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研究及其前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群众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3)05-0003-05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建设，是党的学说创新的重要内容，它是传统党建理论与新的时代特征衔接的基本脉络，直接关系到党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和民主建设，所以是党建科学化的关键和切入点，对于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党举行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一、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研究状况
群众路线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最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总的工作路线。相关研究状况，与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活动密切联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28年10月李立三与江浙地区负责人的谈话和1929年9月周恩来等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同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决议》也指出党的军事工作要实行群众路线。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谈了群众工作，这成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后，经过延安整风，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表述，标志着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对党的作风和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概括和阐述。1949年，毛泽东又作出“两个务必”的讲话，这是在对执政以后党的作风建设的补充，也是对群众路线的新的要求。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新的概括。
从延安时期至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关于党的作风和群众路线，主要是思想阐述、经验总结和实践倡导。如凯丰的《关于政党的学说工作作风》(中国出版社1941)、张如心的《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新华书店1947)、周原冰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三联书店1949)、李洛漠的《关于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联益出版社1951)、张如心的《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人民出版社1957)、王伟光的《领导生产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人民出版社1957)、黄枬森的《群众路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和杜李的《党的群众路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等，较全面地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由于1958年以后，进一步把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路线的基本形式，一些论著也反映了这种倾向，如李尧的《大搞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饶有意思的是，台湾地区对我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也一直十分关注，如杨汝舟的《中共群众路线研究》(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等。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陈云作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著名论断；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引起了学界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群众工作更为突出。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发表，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党群关系是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很快形成一个高潮，并持续深入发展，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成果：
第一，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内涵和意义的研究，这是对群众路线理论进行学术梳理和拨乱反正的需要。较多的论文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其中，如刘继增细致地论证了这一理论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1]。关于内涵，人们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概括，李德清从群众观点、领导方法等进行了学理性的论述[2]；著作有沈宝祥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新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特别是在这一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加以了区别。谢淀坡等指出：不能把依靠群众简单地等同于依靠群众运动，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从什么地方获得革命事业的基本动力的问题，另一个是在发挥这一力量的作用时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起来[3]。朱子初还认为：群众运动走向运动群众，其实是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背离了群众路线[4]。关于这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在一般阐述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外，都突出了其在执政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特别重要性。香港学者王绍光还从与西方科学决策模式作了对比的独特视角，认为西方决策有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与群众路线有相通之处。但是，群众路线还要求有强烈的群众观点，是一个领导与群众不断的互动过程，要求形成密切的干群关系，决策还必须再化为群众的意见，因此又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5]。
第二，关于群众路线与民主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关于这一理论的意义与价值的进一步的思考。较早把群众路线与民主联系起来的还是毛泽东，他在1962年讲过：“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6]。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党内外积极倡导民主与解放思想的背景之下，群众路线与民主的关系也就开始成为集中议题。于是，较多的论者把群众路线提到了民主的意义上进行论述。对此，刘长林却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民主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方法，前者是根本的，后者是从属的；民主制是群众路线存在的保证，群众路线应该成为国家民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然而又是从属的环节[7]。随着对政治文明认识的深化，人们开始认识群众路线对于推动党内外民主的积极意义。林尚立认为，在党内民主中，群众观念就成了党内民主运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同时，群众力量也成为促进党内民主的重要外部力量。在党内民主运作中，群众观念和群众力量，既是对党内民主运作的一种规范，也是对党内民主运作的一种推动和保障。因为，依据群众路线展开的党内民主运作必然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8]。景跃进认为：群众路线所隐含的结构性前提是先锋队(领导)与群众的两分法，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领导者的一种工作作风，但是，在农村自治发展中，自上而下的工作作风和自下而上的工作作风开始融合，群众路线有了民主的现实意义[9]。房宁认为，群众路线是人民主权的中国化表达，群众路线思想把人民主权思想贯穿于中国政治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成为一种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应该肯定[10]。
第三，关于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的关系的研究。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思想以后，促使了人们对于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关系的思考。高新民认为作风建设理论需要发展，作风是党的建设的综合的体现，制度与民主环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11]。王世谊认为，传统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局限性是重视群众运动而忽视制度建设，把作风问题归结为阶级根源而忽视利益协调[12]。刘靖北论述了推进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和体制的若干内容[13]。赵刚印认为：把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是群众路线创新的基本方向，通过刚性的约束力保证民意成为决策的主体[14]。杨金海认为，要坚持群众路线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群众路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基础，也是实践基础[15]。孙力认为：群众路线在制度层面的开拓形成了新的民主模式，表现为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法是人民意愿的体现，是制度的最高形式，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群众路线的方向[16]。
第四，关于群众路线与干部作风建设的研究。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2007年胡锦涛提出，要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2012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王长江认为：加强与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党群关系往往是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群众观是干部世界观的核心问题[17]。干部生活作风问题也成为论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认为这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并直接影响着党群关系。刘炳香等还对山东省潍坊市把干部作风建设管用办法制度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些经验主要包括：把实践锻炼作为作风养成的最好课堂，把机制创新作为实践锻炼的有效保证，把不断学习作为实践锻炼的持续动力，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干部作风建设的归宿，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干部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2009年全国党建研究会组织的“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党性、改进作风问题研究”，在广泛的调查基础之上，指出了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问题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其中把上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表率作用作为第一条对策建议，发人深省，起到了很好的资政作用[19]。此外，还提出了走群众路线进行党风建设等主张[20]。
第五，关于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的研究。这是近年来研究的重大课题，成果众多，著作有甄小英的《党群关系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衣芳等著《人民群众主体论——群众观、党群关系、群众工作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等。关于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张荣臣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群众出现了利益分层的多元化趋势，群众工作中出现了利益协调问题和政治参与问题[21]。针对这些变化，一些论者认为：一要正确把握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新理念、新定位；二要充分发挥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三要完善民主形式以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四要以制度建设来切实保障党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五要重视培育更多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符合宪法要求的群众组织；六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党的群众工作的新形式[22]。李君如认为：更主要的是建立健全一套科学有效的群众工作机制，只有以制度为保障，群众工作才会取得实效[23]。毕力夫提出，要建立群众工作考核体系，民众要成为政绩考核的主体，以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24]。还有论者对基层群众路线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总结，如黄俊尧总结了浙江的“民情档案”制度，浙江衢州要求乡镇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村情民意调查，通过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户的基本情况，并进行梳理、汇总，按照“一村一册、一户一页、一事一表”的要求建立“村情百宝箱”台账，落实了干部的群众工作，增强了群众工作的能力[25]。此外，还有关于网络条件下的群众工作创新等等。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精神。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叫“延安传统”，他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26]；马克·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27]；罗斯·特里尔认为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民主参与[28]；施图尔特·施拉姆认为，群众路线在执行过程中有两个可能的发展趋向：一个是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让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发展为“专家治国”，变成操纵群众[29]。此外，国外的管理心理学和行政伦理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在管理心理学中，1937年，勒温在团体心理实验研究中提出了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三种领导方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领导作风理论又向领导权变理论发展，如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把领导者、群众、组织及其过程构成一种模型，分析领导的效能。西方行政伦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成熟，斯克特和哈特指出了对行政组织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使控制行政组织和支配下级官员生活的精英们不能隐蔽在暗处；约翰.罗尔斯倡导以社会公平作为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的价值取向；罗赫尔侧重从民主制度价值方面来论述行政伦理。这些观点与方法都具有参考价值。
二、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密切结合，因此有了较长历史的研究积累，具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对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进行了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多学科的分析，具有深刻的论述；对于执政和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特别对于群众路线与民主建设、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群众路线与干部作风建设和群众工作的机制创新，都有较充分地展开，为这一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思路与方向。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分为以党为主体的思想性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以学者为主体的学理性的理论创新三个方面的话，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承担着学术支撑的学理性的理论创新还是相对薄弱的。这表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党的思想理论的解释和阐述、表现在实践经验的总结，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这又与学界把群众路线主要看成是实践问题的认识有关。特别是对于执政和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的研究，前瞻性思考仍显不足，落后于实践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学理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学说上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它所具有的中国的特色、在党的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及其机理仍需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作为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特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所以，群众路线不仅是理念、工作方法，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特别要着重思考在执政和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及其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
第二，在执政和新的形势下，人们重视制度建设，对作风建设有所忽视。人们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强调现实中的党的作风问题对于党的形象、党群关系的重大影响，而作风建设特有的方式方法则被虚化了。有相当的论者都把作风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制度建设的不够，突出了制度建设对于作风建设的意义，有用制度建设替代作风建设的倾向。因此，也较少思考群众路线作风对于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意义。
第三，群众路线的民主内涵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制度建设虽然重要，但是，作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影响到制度建设。群众路线具有深刻的民主内涵，作风建设的推进能在实践上给制度建设提供制度文化的氛围。所以，特别要研究民主作风建设与民主集中制、民主制度建设的关系，要思考群众路线这一传统理论和工作路线的创新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路径上的重要作用。
第四，在群众路线作风建设功能上，突出思想道德方面，而较少注意其工作方法对于干部能力提升的功能。群众路线作风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是领导方法与工作伦理的统一。忽视工作方法，对干部的群众路线作风建设，重在思想教育，而忽视了通过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进行工作能力训练功能，也就虚化了群众路线独有的方式方法，从而使得群众路线的发展缺少内在的动力，而只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
第五，在领导干部群众路线作风建设方面，主要停留在经验的总结，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没有出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群众路线与干部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缺少深入探讨，被淹没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讨论之中。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作了强调，十八大决定进行以此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显然，“为民务实清廉”重在对领导干部的作风要求，体现了群众观、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联系群众的生活方式，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够，落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
第六，在关于群众工作的大量研究中，却缺少群众路线理论主线的贯穿。从而使得大量的生动的实践创新，成为经验的罗列，缺少哲理的提升，影响了理论的指导力。
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对群众路线的研究，需要做到以下方面：
要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揭示这一理论的重要创新，把握其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及其机理；从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方式上思考这一理论的时代创新，从而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学术支撑。
要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从新形势下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作风建设的科学化。思考群众路线对于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意义和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的路径意义。从而纠正以制度建设替代作风建设和离开群众路线就民主而民主的倾向。
要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以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为重点，探讨作风建设的科学化。要密切结合在全党举行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研究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基本规律，例如，着眼于道德与能力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制度相结合等，思考作风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有效性。
要以发扬群众路线工作作风为主线，构建群众工作的机制体制。使群众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例如，如何从问需于民到问计于民再到问政于民，从以干部为主体向以民众为主体转变，从联系群众到受群众监督到群众决定干部等等，使群众工作的研究不再是不断重复的经验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