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化与论文,城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33-008
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衡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进入“十二五”以后，我国进入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期，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首先运用系统经济学的耦合协同分析方法，具体测算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而揭示现阶段制约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步实现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工业化过程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的过程；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工业化则是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而非农产业份额上升的过程(Thaker，1986)。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非农化引发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社会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该过程首先表现为城市及其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进而表现为城市资源的更为合理的利用和城市空间形态的不断优化，进而带动农村的快速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城市(城镇)和农村的一体化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翼或双轮，其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库兹涅茨直接把现代经济增长概括为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1]钱纳里等人对1950—1970年约100个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即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越高。[2]
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支撑。首先，工业化通过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部门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并逐步变为城市居民。[3]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使城镇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并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产业部门。工业化发展还将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兴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益、低污染、低耗能的优势，其发展为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创造良好的产业支撑。可以说，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也就是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次，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使得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加强，人居环境不断改善。[4]工业化发展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如先进的交通运输设备、现代电力和能源系统等。[5]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难以持续的，拉美一些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教训值得汲取。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但巴西的城镇化没有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向贫民窟，没有得到正规就业。[6]这是一种脱离工业化、脱离实体经济、缺乏坚实的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城镇化为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首先，城镇化为工业化积聚越来越多的技术及生产要素。城镇化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技术要素等空间集聚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主要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成为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聚集地。高级技工和其他高素质劳动力也都主要集中于城镇。技术、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城镇，将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利益或节约(Weber，1909)，从而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其次，城镇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进而转向以服务业为主。[7]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显著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提升第三产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比重。有专家对中国过去30多年城镇化与非农产业的就业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对城镇化率的弹性为1.131，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663.84万人。①
二、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从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8]对于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国内已有许多专家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主要是进行定性分析，相应的定量分析还较少见。本文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计算方法，进一步对现阶段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总体协调状况测算，并分省市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测算并加以比较。耦合最初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多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描述系统之间这种彼此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本文实际上是将工业化与城镇化看作是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9]，首先运用Granger模型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衡量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各省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加以比较，以求较为系统、全面地把握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
(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只表现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也表现为非农产业总体所占比重的上升，并且后者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意义更大，由此，这里选择的反映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工业化率(IND)，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为城镇化率(URB)，为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占年底总人口数的比重。样本年限为1952—2011年，所有指标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变动态势，两个变动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考虑到只有具有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变量才能做Granger因果检验，故这里的检验可分三步进行：先检验两变量的单整性，然后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最后再进行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首先对工业化序列与城镇化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法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原序列IND是一阶单整I(1)变量，URB序列是二阶单整I(2)序列，而URB的差分序列dURB为一阶单整I(1)序列。进一步对 IND序列和URB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差分序列具有相同的阶数。本文运用Eviews5.1软件对 IND序列和dURB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IND序列和dURB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分别对 IND序列和dURB序列进行从滞后2期到滞后6期的Granger非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对于原假设“差分的城镇化率对工业化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从K=2到K=6所有滞后期检验式的F值均落在原假设接受域，即差分的城镇化率不是工业化率的 Granger原因；对于原假设“工业化率对差分城镇化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所有滞后期检验式的F值均落在原假设拒绝域，即工业化率是差分的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由此表明，推进工业化进程能够以滞后时间的方式显著推进城镇化进程，而样本数据表明城镇化进程对工业化的推进并不显著。工业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加，进而通过这种变化带动城镇化，因此，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进存在着一定的时滞。
(二)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对我国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大系统之间既存在内在的关联协同性，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二者之间的协同性可用系统耦合模型加以测算和说明，耦合度数值大小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
1.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
使用耦合度指标可能出现二者的协同耦合都较高的假象。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这里进一步构建一个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度模型，依次可评判不同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并能反映出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根据前述对协调发展的定义，我们将度量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指标称为耦合协调度：
对表4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上呈提高趋势，这表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正趋于协调发展。为进一步把握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这里按照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级协调、极不协调四种协调类型，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行分类，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别。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2007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达到优质协调水平，但到2009年、2011年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保持了这一水平，而其他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北京、上海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已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于两市来说，传统工业制造业较少，工业主要是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受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再加上两市服务业较为发达，因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生明显变化。天津市近年来借助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优势和条件，加紧引进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工业大项目、好项目，工业结构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天津实施“三区”联动战略，在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同时，着力发展以中心城区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提升各区县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相比之下，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省市，如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等，借助于改革开放的优势和较好的产业基础，工业化与城镇化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2007年之前总体上处于优质协调水平。但由于这些省份的工业外向型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加工工业发展模式突出，因而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再加上近年来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赢利空间不断被压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处于微利甚至零利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有些工业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由此也对这些省区的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这些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在2009年、2011年有所下降。
对于广大中西部省区来说，2007年除了海南、贵州、西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以外，其他省区都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2009—2011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的省份有所减少，处于中级协调水平的省份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开始承接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使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显著加快。据统计，2011年我国中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28.8％，西部地区增长29.2％，远远高于东部地区21.3％的水平。②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由于受制度环境、产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而相对滞后，从而表现出工业化和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有所下降的态势。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三、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目前，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体制性及机制性因素。目前，我国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区划体制、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农村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缺陷，制约着城镇化的推进及其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如现行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严重束缚农民向城市的转移；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的不合理，地方土地财政的加剧，制约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进城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薄弱，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2011年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推进。
第三，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中国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了这些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0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达到60％，而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只有45％和41％。③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群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中小城市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偏小，集聚产业和人口能力有限。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既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间的矛盾。
第四，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一是在发展大城市与发展中小城镇之间的关系方面，过分追求大城市的规模扩张，城市功能没有得到相应加强和提升，对中小城镇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发展相对缓慢。二是追求速度扩张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忽视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内在素质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主要依靠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土地资源推动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公共服务推动城镇化发展等。
第五，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结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在工业体系中重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总体较高，限制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再加上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过分关注工业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有待强化，这都限制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四、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十二五”时期，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重点是将城镇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着力提高城镇化发展比重和水平。
1.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承包制和经营权流转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将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迁徙的可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身份转换。在近期，中小城市(镇)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开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政策条件；大城市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放宽户口准入制度，允许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工转为市民。二是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发展。进一步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制度，废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体制安排，在加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对接，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三是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将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以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2.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一是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有机协调发展。通过逐步弱化城市行政级别，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均衡用于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特别在资金配置、行政许可、财税政策、金融信贷、进出口、吸引外来资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重点考虑和照顾中小城市(镇)的发展需要，将国家公共资源配置适当向中小城市(镇)倾斜，支持中小城市(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以增强人口的承载能力。要在大中小城市(镇)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布局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逐步形成“以大带小”、梯级功能明显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二是城镇化发展实现由速度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具体包括由主要依靠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转向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推动城镇化发展，由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土地资源推动城镇化发展转向节约使用土地、提高农业效率推动城镇化发展，由主要依靠低成本公共服务推动城镇化发展转向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体系支撑功能促进城镇化发展。
3.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推进城镇化发展协调起来。要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在着力发展高端产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服务业是吸引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转移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以促进区域产业转移为动力，加快推动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对于东部地区而言，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加快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区域产业转移实现各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马晓河.让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N].经济日报，2012-5-4(3).
②马志刚.城镇化事关发展全局[N].经济日报，2012-2-24(4).
③徐宪平.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J].中国经贸导刊，2012,(16)：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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