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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良及时送蒋返宁，消弭了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响应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主张，避免了因南京政府内部两派斗争引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同时张学良放蒋也实行了他本人毕生奉行的“尊蒋”信念，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①]
一、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舆论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列强各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纷纷发表各自的声明。如何应付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作为事变主要的发动者，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去留问题不得不尤为慎重。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使张学良始料不及。12月12日中午，中共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万万火急”电告共产国际，16日才有复电到保安，但因电码错误，无法译出，18日中共中央去电要求重发。其间17日，张学良特意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直到20日，共产国际才发来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指示争取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尽快释蒋回宁，不让日本坐收其利。然而，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却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行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②]苏《真理报》12月14日还刊出“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的言辞”，斯大林也发出忠告：“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③]，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积极主张释蒋，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原以为共产国际和苏联会支持自己，现在的反应使他很感吃惊，不得其解。其实，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是服务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苏联从1935年开始，便争取蒋介石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6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到南京会晤蒋介石商谈中苏外交，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 需要，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他们不愿意因张杨的行动打乱了自己在远东的计划，因而力主释蒋，争取和平解决。
英、美对西安事变也很震惊，由于远东地区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严重威胁本国在华利益。他们一直视蒋介石为控制中国和对抗日本的最佳依靠，极力维护和加强蒋介石政权。英美害怕一旦失去蒋介石，南京政府则可能为亲日派所控制，他们不能坐视蒋介石政权的丧失。《纽约先锋报》著文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于远东权益的焦虑”[④]。英政府外相艾登也声称对事变引为莫大的遗憾，认为将会对中国的统一有“严重之影响”[⑤]。因此，英美驻华使节纷纷在南京和西安之间调停，赞同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种种活动，建议端纳飞西安劝说张学良。英商汇丰银行还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保证事变期间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英美认为，在中国与其让亲日派得势，不如促成联共抗日保住蒋介石，为了在华利益着想，力主和平解决事端，英大使还许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⑥]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引起日本统治集团的极大不安，外务省立即召开会议，认为事变是“中日交涉的良好转机，这自然是可喜的”[⑦]，企图借何应钦讨伐张、杨的机会，挑起大规模的内战，以便削弱中国的国防力量，坐收渔人之利。但是，日本很清楚，张、杨扣蒋行动其实是针对日本的，一旦蒋介石向张、杨妥协，便会立即在中国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倘中国由此而采取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非浅。”[⑧]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7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对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23日，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一再表明，“倘国府与张、杨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态度强硬，气焰嚣张，以壮何应钦的声威，造成了国内紧张局势。
从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态度来分析，除了日本支持何应钦发动内战，欲从中渔利外，尽管西方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事变有种种偏见，各方舆论不一，但促使张学良送蒋返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和因素仍占主导，国际舆论不能不影响张学良对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张学良从列强对华影响和中华民族抗战事业在国际上所处地位着想，毅然决定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无疑也让蒋介石将来继续主持南京政府实行抗战有了一个“体面”的说法。
二、送蒋返宁是实行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结果的最佳选择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便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写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已将蒋及重要将领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⑨]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电报以后，也觉得事变发生得很突然，由于事变之前，中共并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当欢欣鼓舞的人们平静下来后，面对张学良的来电，一时意见也难以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事变极为重视，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面对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央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会带来两种前途：一是扩大内战，这是中华民族所不愿看到的；一是给国共合作带来契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应当争取的光明前途。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党内一度情绪激昂，主张杀掉蒋介石报十年血海深仇。毛泽东同志冷静地分析说，对蒋介石的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会议结果，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决定于16日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与张、杨一起主持大计，并带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政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蒋介石“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抗御日寇”[⑩]。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西安事变的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点建议。周恩来在西安认真听取了张、杨关于事变情况的介绍，了解了西安事变后多方的强烈反响以及蒋在事变后的态度，当即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主张，可以考虑予以释放。对此，张学良也很赞同，他告诉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张、杨等人联合发表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11)]周恩来还向张学良特别提醒，一定要保护好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交由亲信卫队看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事变的正确方向，为“释蒋”创造了条件与根据。正如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写道的那样：“周恩来到西安后，即成为事变当时的谋主。”[(12)]
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的同时，还在各方面给张、杨以大力 支持。我党通过周恩来保持同西安的密切联系，注视事态的发展，协助处理重大问题；大力宣传事变真相，以正视听，争取社会各界对西安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在军事上支持张、杨，防止并随时打击南京方面“讨伐军”的进攻，建议张、杨在军事上火速占领潼关，派重兵布置潼关、凤翔、平凉一线，防守西安；命令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三原、泾阳设防，与张杨部队相呼应，确保西安。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胡服（刘少奇），指出：“我即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
中共中央倡导的和平解决方案和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同张学良形成了共识，增强了张学良送蒋返宁的信心，解除了后顾之忧，送蒋返宁也正符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三、送蒋返宁是平息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避免大规模内战的有效办法
蒋介石被扣留西安的消息于12日中午传到南京，当天晚上八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冯玉祥提出“商讨急救办法及目前应办事项”，临时将行政重任委托孔祥熙，军事重任委托何应钦，因为只有何应钦才能支配得了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军官。可是南京方面在讨论解决事变的同时，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快形成主战、主和两派，双方相持不下。自从国民政府发布对张学良“褫职严办令”，以“劫持领袖统帅，目无党纪国法”为名，决定对张学良撤职查办后，何应钦便成了主战派领袖，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支持下，多次强调申讨之必要，主张用武力讨伐，以兵压西安的办法营救蒋介石。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17日，国民政府又任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调兵遣将，命令中央军开赴潼关，直抵华阴、华县境内，同时派飞机滥炸渭南、赤水车站，并扬言炸平西安，大军压境，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直到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一手谕，指示“停止轰炸为要”，再加上西安连日突降大雪，何应钦的军事气焰方收敛了三日。
同时，以孔祥熙和宋氏家族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3日晨，宋美龄和孔祥熙由上海飞到南京，宋美龄表示“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13)]并表示要亲自去西安“尽力救委员长出险”。14日，她派端纳先去西安打听消息，面晤张、杨和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劝阻南京不要轰炸西安，也为给西安方面留一条后路，反对武装讨伐行动。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杨正式谈判，24日，蒋介石口头接受张、杨的抗日条件，并保证内战不再发生，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南京方面在营救蒋介石的方法上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但双方都希望释蒋返宁。冯玉祥早在14日，便请当时在南京的马相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孔祥熙于17日致电张、杨：“最好兄能伴同介公回京，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14)]就连主张讨伐派的何应钦也曾致电张学良：“若不释出委座，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仍盼即日护委座南来。”[(15)]面对南京方面的内部矛盾和由此引发的内战危机，张深知，一旦蒋在西安出现意外，南京政权呈真空状态，那样的话，要么亲日派的汪精卫和何应钦成为政治、军事领袖，使抗日“皮之不存”；要么国民党内部群雄争斗，大打出手，无休止的内战烽起。张学良认为只有送蒋返宁才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办法。正如25日他同杨虎城说的那样：“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现在更大的内乱，假若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16)]张学良“唯恐夜长梦多，拖得时间长了怕出什么变故”，便计划“争取尽快让蒋走。”[(17)]当25日下午南京方面听说蒋已释放、张学良亲自送蒋返宁时，有人高呼：“好了，好了，中国亡不了了。”足见南京在事变期间局势的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是顺应时势的。
四、送蒋返宁是张学良实践毕生奉行“尊蒋”信念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宁与他长期同蒋介石结下的笃厚的私交密切相关。张学良虽然是蒋介石的下属，但个人友好情同兄弟，张学良对蒋介石敬爱有加，毕生奉行“尊蒋”的信条，“张平日尊蒋先生如师如父，蒋先生亦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18)]张学良的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早在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国民党，便同蒋介石义结金兰；1930年，“中原大战”，当蒋介石四面楚歌之际，只有张学良通电援蒋，令蒋介石非常感动，当即函告张学良：“得友如兄，死无憾矣！”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甘受“不抵抗将军”的大辱，坚决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1933年，热河失守，张又替蒋受过，辞职下野，使蒋得以“舍车保帅”，维护了领袖地位；张学良自欧洲考察归来，对蒋忠诚如昨，他说：“时值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蒋委员长足以当此重任。”足见张学良对蒋介石情非一般。
基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形成的友情，骊山捉蒋的行动决非一时冲动。张、杨从抗日救国的大计出发，历经“哭谏”到“兵谏”的曲折过程，但蒋介石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和希望”，“费尽千方百计……逼得无路可走，方不得已而此。”[(19)]发动“兵谏”，是对蒋介石实施“最后之诤谏，使其安全，促其反省。”[(20)]这是实现张学良抗日救国理想和尊蒋的唯一选择。张学良在文告中一再声明：“我们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保护他。”[(21)]为此，张学良在“兵谏”前夕特意选派最亲信、最可靠的人去临潼执行“请蒋”任务，行前还反复叮嘱“千万不能伤害委员长”。蒋介石身为张学良的“阶下囚”时，张学良仍以部属之礼相待，恭敬劝谏。“张逆对委座表面上仍极恭顺，谈话时直立不坐。”[(22)]“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23)]12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爱国主张，我们还要送他回京去。”[(24)]
12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耿耿此心，可质天日。”[(25)]15日，张学良致电宋美龄：“数年来良之拥护介公，竭诚尽智，”“金石可渝，此心无二。”[(26)]同日，张、杨电复阎锡山，“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27)]从未有伤害蒋介石的企图。早在事变前夜，应得田便问过张学良：“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张坚定地说：“他答应了仍拥护他做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28)]张学良当然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为此，他欢迎端纳、宋氏兄妹等来西安，以便帮助说服蒋介石，使事变早日和平解决。久困西安的蒋介石见到纷纷从南京来的亲人时，也不禁“泪潸潸下矣。”[(29)]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尊敬蒋介石，是因为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只因“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民意，一意孤行”，“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才会有事变的发生。正如张学良后来在南京法庭接受审判时所说：“你们这些人唯有委座还有点价值！其余的人死了，对中国没有任何损失。”[(30)]当宋子文、宋美龄抵达西安，劝说蒋介石接受和谈协议后，蒋仍固执地表示，“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31)]只能做口头的“人格担保”。25日，蒋介石口头保证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32)]对此，张学良并未强求签字划押。张学良尊重蒋介石“领袖的人格”，认为至此目的已经达到，事变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并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说：“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条，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叫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就不至反悔了。”[(33)]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到南京后的处境，在西安蒋温和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和你的军队留在西安。”[(34)]当张送蒋到洛阳时，蒋介石还暗示他说：“汉卿，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你还是回去吧。”[(35)]但张学良坚持以此证明自己对最高统帅的忠诚，“随节来京，是以至诚……学良万死不辞。”并言“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36)]数十年后，张学良还回忆这段历史说：“等到了洛阳的时候，没有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别人对我不好，可是蒋总统对我很好。”[(37)]张学良让蒋介石在南京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的挽联所书“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这是对张蒋恩怨的真实写照。可见张学良送蒋返宁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张学良送蒋返宁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史证明，送蒋返宁无疑是张学良的明智之举，是适应当时主客观形势需要的必然选择。端纳在1937年1月回忆道：“少帅对此事要负完全责任……少帅看上去很好，一点也不后悔，而且非常高兴地看到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采纳……总的来说，少帅终于获胜。”[(38)]张学良坚持送蒋返宁，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凛然大义，坦荡磊落的胸怀，缓和了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尖锐复杂矛盾，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张学良送蒋返宁不失为西安事变的最佳结局之一。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功劳，不仅在于他发动了事变，促蒋抗日，而且在于他最后决定和平解决了事变并送蒋返宁，使蒋介石顾全了脸面而又无任何反悔之借口，使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有了实现的可能。张学良自捉蒋的那一刻起，便承担了是否放蒋的历史重责，他说：“我怎么不知去南京的结果，周恩来也劝我不要去，但我非去不可。”[(39)]“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领送神，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40)]正是张学良这种无畏牺牲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换来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3月，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41)]这是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高度评价。斯诺评价说，蒋介石在四十万人的夹道欢迎中回到南京，“不管蒋介石在被释放前是否作了某种承诺，实际上的结果是：内战停止了……总司令不声不响地取消了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亲自批准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42)]历史证明，张学良送蒋返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第248页。
②⑤⑦⑧《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219—222；212；209；209页。
③崔可夫：《在华使命》。
④《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6—157页。
⑥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25页。
⑨(20)(21)(25)(26)(27)(30)《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3；1055；1067；1057；1076；1073；1106页。
⑩《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29页。
(11)(28)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14；89页。
(12)(35)《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33；95页。
(13)(2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14)(30)(34)(38)《团结报》1991年1月2日；1988年5月17日。
(15)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16)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7)《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页。
(18)《王卓然史料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19)《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7日。
(22)《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第三十六号，《历史档案》，1986年第二期。
(23)《党史文汇》，1987年第四期，第16页。
(24)卢广结：《西安事变的回忆》。
(31)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
(32)《红色中华》，1936年12月28日。
(33)《民国十将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37)《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39)《海外星云》，1993年第3期。
(40)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
(41)《新中华报》，1937年3月29日。
（42）《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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