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归因研究——以日本三井公司与河北大午集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三井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企业会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自动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仅仅认识到此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企业的政府交往能力。毋庸置疑，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政府交往能力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计划经济国家，亦或是转型经济国家都是重要的。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中，由于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足以及执法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加之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造成了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1]。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生存其间的企业为了发展，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相应地，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
从实践来看，在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相较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拥有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而言，家族企业为了融资或进入垄断行业，其政府交往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相对于某些小富即安，力求维持现状即可的家族企业，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势，具有较强的创业精神，能够依赖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通过不断的制度、组织和技术的创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业型家族企业，出于对公司发展所需关键性资源的需求，与政府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更加迫切和必要。这一点从国内的希望集团、重庆力帆、浙江传化、复星集团等家族企业的成长历程中可窥见一斑。
由此，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存在使这些创业型家族企业具备了较强的政府交往能力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认知，本研究就此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发现与实践的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当前理论上关于政府交往能力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企业与政府交往的方式及作用上，而对隐匿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究的较少，特别是针对创业型家族企业的研究则更少，不利于对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进行归因分析。
基于此，为了探求影响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背后的要因，本研究以“创业型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交往能力”为问题的着眼点，通过案例研究来归纳创业型家族企业成长中影响政府交往能力的要因。根据创业型家族企业的特征，本研究选取了日本三井公司（主要是从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段时间，其间经历了创业到财阀的生成，简称三井）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简称大午集团）两个创业型家族企业作为案例。其中，三井是作为成功案例选取的，而大午集团则是作为失败的案例选取的。虽然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与战前的日本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关系型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存在，造成公共秩序与私人秩序的错位与断裂，致使当前的某些政府行为与日本战前有很大的相似性，故选取这两个企业作为对比。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扎根理论对案例进行解析，研究日本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成功要素与中国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失败要因，以期为实践特别是中国情境下的实践提供指导，对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2 理论回顾
企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战略对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1]，这一问题涉及企业应该以何种程度参与政治进程。在理论上存在着赞成与反对企业与政府交往的争论[2,3]。赞成者认为，企业应该通过政治参与同政府保持联系，原因在于：多元化的社会体制要求多方参与、经济利害关系强、企业对其他社会利益可起到平衡作用、企业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利益关联方等；反对者则认为，对于政治参与企业管理者一般难以胜任、企业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企业太大太强、企业信任有帮派性的政治活动是要冒风险的[4]。事实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企业总会通过各种努力来影响政府的立法和管制，使政策对自身有利，从而规避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风险，实现快速成长[5～7]。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如果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如人大代表身份），对企业的成长将大有裨益[8～10]。
在承认良好的政企关系会促进企业成长的同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企业应如何与政府进行交往。对此，安东尼奥[4]通过对理论及现实经验的总结，把企业与政府的交往方式归结为以下3种形式：①直接代表。指设立专职代表和行政职员掌握能够影响企业的信息动态并且与政府官员保持联系。②同业公会。指通过参加诸如行业协会等有关组织，依靠群体的力量和集中的代表来与政府官员交往。③特别联盟。指把多种商业团体联合在一起，来游说政府同意或反对某项特殊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在这3种方式中安东尼奥等关注的是企业通过“正式的、合法化”的途径来处理与政府关系。事实上，企业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政治献金”、“私人贿赂”、“建立政府的人际关系网络”等“寻租”方式无所不用，这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表现得尤为突出[11～13]。此外，企业与政府交往的形式，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唯有如此，才能认为企业具有与时俱进的政府交往能力。
各国企业的实践表明，与公众性公司相比，政府交往能力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契约不完备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4,15]，它不但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国有金融支持，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16～18]，而且还能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保护和帮助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进行多元化投资[19～22]。也正是缘于此，当前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3]。
可见，无论是从哪一视角来诠释政府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均隐含着政府交往能力的重要性。较强的政府交往能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强企业构筑良好环境界面的能力；同时也应看到，高效的政府交往能力又是附着在一定影响因素之上的，没有这些要素，政府交往能力将无法形成与构筑。
3 研究设计
3.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收集的资料全部来源于公开资料，主要包括：①三井与大午集团的网站，从中搜集了两家公司的发展历程等相关资料；②关于三井、大午集团的论文（以期刊为主）、评论（以网络资料为主）及言论等。为了确保资料真实准确反映企业的成长情况，本研究对以上资料进行了整理、整合、质证，并将最后待分析的资料正式命名为《三井与大午集团成长资料汇编》（简称《汇编》）。
3.2 研究方法：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等[24]发展出来的，旨在运用翔实的资料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其要旨在于通过科学的逻辑，归纳、演绎、对比、分析，螺旋式循环地逐渐提升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层次，并最终形成理论。与一般理论不同的是，扎根理论不对研究者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进行逻辑推演，而是从资料入手进行归纳分析。理论抽象点既有来自资料中的句子、对话，也有抽象的概述，既遵守严格的科学原则，在方法上也保留有一定的弹性。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5个方面：①从资料中产生概念，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②不断地对资料和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③发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④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⑤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在这一过程中，核心部分是通过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与选择性译码挖掘出资料的范畴，识别出范畴的性质以及范畴间复杂交错的本质关系。其中，开放性译码是将资料分解、检验、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主轴译码是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译码典范模型将开放性译码中所得出的各项范畴联结在一起的过程；选择性译码则是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25]。具体而言，扎根理论的分析框架及主要内容见图1。
图1 扎根理论分析的框架及主要内容
4 案例的理论剖析
4.1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为了探究三井与大午集团成长过程中所隐匿的理论蕴意，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汇编》进行了分析，分析过程包括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与选择性译码的3个阶段①。
（1）开放性译码 通过对《汇编》的分解及比较，本着尽量“悬置”个人“偏见”和既有“定见”的原则，最终从资料中围绕着“创业型家族企业成长”抽象出家族企业、政府、职业经理、企业家、关系、环境、政商、变革、交往、家长等127个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范畴化为性格、创新、家族、人际关系、积累、职业经理（本研究中将家族成员以外的企业经理人员都称为职业经理）、风险承担、开明、远见9个范畴。
（2）主轴译码 在主轴译码时，通过译码典范模型，并辅以必要的原始资料挖掘，共得到了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和创业导向3个主范畴。其中，家族人脉累积是指在家族层面上家族成员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涵盖了“家族”、“人际关系”、“职业经理”和“积累”4个范畴；企业家个体特质是指企业家个体层面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性，涵盖了“性格”、“开明”和“远见”3个范畴；创业导向是指在公司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创新、创造与风险承担倾向，包括“风险承担”和“创新”两个范畴。
（3）选择性译码在该阶段，通过对开放性译码阶段所抽象出来的9个范畴的继续考察，尤其是对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与创业导向3个主范畴及相应副范畴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原始资料记录进行互动比较，发现可以运用“政企关系要因”这一核心范畴来分析其他所有范畴。三井和大午集团的成长充分展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如下：在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与创业导向等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创业型家族企业会形成自身的政府交往能力，并据此使企业具备了一定的构筑良好环境界面的能力，最终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系。本研究的具体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归因模型
4.2 理论模型的进一步解析
4.2.1 政企关系要因之家族人脉累积
企业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存续的，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环境发生各种交换关系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社会资本，政府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政府资源的形成与拥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企业在经营中不断累积的。与公众性企业不同，尽管可能存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不能把所有的政府资源传递给下一代，但相较非家族企业而言，家族企业对政府资源的积累随着代际传承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和累积性。三井良好的政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在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由于该国一直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极其不发达，直接造成了商人资本的短缺，三井通过与当时的德川幕府进行合作获得了企业经营上的特权并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打破了旧有的经济、社会秩序，但很长时间内日本商人们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还是必须要同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相结合。此时，三井又运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明治政府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进一步强化了政商路线。如此一来，三井家族所拥有的各种政府资源，随着代际传承不断地累积，积淀了大量的政府人脉资源。
与此同时，家族本身的人脉关系虽然可以累积一定的政府资源，但并不能穷尽全部。当家族企业发展遇到“政府资源瓶颈”时，最优的选择就是从家族外引入拥有此关系的新成员（即职业经理）来予以突破。职业经理进入家族企业后，会依赖其自身的政府资源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并会将其所拥有的政府资源部分或全部内化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也因此得以增强。
在三井的成长历程中，当每一次遇到“政府资源瓶颈”时，都会出现一个或由外部直接引进或者从内部晋升的职业经理来力挽狂澜。早在幕府时期，三井遇到了“御用金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幕府沟通，阐明三井当时的境况，使幕府免除御用金或者应允暂缓缴还官方资金，但三井自身的政府资源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三井引入了与时任幕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三野村利左卫门，在其积极斡旋下，1867年3月，德川幕府同意减免三井的御用金。在三野村利左卫门之后，1891年，中上川彦次郎执掌三井，也是典型的外部引入人才。中上川彦次郎进入三井之后，开始了以“银行整顿”为突破口的“中上川改革”，理清了三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此后的益田孝，也可以算是三井从外部引进的职业经理，他上任后进一步强化了与政府关系的正当性。在池田成彬成为三井的掌舵人后，针对三井所面临的形势，采取了“财阀转型”的政策使三井度过了当时的危机[26]。可以说，正是这些职业经理的介入，在增强三井政府交往能力的同时，使三井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反观大午集团，该集团创始人孙大午从创业之初就没有同当地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企业传到第2代之后，自然也就没有政府资源人脉的累积。虽说大午集团在与当地政府交恶的关系下，还能走多远尚未可知，但大午集团至少应该以代际传承和政府官员更替为契机重塑政企关系，增强与政府的交往能力。
4.2.2 政企关系要因之企业家个体特质
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族企业家集家族权威和企业权力于一身，具有个人独断性[27]。企业家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自身的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大午集团从创业伊始，由于创始人孙大午“不愿意苟且，不愿意贿赂别人”的个人性格，使得大午集团在成长中，多次与当地的税务、工商、卫生、技术监督等部门发生冲突，陷于多起行政诉讼中。1998年12月，孙大午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农村干部座谈会，在会上他通过自己掌握的具体、真实的数字公开戳穿了河北省有产蛋鸡5亿只的官方言论，并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售粮、民间借贷以及农村城镇化等问题，再一次激化了与当地政府的矛盾。类似事件在大午集团不胜枚举，最终导致当地政府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名，于2003年5月逮捕了孙大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对于大午事件，固然有僵化的金融管理体制等原因，但本研究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受孙大午个人性格的影响，大午集团没有适应不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多“潜规则”所致，当然，也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大午集团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从经济性或企业成长角度来看，企业与政府的行为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合理的不合理性”与“不合理的合理性”的矛盾体。
企业家个体特质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和“开明”也是影响政府交往能力的重要因素。从三井的成长过程来看，从日本幕府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三井经历了“政治立场”如何选择、“政商之路”如何走、“组织机构转型”和“财阀转型”4个较为关键的时期。在每个时期，三井都面临着不同的“政企关系危机”。三井的家族企业家认识到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政企关系危机”处理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性，而这种危机以家族的现有资源又无法规避，所以三井力主聘用具有此方面能力的职业经理，并且对所选择的职业经理比较信任，能够顶住族人的压力，懂得充分授权，让职业经理掌握企业的控制权。正是各职业经理所处年代三井家族企业家的远见和开明，使得三井数次度过了危机。
4.2.3 政企关系要因之创业导向
创业导向重点描述了企业追逐新事业、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特定心智模式，其实质是企业通过新的资源组合来实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旨在通过扩充资源、内部创新、合资或合作来拓展竞争领域和发掘发展机会[28]。创业导向对创业型家族企业的政府交往能力影响的逻辑起点在于“稀缺资源获取”。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与扩张需要各类资源来予以维系，特别是国家的垄断资源，通常是由那些与政府拥有良好关系的企业获得。相对于一般的家族企业，具有创业导向的家族企业将会更加积极地去与政府建立联系以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
三井在成长过程中的创业导向非常明显。三井的创业可以追溯到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3年），以在伊势松坂当地开设当铺，兼营酒以及酱类商品作为三井家族企业起家的标志，此后三井的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三井在煤矿、金属矿等方面建立生产据点，实现了在生产、流通、金融3个部门的多种经营机构。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急剧向帝国主义的转化，三井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在扩大经营范围的同时，把多数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支配体制。到1946年9月三井总公司解散前期，三井无论是规模还是营业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表1）。
在三井的整个创业过程中一直注重加强同政府的交往。例如，早在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三井便在幕府高层官员的推荐下，破格成为幕府有限的吴服采购商之一，也因此取得了御用商的称号，获得了企业经营上的特权并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明治维新后，三井不但以垄断的方式在承担政府施行的金融政策上执行中枢的角色，而且又获得了其他一系列明治政府的特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政商路线。虽然此时三井在处理政府关系上采取的是诸如贿赂等“非正当的手段”，但这实是受当时环境所限的一种次优选择。
随着明治政府开国路线的逐渐完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开始逐渐降低，为了厘清与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使三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887年春，三井进行了“中上川改革”，通过此次改革，三井割断了一直以来与旧官僚势力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确立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方式。由此，使三井的事业从原来的以商业为中心转移到金融、商业贸易直到矿业、机器、纺织、造纸等工矿业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三井政商之路的蜕变[29]。此后，三井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逐渐淡化了采取贿赂或者其他的办法来对政府进行公关活动，而是主动采取了按照法律要求及其寻找法律空隙来适应当时环境的变化，这意味着三井与政府新型政企关系的建立。
可见，正是在创业导向的驱动下，为了使创业能够成功，三井在成长过程始终注意着优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屡次通过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其度过难关获得存续与发展。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深入考察了三井与大午集团成长过程中的政府交往能力问题。本研究认为，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政企关系要因在于：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与创业导向。在3种因素的影响下，创业型家族企业通过政府交往能力使企业具备了一定的构筑良好环境界面的能力，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与此同时，本研究得到了如下两点启示：
（1）单一要素的强化不足以构筑长效的政府交往能力 对于创业型家族企业而言，较强政府交往能力的形成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表现为某一因素起主导作用，但长期来看绝不是单一要素所能决定，而是受到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与创业导向综合影响的。此外，3个要素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是相互作用的。企业家个体特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业导向与家族人脉累计产生影响；家族人脉累计亦可能对企业家个体特质产生影响。例如，大午集团的创业导向非常明显，但受其企业家个体特质的影响，并未形成良好的政府交往能力，而三井在此方面却凸显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带来的理论启示是：通过大样本的调查来解析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影响，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家族企业成长理论，而且对创业理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政府交往能力表现是有所差异的 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由于许多生产活动和交易的达成不是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主要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此时的政府交往能力表现为资源的获取。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减少，政府交往能力也会由资源获取转变为规避风险，当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时，政府交往能力又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企业此时也必须要打破以往处理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样式，变“非正当性的寻租”为“正当性的影响”，由“违规”到“合规”。回顾我国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质上也是走了一条企业与政治逐渐融合的成长道路，这条道路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家借红帽子（挂户经营、出租、转让营业执照）为起点，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自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进入公有制、90年代建立党支部进入党的组织系统等过程。温州民营企业的这一系列举措无外乎是为了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总体上来看，三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模式就经历了一个“获取资源”→“规避风险”→“政策影响”的过程。由此带来的理论启示是：通过大样本的调查来验证并解析不同情境特征下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注释：
① 运用扎根理论对创业型家族企业成长中的政府交往能力进行分析，所涉及的资料及过程极其繁琐，限于篇幅，本研究仅将关键部分予以表述。
标签：创业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三井财阀论文; 创业资源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经理人论文; 经济论文; 三井集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