、印度、马来西亚和日本。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公共教育开支从大到小依次为马来西亚、南非、日本、印度、韩国、泰国、中国。
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问题从大体上分类可分为规章制度问题、人文因素问题以及管理体系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大量企业对互联网金融财务风险管控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未能在新时期建成科学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这些问题需要被引起足够重视，最终让企业能够更好管控风险，将更多资金用于企业的运行和发展过程。
（二）人力资本质量
中国分别于 1985、1993、1995、1999、2006、2010 年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法规文件，推进人力资本建设工作。中国人力资本政策的特点主要有立足国情，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宏观上重视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实施中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教师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或投入教育及培训领域，贯彻协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依托教育体制改革、分层次分步骤改革各类教育，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中高技术人才等[16-17]。
其次是预期寿命指标。日本历年均值77.454，浮动范围[67.666，83.844]。韩国历年均值69.421，浮动范围[53.002，82.156]。中国历年均值 66.118，浮动范围[43.778，76.117]。马来西亚历年均值69.181，浮动范围[59.475，75.220]。泰国历年均值66.603，浮动范围[54.699，75.068]。印度历年均值56.323，浮动范围 [41.170，68.333]。南非历年均值57.246，浮动范围[52.226，62.312]。各国预期寿命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增长波动性南非最大，其次是中国，其他国家均较小。就起止年份的增幅看，从大到小依次是中国、韩国、印度、泰国、日本、马来西亚和南非。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预期寿命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南非和印度。综合以上两个指标看，七国人力资本质量最高的是日本和韩国，其次是泰国和马来西亚，然后是中国、印度和南非，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较之其他六个典型国家，中国虽然近年来预期寿命增幅较大、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有所提升，但人力资本质量整体上还比较低。
三、典型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对比分析
最后看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指标。日本历年均值67.213，浮动范围 [60.500，69.784]。韩国历年均值65.058，浮动范围[52.795，72.355]。中国历年均值 63.997，浮动范围[55.220，73.752]。马来西亚历年均值59.027，浮动范围[50.443，69.302]。泰国历年均值62.431，浮动范围[52.432，71.898]。印度历年均值 59.031，浮动范围[55.220，65.997]。南非历年均值 58.660，浮动范围[53.937，65.613]。除日本外其他六国历年劳动人口占比均整体处于递增趋势，从1960—1970年六国指标值均较接近，1970年后韩国、中国和泰国较为接近，而马来西亚、印度及南非较为接近。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劳动人口占比在58—68之间浮动，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和南非。综合以上四个指标看，成人识字率除印度外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南非均较接近；七国小学入学率均较高且彼此间差距较小、劳动人口占比差异略大、中学入学率各国间差异较大；中国的小学入学率最高，其他三个指标位居中等水平。
其次是公共医疗开支指标。日本历年均值6.793，浮动范围[5.343，8.550]。韩国历年均值 2.835，浮动范围[1.378，3.985]。中国历年均值 2.137，浮动范围[1.621，3.095]。马来西亚历年均值1.969，浮动范围[1.503，2.362]。泰国历年均值2.473，浮动范围 [1.660，3.248]。印度历年均值1.127，浮动范围[0.985，1.407]。南非历年均值 1.720，浮动范围[1.272，2.324]。从各国变化趋势看，日本一直位于最高位，除2014年外印度一直最低，从1995—2005年其他五国指标值接近，1995年从大到小排序基本是韩国、泰国、中国、马来西亚和南非，除南非外各国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就起止年份的增幅看从大到小依次是日本、韩国、泰国、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南非。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公共医疗开支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泰国、中国、马来西亚、南非和印度。
此处用成人识字率、中学入学率、劳动人口占比三个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规模。首先是15岁以上的成人识字率指标。日本和韩国数据全部缺失。中国和马来西亚数据可得的年份为2000年和2010年，中国的指标值分别为90.920%、95.124%，马来西亚的指标值分别为88.688%、93.118%。泰国数据可得的年份为2000、2005、2010、2013和2015年，指标值分别为92.647%、93.507%、96.431%、93.702%和92.868%。印度数据可得的年份为2001、2006和2011年，指标值分别为61.015%、62.754%和69.303%。南非数据可得的年份为 2007、2009—2012、2014—2015年，指标值分别为88.717%、92.895%、92.877%、93.102%、93.729%、94.140%、94.368%。从各国同个或接近年份的数据看，泰国的成人识字率最高，其次是中国，马来西亚和南非接近，印度明显较低。
四、典型国家人力资本政策的简要回顾
（一）日本和韩国
其次看中学入学率指标。日本历年均值97.405，浮动范围 [86.453，102.675]。韩国历年均值86.285，浮动范围[39.708，103.633]。中国历年均值 55.081，浮动范围[28.224，96.242]。马来西亚历年均值57.365，浮动范围[33.816，77.750]。泰国历年均值49.811，浮动范围[18.125，129.002]。印度历年均值 44.769，浮动范围[24.026，74.275]。南非历年均值86.069，浮动范围[62.731，98.820]。各国历年中学入学率均整体处于递增趋势，增长波动性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中国、南非、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日本。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中学入学率在44—98之间浮动，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南非、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印度。
（二）中国
此处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两个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质量。首先是高等教育入学率指标。日本历年均值39.570，浮动范围[17.641，63.363]。韩国历年均值52.001，浮动范围[7.246，99.660]。中国历年均值10.091，浮动范围[0.131，43.392]。马来西亚历年均值19.042，浮动范围 [3.877，37.135]。泰国历年均值26.695，浮动范围[2.861，52.747]。印度历年均值 10.155，浮动范围[4.869，26.875]。南非历年均值 12.877，浮动范围[4.015，19.663]。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就起止年份的增幅看，从大到小依次是韩国、泰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南非。基于指标均值看，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大到小依次为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南非、印度和中国。
（e）The reason why we can sell so cheaply is that we buy in bulk
（三）马来西亚
20世纪60、70年代，马来西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人口增长等原因，人力资本数量迅速增加，但因当时的产业结构对技术人才需求量较少，加上部分外来劳工不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外来劳工人数已高达200万，国内人力资本质量整体较低。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产业发展转向信息产业，职业教育与市场培训明显滞后，导致政府意识到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始启动人力资本改革，以提升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升级之间的匹配度。马来西亚人力资本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共教育支出一直占GDP较高的比重，但忽视高等教育的投入，且职业教育和培训较落后于市场需求[18]。1991年，马来西亚的“2020年宏愿”提出要在2020年位列区域优质教育中心等目标，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1995年，进一步修订《教育法》和《大学和大学学院法》等，保障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和推进公立大学企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1996年，马来西亚实施了遣返非法入境外来劳工等管制政策；1997年颁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公司法》；2004年成立国家高等教育部，之后发布《全国高等教育行动规划（2007—2010）》等文件，积极推动教育发展的社会化和国际化进程[19-20]。
（四）泰国
泰国在1921年颁发《强制教育法》保障基础教育的发展。二战后，泰国的人力资本数量较高但是中高级人力资本质量明显欠缺，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进程，政府开始推动人力资本整顿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起，泰国政府鼓励特别班、夜校、私立大学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方法，承认非正规教育学历，并开办社区学习中心、博物馆等为民众提供学习环境，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基础；通过设立公务员入职的学历门槛和拉大不同学历层次的工资待遇等措施激励民众投资教育；1997年的《宪法》、1999年的《国家教育法案》和2002年的《国家教育计划（2002—2016）》等制度致力于提升教育普及率、完善教育质量保障系统、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培训中来，以期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本[21]。
（五）印度
印度立足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和持续加大人力资本等途径，在生物医药及及办公软件等高科技领域的高质量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印度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及国内迁移以获得就业机会等相关费用，其中包括各级政府投资、社会捐赠和学费等的教育投资居于主导地位，而政府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要来源。印度公共教育开支由1951—1952年的0.7%到1997—2000年的3.9%再到2009—2013年的3.7%，近年一直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印度政府也一直重视卫生医疗投资，从1965—1994和1995—2015年分别维持在3%左右和略高1%的水平。印度人力资本建设的特点为改善社会环境、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贯彻调控“知识失业”和“人才外流”的高等教育双元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能培训教育，推进留学教育、农村教育和妇女教育等专门教育，且职业技术教育等非正规教育基本与正规教育同步发展等[22-23]。
这种场景主要适用于一个网络中有许多分支网络，利用该方法，就可以将内部各个网络之间建立起虚拟专用网，从而提高网络配置。
（六）南非
在很长一段时期，南非的人力资本质量极低，主要是种族隔离制度下大量廉价黑人劳动力。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开始进行人力资本改革。国家发布的教育政策分为教育法案、绿皮书和白皮书三种，教育法案是由白皮书和绿皮书系列的部分教育行政政策经过国家议会审核后上升而来，如1995年的《国家教育政策法案》《教育与培训白皮书》《高等教育改革绿皮书》，2009年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法案》等[24]。2001、2010和2015年，南非分别颁布《国家高等教育计划》、《2014年机动计划：面向2025学校教育》和《2019行动计划：面向2030学校教育》，目的在于明确和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消除种族隔离对高等教育的不利影响等。2009年，教育部拆分为基础教育部、高等教育和培训部，以进一步保障并指导人力资本建设工作。近年来，南非人力资本建设在贯彻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完善高等教育质量监督体系、改善基础教育品质、推进教育的国际化、协调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及推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5-26]。
近年来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发展，深度学习逐渐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数学深度学习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数学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数学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它与浅层学习相区别，不是简单的知识记忆，而是对学习内容有整体认知[9]．数学课堂留白艺术的运用为学生深度学习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学生调动已有的活动经验解决问题，梳理数学知识间的联系，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五、结论与启示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多数国家保持了基本连续的增长且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各国人力资本规模整体略有差距，各指标值体现的差距也不同。中国各指标基本位居中等水平；人力资本质量指标与规模指标比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度更高。中国虽然近年来预期寿命增幅较大、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有所提升，但人力资本质量整体较低；各国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教育开支指标、公共医疗开支和人均医疗支出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度更高。中国教育公共开支最低但增幅最大，医疗公共开支和人均医疗支出水平和增幅均位于中等或中等略偏下水平；各国人力资本政策各有特色。中国重视国家层面制度的保障，以政府为主导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或投入教育及培训领域，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人才的跨区域流动等。
由上可知，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基本在七个典型国家中排位中等甚至更低水平。研究结论对中国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积极融入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网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为保持经济的自主性，对FDI要保持谨慎的态度，需要更加注重其质量而非规模。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第二，注重发展并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高中学入学率和劳动人口占比，适度提升并稳定人力资本规模。第三，加大公共教育开支和医疗卫生开支投入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这是提高人力资本政策的关键所在。第四，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国内人才跨区域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优化配置现有人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本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要持续且有针对性，要根据产业升级需要等市场信息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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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1-009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代际收入传递的机制、影响与对策研究”（17BJL096）；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高校导师与研究生的匹配度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EIA170466）
【作者简介】 王陕菊（1962—），女，河南嵩县人，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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