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挑战及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642(2006)02—0080—04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挑战，将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对执政党经济资源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挑战。共产党执政，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来凝聚民心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计划体制下，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开始做出调整。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5年，江泽民强调，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如何保持？这就是“三个体现”，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1] (p1370)从完全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从公有制主导到公有资产占优势，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外开放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份额逐渐增大。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5月份，国内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达到了48万家。同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606亿美元。另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1995年以来的十年间，外资企业所实现的总产值大都高于国有企业。仅1995年，外资企业行业总产值比国有企业高出13.4个百分点，到2002年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3.5个百分点。[2] 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外资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对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以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为基础和相伴随的，在一个信息刷新率极度频繁的时代，执政党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将呈现出周期短、更新快和风险高等特征。这给党的决策机制也相应地提出挑战，党执政的成本由此增加。另外，网络时代信息的虚拟化使执政党在掌控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时风险增大，在前几年就要准确预测到后几年间经济发展的可能走向，尤其困难。由此带来的执政党经济发展观念和理念的更新换代将更加快捷，科学判断形势的难度必然加大，这对执政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局。
2.对执政党合法性资源的挑战。根据马克思·韦伯对政治合法性三分法的研究(传统型、领袖魅力型、法理型)，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可以细化为权力、意识形态、领袖魅力、政绩和制度程序五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对这五个方面的挑战和影响，都是深刻而全面的。
经济全球化使执政党权力分散化。在中国的现有制度背景下，与执政党发生权力关系的五个方面主要是：执政党与行政系统；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个人和团体；执政党与国际社会；执政党内部的高层和基层、中央和地方。在计划体制下，由于对外基本上是封闭的，党拥有巨大的权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党在这五个方面的权力关系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党政分开的意识逐渐增强，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参与决策的活动增多，公民个人和一些社会团体(如非政府组织等)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国际社会党际间交往渗透更为频繁，主权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党中央权力下放的领域也在增多。贯串所有这些政治现象背后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执政党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在政治活动中受到的制约因素也更多。以执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为例，在计划体制下，社会团体几乎没有发言的空间。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许多国内社会团体具有国际背景，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制约和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决策。
经济全球化使执政党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难度加大。“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手段。”[3] (P295)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应，经济全球化使得各方面的社会存在都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意识形态快速地更新换代，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理论刷新率加快，控制的难度自然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西化”“分化”图谋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们借助发达的信息技术，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向国内传播各种腐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黄、赌、毒等)，鼓吹“人类意识应该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4] (P142)以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有研究者统计，互联网上的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其他语种共占5％。[5] (P356)布热津斯基在《大控制》一书中叫嚣：“增强美国的文化作为世界各国的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尼克松在其《1999：不战而胜》中强调：“进入二十一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将成为决定的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它将使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对本国内部的意识形态控制难度加大。
经济全球化使执政党领袖的权威世俗化。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对于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能够产生一种“向心力”。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市场越来越融为一体，市场条件下民众的政治人格更加独立，整个社会渐趋向一种“平民时代”过渡，原来以追随政治领袖的价值信仰为自我价值信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平民时代是一个祛魅时代，任何神圣的面纱在个人化的利益要求和独立的政治人格面前，都不复存在，建基于个人魅力的合法性资源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解与侵蚀。”[6]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执政党领袖的权威逐渐被世俗化，原来作为执政资源的领袖魅力也将逐渐被消解。政绩不再是“万灵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绩来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是执政党获取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仅凭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绩，执政党并不能完全赢得民心。以印度人民党为例，在其执政期间，一直狠抓IP产业，连续10年国内GDP的年均增速达6％～8％，政治上也比较稳定，与周边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采取克制与和解战略，但由于没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自杀率上升，两极分化严重，最终在2004年丢失政权。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民党虽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政绩喜人，但在马德里“3·11”的隆隆爆炸声中，也最终被人民所唾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而伴随着恐怖活动超越国界的恶果。
经济全球化使制度和程序面临重构和重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加入一些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WTO、WHO等等，这是国家利益的需求。但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之后，组织内部的有些规章制度将会和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和程序发生冲突，一些原有作为党执政资源的制度和程序不得不进行重构和重组，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面临的一大挑战。
3.对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挑战。组织资源是执政党行为活动的载体和依托，它主要包括组织规模、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整体党组织的纪律和作风、组织原则与活动方式等构成要素。经济全球化对这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挑战。
从组织规模来看。据中组部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基层党组织347.7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1万个，党总支20万个，党支部310.6万个。党员总数为6960.3万名，女性党员占18.6％，少数民族党员占6.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7.3％。[7] 这种规模一方面反映出执政党组织资源丰富，结构健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在党员总数中，百分之七十多的人文化水平比较低，这其中真正懂得国际法和相关国际知识的更是少之又少，若按照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要求来看，这种党员素养构成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能否设置以及怎样设置党的基层组织，也是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难题。
从党的纪律和作风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党员干部的活动空间增大，由此带来党员干部管理的难度加大，执政党传统的优良作风和严格的纪律，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随着跨国公司及其于公司的增加，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动员能力有所弱化，流动党员呈现上升趋势，各国内部官员的腐败风气也在国际间飘荡。据统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及其他人员逃往国外，带走了500多亿美元的资金。而来自公安部的资料也显示，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8] 这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贪官们的跨国洗钱活动，在计划体制下，这种案例是极其少见的。
从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来看。根据党章的规定，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尤其强调“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9] (P26)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挑战，也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实行正确的集中”上。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内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的深刻变动，对党员队伍的构成产生复杂的影响，这使党的决策“正确集中”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传统优势阶层的经济利益、政治和社会地位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威胁，掌握社会资源较多的精英阶层，有可能演变为比较保守和惧怕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在经济增长中利益暂时受损的社会阶层则会产生被剥夺的“离心情绪”，而要“正确集中”这两种几近对立的社会阶层的意见，更是难上加难。
4.对执政党历史文化资源的挑战。执政党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对执政行为起辅助作用的历史经验、历史功绩、优良传统等，以及本国文化资源中可资执政利用的那部分，合起来称之为党执政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全球化对这两方面的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解。就历史资源而言，中国古代的儒家治国思想，极其强调历史经验对执政者的重要性，认为“亡一国必先去其史”。苏共执政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否定苏共自身的历史，直接带来其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方面吸取了苏共的历史教训，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新时期党能够继续执政的“历史稳定剂”。但经济全球化使得党对历史经验的借鉴非常有限，许多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历史上从未遇见的。同时，一些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和反动网站等手段，诬蔑党的历史功绩，歪曲历史事实和丑化党的领袖，使一些对党的历史不了解的群众信以为真，从而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受损。经济全球化对文化资源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上。据统计，1994年世界娱乐媒体公司按销售额排名，前12名中有一半是美国的。[10] 迪斯尼的游乐园，时代华纳的唱片，好莱坞的大片等等，都深得国内青少年的喜爱。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哪怕是在一个小县城，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扩张的氛围，这使执政党原有的文化资源面临边缘化的威胁。
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护好自身现有的执政资源，同时要善于根据变化着的执政环境，努力推进现有执政资源的转型和重构，及时开发新的执政资源。
1.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1] (P839)问题是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分析和求解问题，却需要有一种主观的意识自觉，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格，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及其派生的意念和警觉，可以帮助人们提前预见危机的到来，对突发事件有良好的心理准备以便从容面对，还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和阻止不良事件的发生，等等。创新能力就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创造新事物，发明新技术，提出新理论和运用新思维的能力。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各级党校和各大国家干部管理学院在干部培训时，可以考虑加上培养问题意识的课程，使实践主体逐渐形成一种发现、分析问题，进而圆满解决问题的意识自觉，这是以一变应万变的举措。
2.注意抢占国际虚拟空间的阵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互联网和发达的通讯技术为平台的国际虚拟空间，既是国际间意识形态相互较量的场所，也是各国利益争夺的阵地。网络无国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国际虚拟空间的争夺和控制。美国控制着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占世界80％以上的网络信息是由美国提供的。中国仅占世界独立域名网站总数的0.07％，网络信息输出流量仅占全球互联网总流量的0.05％。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网站的日均页面访问量一般为250万—300万页次/日，CNN等知名网站的日均页面访问量已达1000万页次/日，而中国新闻宣传网最高大约能达10万页次/日。[12] (P43)这些数据很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虚拟空间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少，所以其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执政党要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其执政资源，要取得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要注意抢占国际虚拟空间的阵地。在硬件设备上，要加大国家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充分利用光缆和卫星等发达的通讯技术，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优良经验。在软件上，要注重培养一大批既懂国际相关法律和知识，又熟悉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专业政工队伍，以保护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的文化安全。
3.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执政党的决策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执政党如果没有灵活、反映快捷的决策机制，将会丧失很多开发执政资源的机遇。要注重利用“外脑”，发挥各方面专家的特长，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要注意倾听民众的意见，对一些重大政策调整要开听证会，实行公示制度；要有一整套决策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反馈机制，保证决策信息的快捷和真实；要尽快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错机制；要善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真正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二是将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三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科学定位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各自的角色和功能，要有明确的责权“边界”；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如对一些具有国际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注意倾听它们的有益呼声，对于一些反动的受国外敌对势力指使的社会组织(如邪教组织，国家分裂组织等)，要制定具体的防范和打击措施，以更好地保护党的执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