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的“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
丁 立 卿
(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市 132013)
[摘 要] 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形态，是引领人类从当代走向未来的生命精神与价值意识。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本理念”。依照人类生命生成的“三形态”理论，人类文化可以划分为“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人类以“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辩证性地超越传统文化形态，本质在于以新的生命意识扬弃“群体理念”自然文化与“个体理念”工业文化的核心精神，赋予文化“生态性”的新时代内涵。当代人在创造生态文化的现实活动中，应自觉确立“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思维方式，融合科技与人文的双重生命意识，塑造“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生态文化；群体理念；个体理念；人本理念；文化形态
在当代，面对愈发激化的生命矛盾，确立“生态化”生存方式，追求人类文化的“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化”和谐交往成为近年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问题。显然，人们已然自觉到生态文化是引领人类从当代走向未来的生命精神与价值意识，生态文化亦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大字眼。我们若想恰切地建设生态文化，彰显生态文化的精神价值，尚需根本性地反思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生成逻辑与内涵特质，从而避免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将生态文化“泛化”与“庸俗化”。
一、“人本理念”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
在“形而上”的语境中研究生态文化需要反思生态文化的前提根基。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形态，生态文化的前提根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透辟地阐释了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的本质区别。在他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时又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2]105-107。具体而言，动物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动物的生命特性是单一本能性的。动物只能被动服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法则。“动物属于它的生命、与它的生命直接同一。”[3]218它们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就已然完成了生命存在的任务。但人类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人类不仅具有与动物一样的本能生命特质，还具有能动创造的生命特质。人类的生命意义不仅在于生存与物种生命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凭借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从本能生命发展为自主生命”，生成“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3]218。人类需要突破自然界的本能生命界限，生成超越本能的生命特性。在超越本能生命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绚烂、悠久的文化。文化对于人而言，既具有动词属性的生命意义，亦具有名词属性的生命意义。就动词属性的生命意义而言，文化是人不断地用“人文”来化人，使人不断地“文化成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将人从动物的本能变成为人的本性。人与动物最为根本的区分就是人以文化的方式创造与实现理想化的生活。人类进行文化活动的根本诉求不是消解本能生命，而是以文化的方式提升本能生命的人性境界。“不仅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我们。”[4]273就名词属性的生命意义而言，文化是人在不断地“文化成人”的历史中积淀的丰富内容与形式。它涵盖了包括经济形式、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哲学、艺术等诸多人类的自我意识。历史性的文化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凭借强大的文化力量，人们可以不必经历就能感受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达到相应的文明修养。可以说，一个人具有怎样的生命修养往往表现为人们实际拥有的时代性文化力量。
作为文化性的生命存在，人类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实现文化从粗陋走向精致，从低级走向高级。但我们需注意到，人类的生命含有诸多“二律背反”式的文化悖论。人类以实践活动生成更高生命境界的文化历史过程充满了生命波折。人们怀着提升生命境界的崇高意向去创想文化，但在文化结果中失落了原初的崇高意向的现象并不少见。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人的生命异化。也就是说，发生文化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生命。人类寻求突破本能生命的文化活动是历史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价值诉求等都具有与此阶段历史相符的时代特点。受限于文化活动的历史性特点，人类的文化内容与形式必然不能至真至善。特别是在文化转折的重要时期，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尚未被超越，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尚未建立起来，人类必然要承受文化转折的阵痛与代价。当代人类遭遇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生存焦虑与生存困境，就是人类文化相生之悖论[5]157。正如卡西尔所言，“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6]288。基于此种理解，我们应在反思当代人类文化阵痛与文化代价的前提下，祛除真理相对主义的文化误解，消解价值虚无主义的文化导向，彰显人类超越性的生命精神，寻求走出当代人生存困境的真实方式。
在努力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语境中，生态文化是当代人走向未来的生命精神与价值意识。在此需要说明，生态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它不应仅具有“生态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内涵，更应葆有人类生命本性的文化意蕴。生态是一个价值性范畴，是有人的文化活动参与其中且容含了人的特定诉求的生命环境。人的生命诉求必然影响此种生命环境的发展趋势、特点及其现状。基于此种理解，我们认为生态文化需要明确其核心理念，才可能外化为人类自觉的“生态化”实践活动。在我们看来，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人本理念”。“人本理念”是人对生态应秉持的生命观念，亦即人与自然真正实现内在一体生存发展的自由生命观念。它是关于自然界全部生命体能够持续性存在的智慧理念。它以人对生命认知境界的自觉提升为意旨，它的思想信仰是人应当敬畏生命并认识人自己。确立生态文化的“人本理念”，就是批判性地反思人类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文化因由，以此实现人类生命自我意识的解蔽。“人本理念”以自然界的整体性为思想立场，把自然界理解为生生不息的完整生命环境。作为一个完整存在的自然界，它的组成部分迄今也无法全部被人类所认知。虽然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纷繁复杂，但若没有人类生命存在，则自然界的生命体只具有单一性的客观本能生命关系。当人通过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从动物中超拔而出之后，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关系则表现为二元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81人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之间既具有客观规律性的本能关系，也具有主观目的性的价值关系。人的双重生命关系表明，人类全部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不断地实现自我解放。
以整体性为思想立场的“人本理念”，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的思想特质。就开放性特质而言，“人本理念”意指人们不能把自然界视为封闭固定的整体存在，而应以包容的观念来对待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我们对自然界心存敬畏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不是对自然界的恐惧或退缩，而是由认知生命根源形成的对自然界的生命尊敬与生命感谢。人类拥有此种自我意识，才能够不断地敞开对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人文关怀。对其他生命体发自内心的生命关怀，最终必将回归人本身，在彰显真实生命精神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就动态性特质而言，“人本理念”意指整个自然界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处于动态的运动变化之中。人作为其中唯一能够进行自为性文化活动的生命存在，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生命关系。人“文化成人”的活动必然要对其他生命体造成伤害，但人又不得不实现“做人”的生命意义。人既不能过度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谋取生产与生活资料，也不能遗忘人作为人应追求与实现的理想化生活。人以文化活动实现的动态平衡之生命关系，就是在尊重其他生命体存在权力与人类主观性的价值目的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葆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的“人本理念”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理念。当代人应按照此种价值理念来建构新的文化形态。
二、生成“人本理念”之生态文化的历史逻辑
就人们诉求理想化的生活而言，人类生存方式从群体依赖向物质财富依赖的变革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由于人们过度地依赖物质财富，过度地彰显自我主体性，以致陷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人成了整个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成为服务于人的奴仆。受这样的“主”“奴”生命意识指引，人们无限制地控制、掠夺、占有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对自然界毫无任何生命尊重。由于个人只注重物质利益的盈亏，而忽视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利益，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人“文化成人”的历史过程自始就充斥着个人的自私自利对社会群体意识的反叛。“个体理念”工业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对“非神圣形象”(物质财富)的顶礼膜拜。“人们是根据和他人在地位和物质财富上的比较来衡量其自身的‘幸福’的”[8]10。由于人们将物质财富确立为终极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文化关系变得极端对立。如此一来，人们虽超越了传统社会“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形态，进入到“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形态，但生命意识的偏颇也把人类带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之中。
其一，“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是人类以“群体性的谋取生存”为核心的“依附性”文化样式。此种文化形态存在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主要是以群体性的文化活动来构建理想化的世界并与自然界之间生成生命关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自然界。在人的生存与发展力量严重落后于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力量时，人们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群体并依靠群体的力量来提升应对自然界力量的生命能力。也就是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不可能拥有应对自然界强大力量的生命能力，不具备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他必须依赖整个群体的“大我”力量来谋取生存与发展。在此种文化时代，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小我”不能成为生命主体，而由诸多“小我”组成群体的“大我”实质充当了生命主体。相对于个体的人而言，这种群体的“大我”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是个人必须服从的“生命体”。在马克思看来，此种群体是“虚幻的共同体”，但又是人真实地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
创想“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需要在人的现实生命活动中融合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不片面夸大任何一重生命意识的思想意义。在当代，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生态问题，仍然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我们无法应对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带给自然界的生存压力。但在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应当用人文意识来引领科技意识。我们需要将人文意识所蕴含的价值关怀融入科技发展之中，引领科学技术向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遵从自身发展特点进步的过程中，需要凸显“生态化”与“人文化”，做到“科技以人为本”。饱含人文意识的科学技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关怀，引领人们“为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尽自己的道德责任”[9]96。
就思想特质而言，“群体理念”自然文化与“个体理念”工业文化两种文化形态中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单一属性。“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片面强调了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内含的是单一自然尺度的思维方式。受此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人们在传统社会创想了神圣性的文化形态。“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片面强调了人类的自觉超越性，内含的是单一人类尺度的思维方式。受此种思维方式指引，人们在现代社会创想了世俗性的文化形态。人类从当下走向未来的新时代，应是一个“从两极走向中介”的文化时代。人类文化的思维方式亦需从单一自然尺度和人类尺度走向融合，确立“双重尺度”的生态文化思维方式。所谓“双重尺度”，意指在自然尺度与人类尺度之间保持必要而合理的张力。人们既不过分依赖自然，亦不过分超越自然，而是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生命本质的共同丰富与生成。“双重尺度”的思维方式是创想“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观念根基。这一思维方式应是人们秉持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生命精神，确立起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文化关系持续性发展的思维立场与思维原则。只有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才可能指引人们实现生存方式的革命。
其二，“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是人类以“个体性的物质财富获取”为核心的“占有性”文化样式。此种文化形态存在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凭借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升，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量相较于传统社会变的愈发强大。随着生命力量的增强，人们逐步发现自己似乎可以抗衡自然界的强大力量，自然界也似乎不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威胁。这种表面上摆脱了自然界生命钳制的历史现象，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人们不再需要依赖群体的力量来实现生存与发展，而是从依赖群体变革为依赖物质财富。个体的人依赖强大的物质财富可以实现相对独立的生存与发展，并能够生成具有个体特质的生命本性。生命主体的角色回归到个体的“小我”，个体的人得以生成主体自我意识。
马克思曾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7]107三种形态可以分别概括为人以群体生存为主的形态、人以依赖物而相对独立生存的形态、人的全面自由生存与发展的形态。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概括。作为人类文化的新形态，生态文化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相对称，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文化形态。而与人类发展前两个阶段相对称，我们将前生态文化概括为“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和“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递进形态。三个文化形态的递进生成，内在容含了人类文化活动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逻辑。
表1中的数据为样品未经任何预处理而进行的色谱和滴定分析结果，由分析数据来看，其主成分双乙烯酮和醋酐的含量均有较大差距，下面结合表2和表3中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
其三，“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和谐性”文化样式。此种文化形态将生成并存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之共产主义阶段。在共产主义阶段，人们的生命活动能力与活动方式将发生特殊的变革。人们既不极端地服从自然界，也不极端地占有自然界，而是从服从与占有的两极走向中介，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发展。以诉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生命活动为基础形成的人类新的文化关系，将不再是单一化、片面化、极端化的两极取舍式文化关系，而是真正实现人类文化扇面全面塑造、丰富、充实的新文化关系。
对员工实行有竞争力的薪资制度，不要一味地执行主观的意愿薪资和保障企业内部“平衡性”的薪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科学严谨的绩效考核方案使每一个员工达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最终目的，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薪酬一定要按照工资签批流程严格执行，按时发放。让每一个员工有安全感，不至于产生误解、惶恐的心态和消极的抵触情绪。
如果说传统社会人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于自然界的力量，那么人的生命活动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则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存威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的发展主要受制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创造性，那么自然界能否承受人类现代文明的疾速发展则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难题。面对种种文化困境，“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逐步呈现出文化贫瘠的时代弊病。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文化理论，尚且发挥了把人从传统社会“神圣形象”统治的文化困境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理论意义。但随着人们对物质财富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强，人们也逐步开始在物质财富中丧失自我。这种精神文化的危机直接表现在西方后现代的思想潮流中。面对人类物质家园的过度繁盛与精神家园过度空虚，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家不仅没有致力于揭露物质财富对人的精神家园的伤害，反而进一步掏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力图摧毁与消解人类既有的一切文化准则，并主张建立起一种零散性、差异性、不确定性的文化心理。在他们看来，与其让人们坚守统一的文化信仰而束缚生命，不如让人们放弃对文化信仰的执着而随心所欲。如是，真理的相对主义与价值的虚无主义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文化标签。此种文化形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越大，人的全部生存价值就愈发异化于人之外的物质财富，以至人在“非神圣形象”中陷入文化的自我异化。
这里需要说明，“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是与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文化形态，但却不是在人类未来的某时某刻完成的文化结果。如若我们将“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视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出现的文化结果，我们就遗忘了文化对于人而言的动词属性的生命意义。也就是说，“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是人们批判性反思当下的文化困境，并努力解决此种文化困境的文化活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人们不断寻求突破物质财富对人的生命控制的历史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充盈“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思想内容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缺失了对“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此种自觉意识，则极有可能把它重新悬设为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的神圣性存在。在我们以“人本理念”生态文化超越“个体理念”工业文化的同时，极有可能陷入“群体理念”自然文化的思想局限。况且，我们对“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阐释只能是在“批判旧的文化形态中发现新的文化形态”，并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阐释“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将以超越神圣性与非神圣性文化精神为核心的生命思想为人确立生活的价值准则。在“生态性”的“文化成人”的过程中，人将努力突破不同方式的文化自我异化带来的生命悖论。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文化发展的真正价值诉求。
当然，刑事立法政策要以公众认同为基础，并不表示要完全按照公众的意见来立法，本着对公众的经验、情理、感受的了解、对公众重视的生活利益的分析，同时要考虑当代法治社会对人权的保障和对程序的尊重，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适当地完善相关意见，用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律思想来引导公众的法规范意识逐步前进。立法不仅仅是跟随公众的脚步，还应当有适当的修正和引导作用。
三、创想“人本理念”之生态文化的思想维度
在当代，面对日益激化的生命矛盾，曾有人提出两种相悖的解决方式：有的学者主张以“群体理念”自然文化重新取代“个体理念”工业文化，建立“生态中心主义”，使人类恢复自然农耕的田园式生存方式；有的学者主张否定“个体理念”工业文化的生命意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意图在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很显然，第一种“复古式”的解决方式忽视了人类文化的前进性，而第二种“激进式”的解决方式则遗忘了人类文化的继承性。恰切的理解应是，人类以“人本理念”的生态文化辩证性超越传统文化形态，本质在于人们以新的生命意识扬弃“群体理念”自然文化与“个体理念”工业文化的核心精神，赋予文化“生态性”的新时代内涵。在人类走向未来的生活中创想与充盈此种文化形态的思想内容，不能忽视思维方式、自我意识与价值追求三个思想维度。
(一)确立“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思维方式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特定的文化形态葆有特定的思维方式。特定的思维方式是在特定的文化形态中长期积淀的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是无形的人类自觉意识，它构成了人类全部文化理论和行为方式的观念前提与观念基础。人们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拥有怎样的世界观，并进一步决定了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文化关系的原则与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处理文化关系的方式也就不同。在人类不断“文化成人”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积淀与沿袭下来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极强的文化保守性与文化惰性。在文化转折的历史时期，人们已然习惯的思维特点及其行为方式会极大限制人们面对与反思自我、认知与思考生命的深度与广度。如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严重文化困境，创想“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首要障碍就是传统文化形态根深蒂固的观念力量。
正是由于群体实质充当了生命主体，个体的人似乎被一种权威的神圣力量所控制，只能被动依赖于它而存在。在群体面前，个体的“小我”是“奴”，群体的“大我”是“主”。群体是个人必须以心无旁骛的心理去信仰的崇高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具有神圣性的群体“大我”往往又被少数拥有特权的君主、贵族等操纵，从而形成神圣性的等级观念与社会制度。在现实中，人们只能选择对神圣性等级观念与社会制度的绝对服从。神圣性的等级观念与社会制度成为“群体理念”自然文化的核心思想。这种文化思想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表达为“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城邦”的生命信仰，而达及中世纪则表达为“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的极致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理念”的文化形态虽没有极端地表现为基督教的信仰统治，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严苛宗法制度却无微不至地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中。被神圣化了的封建君主成为中国人必须无条件崇拜的文化对象。由此可见，“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主要以精致的神圣性文化理论为人确立生活的价值准则。人对自然及他人的依附性关系在神圣性的文化形式中表达得越精致，人的全部生存价值就愈发异化于超人或非人的“存在”，以至人在“神圣形象”中陷入文化的自我异化。
(二)融合科技与人文的双重生命意识
思维方式是指引人类文化活动的观念基础，也是人类的基础性生命意识。在思维方式的统摄下，人类的双重生命特质衍生出科技与人文的双重生命意识。一方面，本能性的生命特点决定了人们必须服从客观的自然界生存法则。为了能够生存，人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认知与把握客观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由此形成了人类生命的科技意识。科技意识面对的是自然界，它强调在尽可能排除人类主观性偏见的前提下，运用人类的理性思维来研究与改造自然存在。另一方面，文化性的生命特点决定了人们必须追求实现理想化的生活。人们在追求实现理想化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自身生命发展的人文意识。人文意识面对的是人类生活世界，它强调人类在依赖理性思维研究与改造自然的基础上，赋予人类生命活动更多的人文关怀。当代人类陷入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割裂了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的内在统一关系。由于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因此“群体理念”自然文化形态中并没有发生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割裂的文化问题。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的割裂发生在“个体理念”的工业文化形态中。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依仗发达的科学技术获取了强大物质财富，并试图以此来控制与占有自然界。由于人们片面地抬高科技意识而忽视了人文意识，导致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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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源于监督。我国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尧舜禹时期即已产生监督雏形，发展到夏时，已经出现专门惩治官吏的贪墨之法。及至西周，监察机制渐趋成熟，虽然尚未形成行使检察权的专门机构，但是以监察为职掌的职官已有法定，譬如穆王时期制定的《吕刑》中关于“五过之疵”的规定，已经具有职官监察法的性质[1]（P2）。总之，我国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是在监督基础上，经由“派出——派驻——派驻监察——纪检监察派驻”发展演变，最终成型。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重大创新。
(三)塑造“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价值诉求
任何文化形态都有特定的价值诉求。特定的价值诉求是创想特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的思想方向。重塑人类的“生态家园”应是创想“人本理念”生态文化的价值诉求。人是需要家园的生命存在。家园对于人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物化居所，而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类的“生态家园”应包含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虽然人们在“群体理念”自然文化与“个体理念”经济文化中遭遇的文化困境特点不同，但相同的是都触及人的家园。在“群体理念”的自然文化中，人们的精神家园相对于物质家园而言显得比较丰富。但在传统文化形态中，神圣性文化对人的统治使人背负了沉重的生命理想。人们有统一的文化标准，但却没有生命选择的权力。在“个体理念”的经济文化中，人们拥有极其丰富的物质家园，但却失落了精神家园。在现代文化形态中，非神圣性文化对人的统治使人忘却了生命理想。人们获得了生命选择的权力，但却消解了统一的文化标准。
人类家园的片面发展是传统文化形态的价值弊端。重塑人类的“生态家园”就是要实现人类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共同繁盛。一方面，我们应在物质家园中寻求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我们应当运用文化发展的全部成就帮助人们在更高的生命境界中回归自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丰富人们的物质家园。另一方面，我们应在精神家园中寻求自身生命的安顿。我们应当努力寻求“在家”的感觉，以物质家园为基础不断充盈精神家园的文化财富，并以此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之美的文化境界。
在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由于资金投入的不足，导致农业技术的推广受到很大的阻碍。从数据上来看，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推广中投入的经费远远大于我国，其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0.6%-1.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有0.5%左右，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还不到0.2%。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均经费多么的不足便可想而知。经费的不足，导致农业技术的推广十分被动，很难将新技术有效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这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本理念”生态文化中的生命和谐是丰富的、全面的和谐，是人类一切生命关系的和谐。诚然，此种和谐不可能是消除一切生命矛盾的终极和谐，而是人类面对当代诸多不和谐的生命矛盾时提出的和谐性理想与追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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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in “Human-Oriented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People
DING Li-qing
(School of Marxism，Beihua University，Jilin 132013，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core concept is the “humman-oriented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According to the three-form theory of human life，human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ulture forms—the “group concept” of natural culture，the “individual concept” of industrial culture，and the “human-oriented concept” of ecological culture.Contemporary people should set up the thinking mode of “human-oriented concept”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hap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culture of “human-oriented concept” in the realistic activity of creating ecological cul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Group Concept；Individual Concept；Human-oriented Concept；Culture Forms
[责任编辑：哲 文]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8.02.011
[收稿日期] 2017-04-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JD710098)。
[作者简介] 丁立卿，男，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8)02-00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