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批评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这期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前两次讨论中我们多次涉及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性。我们知道，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是非常紧密的。在马恩的文学批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精彩的对文艺现象的穿透。但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学科性的探讨和基础理论的建构层面上，和批评实践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另一方面，纯文学、审美主义批评模式的缺陷也得到了反思。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探讨，来建构一种更有活力的批评模式呢？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被经常提及，并被视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不过，在具体的阐释中，“美学和历史的”经常被作为“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成分来理解，不同的论者会各自有所偏重。那么这一命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美学和历史的”批评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得以统一，是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对这个命题的不同阐释路径，也凸显了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些症候性的问题。首先请金永兵老师做一个主题发言(文章另发)。 刘斐(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学的与历史的”之所以能在文艺批评中成为一个上升到标准与方法层面的命题，确实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现象，而且是一个非常“八十年代”的现象。“八十年代”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实践及其内在矛盾与全球历史终结这一境遇相碰撞的产物。而且这个命题是在激烈的论战交锋过程中形成的。美学和历史这两个范畴的对立统一，这组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问题，因此也就和历史与现实中的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产生了共振。然而，一旦历史唯物史观遭到放逐，历史与美学实现其辩证统一的有机空间也就不复存在。这样一来，我们既难于从文艺作品和文本出发去讨论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也丧失了构想未来之历史或历史之将来的能力。这是今天重新激活“美学和历史的”这一命题内在张力的迫切性所在。 其次，虽然“美学和历史的”这个命题，包括其概念术语序列和广泛的概括性在内，都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拓展与调整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理论诉求。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这个命题在同时期的英美世界——如果说“西方”这个概念太笼统的话——也一样有所推进。比如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面对1960年代激进浪潮的消退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他们也在讨论怎么样去理解和回应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新的发展。 正是由于在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着这样复杂而又顽强的延续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话也就愈发显得必要。“美学的和历史的”这一表述的出处，在致拉萨尔那封信里面，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恩格斯把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首先是为了表明对拉萨尔剧本形式与历史内容两方面价值的认可。因为他在信的开头就说，“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恩格斯的这篇评论文章当然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美学评价与历史分析互为映衬的批评活力。但是同时，我觉得如果把他的观点拆解又压缩成一个僵硬的机械化的标准，然后试图把它树立成一种排他性的原则，就不仅可能会忽视19世纪欧洲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而且无法准确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如何回应作为当下历史最切近的前史的“八十年代”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金老师刚才提到关于“历史的”和“史学的”这一翻译的差异，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区分。“历史”并不能被翻译或替换为“史学”，学科的分断不应该成为批评裹足不前的局限，而是需要直面历史观、世界观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陈飞龙(《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有一个问题一直纠结着我，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文艺批评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特别是看了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美学的和历史的”改为“美学的和史学的”以后，我就一直想组一篇文章，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着写这篇文章的人。我讲一讲写这篇文章的难点在什么地方？难点有两个，一个是概念上面的，第二个是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 先从概念来说，1995年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改成了“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马克思没有用过这个概念，只有恩格斯两次用过这个概念，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4卷当中用的，还有一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第29卷中用了一次，一共是用了两处，两处表述也不太一样，一处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一处是“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这两个表述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都用“历史的”。所以首先得把原来的意思找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恩格斯原来用的这个词，到底是史学的还是历史的。我看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历史的观点”翻译为“historical point of view”，而没有翻译为“historiography”。另外从词义上来说，“史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史学”在中国一般被理解为一种“学说活动”或是一种“学问”。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我们过去对恩格斯说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理解是，“美学的观点”说的是分析作品时的艺术尺度，“历史的观点”是应用历史主义的文艺研究方法，把作家作品放进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和评价，这里的“历史的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历史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从概念上来说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央编译局为什么要改译呢？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解释。在恩格斯之前，黑格尔、别林斯基都说过“历史的美学的观点”，难道黑格尔、别林斯基的话都要改成史学的观点吗？以前有人把“历史的观点”当做历史决定论来批，这是错误的。这就让我自然联想到中央编译局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当时的历史环境，带有一种政治意图的东西在里面，把“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改译为“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难道也有这个意思？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还有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实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因为新时期以来强调恩格斯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这在当时也是有针对性的。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说的。他还说，“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予正确的批判，使比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于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的。他也是说得非常清楚，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他还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里面就有六个标准。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当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后，毛主席提出来的这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成了一个问题了。于是就强调恩格斯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冲着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来的。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难道是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和政治观点和艺术标准统一有冲突吗？它们有矛盾吗？我觉得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对文艺与政治的批评很多是带有一种情绪化的。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稍微镇定下来一些了，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收获呢？ 我觉得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是一种审美文化，在阶级社会里面，它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我说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是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批评，充满了辩证与批评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的历史批评。现在大家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提倡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还是继续用毛泽东的政治和艺术统一的标准，或是迫使我们去思考去寻找一个适合时代的批评标准呢？我认为无论是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还是毛泽东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它们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畴，都带有时代特点，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了。根据时代的特点能提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这是大家心里涌动的一个想法，要真能找到一个适合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那当然好呀。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刚才刘斐提到了庸俗社会学，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庸俗化和妖魔化，但是反过来讲，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康德以来形式主义的艺术观相区别的地方是特别强调历史、社会、思想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形式主义主要强调形式、语言、审美这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搞成“一头沉”，只强调历史、社会思想这个方面，特别是党在执政之后，要管理文艺，会特别依赖于从这个角度去看文艺问题。我觉得这方面也存在不少教训。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恩格斯讲美学的、历史的，毛主席讲政治的、艺术的，其实这两个具体提法不太一样。恩格斯说的是观点，我觉得这个顺序是对的，因为我们接触一个作品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这个作品释放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感性的，感性就是美学，美学这个词本身就是感性学——希腊文的“感性”的意思就是“美学”的词源。我们首先接触到作品的感性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才能领悟到它们所携带的社会历史的内容，我们肯定通过形式来看内容。而毛主席说的是标准，那么显然内容的标准更重要，政治标准更重要，而当时抗战期间的政治是非常广义的政治，就像我们后来翻译恩格斯这句话是用“历史”来翻译，我也不赞成用“史学的”翻译，一下就狭隘了，像中世纪史和罗马史，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历史唯物论那个历史，就是整个人类的广阔的生活。 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刚才金永兵梳理了一下“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产生过程。他谈到马克思好像没用过这一提法，恩格斯用过两次。他还谈到，这一提法也不是恩格斯最早的发明，在恩格斯之前，俄国别林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好像不止一次用了这样的概念。其实，别林斯基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我觉得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问题，也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用了这样的概念，恩格斯也用这样的概念，那么，他们本质性的区别是什么？就我个人的理解，黑格尔虽说用了“历史的”观点，但是黑格尔所谓“历史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有一个“逻辑的”东西在那儿，就是在黑格尔那里，在“历史”的前面还放着个“逻辑”。当然他也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但是实际上，他的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是颠倒的，不是逻辑产生于历史，而是历史产生于逻辑、服从于逻辑。他总是用逻辑的演绎、范畴的推演来推导出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过程。所以，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的”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同于黑格尔，而是一种把黑格尔历史观点完全颠倒过来的、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观点。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要重新阐发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哲学基础，他们的观点的具体内涵。 另外，我想我们要探索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思想背景可能是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就是，马克思好像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就是说，他所说的“历史科学”，或者后来恩格斯提出的“历史的观点”，和一般人所说的这种“历史学”、“历史的观点”，其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像我们后来所说的社会学的批评、政治学的批评、意识形态的批评等等，恐怕都可以包括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大概念里面。我们需要予以关注的是，马克思为什么说他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个恐怕也要结合当时的学术背景，当时欧洲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所谓“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等学科概念。但是，马克思都没有用这些概念来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体系，而是用一个“历史科学”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这里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他的全部学说都可以用“历史科学”来概括？我们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等不同方面，但是马克思却用一个“历史科学”来概括。我觉得这种“历史科学”的概括，与恩格斯所说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中的“历史的观点”，有其内在的联系。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就是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又把“历史的观点”翻译成“史学的观点”。这个“史学的”观点如果用的是马克思自己的“历史科学”的概念，那与马克思倒是有一致性的。但是对于这个“史学的”观点，一般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特别容易将这一概念误解为狭义的“历史学”的观点，而这种理解就把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理论中的“历史的观点”的含义狭窄化了。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历史的”翻译成“史学的”，我们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妥帖。就此机会，我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作些说明，这些情况我在别的会上也说过，这就是版本的问题。大家知道，原来的中文版全集和选集主要是从俄文译过来的。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前两年还是前三年，我专门请教了中央编译局的一位老专家(八十多岁了)，是我院一位老师的岳父。这位专家是俄语出身，他查阅了编译局的相关翻译资料，可以确定的是，有关“美学的和历史的”这两篇不是由一个人完成中译的，是由两个人完成的，他们也不从事哲学或美学方面的研究。这位老专家把相关情况告知后，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更大，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大家反复讲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概念使用与影响的问题，其实就是黑格尔、别林斯基、恩格斯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最多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恩格斯在两处使用的相关概念究竟如何，应该去查阅德文原文而非仅仅局限在英译本、中译文等不同译本上。我不懂德语，但下了一点笨功夫，就是查阅了德文版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恩格斯于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书信。我们现在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托是中文文献，我们都很相信马恩全集翻译的水平，我们在一些关键概念上抠中文概念，但这里存在一个转换，就是德文本身在一些核心概念问题上前后是否统一。就那封书信而言，老专家认为，第一，“很高的即最高的”这句话如何翻译和理解，值得讨论。第二，“观点”这一概念的翻译也值得讨论。从中文看，从英文看，都是用同一个词来翻译，但从德文原文看，两处使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三，“标准”这一概念的翻译也有讨论的空间。在两个文本中，是译成“标准”还是译成“尺度”，同一个词具有不同的译名，这就是如何理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德语原文出发，把核心概念弄清楚。 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当前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观点进行批评的文章比较少，“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没有在批评中得到很好的贯彻，现在的批评恐怕更多的是“精美”的，而不是“精准”的。我们可以借着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关于倍克和海涅创作的比较，打一个比方。这一类精美的批评，就是倍克式的，语言很美，见解似乎也很犀利，读者会觉得他看懂了这个作品，看得挺明白的，写得也挺好看的。但是，这种与创作“同情”的批评，就是说批评家跟作家、艺术家的情感状态一样的批评，很难透过作品的表面看到深层所隐藏的东西。 另有一类批评，就总要拆穿一些东西，是海涅式的，思想的锐度直刺人心。这种批评会反思整部作品或者创作主体的命运，会有辛辣犀利的剖析，会把作品或作家、艺术家捧到高空，又摔到地面。这种穿透一切表象的批评，会有让作家、艺术家感到不自在的一面，因为作品圆满完成了的假象被撕破了。批评会在肯定的同时，指出作品乃至作家、艺术家的不完美和存在的种种问题。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谈得最多的就是“美学的”标准与“历史的”标准相统一的观点，以及二者构成一个整体的观点。从理论上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若从文学创作的实践看，二者其实是很难统一的，即一部作品很难做到既达到“美学的”高度，又达到“历史的”高度。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不平衡性”。 “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不平衡性，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恩格斯提出这两个标准以后，大体沿着两条线路向下发展。一条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条线，这是列宁、毛泽东的发展线索，另一个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条线。很明显，“西马”这条线强调艺术性与审美这一维度，而列宁、毛泽东则更强调政治服务这一维度。无论是列宁对文学“党性”的强调，还是毛泽东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强调，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其精神主旨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 “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两条发展路线的形成，与马恩经典作家没有对这两个标准进行系统阐述、体系化解释有关，这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列宁、毛泽东强调文艺的政治维度，“西马”强调文艺的美学维度，一个偏重于政治，一个偏重于审美，其实他们的出发点都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只是走出了两个方向。对于这两个方向的发展，我们很难从理论层面做出哪一个更好的价值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切实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在对“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标准的进一步辨析中，我们发现，实际上从这两个标准提出之初，经典作家们就注意到了它们之间常常出现的纠缠与不平衡。比如，马恩对左拉、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评价，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从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在论述时所表现出来的纠结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这些作家都有很高的评论，而且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世界性成就，也早已使人们将他们看成是这两个标准的最好的实践者，并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然而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这些伟大作家身上，“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标准并非没有矛盾或抵牾。即便是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等这样的大作家，在“美学的历史的”标准面前，也是很难做到两厢成全的。比如，恩格斯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这明显就是在批评歌德的首鼠两端，而歌德之所以这样就在于“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这就是说，歌德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魏玛共和国的宫臣，于是他便在美学的原则与历史身份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矛盾重重。由此来看，到底美学原则与历史原则哪一个更应该看重，这取决于作家本人自我斗争的结果，要看在具体条件下作家个人的选择与判断是什么，是美学压倒历史，还是历史压倒美学。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有着与歌德近乎相似的处境，经典作家在对他们的分析评价中都有十分精彩的论述。显然“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在实际创作中是难以同时达到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美学的历史的”这两个标准呢？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有人谈到“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标准在顺序上谁前谁后的问题，“美学的”在前就是“西马”的路数，“历史的”在前就是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我觉得这种理解是值得辨析的，是将两个标准割裂开来理解的结果。虽然我前面谈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但这种“不平衡”并不是要把它们变成两个毫不相干、相互独立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无法分开，是相互依存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从顺序上对它做出解读，实际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美学的历史的”这一顺序组合是颇有意味的。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看到一部文学作品，他首先关注的肯定是作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优美动人的语言形式、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等这些直接诉诸他感官的东西，然后才可能是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深浅高下。所以说，恩格斯用“美学的历史的”而不用“历史的美学的”来称述这两个标准，显然是对人们艺术欣赏习惯的尊重，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此，对于这两个标准我给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在面对这两个标准的时候，还是要把美学的标准作为衡量评判的第一标准，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艺术作品，没有艺术与美学上的出彩之处，任何作品都首先是失败的，这时如果再去高谈什么历史价值或思想内涵，那是非常滑稽和可笑的。 其次，如前所述，既然“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在艺术实践中必然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同时达到二者的双重成全，那么我们不妨就将“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看成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创作价值或致力奋斗的艺术目标，“不去追问，只去追求”。实际上，当恩格斯说这是“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暗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达到的标准，但一定是可以不断追求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一个价值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标准”作为“最高的标准”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不断提高手术的技艺，但却永远不可能是手术技术“最好的”那个，因为“最好的那个”在实现中并不会存在。这就是我对“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第二种理解。 第三，恰恰从“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两全这一结果，我们看到它给作家的创作与思想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机遇和可能。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美学的”与“历史的”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它们在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下，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不断作用中，可以相互促进与发展，共同提高。正如一个作家，他的一部作品可能在艺术叙事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另一部作品则可能由于思想认识不高而受到读者的指责，这样他必然会在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发扬长处，克服不足，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如此反复，他的艺术造诣与思想高度就会不断刷新，使其艺术成就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地步。也就是说，“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的不平衡性，恰恰成为艺术家不断进步的动力，能够推动艺术家不断调整自己、提高水平。 与“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现实运用相关联，我们有必要谈一下文学批评标准问题。 经过新时期3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形式已经多种多样，文学批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批评家批评标准的个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批评家看来，文学批评的标准“肯定是有的，但真要说出来，好像一下子也说不出”，这种观点代表了当前文学批评的普遍状况。当然，文学批评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包括当年恩格斯提出“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时，他还提到了“道德的”、“党派的”、“政治的”和“人的”等其他标准。这就是说批评的标准并不能仅仅限于“美学的历史的”，这只是“最高的标准”，除了这个“最高的标准”还应该有其他的标准，文学批评的标准必须是多样化的。但无论如何多样化，我认为都不能没有标准，或者说不能只有“说不出”的标准。将批评标准单一化是错误的，而过分个人化的批评标准对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还应该根据社会与时代的需要与创作的发展，再引入一些新的具体的标准，供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使用。这些具体的标准与“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文学批评标准的生态体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重视“民族的”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些影响。 之所以要提出文学批评的“民族的”标准，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地域的、民族的东西将遭到破坏、压制以及被削弱和忽略。对于文化而言，其影响就可能是致命的。我们很难设想全球只有一种文化，或一种相似的文化。文化的全球化其实就是文化上的新的殖民化，对于弱势民族或弱势文化而言就将面临毁灭的危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为了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殖民与文化一体化，有必要提出“民族的”标准问题，即要在文学与文化交往中重视和保护“民族的”东西，要在创作中加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魅力的展示与书写。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讲要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用意也正是要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更加重视和保护民族的东西，在文化上不能妄自菲薄。一个独立强大的民族，一定有自己悠久深远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让民族的东西突显出来，让人们真正重视并领悟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全球文化交往中始终保持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呢？“民族的”标准，就是为了反映现实的需要。 那么，文学批评的“民族的标准”中的“民族”到底指什么？这里简要说一下。歌德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过“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与此相对应，也就有一个“民族文学”的概念。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的探讨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这里，“民族”的意义，与相对于“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民族文学”中的“民族”的意义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指根据一些具体要件而划分出来的如汉族这样的某一个具体民族，而是一个或多个民族由于文化精神上的亲近与认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共同体。对于中国而言，它指的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的”作为一个文学评价标准，它能衡量出一个作品写出来后，是不是歌颂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不是写出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当然用“历史的”标准也可以衡量这些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标准的具体化与当代化。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相应地每个时代也要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标准。今天我们的时代命题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围绕这一要求重新界定新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这样，才是在批评标准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创作上的百花齐放，理论上的百家争鸣；才是尊重艺术，又无愧于时代。 鲁太光(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我是做文学批评的，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比较熟，因而我想从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出发，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感想。我的感想很简单，就一句话：我们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我们的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原因在于文学审美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这并非什么新问题，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曾就这个问题与自由主义文人进行过论战，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但在相对平和的现代历史条件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氛围中，这个问题被人们淡漠了。不过，淡漠归淡漠，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我们上一代的一些评论家，他们的审美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只不过他们用“纯文学”的叙述加以遮蔽罢了。他们背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他们确实是在呼唤一个新的文学共同体——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不同的共同体，即以“人”、“人性”为关键词的所谓人道主义的文学共同体。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这一文学规范逐渐失去观察现实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这种新的文学共同体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新变，即人道主义的文学共同体从内部开始发生分裂，产生一种新的文学可能，而这种所谓“纯文学”的文学标准已经不能为这种新的可能性提供解释，更不用说引导了。说白了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现实的变更产生了新的文学人物、新的文学人格、新的文学文本。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由农村跑到城市里的“无根人”——既离开了乡土，又无法真正融入都市——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人格，他的各种纠结、各种举止，是非常典型的。再比如，现在中国的资本体量庞大，能量也极其庞大，可以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操纵这个资本的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人，也是典型人格之一吧？还有，现在农村就是资本吞噬的对象，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也值得关注。这样的社会变化和文学人格单纯用“纯文学”的标准，用“人”的标准是很难加以归纳和升华的，而这却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的长处。 这几年，我们的文学创作虽然没有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但却有不少作品出来，有的还写得相当不错，尽管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立体地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资本主义世界。前不久我看过一个叫《天使》的小长篇，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个“天使”是什么？就是一个“二奶”。把一个“二奶”当做“天使”，这本身就够有意味的。更重要的是，作者极其精准地呈现了这个“天使”是怎样炼成的过程，活灵活现地呈现了一个“美女”在资本追逐和玩弄中的各种纠结。这就是一个典型人格。那么对这样的人格，纯审美的标准恐怕难以把握，而如果“历史”与“审美”的标准结合起来谈，才有可能很好地揭示其神髓。 这样的作品不是孤例，从底层文学出现到现在，这样的文本越来越多，与之相适应，我觉得审美和历史的批评也应该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年轻的评论家已经密切关注新的社会现状、新的文学文本了，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和历史标准，则是其重要的批评武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说我们的时代需要、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 王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我觉得美学和历史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理论预设，因为在现实境况中去做批评，能够做到美学和历史的统一其实是非常难的，它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个理论预设。在当代美术批评的圈子内，虽然大家希望能够做到美学和历史的统一，但是现在能做到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当我们去谈美学和历史的统一的时候，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去做一个理论上的辨析，比如说概念、方法等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另一项工作，通过一些个案，比如在历史研究当中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中层研究”。 唐利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如果只把“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看成是难以实现的“理论预设”的话，其实会忽略了这样的批评原则恰好是马恩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非仅仅是一种设想。马恩对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的评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论，以及很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批评都可以视为这样的批评原则的成功实践。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有无现实的针对性或者实现的可能性——它当然是有的，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近30年来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如果要考虑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激活并使之成为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和批评资源，是否也需要仔细地区分在我们的批评史中，哪些是做得好的？哪些是做得不好的？哪些是机械唯物论的和庸俗社会学式的批评？哪些则是真正体现了“美学的和历史的”这样高的批评原则的？ 吴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刚才丁老师提到的那个民族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葛兰西的《论文学》同样提到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并对民族、人民这两个概念有所辨析。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在《论文学》中，葛兰西明确表示了他对意大利当时的文学状况非常不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不满矛头直指意大利当时所谓的民族文学。葛兰西从语词层面解释道，“在许多语言里，‘民族的’和‘人民的’这两个词语是同义词，或者说几乎是同义词……在意大利，‘民族的’这一概念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涵义极其狭隘，至少说它不等同于‘人民的’这一概念”。显然，葛兰西的理想是在意大利建立像法、德语言中民族、人民同义的文学，并以人民作为统一的旨归，由此，也就凸显出葛兰西论文学鲜明的政治色彩与主权因素。 张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如果按照历史(史学)的学理性标准，那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要说是文艺作品，就是专家学者也未必能达到。既然文艺作品在达到历史(史学)的学理性标准上有难度，那是否可认为应该符合当代史的标准，或者说是应贴近当下的价值理念、社会风向？我想，无论是符合历史(史学)的学理性标准还是符合当代史的标准，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只能作为借鉴，不能成为束缚。 孙伟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我觉得这个话题里边有时代的因素，我1985年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关于美学和历史相结合的标准，讨论很多，发了许多文章。如此热络，实际上确实有陈飞龙老师前面所说的现实针对性。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意识的分析、阶级定位，这就是政治标准至上的结果，就是庸俗社会学。整个1980年代文艺思潮的发展都与马克思的著作原典有关，当时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也是这样，王若水写的文章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当时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开始。他也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边说，我们要告别过去的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个告别就是说美学的标准是至上的，当时教材里边都是这样说的，美是艺术最根本的属性，审美属性是艺术最根本的属性，审美本质是艺术最高的本质，而在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看来，谁要是在作品分析中间流露出来一点阶级的观点，那你就是庸俗社会学，我最近刚刚读到有一篇批评王朝闻先生的文章，针对的是王朝闻先生的《论凤姐》。这部40多万字的著作中，里边有一个凤姐是地主婆的称谓，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不是对凤姐这个形象全部的概括，他是在某个地方说，凤姐这样做是地主婆的一种作为，然后就被人抓住认定王朝闻先生是庸俗社会学的代表，《论凤姐》是一部庸俗化的著作。实际上，我们知道王朝闻先生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他一直是反对庸俗社会学和机械的阶级决定论的。《论凤姐》在反对庸俗社会学上做了很好的示范，但还是被定为庸俗社会学的代表，被一些望文生义者揪着不放。 那么，美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指出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把握。所以可以说艺术批评是对这种艺术对生活把握的再把握。如果你作为批评家对现实的这种把握还不如艺术家的时候，那你这个批评肯定是没有力的，美学的批评也就无从谈起。有很多艺术批评者，他的这个现实感，他对现实认识的深度、把握的水平出现了很多问题，影响了美学批评的实现。实际上这一个问题不解决，你想实现审美的批评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就再一次说明，我们虽然说要恢复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还是不能从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出发来实现所谓的美学批评。 现在批评界又拐过头来怪审美批评或美学标准。现在为什么艺术跟生活的关系疏远了？艺术为什么到边缘地位了？艺术为什么抓不住人心了？就是因为你们要艺术是审美的，就是你们这种审美的标准让艺术远离生活了，感动不了大家了。所以说，今天把这个话题重新拿出来，来认识、研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很有必要。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从宏观的语境看，其实已经变成空谷足音，没人这么说，也没人讨论这个了。这本身就是大家可以思索的一个现象。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批评方面的一些思想，这些年来已经被消解或被边缘化到这样的程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中国没有或者很少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这个是我参加这个会最想呼吁的事情。我们通过这种研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批评精神、批评思想、批评艺术对我们有何用处。我们希望有一批用鲁迅的话说是“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批评家。要有一些人，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至少有几个“真正懂得社会科学”的文艺批评家。鲁迅所说的社会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可惜，现在我看不到多少这样的批评家，这是我现在最感到忧虑的事情。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组建一支，或者说慢慢形成一支、生长出一支可以理直气壮、且能娴熟地“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批评家呢？我以为，只要努力，是有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再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刚才大家讨论“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在参考材料里，我的那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美学的和史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评方法，而是他们批评标准中认为比较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它和“道德的”、“党派的”、“政治的”、“人的”批评，是不矛盾的，只是批评的角度、层次不同，“美学的和历史的”，是对标准的一个明确的表达。这还不是他们的批评方法，那么他们的批评方法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再琢磨一下，我自己也再琢磨琢磨。我的那篇文章中，有一个初步的表达。从真正的方法论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其实是一种辩证批判的批评。我是坚持用“批判”这个概念的。我看马恩的所有关于文艺的论述，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非常具有辩证批判能力的表达。歌德伟大不伟大，他批判；巴尔扎克了不起吧，他也批判；包括当时进步民主主义作家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他也批判。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判，多么让人家心服口服，多么的辩证，多么的锐利。列宁对赫尔岑、对高尔基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精髓，而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精神，如果不说失传的话，至少已经到了很可怜的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17日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讲话里已经讲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包含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那么，面临现在这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应该有勇气、有资格也有条件对其做适当的阶级属性的判断和分析。有些东西，就是为“胖得发愁”的少数富人服务的，有些就是在“吃社会主义的饭，砸社会主义的锅”的。我们不能没有阶级分析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就走到庸俗社会的路子上去了，就走到经典作家批评的所谓“爱的臆语”、所谓“人类良知”、“知识分子良心”的虚伪人本主义路子上去了。 习总书记还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可我们的文艺批评圈子里，有多少人自觉地去这样占领呢？有这样一支队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占领文艺批评阵地，说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的话。我觉得要有这种自信和勇气。 再就是现在对美学的理解有很多误区，这个就不详细讲了。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过，美学领域就是一个战场。美学不是形式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防空洞。现在就是拿一个“审美”标准来说话，让大家只是回到“文本”、回到“形式”。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评价各种各样的作品，涉及大量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历史问题，涉及大量的美学问题，我们应学习他们是怎么表达的。在他们的批评中，绝没有把这些变成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文章下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我找到了马克思的材料，证明经典作家讲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有人叫“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实际就是文艺的“公转”和“自转”问题。文艺其实是个自由的系统。马克思说：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围绕太阳公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一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要围绕自由的太阳中心运转。这就把辩证法体现出来了。 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评方法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公转”和“自转”的统一，在“公转”中“自转”，在“自转”中“公转”。而我们的批评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恰恰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高度，这样一种辩证批判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看杰姆逊的有段话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他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说过：“要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一意识形态领域熔为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这个意见说白了，就是要把“公转”和“自转”统一起来。这样的话，作家也会服，它符合真理，因为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而这个东西，应该说是经典作家一贯强调的。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价值就在于我们真正地开掘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批评标准。关键是我们对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人的标准、艺术标准、道德标准、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注入什么样的内容，注入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经典作家这里的“历史”，绝不是泛历史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达。这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评论中都是很典型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果不是战斗的，不是辩证的，不是真正批判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魅力和威力就永远发挥不出来。 崔柯：谢谢董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标签：美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文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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