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全球机制：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0)06-0164-08
过去三百年中，以“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主导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要素配置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传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延续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加剧，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关于人类生产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机理等问题仍存在重大争议，但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为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改变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向低碳化转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抓住“气候变暖”、“低碳经济”等概念，加强政策刺激和国际协调力度，试图在这些领域占得先机，以主宰新兴战略性领域的全球治理。目前，低碳经济不仅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转变增长方式的共识，而且也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文从低碳经济的内涵、特征和发展动因入手，着重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交易方式、全球机制以及低碳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探讨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发展动因
低碳经济概念出现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革命：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1999)一书中描绘了低碳经济概念的雏形。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将低碳经济阐述为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未形成低碳经济的统一概念。一些学者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或发展模式，如庄贵阳把低碳经济定义为“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鲍健强等也认为，“表面上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出的努力，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另一类观点则将低碳经济从理念上升为规则制度。如李俊峰、马玲娟指出：“它似乎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它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宪章、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宪章，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可能会像工业革命一样，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成为由碳足迹、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低碳城市和低碳社会等一系列新名词支撑的体系。尽管对低碳经济概念的阐述不尽相同，但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增长模式为核心，涵盖了从原料开采、加工、使用和消费的各个过程，特别是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低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低碳经济内涵被普遍接受（张世秋，2008）。低碳经济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低碳经济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机制；二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应导致人们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明显下降。
(2)技术性，即通过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
(3)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使气候变化不至于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09）；金乐琴等(2009)则认为，低碳经济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全球性三个重要特征。
关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动因，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低碳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来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突破煤炭、石油等能源和资源约束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转向低碳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促使世界各国加快在新兴领域寻找发展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推动低碳理念的重要契机。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技术与政策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即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用低碳技术改造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低碳化。付允等(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朱四海(2009)则从人为碳通量、碳预算、低碳技术、能源结构四个方面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从其发展动因出发，可以很好地理解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当气候变化、资源约束上升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时，世界各国必然寻求突破资源约束、实现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双赢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一新型模式的实践是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为支撑的。
1、低碳技术开发应用及其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
广义的低碳技术涵盖了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和能源等领域开发利用的减排技术，也可分类为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温室气体的埋存技术、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付永等，2008）。近年来，各国不断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并更加注重其经济性。IEA、IPCC、OECD等国际机构对涉及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这四个重要部门的核心低碳技术的概念、特征、成本收益、技术现状、工业应用和商业项目、产业链、减排潜力、现存困难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制定出同减排情景下技术路线图，着重强调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Carbon Capture & Storage)、新型生物质能、太阳能、核电技术以及智能电网等绿色技术的应用。
其中，CCS技术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减排潜力大以及对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CCS的技术经济分析、该技术在产业和国家层面的应用以及CCS商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障碍等方面（如表1所示）。尽管CCS技术在降低整体减排成本、提高减排灵活性等方面的潜力巨大，但现阶段CCS技术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应用还有待推进，其推广普及取决于技术成熟度、成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技术应用的能力、法规、市场和公众反应等诸多因素。由于现行国际公约尚未涉及二氧化碳封存问题，使CCS技术发展面临法律障碍。同时，目前的研究很少涉及CCS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这些潜在的风险和危害包括被捕捉的二氧化碳逃逸等，进而破坏地下水系统，诱发地震，引起地面沉降或升高等。
随着技术进步、技术外溢等概念引入低碳技术的分析框架，围绕着各行业低碳技术的综合应用，相关研究更为规范和动态化。McFarland等(2004)在MIT EPPA模型的框架下，把CCS技术引入多区域CGE模型；Vrijmoed等(2009)认为，政策设计直接影响技术进步的效果，长期来看，CCS技术与可再生能源配套更具成本优势；Kannan(2008)使用MARKAL能源系统等模型模拟分析英国实现减排60%的目标的技术路径，认为在这一减排目标下，近期应提高终端设备能效，更新建筑部门的节能举措；中期则需在电力部门使用CCS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长期则CCS、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综合应用将使电力和交通部门实现低碳化，继而生物质能将成为重要能源。
2、低碳发展模式的政策体系
关于低碳政策的研究始终带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学色彩。潘家华(1997)认为，各国或国家集团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表现的立场和策略均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庄贵阳(2000)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已从科学评价阶段转为国际政策协调阶段，气候谈判是发达国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的利益调整，减排目标更多地反映了各国的政治意愿；夏先良(2009)则论证了欧盟、美国提出的碳关税和低碳经济概念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认为碳关税在限制碳排放上最多只有微弱的边际效果，在理论上缺乏支持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上难以实现。在方法论方面，一般均衡模型(CGE)和 MIT-EPPA、WORLD SCAN、MS-MRT、GTEM、GEM-E3等衍生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等工具被广泛用于分析减排政策的影响，模拟分析环境、税收、贸易等政策对国家或地区的GDP、居民福利、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环境状况、收入分配等的影响（Peters等，1999）。就具体的政策工具而言，学者们或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或以定量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设计（如表2所示）。
三、低碳经济的交易方式与全球机制
低碳经济发展呼唤全新、有效的全球合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直接推动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环境容量和低碳经济的进程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博弈和较量难以避免。娄伶俐(2008)指出，环境问题具有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属性，并运用双层次博弈理论将环境合作的国际压力与国内因素糅合在一起，以此为分析框架，解释多边谈判中各国如何力争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减排方案。实际上，迄今有关减排的国际协调进程充满了矛盾和波折，尚未建立起能够被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各方普遍接受的低碳发展全球机制，曾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会议在争吵中结束，低碳经济的全球合作前景蒙上了沉重而悲观的阴影。
低碳经济的全球机制之所以先天不足，很大程度上在于现行国际规则的约束力既不足以应对全球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也难以协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分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虽然提出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但它只是一个框架性公约，并未提出明确的具体措施与细分任务。《京都议定书》是以公约为母约的执行性文件，规定了各国减排份额，提出了排放贸易机制(ET)、碳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JI)四种减排方式。尽管由于美国拒绝签署大大削弱了其约束力，但《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减排方式仍是低碳经济全球合作机制的基石。“它（议定书）把温室气体减排形式化地归结为二氧化碳减排问题，让温室气体排放权形式化地归结为二氧化碳排放权问题。它让‘碳排放’有了可测算、可折算、可视化的标准，让二氧化碳减排配额交易（简称‘碳交易’）变成了现实的国际‘碳交易市场’。它鼓励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从而获得碳减排配额，以实现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和承诺，获得‘双赢’效果”。
在《京都议定书》推动下，全球碳交易迅速发展。王灿等(2008)应用全球碳排放贸易局部均衡模型研究CDM的市场潜力、结构及贡献，得出CDM使附件Ⅰ国家的总履约成本降低了67%的结论。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和碳排放总量的扩大，一些发达国家对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减排机制提出了质疑。发达国家倾向于通过建立、完善基于减排成本差异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使更加市场化的碳交易模式成为全球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微观载体。目前，碳交易体系主要建立在ET、CDM、JI这三种减排机制的基础之上，由出于规则要求或自愿行为的交易双方相互买卖减排信用而形成。不少学者开始探讨交易规则和政策工具等对碳交易的影响，并进行相关福利分析。Rehdanz等(2005)分析了两国家模型下碳交易市场规则的设置对交易结果和环境效益的影响。
对碳交易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对碳市场的研究，碳市场的形成对降低减排成本、传导减排政策、碳融资等具有重要作用。徐建宇(2008)把碳市场划分为碳交易市场、碳基金市场、碳融资市场、碳理财市场、气候衍生品市场五大类；章升东等(2005)全面分析了国际碳市场的结构，将其分为项目市场和准许市场，指出碳市场的交易规则正在形成、技术手段趋于完善、市场容量逐步扩大、市场环境不断优化，而其不确定性在于市场发展不均衡、融资渠道单一化和国际谈判政治化，认为合理的碳市场机制应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与双赢；Blyth等(2009)对碳市场中不同能源结构和政策情景下的减排成本进行定量分析；Peace等(2009)则强调，设计良好的碳市场是降低成本和刺激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尽管碳市场发展迅速，但将碳市场作为低碳经济的全球平台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仅碳市场的交易量相对于全球实际排放量仍非常有限，而且碳市场的发展还存在流动性不足、与能源和资本市场缺乏有效衔接、全球性交易规则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魏一鸣等，2008）。另外，作为碳交易和碳市场发展的产物，碳泄露与碳锁定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应用各种模型对碳泄露进行了模拟测算，比较一致地认为，碳泄露现象必然存在，但对碳泄露的程度及其流向则存在分歧。Babiker(2005)将能源密集型产品和交易置于资源禀赋理论中进行分析，认为碳泄露率应在50%～130%间，非一般认为的5%～25%，且碳泄露多发生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而Barker等(2007)通过研究开展碳交易和实行环境税改革的6个欧盟国家的情况，认为在技术外溢条件下，碳泄露很小，几近为负值。
四、低碳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低碳经济的理念及其发展模式主要是由欧美发达国家倡导和推动的，这些国家不仅技术领先，而且其产业化发展时间较长，制度建设比较完善，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我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受传统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影响，尽管人均排放水平仍然较低，但碳排放总量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的艰巨性表现为：我们既要完成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又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转变增长方式带来的严峻挑战。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发展仍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一旦由发达国家主宰的“碳交易”和“碳关税”等全球机制确定并运行，将制约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排放总量的增长，国际上对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全球机制中的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模式不仅是中国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有助于缓解来自方方面面的减排压力，规避可能出现的“气候壁垒”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目前，有关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普遍认同低碳模式与新兴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协同性。其中，中国低碳发展的情景分析和技术路线成为研究的重点。陈文颖等(2004)依据MARKAL-MACRO模型定量描述了各种减排情景下减排对GDP增长影响的时间模式，比较了不同减排情景下规划期内未贴现的GDP总损失；张海滨(2007)提出中国参与量化减排义务的三个变量：减缓成本、生态脆弱性和公平原则，并据此拟定了分为四个阶段的中国未来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动路线图；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的《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以“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为主题，展望了中国在不同情景下能源、气候和发展的趋势以及关键领域的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姜克隽等(2009)依据IPAC模型组，为2050情景设计了三种排放情景，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在于减排技术应用、新建企业新增设备、超临界机组所需燃料等方面成本优势。
近年来，有关低碳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更为细化。王灿等(2005)应用CGE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指出0～40%减排率会带来0～3.9%的GDP损失率，认为碳减排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刘强等(2008)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进行了分析，建议避免出口能源类产品、限制高耗能产品出口，以此改善出口贸易结构、朝高附加值和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贸易方式；沈可挺、李钢(2010)构建了包含41个部门的动态CGE模型，测算碳关税对中国工业生产、出口、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每吨碳排放征收30美元或60美元的关税，将可能使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下降0.62%～1.22%，使工业品出口量下降3.53%或6.95%，使工业部门的就业下降1.22%或2.39%。其中，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办公、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出口和就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尽管这些行业非能源密集型行业，但由于其耗电量较大，隐含的碳排放强度较高；闫云来、杨来科(2009)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存在碳排放失衡，建议我国实行进口制成品替代战略，减少高能耗、高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而代之以进口这类商品。
五、结论
气候变化以及资源和环境约束促使世界各国加快低碳转型，在实体经济领域推动低碳技术应用和低碳产业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促进碳市场和碳金融的发育，而在制度层面，则充分运用低碳政策工具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和国际协调。目前，低碳经济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因而，需要更强有力的知识整合和创新，这也必然使低碳经济的研究更具艰巨性和长期性。
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低碳技术应用、减排情景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方法相对比较成熟。随着碳交易体系和碳市场的发展完善，低碳产业和碳金融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碳泄露和碳锁定等问题也会受到更多关注。这些研究有助于理顺低碳经济的微观机理，推动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对低碳发展的全球机制来说，尽管就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各国已达成共识，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的技术和资金合作交流仍相当有限，缺乏约束力，制约了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一方面，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协调的新领域，将促进这一领域全球合作机制的变革；另一方面，利益冲突以及对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对这一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合作效应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相关议题的政治化倾向不利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客观性。
对国外经验的充分解读和有效借鉴无疑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作为发展中的碳排放大国，如何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充分主张自己的权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应是国内研究的重点。目前，有关减排的路径设计、峰值计算、情景假设以及减排效应分析，大都沿用国外的模型和工具。模型的深度开发和分析工具的创新不仅有利于研究的规范化，而且由此得出的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将为我国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完善气候谈判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收稿日期：2010-03-24
注释：
①CCS即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指运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捕捉已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压缩回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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