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动宾式的字辞关系——对韵律语法的一点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韵律论文,语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韵律语法重视汉语的结构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语法脱离结构来研究汉语的弊病，这对于摆脱汉语语法研究的印欧语倾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韵律语法过于注重双音形式，同时又未能彻底抛弃词的概念，因而其具体结论常有偏差。从完全的字本位角度来看，如果韵律语法能够深入汉语节奏之下，对左右节奏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的决定性作用给予更多关注，将有助于克服一些形式上的偏颇，在理论上也会更为合理、严密。
在动宾组合的节奏形式上，端木三（1999）认为：[1+2]比[2+1]好。例如：
[2+2] [2+1] [1+2] [1+1]
种植大蒜 *种植蒜 种大蒜 种蒜
学习绘画 *学习画 学绘画 学画
购买粮食 *购买粮 买粮食 买粮
收割麦子 *收割麦 割麦子 割麦
而冯胜利（2005）认为：“汉语的动宾短语[1+2]合法，但[2+1]不合法。”依据是：“开玩笑、动手术、泡蘑菇等[1+2]型合法；*种植树、阅读书、打扫街等[2+1]式非法。”
首先，这样的结论有悖于汉语实际。汉语的动宾结构，既有[1+2]式，也有[2+1]式。比如：“摆弄枪、折磨人、喜欢狗、捉弄他、歌唱党、污染水、欣赏画、笑话我、注意车”，等等。这些[2+1]式也是常用的，根本没有什么地方不如[1+2]式。
其次，即使“*种植树、阅读书、打扫街”这样的具体例子非法，也不能证明[2+1]动宾式非法。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说：“研究树/琢磨树/负责树/留神树；喜欢书/准备书/提供书/没收书”。这些[2+1]的例子也都很好。
再次，这种推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难免以偏概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相反的规则：汉语的动宾短语[2+1]合法，而[1+2]不合法。依据是：“吓唬人、糟蹋钱、节约电”等[2+1]式合法；“*种田地、
*阅报纸、*扫文盲”等[1+2]式非法。
由此可见，“*种植树、阅读书、打扫街”不成立，只能说明有一部分[2+1]组合不能成立，而不能证明整个[2+1]动宾式非法。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语言事实，[1+2]和[2+1]都是合法的动宾组合。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2+1]本身的好坏，而在于：为什么[2+1]中的“研究树”之类可以成立，而“*种植树”之类不能成立？
显然，韵律语法不能解释上述现象。本文试图从汉语字辞关系的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字辞关系是汉语节奏之本。
一、字辞关系的几个基本概念
我们认为，不加区分地把汉语的字和辞统称为词是传统语法的主要弊病之一，“词”的观念严重阻碍了对汉语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
叶文曦（2008）认为：“在现代汉语词的格局中，单字词仍然是核心，单字词和双字词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上都分属不同的层次，应该区别开来加以研究。”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但该领域的研究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开发，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说来研究汉语的这一特点。因此，我们提出建立汉语字辞学的主张。下面介绍汉语字辞学与本文相关的几个基本观点。
汉语字辞学认为，一切语言研究的起点是此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所以研究起点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词不是汉语的结构单位，所以我们抛弃了传统语法“语素、词和短语”的概念，而代之以“字”和“辞”两个术语。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组合的最小单位，也是汉语各类意义功能的载体。那么，什么是辞？辞是由字组合而成的固定字组。辞虽然也是汉语的一种结构单位和意义功能单位，但是从内部结构看，它不是基本单位或者说最小组合单位，而是由字这个基本单位组合而成的二级语言单位。其中包括传统语法说的“复合词”。
汉语的字辞之间存在以下几种重要的关系。
首先，是由字生辞。在结构上，字是本原单位，辞是派生单位。字和辞的关系就如同印欧语的词和固定短语的关系。这是汉语字辞概念区别于汉语“词”概念的根本之处。
其次，是字辞互补。辞是字在某个特定方向上的意义、功能的深化和发展。字的语义功能粗而广，辞的语义功能细而专。因此，辞是字的延伸和补充。字和辞既同又异，是汉语独有语言单位，在汉语的组合中，字辞交替使用，对应互补。字辞互补是汉语字汇和语法区别于印欧语的最大特色。
最后，是字辞混组。汉语的组合，古代以单字组合为主，也就是“单字+单字”的组合。字本位奠基人徐通锵称之为“单字编码格局”。一般认为，由于汉语编码机制的主流从造字变为组字……使得汉语语汇的单字编码格局解体，双字编码格局成为汉语语汇的主流。（参见徐通锵2001、宋作艳2008）而汉语字辞学对此的看法则稍有不同。我们认为，汉语从造字变为造辞之后，单字编码格局并没有完全解体，也没有形成单纯的双字编码格局。在汉语的漫长演化中，随着造字转变为造辞，形成字辞并存的局面，汉语的组合方式也相应地变为字和辞的混合组合，我们称之为“字辞混组”，字辞混组包括字和字的组合、辞和辞的组合以及字和辞的组合多种方式，具体形式包括以下四种：字+字，这是字和字的单组关系；字+辞，这是字和辞的混组关系；辞+字，这是辞和字的混组关系；辞+辞，这是辞和辞的单组关系。从动宾关系看，这四种形式就是：动字+名字；动字+名辞；动辞+名字；动辞+名辞。
由于汉语的动辞最多只有两个字，而汉语的名辞主要以双字辞为主，因此在本文的范围内，这四种字辞关系可以简化为：1+1；1+2（以及1+3）；2+1；2+2（以及2+3）。
根据组合功能，我们把字和辞内部都分为单组和混组两类，共计四种：
Ⅰ.单组字：有的字沿袭了古代的组合方式，未有变化，仍然只和字组合，我们称为单组字；
Ⅱ.混组字：有的字组合方式发生变化，既能和字组合，又能和辞组合，我们称为混组字；
Ⅲ.单组辞：有的辞只能与辞组合，我们称为单组辞；
Ⅳ.混组辞：有的辞既可以与辞组合，又可以与字组合，我们称为混组辞。
这是我们对于字辞关系的基本看法。
为什么[2+1]的“*种植树”等不能说，而同样是[2+1]的“研究树”可以说？从字辞关系看，这个问题涉及[2+1]动宾式中字和辞的匹配性质，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单组形式和混组形式。用字辞关系来分析，[2+1]动宾式就是动辞与名字组成的动宾式。
二、动辞分析
我们先分析[2+1]中的动辞。根据组合性质，动辞也分为单组辞和混组辞两类。单组动辞只能与名辞直接组合，不能与名字直接组合。混组动辞既能与名辞直接组合，也能与名字直接组合。也即，单组动辞只能构成[2+2]式，不能构成[2+1]式，而混组动辞既能构成[2+2]式，又能构成[2+1]式。
上述“种植”等动辞都是单组动辞，所以它们只能带名辞宾语，不能带名字宾语。而“研究”等动辞都是混组动辞，所以既可以带名辞宾语，如“研究问题”，也可以带名字宾语，如“研究树、研究人”。“打扫+街”的情况还有区别，以下再作分析。
字辞对应上，“种植”等辞之所以属于单组辞，这与其本身包含的同义动字紧密相关。
这需要引入一个新概念——同义字辞对。基于上述字辞互补的组合机制，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一大特色是具有大量的同义字辞对。
潘文国（2002）认为，在汉语中，几乎每个概念都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用单音字，一种用复音（主要是双音）辞。我们把这种具有相同语义的对应单位叫作“同义字辞对”，传统语法称为“单双音节同义词”。
冯胜利（2005）所提到的三个[2+1]动宾式中的三个动辞都有同义对应字：“种植/种；阅读/读；打扫/扫”。不过，这三个动辞的构成略有不同，“种植、阅读”是由两个同义动字组合而成的，而“打扫”则含有一个虚化动字。
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三个动辞都属于有同义动字的动辞，从字辞关系看，其对应字和由它派生的辞之间不但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同时还保持一些相同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换。更重要的是，这些对应字都保留了历史上原有[1+1]的单组形式，都可以带这个对应动辞不能直接组合的名字宾语：“种树/植树；阅信/读信；扫街”。
而“研究树/留神树”则有不同。“研究”虽然也是并列式，但没有同义的对应字；而“留神”则是动宾式，根本不可能有同义字。由于辞与其构成原字的语义有所不同，它们都不可能具有[1+1]的对应动宾式。所以从字辞关系上看，这两种动辞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在对应动字基础上通过并列字组形式历史形成的演化辞，与对应动字有相同的语义功能，并且对应动字依然保有[1+1]的单组形式；而后者则属于应新语义功能的表达要求而直接组合出来的创新辞，并未有过同义的[1+1]形式。
动辞是否有对应字，对应字是否有[1+1]动宾形式，这对[2+1]组合是否成立，或者说对这些辞是否属于单组辞有很大影响。
我们根据有无同义字把动辞分为两类：无对应字的和有对应字的。以下为了行文的方便，简称为非对应辞和对应辞。非对应辞与名字的匹配程度较高，对应辞与名字的匹配程度较低。尤其当其中的动字可以和同一个名字宾语构成[1+1]动宾式时，可匹配程度最低，如：“种树/植树/*种植树；阅信/读信/*阅读信；扫街/*打扫街”。
我们统计了《HSK》8000词汇大纲中的全部192对动字辞，其中仅有12对中的动辞在对应动字可以构成[1+1]式的同时，仍然具有构成[2+1]式的混组能力，如“帮人/帮助人”等，约占总数的6%，其他的对应辞均不能构成[2+1]式，约占94%。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一：对应辞构成[2+1]动宾式的限制较大，尤其当其中的动字可以与同一个名字组成[1+1]动宾式时。
三、名字分析
现在再讨论三个[2+1]例子中的名字：“树、书、街”。这三个字也都有对应辞：“树/树木”；“书/书籍”；“街/街道”。
根据它们在动宾组合中的性质，我们同样把它们分为单组和混组两类。“树”和“书”是混组名字，不论动字还是动辞都能直接用它作宾语：“种树/浇树/买树”；“留意树/观察树/研究树”；“理书/摸书/扣书”；“整理书/抚摸书/扣留书”；而“街”则是单组名字，只能作动字的宾语：“临街/扫街/骂街”；不能作动辞的宾语：“*面临街/*打扫街/*咒骂街”。
现在结合字辞两方面的性质来看“*种植树、*阅读书、*打扫街”的组合构造：“*种植树”属于“单组动辞+混组名字”；“*阅读书”属于“单组动辞+混组名字”；“*打扫街”属于“单组动辞+单组名字”。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二：同时影响[2+1]动宾组合的有动辞和名字两方面的因素。其中任何一方，无论来自字或辞都可能造成[2+1]的直接组合受到限制。
造成“*种植树”和“*阅读书”不成立的只有单方面的原因，因为“种植”“阅读”这两个动辞是单组动辞，只能与名辞组成[2+2]的动宾式，不能与名字组成[2+1]动宾式；而“树”和“书”却是混组名字，可以和混组动辞如“研究、观察”之类构成[2+1]式。
造成“*打扫街”不成立的原因则来自动辞和名字两个方面。不仅因为“打扫”是单组动辞，不能构成“2+1”，同时也由于“街”是单组名字，只能与动字构成[1+1]动宾式，而不能与动辞构成[2+1]式。所以，即使换了混组动辞，如“研究、观察”之类，也不能与“街”直接组合。
还有一点要说明，所谓“直接组合不能成立”不是绝对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可能有各种原因造成超出规则之外的特殊情况；二是由于组合功能具有连续性，在语言实际中，功能的演变都是连续不断的，不可能一刀切。比如“种植”一般只能单组，但它可以带单音代词：“种植它（它代表某种植物）”；也可以用于对举或并列形式：“种植梨、杏、苹果等果树”。
四、对应动宾式
下面我们列出动宾组合的四种字辞关系：
（1）动字和名字的[1+1]，这是字与字的单组，也是最基本的动宾形式，是古汉语动宾组合的主要形式，其他动宾式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
（2）动字和名辞的[1+2]，属于字辞组合中的动字与名辞混组，现代汉语的强势动宾组合形式；
（3）动辞和名字的[2+1]，属于字辞组合中的动辞与名字的混组，现代汉语的弱势动宾组合形式；
（4）动辞和名辞的[2+2]，属于辞与辞的单组，现代汉语的一般组合形式。
当动宾式中的动宾都是并列式对应字辞，都有单组的[1+1]动宾式和单组的[2+2]动宾式（我们把这样的动宾式称为“对应动宾式”）时，其他两种混组形式，无论是[1+2]或者[2+1]，其中的某些具体组合都可能遭到排斥，下面这个例子比较典型：
对应动字辞：遭/受//遭受；
对应名字辞：灾/难//灾难；
[1+1]动宾式：遭灾//遭难；受灾//受难；
[1+2]动宾式：★遭灾难//★受灾难；
[2+1]动宾式：★遭受灾//★遭受难；
[2+2]动宾式：遭受灾难。
在由这两对字辞构成的四种动宾组合形式中，[1+1]和[2+2]是最合适的组合形式，而混组形式无论是[1+2]还是[2+1]都不适合。当然，如果与其他字辞进行组合，情况会有所不同，不能简单类推，把这看成是一切组合的普遍规则。比如，[1+2]的“*遭灾难/*受灾难”不能说，同样是[1+2]的“遭洋罪/受洋罪”却可以说。因为“遭”和“受”都是混组动字。附带说一下，“洋罪”原是偏正字组，固化成辞，这也是由字生辞的结果。“遭洋罪”按古汉语句法是“动定宾”，现代汉语则分析为“动宾”。所以，由于单组的定中字组固化成辞，古汉语单组的句法在现代汉语中也会随之演变为混组。由此可见，只讲“词”而不讲“字”就可能看不到汉语的底层结构。
正如我们既不能用“*遭受灾//*遭受难”来否定所有的[2+1]，也不能用“*遭灾难//*受灾难”来否定所有的[1+2]一样，对于“*种植树”之类的分析也应该如此。必须根据具体实例结合字辞两方面作具体分析。
就一般情况而言，古汉语[1+1]的单组形式是汉语最基本的组合方式，因而限制最少，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汉语的[1+2]、[2+1]，甚至[2+2]形式，与其相比都可能有更多的组合限制。
五、同义动字辞的功能差异
在汉语组合中，字辞各有千秋，互相取长补短。动辞与动字的语义功能差异不仅使得汉语的表达更精确，并且使汉语语法更细致，表达方式更丰富。与字相比，辞的语义功能在某一方面得到发展和深化。现代汉语的大量动辞具备了名辞的句法功能，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陈宁萍（1987）运用“连续统模型”考察动辞后认为，现代汉语双音节动词普遍兼有名词的功能。
从字辞关系看，“种植”是由“种”和“植”两个字生成的；“阅读”由“阅”“读”两个字生成的；“打扫”由“扫”加上虚化的“打”生成的。
与字相比较，这三个辞在语义域上窄化，同时在这一窄化的语义方面，功能上又有所演变。下面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对这三个动辞的构成作具体分析。
“种”的语义基本同“种植”，但是仍有一些细微区别。“种”的三个具体意义：①种田；②种植物；③种牛痘。“种植”只能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植”有三个义项：①种植物；②树立；③植物。“种植”只能在第一个义项上使用。但是，“种植”可以用于抽象意义，可以带集合名辞，如“种植树木、种植林木”，而“种”则不行。
同动字相比，“种植”的语义收窄了。但是，“种植”的功能增加了。动字“种”和“植”只能用于叙述，在句中一般只能作谓语；而“种植”不但可以用于叙述，在句中作谓语，还可以用于指称，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和宾语。
“阅”有两个义项：①看（无声地读）；②检阅。“阅读”只在第一个义项上使用。“读”有四个义项：①发声地念；②看（无声地读）；③上学；④读法。“阅读”只能在第二个义项上使用。
同动字相比，“阅读”的语义域也收窄了，但是在这单一方向上又有所深化，不但可以带具体的名辞宾语，还可以用于抽象意义，带集合名辞，如“阅读书籍”，而“阅”和“读”都不行。功能上同“种植”一样，相应扩大了，不但可以用于指称，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和宾语，还可以充当名辞的定语，如“阅读过程”。而“阅”和“读”都不行。
“扫”字作为动字，有四个义项：①打扫；②消灭（扫盲）；③扫动（眼睛一扫）；④归拢。“打扫”只能用于“扫”的第一个义项，并且只能用于本义，不能用于引申义，如“扫墓”不等于“打扫墓地”。但是在这第一义项上，“打扫”却增加了“扫”没有的“整理”义，如“打扫庭院、打扫战场”。同时，其句法功能也有所扩大。“打扫”可以直接作某些名辞的定语，如“街区的打扫任务已经完成”；还可以充当某些动辞的宾语，如“进行打扫”，而“扫”则都不行。
胡裕树、范晓（1995）认为，从宏观上看，单音节动词具有义项多、动作性强等语义特征，而双音节动词反之，具有义项单一、动作性弱等特点。因而，双音节动词的功能极易增值。他们和陈宁萍（1987）持同样观点：“动词在由单音节转变为双音节的双音化过程中，不但增加了音节，同时也增加了句法功能和交际功能。”他们还特别指出：“联合式双音节动词功能则极易增值。”需要补充的是，从字辞互补的角度看，由动字生成的动辞在获得动字没有的新功能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动字具有的功能。本文论及的部分带宾功能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还失去了直接与副字（传统语法称单音副词）组合的功能。试比较：
（这些树）白种了！*（这些树）白种植了！
（这里）稍种一些果树。*（这里）稍种植一些果树。
从组合性质看，“种植”属于单组辞，在组成[2+1]时受到限制，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它的历史形成有很大关系。对于这类历史上原有[1+1]单组形式的并列式动辞而言，[2+1]不是适合它们的组合方式，特别在其对应的两个动字都可带同一个名字宾语时更是如此。因为[2+1]没有体现出这类动辞在字辞混组中本应超越对应动字的功能优势，反而舍长取短，弄巧成拙。因此，[2+1]的“*种植树”显示了“种植”所短，但这不等于“种植”无其所长。相对于动字“种”而言，动辞“种植”的优势在于复杂的句式和较长的句式，它有“种”无法取代的组合功能。例如：
大量推广杂交稻的
。
这里只能使用“种植”，不能用“种”。再如：
水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这里不能说“*水稻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更不能说“*稻种注意事项”。所以，与辞相比，字有所短。即使是混组字，也有功能受限，需要替换成辞的地方。比如，“图书阅读注意事项”，不能说成“*书阅读注意事项”；也不能说成“*图书读注意事项”，更不能说成“*书读注意事项”。
字“读”和“书”的短处在这里充分暴露，而辞“阅读”和“图书”的长处在这里得到展现。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有对应字的动辞与名字的匹配程度低”，只是汉语混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于汉语字辞混组的情况异常复杂，同义字辞本身在语义功能上的差异并非整齐划一，所以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情况。
所谓同义字辞，在语义上绝大部分仅仅是近义，并不是完全等义的，如上文提到的“种/种植”。所以，有同义字的动辞组成[2+1]的限制大，并不等于有同义字的动辞就只能组成[2+2]。有些动辞虽然由两个同义字并列而成，但是也可以构成[2+1]式，如“爱书/惜书//爱惜书”；“恨他//憎恨他”。最终决定某个组合是否成立的，是参与组合的每个字辞本身的具体功能。
六、[2+1]受限范围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讨论[2+1]合不合法，仅限于动宾直接组合这个极其狭窄的范围，而不包括一个句子中间的动宾组合。换言之，仅限于只包含动宾两种句法成分的最小动宾句。也就是说，最小动宾式是否可以“单说”。超出这个范围，即使是“种植树”这一类的[2+1]组合也不存在这种限制。例如：
这说明，节律对[2+1]动宾式的制约作用极其有限，从以上分析来看，至少必须具备如下条件：首先，在字辞关系上，动辞和名辞的构成必须是并列式，并具有同义对应字；其次，必须具有[1+1]“对应动宾式”；最后，在句法条件上，它必须是不附带其他句法成分的最小动宾式。只有在这些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2+1]才是不合法的，我们才不得不使用[2+2]的形式。
汉语的组合具有高度灵活性，在符合字辞组合规则的情况下，只要动宾语义不矛盾，就不存在节奏的障碍。高度灵活性的另一面就是高度复杂性，字辞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但[2+1]有受限的情况，[1+2]也有受限的情况。汉语的韵律节奏不等于汉语诗歌的韵律节奏。节奏的制约服从于字辞混组的规则，而不能凌驾其上。我们研究汉语组合规则最忌讳的就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推导，只有在用“词汇语法”的方法通过穷尽性考察，才有可能判断某个组合可以成立，某个组合不能成立。实际上，韵律语法的有些研究已经触及到了韵律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如黄梅、冯胜利（2009）发现动字有不同带宾功能，并作了如下对比：
一般动词和嵌偶动词比较：
回北京 回京 躲债 躲债务
*返北京 返京 *避债务 避债
“回”和“返”语义相似，而且都是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但“回”可以单用，“回北京”和“回京”都合法；而“返”却不能带双音宾语（“*返北京、*返上海”等），只能说成“返京”或“返沪”。“躲”和“避”也一样：“躲”可以组成“躲债务”或“躲债”，但是“避”只能说成“避债”，而不说“*避债务”。这表明：嵌偶动词带宾语只能带单音宾语。类似的还有“惧（敌）”、“趋（热）”、“逢（友）”等。
这里说的“只能带单音宾语”的“嵌偶动词”就是单组动字，只能和名字组合，构成[1+1]；相对应的则是单组动辞，也就是本文讨论的“种植、阅读、打扫”这类动辞，只能和名辞组合，构成[2+2]或[2+3]。如果突破“音步”的束缚，就可以觉察到韵律之下字辞互动的深层运作。潘文国（2002）曾对韵律语法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也认为：“汉语的节律是以字即音节为基本单位的。”从字辞关系看，韵律或节奏说到底，都是由“字”控制的，因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语中不可能有脱离字的节奏或韵律存在。
与本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2+1]和[1+2]的比例失调。吕叔湘（2002）曾指出过，跟偏正词组的情形相反，三音节的动宾组合是[1+2]式（如“买东西、写文章”）多于[2+1]式（如“吓唬人、糟蹋钱”），并认为这跟常用动词中单音的较多有关系。可是是否完全由于这个因素，也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也涉及字辞关系，限于篇幅，我们另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