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国际史学派”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曲 升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哈佛国际史学派”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历四代学人，前赴后继，推陈出新，不仅实现了自身国际史研究从现实主义取径到文化主义取径的转变，而且开拓了跨国史、“共享的历史”、“国家品牌”建构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概念框架，深刻推动和引领了国际史的发展以及整个美国外交史学乃至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堪称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化转向的源头活水。具有深厚而复杂的跨国文化背景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是他们共通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
关键词： 哈佛国际史学派；美国外交史；国际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界兴起了一场“国际化”浪潮，其核心主张是希望实现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史”到“去国家化”的“国际史”的转向。时至今日，这一浪潮的声势依然有增无减，国际史取向进一步发展出“跨国史”范畴，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面貌。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史转向的发生，学者们一般认为该潮流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7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客观现实在学术上的一种反应，并强调入江昭（Akira Iriye）、韩德（Michael Hunt）和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等当代外交史学大家倡导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① [美] 弗兰克· 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2 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王晓德：《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其实，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史转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并主要与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群体密切联系在一起。韩德因此而把他们称为国际史学家群体中的“哈佛派”（the Harvard group）。② Michael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in Michael J. Hogan ed., 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 哈佛国际史学派由阿奇博尔德·C.柯立芝（Archibald Cary Coolidge）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和塞缪尔·F.比米斯（Samuel F.Bemis）开创，并成为第一代的代表性人物；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欧内斯特·R.梅（Ernest R.May）为第二代“掌门”，他们在战后五六十年代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史之路，并培养出了包括布拉德福·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入江昭（Akira Iriye）、查尔斯·S.梅尔（Charles S. Maier）等在内的一大批年轻史学家，被费正清称为“天才史学家”。以入江昭为代表的第三代哈佛国际史学派崛起于70年代，不仅把美国外交史学真正引向了国际化之路，并更进一步，提出了“跨国史”取向，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化进程中的一股清流活水。本文采取“白描”手法，粗略勾勒哈佛国际史学派的发展轨迹，归纳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贡献，以期揭示该学派史家共通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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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哈佛国际史传统的开创，在于这一史学家群体积极顺应并推动了当时在整个美国史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两大潮流，即多国档案研究和地区研究。
多国档案研究潮流源自利用每一个相关大国官方档案研究国家间关系的英德史学传统。该传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现实主义路径的先驱，以跨越国家边界的外交谈判研究为中心和特色。英德史学传统在德国的代表性人物是现代专业历史学之父兰克，在英国则以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 Charles Webster）和欣斯利（F. H. Hinsley）为代表。19、20世纪之交，正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美国史学深受英德史学之影响。第一代专业史学家大多有过游学欧洲的经历，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国执教。哈佛国际史学派创始人柯立芝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曾游学欧洲六年（1887-1893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1892年），精通多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和俄罗斯语等。1907-1910年，柯立芝担任哈佛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积极倡导以图书资料为支撑的课堂教学，锐意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遥远的、不被当代人重视的地区的研究。1910年，柯立芝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后，仍不忘专业初心，精心策划，开拓前行，确立了哈佛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级图书馆的地位，其所收藏的世界各地史料包罗万象、极其丰富，为开展国际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① 阿奇博尔德·柯立芝的生平概况见http://oasis.lib.harvard.edu/oasis/deliver/～hua09004
如果说，柯立芝给带哈佛历史学者的主要是国际史的理念和资料基础，那么，作为其继任者的威廉·兰格则开始了国际史写作的尝试和实践。兰格是地地道道的“哈佛人”，在哈佛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的历史学教育，并于1927年开始在哈佛执教。与其业师柯立芝一样，兰格也出任过哈佛历史系主任一职，并从1936年起成为第一位“阿奇博尔德· 柯立芝教席”教授。兰格的第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是193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外交》。②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2 vo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 1935. 该书虽然没有跳出以宏观地缘政治竞争为中心内容的传统外交史写作框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诸强国，即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相互碾压和争夺，但国际史风格十分鲜明——运用多国档案，拥有全球性视角，覆盖了非洲、中东、亚洲和太平洋各个地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挥笔写到一战。入江昭因此而称该书为“二战以前外交史写作的最佳范本”、“那个时代外交史研究的巅峰之作”③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 7. 。
依据辽宁工业大学的本科办学定位，本专业适应仪器仪表行业的技术发展和人才需求，重点培养本科生的智能仪表研发、仪表应用能力，培养满足仪器仪表产业人才需求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同时满足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北振兴的社会需求[1]。
作为美国外交史学奠基人的比米斯同样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从1934年起任教于哈佛。他的成名作《美国外交史》（1936年）秉承和实践多边档案研究的学术理念，坚持把美国外交置放在跨大西洋国家体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这部著作以后又多次修订和出版，至五十年代中期，一直是美国大学有关学科的教科书，备受推崇，影响巨大。④ H. C. Allen, “Samuel Flagg Bemis,” in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 Winks eds., Po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p. 191-209.翟晓敏：《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贝米斯》，《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与比米斯齐名的德克斯特·珀金斯在二三十年代以门罗主义为研究课题，出版了两部著作⑤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1823-18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The Monroe Doctrine,1826-186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同样带有国际史的笔法。1944年，在对国务院新发行的1931-1941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以及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等人编著的《美国及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① Allan Nevins and Louis M. Hackf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lace in World Affairs, 1918-1943, Boston: D. C. Heath & Co.,I943. 进行评论时，珀金斯指出：“外交史需要放在比单纯外交政策和单一国家外交更大、更广阔的背景当中（即世界史），加以讲述。”② Dexter Perkins, “The State Department Speak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6, No. 2 (June 1944), p. 135. 这表明其国际史的学术旨趣。
对于多边档案和多边视角，梅不仅身体力行，还谆谆于耳，示后学以轨则。据梅的得意门生查尔斯·梅尔回忆：梅“始终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从事多边档案研究，并循序渐进地推动……外交史学家走出他们的狭隘视野”。① Charles S. Maier, “Return to Home: Half Century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Light of the 1955 Congress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Kock G, La storiographia tra passato e futuro. IL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a 1955)cinquant'anni dopo, Rome: Unione internazionale degli Istituti di Archeologica, Storia e Storia dell'arte, 2008, pp. 198-199. 此文下载链接为http://scholar.harvard.edu/f i les/charlesmaier/f i les/maier-returntorome.pdf 1962年，梅发表文章，向整个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发出进一步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史转向的呼吁，认为这一类型的作品将提升兰克史学如实直书、让材料说话的品格，并“扑灭”流行于美国史学界的过度关注当下事态和单一国家的狭隘研究风格。② Ernest R. May, “Emergence to World Power,” in 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Hutchinson, 1962, pp. 180-196.
二
教学目标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向运用已有技能和知识转变；教学形式以教师教为主、学生被动学习向以学生为主体、在老师指导下主动学习转变；交流方式以单方面、既有互动也有被动向双向转变；参与程度以学生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运用激励手段挖掘学生内在潜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合作精神和学习效果。
易非挥了挥手，打断了他关于所有将来的承诺，她勉强笑了一下，说：“别老由着李倩倩的，对妈好一点儿。”向南使劲点了点头。
需要指出的是，与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史相比较，三十年代比米斯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所运用的是一种带有浓重国家主义色彩的国际史笔法，在视野上和方法论上，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哈佛国际史学派传人、新锐国际史家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所指出的，60年代之前的国际史写作存在的弊病，一是内容上，以欧洲国家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以白人精英（主要是白人男性和有权势的人）的外交谈判和活动为焦点，忽视了对边缘国家、底层人群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中的角色的探讨；二是研究方法保守，过于纠缠于对外交谈判过程的描述，放弃历史评判，一定程度上沦为“一位外交官对另一位外交官说了什么”的记录。③ Erez Manel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in Eric Foner and Lisa McGirr eds., American History Now,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9. 入江昭在肯定比米斯那一代外交史著作的全球性视角的同时，也对他们以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史研究提出批评。④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7. 总之，第一代哈佛国际史学派虽然开美国国际史之先河，却尚未突破现实主义分析的窠臼和局限。
入江昭193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6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1984—1989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1991年开始在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查尔斯·沃伦美国历史讲座教授；从2002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2005年退休。关于他的学术成长之路及其国际史理念和研究实践，王立新教授曾有过系统而精当的归纳和介绍⑥ 王立新：《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入江昭：《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李静阁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序言。 ，无须赘述。这里强调的是，在推动哈佛国际史学派发展演变方面，入江昭的卓越贡献包括两大方面：其一，他的文化国际主义主张形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史取向的超越，并与文化转向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学科转型；其二，他在国际史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史”的概念主张，对整个美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梅的感召下，战后六十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国际史取向的美国外交史佳作。例如马克斯·萨维尔（Max Savelle）关于美国外交起源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并以“国际史”作为其著作的副标题。③ Max Savelle,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c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Anglo-America, 1492-1763, New York:Macmillan, 1967. 布拉德福·珀金斯亦颇具乃父德克斯特之学术遗风，其英美关系史“三部曲”也是运用多边档案和多重视角的典范，揭示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和敌国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的外交运作的复杂性。④ Bradford Perkins, The Firs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95-180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rologue to War: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5-181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Castlereagh and Adams: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12-18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不过，从美国外交史学以后发展演变的趋势来看，对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史转向产生更重要影响的是费正清为代表的“地区研究”潮流。
哈佛大学“地区研究”的创生，可以追溯到柯立芝和兰格时代。在此方面，柯立芝被证明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他主政哈佛历史学系时，为开展对被忽视地区的跨学科研究争取到一方净土，募集了充裕资助，而他本人即是斯拉夫研究的开创者。兰格继承柯立芝的衣钵，创办了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中东研究中心，并担任两个中心的首任主任。他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密切合作者和指导者。柯立芝、兰格之后，费正清成为开创新的地区研究的传奇性人物。费正清1932-1935年间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从事研究和教学，师从史学家蒋廷黻，并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一代文化名人过从甚密，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理解。他强调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并多方呼吁，终于在1955年成功说服哈佛大学，率先在美国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⑤ 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82页。 费正清是“中国学之父”，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尽管他本人受的是传统的多边档案研究学术训练，却大力倡导和推动广阔的跨文化视角。为切实推动这一取向的跨太平洋关系研究，费正清与梅、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一道发起成立了“美国—东亚关系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为合作开展美国—东亚关系国际史研究树立新标准。在这样一个国家档案极度匮乏、语言障碍令人生畏的陌生学术领域，必要的学术训练相比外交史专业的通常要求更为复杂和严苛。费正清主持的东亚研究，在运用多边档案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外，对国际经济交换、文化系统和文化价值、相互形象、国际关系的非政府层面以及文化碰撞和传播的扩散性影响等课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和重视。到60年代后期，包括道尔、入江昭和梅尔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费正清称他们“没有文化成见，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并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审视历史记录的时候，不担心把人类整体的利益置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利益之上”。①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 i 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1967, introduction by John King Fairbank, p. x. 费正清还赞扬他们是能够超越文化界限，实现跨文化理解的“混血儿”。② [美]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他们激发了一系列创新性重大研究项目，使美国—东亚关系史研究成为外交史学乃至整个史学研究的“尖端前沿”。③ Warren I. Cohe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Cutting Edge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9, No. 2 (April 1985), pp. 101-112.
1968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83届年会上，费正清发表了题为《七十年代的任务》的主席演讲，呼吁加强对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的研究，“以比较真实、与多种文化相适应的价值研究来观察世界危机”，观察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把东亚史和美国的对外关系史结合起来，重视文化差异、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两个方面观察问题。④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载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142、149页。 这里，费正清虽然把话题限定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史领域，也未明确提出国际化的口号，但其推动外交史学家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旨趣十分鲜明，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与费正清语气含蓄温和不同，梅则历来对美国外交史学弊病的批评语带锋芒，对国际史转向的期待和指导言辞切切。1971年，也就是在首倡国际史的文章发表近十年后，梅再次发表极具冲击力的文章，称传统外交史学已经丧失活力、“行将就木”；而解救之道便是转向国际史研究，而且应该把国际史概念进一步拓展至对外交政策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层面。⑤ Ernest May,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George Athan Billias and Gerald N. Grob eds., American History: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 430. 在七十年代，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主张。
《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规定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但是两者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范畴之外的立法本意有所不同。⑭ 尹新天著：《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344页。前者是为了防止数学定理、物理定律、基础算法等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形成无边界的垄断，从而妨碍运用这些智力成果进行客观世界改造的技术创新无法得到合理的专利保护；而后者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能限制医生采用何种方法来救治病人的自由。当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医疗领域形成新的解决方案时，在专利保护客体的问题上，可能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考验。
以费正清和梅领军的第二代哈佛国际史学派对美国外交史学提出的上述批评、推动学科转型的呼吁，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正是在继承和改造他们的学术主张的基础上，新一代学科领袖入江昭为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的国际化转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研究实践遵循。
梅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外交史学领军人物。他掌握数种语言，自1954年执教哈佛大学便很快融入了哈佛的国际史学术传统，关注美国外交决策的国际背景，注重从“他者”的视角解读美国的外交政策。1959年，梅出版的著作《世界大战和美国的孤立（1914-1917）》，集中体现了其采用多国档案和多边研究视角的治史方法。该书综合运用了美国档案和二战结束后在德国新发现的英国、德国档案材料， 将美国史与欧洲史、外交史与政治史紧密结合，侧重分析公众舆论、国内政治和威尔逊外交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在梅看来，自1914年以来，由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互动越发频繁和深入，美国史和欧洲史、政治史和外交史不能彼此割裂，孤立地加以研究；对威尔逊等人外交决策的分析，不能脱离对英、德等国家政策的考量。通过比较威尔逊的决策和英、德领导人的决策，梅得出美国参加一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结论，并推翻了以往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威尔逊是一个有着道德主义深刻缺陷的总统，正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将美国引向了战争。⑤ Ernest R. May, 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 1914-191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417-437；孙丽萍：《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美国著名史学家欧内斯特·R. 梅》，《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1页。 这种新思路和新观点使该书被评为美国史学会年度最佳著作奖，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授予欧洲国际史著作的最高奖——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三
公共管理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论领域，需要广泛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开展研究，这一点在劳动与社会保障这个专业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源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者以保险学为基础，后者以劳动经济学为基础，当时都隶属于经济学一级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学人也多数集中于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经济学可以视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主要学科基础。
目前，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哈佛国际史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这一代学者人数众多，不便也不必一一介绍，在此仅选取两位成就突出、卓然成家者略加归纳和介绍。他们是杰出的女性史学家杰西卡·吉诺—赫克特（Jessica Gienow—Hecht）和华裔史学家徐国琦。
战后年代，延续哈佛国际史学术传统香火并在研究实践中对之加以改造和提升的，主要是欧内斯特·梅和费正清。他们借力于方兴未艾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潮流，并把文化维度纳入研究议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史的转向。
入江昭对学术发展向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在总结国际史取向进展的基础上，2005年，发表《全球史》一文，在对“国际史”、“全球史”等概念的厘定和对比中，提出了“跨国史”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议程。他指出，“跨国史”将超越对民族国家及其利益的关注，致力于非国家力量和主题的探讨，关注那些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却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无关的主题和现象。② Akira Iriye, “Global History,” in Patrick Finney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320-344. 2007年，在纪念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成立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入江昭正式提出了外交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概念倡议。③ Akira Iriye, “The Transnational Tur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94, No. 3 (June 2007), pp. 375-376. 入江昭不仅提出了“跨国史”的概念和议程，还主编《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领导了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史学术实践。④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为规划跨国史未来发展之路，入江昭写作了《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要言不烦地指点跨国史取向应加用力的历史现象和研究题材，并描绘了一幅向“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迈进的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⑤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总之，从概念议程的提出，到领导国际性学术实践，再到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入江昭均从宏观上进行了论述，从而在跨国史发展全程中始终扮演着泰山北斗的角色，是“哈佛国际史学派”当之无愧的第三代领军人。
入江昭指出，国际史应该“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纳入研究框架”，不仅探究世界体系、全球经济机制的关系问题，更应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问题。秉持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对国际关系的考察可从两个层面展开，即跨国家层面(cross-national approach)和全球层面(global approach)。跨国家层面的分析的大体包括四个领域：（一）跨越国界的商业、宗教、教育和其它方面的活动；（二）美国的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互派留学、举办学术会议、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以及旅游观光活动；（四）官方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推广活动，既包括美国政府直接卷入文化交流过程，把推动文化交流作为其外交的一部分，也包括政府出台政策为非官方的文化活动制定规范和提供支持。全球层面的研究则试图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更大的全球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在入江昭看来，国际关系固然是在一个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界定的世界里展开的，但同时也是在由共享的观念、梦想和问题构成的世界中进行的。不仅存在一个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也存在一个全球文化秩序。从文化取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究形成国际文化秩序的力量。①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ruary 1989).
吉诺—赫克特1964年12月出生于西德，在西德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尽管其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都是在美国高校拿到的，却不是来自哈佛大学，而是弗吉尼亚大学。因此，若从出身论，她并非“根正苗红”的哈佛人。但1999—2003年间，吉诺—赫克特在哈佛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查尔斯·沃伦美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长达4年的哈佛问学经历足以使她忝列哈佛国际史学派之列。吉诺—赫克特能被哈佛“相中”，延揽于此，从事较长时间的文化国际史研究，并非没有根据的。与入江昭等前辈的经历和背景相似，吉诺—赫克特本身也是典型的国际化学者。她曾经在四个不同国家生活过，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等，并在德国和美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教学。此种经历不仅使她掌握了多种语言，更培育了其作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对异质文化的敏感和对多元性包容的精神气质，这是她能够在文化与国际史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并赢得美欧学界广泛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第一部著作《不可能的传播：美国报界在战后德国的文化外交（1945-1955）》①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二部著作《音乐外交：音乐、情感与1850年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政治》②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ound 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185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均是文化国际史研究的典范，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斯图亚特·博奈斯奖”在内的多个奖项。由于在文化与国际史领域内的高超学术造诣，西方著名出版社伯根书店（Berghahn Books）慕名邀请她担任“文化与国际关系探索书系”编辑。自2003年第一著作面世至今，该书系已出版著作9部，部部堪称精品，从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实践并推进了文化国际史的治学理念。
概括而言，吉诺—赫克特对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化转向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编《去美国中心》论文集，并亲自捉刀撰写导言，对“去美国中心”（decentering America）的概念、目的和路径进行界定和阐述，展示了破除文化关系史和国际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的可能路径。③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ed., Decentering Americ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第二，系统梳理了“文化帝国主义”范式的发展演变、理论主张及其缺陷，明确提出了要用“文化传播”范式取代“文化帝国主义”范式的主张。④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s,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 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3 (Summer 2000). 第三，鉴于“文化传播”范式发展中出现的忽视“权力”研究的倾向，以及“文化转向”始终面临的如何与传统研究视域中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等问题相结合的挑战，提出了“国家品牌塑造”（nation branding）的概念框架，“涉足和分析长时段、大空间内的国际文化关系实践，并形成对国家、权力、文化、行为体和认知之间的交织互动的理解”，以纠偏补弊。⑤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Nation Branding,” in Frank Costigliola and Michael J. Hoga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32-244. 以上三个概念前后衔接、层层推进，对于推动文化国际史研究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徐国琦80年代在南开大学攻读美国外交史硕士，师从中国美国史学科奠基者、美国外交史大家师杨生茂。杨先生早年曾游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斯坦福大学，受业于美国外交史名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指出这一师承关系，并非画蛇添足，而是表明徐国琦较早地接受了一些“美式”外交史治学理念和方法，这对于理解其学术成长之路具有重要意义。1991年，徐国琦来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了长达20年的留美学术生涯。他先后师从于欧内斯特·梅和入江昭，深得他们国际史治学理念之真传，并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熟谙中美两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背景和优势，进一步发展了国际史/跨国史。
在国际史/跨国史研究上，如果说入江昭以宏观论述见长，那么徐国琦则以具体的叙事化个案研究取胜。⑥ 吴翎君：《从徐国琦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谈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取径》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15年总第 55期，第230页。 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是徐国琦主要的学术领域。进入学术成熟期以来，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转变的角度，徐国琦的相关学术探索可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到2011年，他以国际史方法研究广义上的中外关系史，用英文发表了关于近现中国国际化研究三部曲，分别是《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国际竞技体育，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三部专著分别通过跨国史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竞技体育这三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但又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并得出与传统视野完全不同的结论。① 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21页，第22-23页。 2011年后，徐国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国际史方法，提出了“共有的历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核心是“分享”，即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历程及追求；第二，侧重文化范畴；第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他把该方法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具体实践，已发表了两部英文著作。其中，《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通过分析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等案例，揭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如何帮助彼此发展的历史经历和旅程。《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变成亚洲人共同的历史记忆。② 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21页，第22-23页。 总之，“共享的历史”方法不仅从学理上提升了国际史的方法，而且由于其着眼于求同存异、强调合作而非冲突的历史的价值取向，必然对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推动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供重要历史借鉴。③ 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39页。
追述“哈佛国际史学派”的发展演变史，梳理他们的学术背景和治学门径，从中显出的两个精神气质特征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对思考国际史的发展、国际史学家的成长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小旻》说：不敢空手打老虎。这个道理连武松、孙悟空这么强大的“人”都懂得。可见上古先民多么实诚。现代人的道理花里胡哨，很多都不能实诚表达，得玩点噱头，绕点弯子，否则可能被视为智商不足。
第一，他们具有把握时代重大变迁脉搏、创新学术研究的强大能力。凭借着这种能力，“哈佛国际史”学派不仅实现了自身国际史研究从现实主义取径到文化主义取径的转变，而且开拓了跨国史、“共享的历史”、“国家品牌”建构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概念框架，从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深刻推动和引领了国际史的发展以及整个美国外交史学乃至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我们称“哈佛国际史学派”为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化转向的源头活水。
第二，他们无一不具有深厚而复杂的跨国文化背景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这是成长为优秀国际史学家所必备的“先决条件”。由于国际史/跨国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研究、跨文化理解的智识活动，对其从业者有着特殊技能要求，包括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掌握多种语言、使用多国档案、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等特殊研究本领和技能，但最重要和根本的是摆脱“民族国家”心态、培养跨文化理解的精神气质。这种心态和精神气质，对于在全球化时代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尤显重要。④ 王希：《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第17版。 徐国琦在其2017年出版的个人传记《边缘人偶记》一书封面有“脚踩东西文化，手写国际文章”一语，可谓一语中的，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哈佛国际史学派所具有的跨文化理解的精神气质和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⑤ 徐国琦：《边缘人偶记》，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Harvard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QU Sheng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Research Cent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Harvard Internationalists founded in the 1920s and has experienced fou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they transformed thei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pproach from realism to cultural analysis， and explored a few of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rea， including transnational history， shared history and nation branding. Harvard Internationalists'work deeply promo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guided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herefore can be called the fountain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With profound and complex transna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bility are their common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academic character.
Key words: Harvard Internationalist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internation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19)04-0043-08
收稿日期： 2019-05-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3BSS026）：美国外交史学史。
作者简介： 曲 升（1971-），男，山东莱州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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