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结构》：——一部迟到的经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科学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访人：徐向东，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科学的结构》译者
采访人：本报记者 熊卫民
直入科学哲学的核心
记者：《科学的结构》这部书篇幅颇长，它论及的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在哲学和科学哲学方面的一般问题外，还具体地涉及到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翻译起来想必有相当的困难。您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本书？
徐向东：因为它是科学哲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到现在，这80多年间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相当多的著作，内格尔这部写于1961年的著作一直被认为是在最优秀的行列之中。它在美国已经被再版多次，许多高校的哲学系把它怍为研究生的教材；我在哥大读博士期间，科学哲学的老师就把这本书指定为教材之一。
记者：我读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时，老师指定的基础教材是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
徐向东：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在美国也被用作教材，不过是针对本科生的。这本写得也不错，但只有100余页，相当浅，只是对科学哲学领域一些基础知识的简要介绍。和它不一样，《科学的结构》不但集中了前人的研究，而且还包含内格尔本人的大量创见。譬如其中对科学说明模式的深思，关于空间、几何学和物理学关系的论述，对量子力学和因果性的分析，对有关生物学向物理学还原的可能性的探讨，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否有不可逾越鸿沟的考虑，对历史决定论的考察都有其独到而深刻之处。
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不少人认为，或然性说明只是达到演绎理想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并不构成一种独特形式的说明，但内格尔不这么看，在《科学的结构》一书中，他坚决地把或然性模型作为一种和演绎模型并列的科学说明模式。这不仅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严格全称定律十分难得，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一类基本信念——从根本上讲，世界到底是不是决定论的；或者用爱因斯坦的话讲，上帝到底掷不掷骰子，这是他和玻尔持续几十年的论战的核心之所在。如果从根本上讲世界是几率的，那么或然性模型就比演绎模型更根本，当然不能被认为是后者的一种不完备形式。
《科学的结构》一书所重点探讨的科学说明问题无疑是科学哲学的核心，至少是核心之一，我希望本书的引进能对国内科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有所启发。
学术上比亨普尔高一筹
记者：内格尔本人在国际科学哲学界中的地位如何？
徐向东：内格尔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他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等级最高的教授，全校不超过十人，我们熟知的李政道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会主席、美国符号逻辑协会主席等职务。
拿他和别的科学哲学家做一番比较可能更能看清他的学术地位。我们国内被传诵最多的科学哲学家有哪些？
记者：卡尔纳普、赖辛巴赫、波普尔、库恩、法伊尔阿本德、拉卡托斯、亨普尔等人。
徐向东：科学哲学的主流在美国，科学哲学家在那儿的地位更能反映他们的成就。
卡尔纳普、赖辛巴赫是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做了许多原创性的工作；内格尔是一位非常善于批判性地吸收他人成果的哲学家，他自己的原创性工作主要是语境论自然主义方面的，后者的影响当然比逻辑经验主义要小，但是他的工作整合了美国本土的哲学精神，亦即实用主义，那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影响的学说。
波普尔的国际名气主要建立在他对集权主义的批判上，他在科学哲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证伪学说、三个世界理论和对量子力学等的分析。证伪学说影响较大，对量子力学等的分析反响一般，三个世界理论在美国很少被讨论。
库恩的“范式”漏洞太多，他的影响主要在科学社会学领域。
当然法伊尔阿本德是个奇才，他站在更广泛的背景中对科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很有启发性。他为人也奇，在伯克利教书时一个人跑到山上去住，把电话线也切断。国内只引进了他的一本《反对方法》，另外两本很有价值的论文集还没被引进过来。
拉卡托斯在美国很少被讨论，甚至他在数学哲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比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的成就更有意思）还不如保尔·贝拉瑟拉夫、希拉里·普特南和查尔斯·帕森斯这样的学者。他的观点只是易于接受，这也部分地反映了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趋向——不仅缺乏能力把握深奥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流于空泛。
亨普尔是逻辑经验主义中一个比较次要的角色，独创性的成就不够多，但他也善于总结。内格尔受实用主义、自然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均有创见，并把它们综合成了自己的“语境论自然主义”；而且，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秉承了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重要联系，例如那些在康德的认识论中讨论的问题。因此，总的来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应该比亨普尔的地位要高一些。
本该13年前出版的著作
记者：从“译者前言”可知，这本书您至少已译完10年。怎么拖到10年后才出版？
徐向东：不止10年，已经译完大约13年了。我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念研究生，1987年便开始译这本书。
记者：那就是说是15年前，那时候您应该年龄不大吧？
徐向东：那时候我22岁。当时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西方学术名著丛书，一位朋友邀请我翻译这本书。1989年，当这本书已经被翻译到一半多的时侯，出版计划又突然中断了计划。那时另找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哲学著作相当困难，所以我就把翻译工作搁了下来。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社科院工怍，1990年被安排到下面去锻炼，呆了大概10个月，就把剩下的部分译完了。但仍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出版。199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月瑟女士，她对出版此书很有兴趣，我把译稿交给了她。但出版起来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版权问题已经比较敏感了。好多年后，直到2000年时，上海译文才终于买到这本书的版权，才开始出版此书。
记者：这样一本名著居然迟到了十多年，真让人感慨。我觉得您这本书译得相当流畅，意思非常清楚，和时下常见的读两页就让人头大如斗、简直不知所云的生涩译作截然不同。您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徐向东：这和原文风格有关。原著在美国之所以很受推崇，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善于用非常平实的语言讲述深刻复杂的问题，而且讲得非常清楚，这与作者对他所探究的问题的把握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另外，内格尔原是捷克人，10岁后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的英语也相对平实，他对英语的句法结构的使用对我们这些外籍读者和译者有利。
但我认为关系翻译好坏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对原著的理解程度。译者必须熟悉相关的背景，必须对原著的所涉领域有比较深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透过一句话的表面意思，看到其真正含义。所以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首先是深入理解原文的含义；然后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创造一个最符合中文习惯的句子去表达它。英语和汉语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譬如汉语一句话就是一句话，而英语常常用一句话修饰另一句话。如果按照英文的句法结构去“直译”、“硬译”，必然会造就一些不可读的句子。理解原意后，我们得用自己的句子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涉及到创造。理解得不透彻，遣词造句没推敲，必然译不出好的作品。
以上对翻译的看法也只是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在《科学的结构》一书中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做到了我所遵从的翻译标准。尤其是，由于出版社急于出版这部著作，不允许我有时间做进一步的校正（对此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不管怎么说，任何译作总是不够理想，我还是希望有能力者尽量去阅读原著。
《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