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困惑与出路——E#183;舒尔曼科技哲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出路论文,困惑论文,尔曼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是一套目的明确的改造和加工自然的知识和方法的复合体，它创造了人工自然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微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代技术的实践导致了全球性的传统文化的所谓“断裂”问题；同时，科技对眼下的存在也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继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反思的一套话语以后，人们对技术哲学再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认识论和思考视角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文化思考的新局面。舒尔曼的科技哲学，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典型。
一、现代技术的界说：辨析技术及其与人类关系问题的必要前提
现代技术的特殊属性使其格外地突出于人类研究视野之中，那么，现代技术究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重要地位，并对未来起着持续的影响呢？显而易见，对现代技术的哲学分析是对涉及技术和未来的问题进行探究的开端。当代社会欲寻求解答，则必反观技术自身，因此，现代技术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技术的发展既帮助人们开启了对技术的反思之窗，也有助于人们扩大对技术本身的认识。所以，不少人的讨论都是首先从对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分野来开始的，舒尔曼也同样如此。
对现代技术与先前的技术的差异性进行辨析历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领域。有人认为“古代技术主要是一种实践技艺的集合体，缺乏真正的理论根据”。而现代技术，其明显的标志在于，“技术的演化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受到有意识的控制。”（注：［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虽然，还无法想像能够依靠充分有效的科学模型完全支配技术，但现代技术与科学实践有着深刻的联系，技术愈进步，这种联系就愈显著。因此，“现代技术确实看来有一个突出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它与科学之间紧密的相互作用。”（注：［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当然，也有人认为，“传统技术应该是指那些在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发生期、成长期并已进入成熟后期的社会产业技术”。（注：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对这一众说纷纭的问题，如果没抓住其关键之点，当然不利于认识现代技术对社会的颠覆性作用。从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程度的角度大致来看，人类的社会实践最终推进了技术向现代的过渡，在人类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中、在人类自身的交往过程中，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愈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世纪科学与技术的日益接近是科学技术走向一体化的前奏，自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体系推进和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以后，19世纪科学与技术最终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发展的统一体，最终完成了技术由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当然，也有人主张在高度技术化的今天，似乎应考虑科学与技术的适当分离问题）。
舒尔曼从技术的所谓“古典”与“现代”分期出发对之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了现代技术最鲜明的特点，并以此来说明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舒尔曼看来，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差异不仅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这一方面来做说明，二者的差异应当涉及到以下诸方面：环境、材料、能源、技巧、工具、技术实施的步骤、合作、工作程序、人们在构造过程中的作用、技术发展的本性等。通过在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的鲜明差别。
现代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比以往更广阔更深入的时空范围内作用于人类的生活，并且渗入到人类存在的核心——文化体系之中。在人们对技术的“善”欢欣鼓舞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技术的随之而来却又无法逃避的“恶”。简而言之，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困惑，这种困惑转而投射到技术本身，于是技术陷入了问题的丛林中，它成为问题之源。这是因为：“技术物体并非仅仅由技术方式构成；它们还具有一种技术归宿。”（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14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技术物体并非总是与其归宿相一致；现代技术的基本结构——技术活动者、科学基础、技术－科学方法在技术构形过程中都将起到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从而，技术构形在现代社会中的空前影响将引起人类不能回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对技术的实现予以必要和有意的引导和规范，并在哲学层面给出可行的指引。
二、乐观的实证论者和悲观的超越论者都难以为技术指出“有意义的未来”
对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分析与批判是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必要的逻辑前提，舒尔曼在对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进行阐述和批判性分析后，将其分为态度截然不同的实证论者和超越论者二大阵营。前者是明朗昂扬的乐观主义，后者则是焦虑抑郁的悲观主义。超越论者的悲观主义和实证论者的乐观主义形成了恰当的对照。
舒尔曼认为，超越论者主要的哲学思考都集中在主体人的内在部分，他们对主体经验的超验直接性情有独钟。他们的哲学活动在人的主体内在部分进行，因此他们着眼于人的主体性的自由，认为现代技术构成了对主体的威胁。他们感到在实践中，人与技术之间是一种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因此大多数超越论者主张赋予现代技术一种自律的力量。
实证论者的哲学思考以外部客观世界和客观对象作为基础，他们在哲学中要求考察的是经验的自然，其哲学思考的前提条件是可观测的经验。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好的，它对人的力量和文化的进展予以了最有力的肯定和推动。
舒尔曼认为，超越论者与实证论者对现代技术的现实情况有不同的看法：超越论者相信技术已经取得了主宰地位，而实证论者认为技术力量远未如此，反而它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发展，必须大力加以推进。简言之，超越论者们认为实证论者追求的目的对于人性、对于人类文化乃是灾难性的，因此他们还从过去找回忆；实证论者却很少注意过去，他们更注重未来，他们认为未来是一种技术性的未来，同时，技术是一种结构性问题，因此他们要探究它的根基。他们认为未来能够通过技术得到保障，技术的控制将带来繁荣和富裕，未来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控制而变得更适合于人的自由，技术是人类走向理想栖息地的重要依托。
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者观点实际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在赞同建立一种自律哲学以解决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他们各自去寻求出路的共同出发点。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因此，两者之间观点的联系仍然难以消弥他们在技术与人类关系问题上泾渭分明的巨大不同。
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一致认为现代技术是不能离开科学的。
但是超越论者认为，现代科学具有自主的力量推动自身的持续扩充，而且它的持续性是无法打破的。在此之下，技术表现为内在的完全自主与外在的不完全自足，现实世界由其主宰，没有其他因素可以在技术的连续进程中施加影响，并由此赋予其新的发展前景。如此看来，技术发展的宿命已然不可改变：人的自由不仅让位于技术的不自足的自主力量，而且技术本身也将因其不自足而终将无望，技术的发展将无法为自己寻得新的自由。唯一的拯救措施只能是主体内在的自由至上，以自由来评判技术，那种想从技术本身考虑拯救的想法只是不自量力的一厢情愿。在技术与人类关系的问题上，超越论者认为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绝不是有意义的未来，除了悲观失望，他们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
相反，实证论者则相信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非但不会威胁人类自身，而且会因此而实现一种新型的技术控制模式。在他们看来，可以从技术－科学方法、特别是控制论方法中引申出技术发展的规范。在这种规范中，社会因技术—科学的发展而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技术可以确信无疑地作为自然、社会甚至主体的控制典范。在实证论者眼里，并没有看到技术—科学思想绝对化的理想在实践中只会导致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无所不包的技术统治，主体自由将被置于技术控制中，因而被否定甚至不惜被排斥掉。
不仅如此，在舒尔曼看来，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问题还在于：超越论者自由绝对化与实证论者技术绝对化这两者之间不仅相互冲突，而且各自内部亦相互冲突。
因此，“无论是实证论者还是超验论者，都不能为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一种完整的、和谐的观点。”（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323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实证论者和超验论者都不能真正对未来提供这样一副前景，在这种前景中，科学和技术拥有一种合法地位，而人类自由也既不遭到排斥，又不被绝对化。”（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323～324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三、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出路在于谛听宗教的哲学导引
既然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都难以为技术的发展指出一个新的有意义的前景，那么，究竟技术与自由如何取舍，它们的未来会如何呢？技术的发展能否展现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前景？什么样的哲学才能赋予技术以有意义的未来？
舒尔曼试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建立自己关于技术出路的理论，他从自己的技术观出发，给予了一个正面的答复。这就是他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归结到宗教的维度上去，依据这一哲学路径，他提供了一份对于技术出路的形而上的思想材料。
舒尔曼认为，哲学只有在依靠宗教时才能用来为技术发展指出一种有意义的前景。基督教承认万物归于“上帝”，“上帝”为世间一切创造物立法，被创造物的发展由“上帝”引导和操纵着，并导向它的尽善尽美，因此，在它的法则之下的哲学才有可能为技术的未来指明希望。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都不能为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前景，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远离了“上帝”的意义赋予，他们立足于自我意志：“人类的自主假设：人类为自己立法，因而是自我意志的。”（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324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同时，“由于技术发展一直受到世俗化动机的控制，它就具有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灾难性特点。”（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364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自主性、世俗化动机实际上是虚假的，它不可能为技术提供真正的意义动力。无论是追求自由还是追求技术，人类固有的原则只有在“上帝”那儿才能得到揭示、教诲、解释和推动，并且只有在这种信仰中才能使技术对象化过程得到充分展示。超越论者与实证论者因为没有把现存的意义指向“一切意义之源”的“上帝”，而是指向了自己，从而使一切意义背离了其真正的目标，而转向被绝对化的“自由”或“技术”，因此，他们是在“自主立法”并因此失去了意义原动力的导引和推动，当然，他们的哲学不能为技术指明有意义的、自由的、有规范的前景。总之，“当人类放弃了自己的自主假设，在信仰中服从于内在于耶稣基督的被揭示了的真理，文化就会又一次有了前景。”（注：［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第325页，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对于技术与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在西方，并不是偶然提之，只不过对问题有不同的见解罢了。哲学家多米尼克·布尔格就与舒尔曼明显不同，他不仅不赞同“自然界权利”这种使一切自然之物成为权利主体的说法，而且提出与舒尔曼的“宗教”维度不同的“人”的维度。他认为，在技术问题上，给“人类中心论”（注：不过，布尔格认为，在“人类中心论”问题上必须“十分小心”才行。他赞同只有人才能面对世界的脆弱，又愿意承担除了地球之外无所安栖的人自身的责任。见R·舍普访谈录：《技术帝国》，刘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9-168页。）恢复名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人类如果等同于其他生物，对生物圈和大自然当然不用负任何责任，要使人类对大自然负起责任，就必须使人类的位置既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又置身于大自然之外，而“人类中心论正是与我们的责任相符的惟一的智力锚地”（注：［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C]，第165～166页，刘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9-168页。）。“思辨的人类中心论”使人类重新确立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实践的人类中心论”却使人类将自然纳入社会，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观念有助于更新认识人类同自然界的联系，更新有关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论和认识。只有进行“人类中心论”的思考才能增强人们的责任感，并把它转化成越来越注重实效的行动。只有这样，“由于我们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新的认识，才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将自然界纳入了社会契约。”（注：吉尔贝托·C·加洛潘，西尔维奥·丰托维兹，马丁·奥康纳，杰里·拉维兹：《21世纪的科学：从社会契约到科学核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年版，1-19、43-53页。）藉此，人与自然关系可能更广泛地展开。可见，这种关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的起点似乎主要地在于以“人类中心论”的视角来提高对自身在自然界中的特殊位置的认识，从而自觉规范实际行动。
不过，在舒尔曼看来，似乎“人类”并没有在他的哲学思维中比“上帝”占有更主导的位置。他认为，技术发展的自由前景的根据是宗教性质的，人们必须确信无疑地接受来自“上帝”的意义的赋予。“上帝”为人类揭示了技术的意义，通过信仰，人类就能自由地和负责地接受他们在技术中的任务，解放了的技术则能使人类摆脱生存的困境，技术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促进了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有了这些可能性，文化发展将会进入到新的境界。
四、对舒尔曼技术哲学思想的简单评析
舒尔曼对于技术给予了哲学的思考，他对前人的技术哲学的分析和批判都是非常有见地的，他的一些独特见解放射出人类直面技术实践时的智慧光芒。但是，当他把技术的出路导向和归结于宗教的哲学时，他的冷静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就让位于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了，从而步入歧途中，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思索的。
一方面，对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本身而言，自从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哲学研究重心从哲学观转向科学观以后，后来的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以及科学实在论等众多的哲学流派，都对科学知识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是从总体看，他们陷入了科学研究中的“发现”与“证明”的相互割裂中，因此，统一的科学认识论研究领域被肢解了；同时，由于方法论上的偏执，使得各个流派无法用一种整体性的方法系统来进行研究，所以，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还是历史方法，都无法摆脱“预设主义”或“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的困扰。虽然从西方科学哲学的走向来看，已有将之结合的趋势，但早期的分离——包括认识论领域的分裂和方法论的分裂——仍有很大的影响。（注：[5]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第三卷）·科学认识形成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96-503页。）这无疑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包括从哲学上的探讨——都难以做到客观全面，从而，信仰基督的舒尔曼在从哲学的世界中综合考虑技术及其与人类关系未来这一宏大的问题时，他只有要么回到哲学观的老思路上、要么面对分裂的理论经验和研究传统，而当他同时面对这两者时，除了宗教，几乎难以找到其他的资源足以整合他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宗教与技术的历史关系来看，超验的基督信仰与世俗的科学实践之间存在长期的紧张关系。由于宗教文明的历史远较科学文明的历史要长得多，它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担负起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因此宗教的知识体系对人们的影响仍然非常深远，以神的知识系统解释现代科技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传统。“一切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以对人性的某种信仰为前提的。因此，一旦某种信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他们往往不愿改变这种信仰。”（注：［英］莱斯利·史蒂文森：《人性七论》[M]，袁荣生，张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0页。）科学从宗教怀抱中放飞之后获得了巨大发展，它在给宗教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技术自身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就自然地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思考。从马克思·韦伯到库恩，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若隐若现的宗教思维取向，或者说为宗教思维进入社会科学包括技术哲学留下了地盘。从宗教与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宗教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呈现出整体性和直观性（注：参见程世平：《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8页。），而科学思维则相对呈现出专门性、具体性。现代科技的发展确实越来越专门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失去了宗教思维方式下的整体感了，因此科学和技术对客观世界的解释有时显得不完整，也不直观，从而使人们在解释客观世界时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向宗教的回归。同时，从客观上来看，很多人相信科技并不能涉及和穷尽生活和存在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它建立在自然主义的解释基础上的局限使其面对“价值”问题时往往难以具有最终的话语权力。另外，应该看到，在宗教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生命与世间存在的一切都必须与神的存在相联系时才有意义，因而，在信仰者看来，有时宗教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往往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尽管信仰本身不见得科学、信仰者也不见得完全服膺于宗教教义。当然，更折衷的认识则认为，科学与宗教某种程度上对客观存在并无异议，只是对它是否神创有异议，因此某种程度上宗教和科学是独立于经验证据的，甚至在必要时可将神迹引入到科学体系之中。（注：陈蓉霞：《科学与宗教：能否走向和解？》，见《哲学动态》2001年第4期。）应该说，以上这些情况在西方长期浸濡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国家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作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资本主义学者，舒尔曼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社会历史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回答现代技术的真正的前景问题。虽然舒尔曼肯定地指出技术具有一个“有意义的，自由的，有规范的”前景，但是他却最终将这一前景归结到宗教的维度上去了。他将“上帝”视为万能之主、“一切意义之源”，从而排斥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上帝”面前，人类几乎无自主性可言。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用宗教来整合现代技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人类技术发展以某种伦理精神和实践责任感，但它从根本上逃避了社会主体在技术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它也不相信社会主体自身对于技术发展前景具有的足够力量，因而表现出虚无色彩，从本质上来看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是一个主客体关系，在生产实践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类在寻求与自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过程中的产物，同时，人们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认识也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应充分考虑认识科学技术这一能动过程的社会品格。只有坚持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有机统一，才有可能摆脱西方科学哲学的许多流派在这一问题上陷入的形而上学困境。人与技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主体、实践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人对技术的认识、发明、占有、运用、评估和限制都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个主观能动性正是人与科学技术在取得自由和进步时可以对自然和社会负起责任的保证，因为这个能动性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是社会性的能动性。通过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人文价值与技术价值和谐统一于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之中，克服技术本身的局限，给技术的未来指引光明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与其社会批判和社会革命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以辩证的思维认识到，技术的发展蕴含着它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机器和控制装置的发展也使工人阶级的处境愈益不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加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了进行社会革命、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最终用新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现存社会不合理结构的理论。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形式下，人们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全面自由，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因而也是有充足的能力成为技术的主人，自由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从而自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技术观，它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了人类与科技发展的前景，指明了技术未来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