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不足”变法思想的探析
覃坤皓
（北方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银川 750021）
摘要： “三不足”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其变法思想当中提出的，推动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进当世政治改革的决心。通过对王安石“三不足”思想的探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其变法的得失，揭示其精神和价值，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王安石；三不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时期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运动，在变法期间，王安石遭受来自保守派的极大的阻力。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王安石变法思想被司马光扣以“三不足”的思想，在王安石与神宗皇帝上奏中，巧妙地将“三不足”思想阐释为变法的依据，使“三不足”精神成为推动变法的内在精神动力与理论依据。
一、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构建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政权，在土地政策上实行土地不抑兼并的政策，将大量良田分封给有功之臣，此外，宋太祖还将行政权、军权、财政权收归中央，分化地方行政权、军权和财政权，以达到弱化地方，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逐渐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社会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一触即发。加之北宋实行守内虚外之策，使精兵集中拱卫中央，地方军力薄弱，与西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连年征战，军费及战败赔款数额之多，使北宋进入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并未得到改善，政府横征暴敛，地主豪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使百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北宋处于内忧外患之境。在这样背景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以求革除北宋初年政令的遗毒，使北宋摆脱积贫积弱，但未得宋仁宗赏识。宋神宗继位后，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二）“三不足”的具体内涵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1]此乃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关于“三不足”的缘由进行提问。王安石并以此“三不足”，作为对变法的理论支撑，并加以陈述。
在技术更新的新形势下，数字地形测图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形测图，在城市测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分析，明确其是在传统的地形测图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实现对地形测图技术的更新。从某种角度而言，将数字地形测图应用到城市测量中，能够使城市各区域的地形地貌有效地展现出来，为日后城市的科学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本文在研究中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综合分析，重点阐述了其在城市测量中的应用。
2.发展要遵循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遵循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为了经济效益而破坏绿水青山，不能只顾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对大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汲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既要保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又要实现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要因地制宜，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进行有针对性地发展。过度的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最终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们要遵循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环境效益。
尽管王安石通过“三不足”思想构建起的伦理架构如昙花一现般凋零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但是新构建起的伦理体系对北宋当时推动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否认其内在精神的先进性。
笔者认为，王安石所言“天变不足畏”，“天”即指世间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人类只要掌握了世间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依据其规律的作用，使灾害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由此得出结论，世界是本质的物质的，而物质的存在必然有其运行的自然规律，面对彗星、水灾、旱灾、蝗灾，这都是物质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所导致，人们无需惊慌，只要把握规律，全力应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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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改革，势必要改祖宗之法，革除祖宗之法的弊病，但是，由于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为了稳固政权，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而赋予了大地主阶层种种特权，特权经年累月成为一种传统政策。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极力痛陈了北宋建国以来关于财政、军事、科举等弊端，并总结到：“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4]王安石认为，北宋之所以百年以来，除了夷狄来犯，并无大事并不是因为因循守旧，而是因为没有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北宋的政治运行机制能平稳维持了百年。为了坚定宋神宗变法的决心，王安石又说道“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5]王安石认为，宋仁宗在位四十年，曾多次修改法令，如果“祖宗之法”可守，那么皇室子孙应当世世代代守着旧法，而不用多次修改了。
此外，“三不足”思想全程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是一个求变的思想。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的内在精神本质与《易经》中求变的思想是一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12]王安石“三不足”思想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求变而使北宋封建者的统治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使社会能够通过变法革新而能够平稳的运行发展，这符合《易经》中“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11]的辩证思想。因此，“三不足”思想的内在精神本质就是求变的辩证智慧。
天构成了我国古代伦理学最高概念的代表，天是中国古代人民观念中的信仰、权威及秩序的最高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中，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天命，否则，天作为最高神灵的存在就会降灾于人间，使世间出现种种灾异以警醒世人。因此，王安石变法中所言及“天命不足畏”，实际上就造成了对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最高概念的天的反驳。
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内在精神
（一）变法失败的原因
1.天命观根深蒂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提及：“我国人文之根据心理者，为祭天之故习。而伦理思想，则由家长制度而发展，一以贯之。而敬天畏命之观念，由是立焉。”[7]这就说明，天是我国古代人民心中非常重要的神灵，而家长制促成了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根本。自汉武帝采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成为我国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历代封建王朝以儒家学说作为取士之根本，因此，天人感应学说、三纲五常的家长制体系及圣人之言成为根植历朝历代读书人心中的敬畏之地。
3.“人言不足恤”。在王安石看来，对流俗之言有所顾忌，则难以有所立。流俗之言必是流俗之人所说，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6]王安石认为，宋神宗不能陷入流俗之言中，否则就会有所顾忌，有所顾忌则难以使决策能真正有效地得到实施。而流俗之言出自于流俗之人口中，关于流俗之人，王安石是这样定义的，一是站在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特权利益而反对变法者，二是毫无作为，无改革进取之心者。
2.祖宗之法不可暨越。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是家长制，尊重秩序之道，由家庭到家族再到乡党，直至国家，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整个社会运行体系均由此家长制推行，并且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时代，家长成为仅次于上一层级的权威的体现，因此，君王宗族之主立下的法度或规定，便成为了祖宗之法。对于祖宗之法，在儒家三纲五常下的伦理体系中，是不可推翻逾越的。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一经确立，就应当使祖宗之法成为不可更改的条文法律，变法所造成的不单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利益受损，更大的程度上，是在伦理思想上使保守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历朝历代以来约定俗成的默契被打破。
数学思想是内隐的,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得以实现的手段．数学思想比数学方法更深刻、更抽象地反映了数学对象间的内在联系[3]．笔者认为,数学思想形成的前提是让学生经历应用的历练,而教师提供时间与空间是“方法”提升为“思想”的保证．为了促使学生更好地感悟数学的思想方法,提升数学的思维能力,教学中就需要教师进一步的引领和学生群体的互动．
第二，“生活作文”引导学生发现自身现实生活的价值。什么价值，仅凭老师的灌输是无法让学生理解透彻的，重在让学生自己去引申，去深入理解。学生不断用自己的语言去记录生活，就是“生活作文”以“真”为起始的重要体现，如果描述的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微笑的、和蔼的，自然说明在其生活中就是一个善于发现的学生，在写作中达到“真”“善”“美”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学生的生活会变得更有价值。
3.圣人之言不可易。保守派认为“人言不足恤”乃是离经叛道之言，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8]对于保守派来说，圣人之言乃经典，就应当遵从，当王安石变法提出后，在触动到封建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时，王安石没有顾及保守派的反对之言，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丝毫不顾保守派的感受，因此，保守派借以孔圣人之言作为依据，猛烈抨击王安石“人言不足恤”之说。监察御史刘挚在奏折中说：“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常乱。”[90]从保守派口中我们得知，在当时的改革派看来，流俗特指保守派之人，而保守派又将改革派当成扰乱秩序之人。
在王安石看来，“流俗之言不足恤”，仅仅是指站在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变法之人，但是，这并不代表王安石一意孤行，没有听从其他合理的建议而进行变法。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议助役已及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10]这表明了王安石还是广纳众言，善听百姓之意见的。因此，“人言不足恤”招致保守派的攻击的原因则是王安石将保守派说成流俗之言，面对这种言论，对保守派而言，这是对正统儒家学派的侮辱，在极力地抨击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就是捍卫他们自身的名声。
（二）王安石变法的内在精神
1.求变的辩证智慧。王安石所言“天变”乃是宇宙万物随着自身运行的规律而变化值之变，王安石曾说道：“《洪范》之陈五事，合于事而通于义者也，如其休咎之效，则予疑焉。人君承天以从事，天不得其所当然，则戒吾所以承之事可也。必如传云，人君行然，天则顺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旸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尧汤水旱，奚尤以取之耶？”[4]在王安石看来，天人感应说是无稽之谈，自然规律是不随着人的意志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天有意志，能与君王相互感应，那么尧和汤在位之时遭受了水旱之灾，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安石在面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时代，是具有较大的历史突破的，正是由于这种朴素唯物辩证的观点，才使得王安石在北宋的政治局势中，能够看到北宋王朝的根本弊病所在，使其在改革中能够以唯物观而舌战群雄，最终在变法初期，战胜了保守派的“天人感应之言论”，使的变法在前期能够顺利推行。在变法的过程中，朴素的唯物辩证观能使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一以贯之，求变而图存，求变而图富，求变而安国安民，此变乃通辩也。具有辩证思维来引导着变法的开展，这在变法中是改革派具有优势的一方面，并且能够认识到世间万物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变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封建时代具有超前性的改革，确实是改革者富有战略性的眼光。
王安石在《上仁宗言事书》中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号，他在《言事书》说道：“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4]他认为要效仿先王之政，应当审时度势，以人民百姓之疾苦，而变更天下之法度，这样才能使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2.求新的伦理关怀。王安石变法思想的核心内容已经处在反对我国古代伦理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对立面上了，无论是对天、对人言，以及祖宗之法等传统伦理观念的推翻，王安石都不遗余力地想要通过变法来达到求富图强的目的，因此通过“三不足”思想来构建起新的伦理架构，新的伦理学体系的架构一经建立，就对传统的伦理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此一来，新的伦理体系的架构成为改革派推动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成为了打击保守派以传统的伦理体系的有力武器。
保守派企图以天变之言，要挟宋神宗停止支持变法，并罢黜王安石。在王安石的过人韬略之下，将保守派的“天变不足畏”思想加以改造，使“天变不足畏”成为王安石力求变法、反击保守派的利器。王安石在与保守派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宋神宗对天变的顾虑，于是在与宋神宗的对话中，说道：“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1]王安石认为，水旱之灾，上古明君都难以避免其发生，如今遇到了水旱之灾，应当竭尽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应对灾难的到来，使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三不足”变法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一）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实践是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前进变化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离开科学的指导思想，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顺势而为，牢牢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建设好、发展好我们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1.“天变不足畏”。保守派提出“天变不足畏”，是想借机以天变之异象，向神宗皇帝弹劾王安石。如翰林学士范镇上疏言：“乃者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牢之象也。唯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2]御史程颢也上疏言：“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3]
1.改革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各项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期，我们既要拥有改革必成的决心，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与之背道而行，否则就会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违背经济发展的情况出现，造成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改革发展为了人民，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幸福感得到极大的满足，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与实质性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评判标准。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更应该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改革的成效惠及人民。
官963-21井位于王官屯油田官962－17断块，为三开定向井，完钻层位为孔店组。井深为2227m，最大井斜 28.89度，垂深2071m，φ444.5mm×30m+φ339.7mm×30m+φ311.1mm ×556m+φ244.5mm×555.483m+φ215.9mm×2227m。沙一井段1796～1938m，含有灰白色生物灰岩；沙三井段1938～2106m，含有灰黑色玄武岩，雷特堵漏施工前钻井液密度：1.52g·cm-3。
随着樱桃树的大面积种植，主要病害发生呈明显加重趋势。大樱桃的病害根据其病源、发病原因等分为侵染性病害比如真菌、细菌、病毒等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比如生理病害、冻害、伤害等。侵染性病害是由真菌、细菌及病毒等病源引起的病害，一般具再侵染性，主要采用栽培防治和药物防治。本文主要针对叶斑病、丛枝病、叶片穿孔病、根腐病、根癌病、流胶病、银叶病等侵染性病害的防治措施进行简单介绍。
（二）全面提升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
1.提升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是改革的加速器。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启用的变法之人，虽有才能，却在道德上有所缺失，使改革派给人民群众留下了不好的影响，这极大地损害了改革派的形象。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国要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培训，提高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使公职人员能够在熟练掌握本职工作的业务，以优良的工作能力、状态为深化改革增添新动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各行各业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要求日益提升，只有提升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使公职人员能够具备一定的改革创新力，最终才能使公职人员在各行各业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使公职人员能真正做到有能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切实提高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树立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
中华文明对泛北部湾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历史上，中国就通过各种边贸活动、友好访问和邀请外国使者来访等活动将传统的丝绸、陶瓷、茶叶、纸张等销往海外，早期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就经过东南亚等国。通过商贸活动和人口迁移，有大量华侨迁徙到东南亚国家，而他们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对当地人产生影响。
2.提升公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在注重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的同时，也要全面提升公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公职人员是政府行政权力的代表，公职人员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是维护政府形象的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不正之风，使我国一部分公职人员滋生了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只有全面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才能营造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助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三）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领
王安石的“三不足”变法思想招致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的原因，就是忽视了教育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只是简单把教育和策论当成选拔变法人员的手段，而没有把变革的思想通过教育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乃至于保守派根深蒂固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变法最强大的阻力。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从教育着手，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入手，通过教育的方式，使青年学子能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公民应具有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觉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公民牢牢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目标，通过对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做到正确的引领，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全社会形成改革的合力，使阻碍改革的不利因素在教育中能得到化解掉，从而减少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虽然王安石变法受到了保守派极力阻挠，最终失败了，但是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宋的政治经济改革，其变法的内在精神对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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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Wang Anshi's Thought of "Three Deficiencies"Political Reform
Qin Kunhao
(Northern Minzu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deficiencies" was put forward by Wang Anshi,a statesma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in his thought of political reform.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ang Anshi’s thought of "three deficiencies",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his political reform and reveal his spirit and value.
Keyword: Wang Anshi; three deficiencies; political reform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84（2019）06-0097-05
收稿日期： 2019-08-18
作者简介： 覃坤皓（1996-），男（壮族），广西来宾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责任编辑：漆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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