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精神论文,公民论文,人格论文,意识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精神的内涵与层次：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
近十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先后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4)、《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三个重要文件，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公民道德建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文件将弘扬民族精神视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本工程，并提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确定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十六大报告将民族精神定义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提示了民族精神的内容是有层次的。大体可有三层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与公民人格。民族精神的实质是“族群归属”，即对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归属于最大的族群，是国家认同；归属于最久远的族群传统，是文化认同；这种归属内化于个体的知、情、意中，则为国民人格（在现代公民社会即为公民人格）。十六大报告及上文提及的三个道德建设的重要文件中定义的民族精神和基本道德规范的相关条目，都可按此三层架构来划分，详见下表：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坚持继承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传统精华，更要发扬党领导人民在近百年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强化国家意识，也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合作，做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既要弘扬民族文化，也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先进文化；既要挺立中华道德人格，也要培育现代公民品格，使民族精神的教育，不是整理国故，更不是走向狭隘民族主义，而是走向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1.国家意识：国家观念、国家安全、国家富强
(1)国家观念
从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名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再到东林志士所提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其实质在于跃出个人范围，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这种人生精神具备了一种对国家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在思想传统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意识的资源。
爱国主义所以被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因为国家是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形式，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区社群，乃至一个民族，都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注：［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09～110页）爱国主义首先是对一共同疆域内最高的政治共同体的依赖、归属和忠诚，个人对国家的认同，不只是对“国家”这个符号的认同和获得一民族国家之成员身份，个人还发现“自己在整个存在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层次上与国家发生关系，国家组织深入到人的人身存在和他的存在形式”。（注：［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98页）国家意识教育正是要引导青少年学生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是与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2)国家安全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传统，为国家安全尽忠是中国传统国家意识中的主要内容。汉代名将马援的爱国情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民族英雄岳飞的名利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爱国将领文天祥的生死观：“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爱国诗人陆游的节操意识：“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直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在道义和国家意识两方面都是宝贵的财富。
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全球化在沟通世界的同时，也在冲击和削弱主权国家的界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政治与文化尚未且不应一体化，以国家疆界分别利益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当今推动全球化最卖力的超级大国在其外交内政的政策咨言和公开诉求中，从不讳言其首要原则是“国家利益”。我们切不可让“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危及国家安全，在外来强势文化冲击日益剧烈的今天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实在具有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
(3)国家富强
中国文化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外王是社会秩序，也是国强民富。历来所称颂的“汉唐盛世”除其文化成就令四邻悦服，也因其国力强大“威加海内”。孔子的“先富后教”和孟子的“仁政”都包含对“富民”的重视。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更是谱写了“富民强国”的新篇章。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就是要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报效国家的志向，“把个人的进步成长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祖国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做好准备”。（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我们强调，对传统的国家意识必须有继承也有损益和转化，比如“忠”，在古代对国家的忠和对封建帝王个人的忠是混在一起的。如今需要摈弃传统“忠诚观”中的封建成分，保存对国家的忠诚，转化出对宪法、对宪政、对人民的忠诚，同时要转化出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充分交流时代的开放的国家意识，坚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坚持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安全稳定承担应尽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地位，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增加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只能使中国更加落后。
2.文化认同：人和观、家和观、和平观、天人观
中国文化贵和，重“和合”，不仅家庭要和睦，人际要和谐，而且民族、国家之间要和平，人与自然要和谐。
(1)人和观
“推己及人，整体和谐”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它针对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集体。中国人讲的自我决非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万物关系的中心点。每一个人层层外推以扩展出个人生活世界的全部关系，以“换位思考”反映在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上，中国的道德条目从来是成对的，是在彼此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孔子讲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达达人，己立立人”；张载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以爱己之心爱人”；朱熹所谓“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等，都反映了推己及人、顾及他人的精神。
但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在重视群体和谐与集体价值时，往往容易忽视个人的需要和价值。中国的“人和”精神可以通过吸收现今的社群主义而实现现代转化，因为社群主义在强调群体生活价值时，是以肯定个体之为一自由和权利主体为前提的，“人和”观点需要将“权利主体”加入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和群体价值，同时需要用现代“民主”原则改造和充实“人和”，才能防止个人或受缚于集体的过分限制而失去自主性，或过分地依赖群体而失去公民应有的责任承当。
(2)家和观
《礼记·礼运》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儒家这种家庭和睦的思想，自古以来被中国人所信奉，所以有“家和万事兴”的谚语。
儒家重视礼义、人伦，其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五伦”，分别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妻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信。五伦中，属于亲族关系的居其三，剩下的两项也是以家庭为参照构架而引伸出来的，中国的家庭系统本身就被视为中国的社会系统。中国社会的许多优秀伦理传统都以家庭为依托，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等，因此重视家庭价值在今天仍旧很有必要。
家庭也是人最早接受社会化的自然场所，中国文化将“修身”与“齐家”并举，可见家庭作为知识传播和道德教化单位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家庭价值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有匹比的。
家和的纽带是血缘，即所谓“爱由亲始”，容易产生“裙带主义”。此外在父权制的宗法社会中，男性家长制的弊端几乎不可避免，子女的个性和人格常常受到压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巴金早期小说对宗法大家庭摧残人性的深刻揭露，这一切都没有过时，今天仍有教益。今天在继承传统家庭价值时，必须引进现代的平等人格观，必须从家庭开始实践某种平等的代际互动，因为我们坚信，家庭是公民社会的第一所学校。
(3)和平观
中国文化始终强调“以德服人”、“兼容并包”、“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平观针对的是民族、国家之间和睦与共处。中国人总是属意于以文化感召四邻，虽然在我们的话语中，不乏“夷狄”一类轻视少数民族和外族人的字眼，但其真正向往的是文化融合，而非武力征服，在历史中极少以掠夺其他国家的土地、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反倒充斥了“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一类和亲的故事。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且纷争不已的世界，中国文化的“爱好和平”及“和为贵”的智慧一定能够为国际秩序提供远较超级大国单边主义更合理的战略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创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一切既与中国人爱好和平传统一脉相承，也是对和平传统创造性的发展。
(4)天人观
中国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以“万物一体”、“万物和谐”及“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共生”思想。《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天地间万物靠大地生长，而大地以其广厚，能承载、包容万物，大地是天地万物的载体。正因为大地以柔顺为品德，所以君子应效法“地势坤”的美德，以深厚仁慈的态度来化育万物、爱护万物、利用万物。
儒家将其“仁爱”观念由人际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而道家则从“道”的理念出发，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生态环保思想。
继承这种博大的“天人合一”的观点，不但有助于和平共生的世界观的建立，更能培养深厚的环境道德意识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然而，反讽的是，中国的天人观恰恰不是用来讲发展的，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静态的、诗意的，从而多少有些乌托邦的色彩。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是在努力提高与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时的与自然合作而非榨取掠夺的状态。这是有所作为的和谐，并以发展来动态地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
3.公民人格：诚信、自强、仁爱
中国传统文化极重个体的道德修身、人格养成，以“内圣”为人生最高目标，留下极其丰富的精神资源。但传统挺立的皆为道德人格，并没有公民人格的内容，今天弘扬传统美德，必须提出发展现代公民人格的要求。
(1)诚信
当前社会问题的大热点之一是诚信的普遍缺失，不守承诺、欺骗欺诈等失信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社会不良现象也侵蚀校园，给学生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少数学生考试作弊、言行不一、欺骗他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开展诚信教育已刻不容缓。（注：教育部办公厅2004年专门就在中小学加强诚信教育下发文件；北京市要求今年北京高考生都要签定“诚信承诺书”。教育部2004年3月26日颁布的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将原来的“诚实谦虚”，修改为“诚实守信”，突出对诚信道德的重视。见《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27日。）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并不缺乏“信”的传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论语》中“信”字出现38次之多。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对信用的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就是要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童叟无欺”等成语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因此，我们的确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提取丰富的“信”的道德资源，作为现代“诚信”意识培养的基础，但仍然需要面向现代生活实行转化。因中国“信”的传统主要是个人道德，而非社会制度安排，是靠个人的道德修行来培养和维持的，这在熟人社会中简易可行，而超出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关系一直缺失，在中国若不能将生人变成熟人，自我与他人之间便很难有信任和善意。
现代“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掘和继承传统诚信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要培育制度信任的意识。以上海的个人征信制度为例，针对的是个人信用，但依靠的主要是制度（书写和通信技术、计算、分类和评价系统、信用机构的审查、监控和管理等构成的复杂制度），而非个人自律，更确切地说，是依靠制度从外部控制个人信用信息的办法，同时激发和强化个人信用自律的动机和努力。对传统上属于个人道德的行为作制度化规范的管理，这是高度复杂和抽象化社会交往的要求，也是数字化社会的要求。（注：于海：《从社会学角度看信用》，《文汇报》2004年3月3日）在不偏废个人诚信教育的同时，通过制度信用的他律作用使诚信成为习惯，这也就是坚持中央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2)自强
中国传统道德重个人修身、重气节与道德人格。《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语句刻画中华民族精神甚为精当。自强道德，第一强调道德的自由和自主，“为仁由己”，“己欲仁，斯仁至也”；第二坚持理想与坚持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第三志存高远又持之以恒，“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
但中国传统道德人格有瘸腿和失重的问题，它强调道德意志却没有权利保障；它只有一个道德主体，而缺失同样重要的权利主体。没有法权支持和保护的人格容易受到伤害，也殊难产生真正平等人格概念，因为没有平等人权（核心是法权），平等人格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须在自强的道德人格中加上法律支持的权利人格，既要挺立道德主体，也要彰显权利主体，这是构成现代公民主体人格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2004年人大的修宪，人权概念第一次写入庄严的宪法，为发展公民权利主体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依据。
(3)仁爱
“仁爱”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在孔子对“仁”的繁多定义中这一定义最为重要。儒家倡导德治，基于对人性的信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要求人人推广人皆有之的“善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发挥了“爱由亲始”，至于“博爱”的儒家慈悲心。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有将仁心推广于宇宙的宏愿。王阳明发挥仁心与宇宙心通的道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因“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最精处是人的一点灵明”。最终仍是以人文涵摄万物，是人本主义，今天为全社会所共信、所肯定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的仁爱道德中确有丰富资源。
中国人的“仁爱”始于血缘关系，又强调“爱有差等”，故仁爱常常成为对私人的关心，而未能推广到传统五伦以外的人群关系。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道德虽甚为发达，但多“人人独善其身之私德”，而于“人人相善其群者之公德”却极为罕见，并非没有道理。此外古人的“仁爱”渗透着实质性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判断。孟子所讲“老吾老及幼吾幼”，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的慈善，并且我们的帮助更常落在我们认为值得同情的人身上。这种慈善观使得我们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和被我们认定为有行为道德责任的人的关怀，（注：于海：《公共精神、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社会》2000年第12期）因此从中国传统的仁爱观转化为今日的志愿者道德和慈善精神，需要突破血缘人伦的限制。
二、民族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2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激发和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主持的2003年教育部全国“两课”调查中，大学生“一直相信”和“现在相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比例相加达72.6%。（注：《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教育教学调研综合组调研成果汇编》（内部报告），第44页）因此，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学生的主流。
但正如中央文件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学校、家庭、社会舆论和学生个人对外来强势文化缺少理性态度，吸收得多，理性扬弃的态度少。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流行的“世界主义”，多少被超级大国的一国利益所利用，成为削弱其他国家主权和淡化国家意识的工具。所有这些都对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产生不利影响。
不久前，韩国艺人李承延拍摄慰安妇写真事件，在韩国掀起轩然大波。但是该事件并没有因策划公司的公开道歉、削发谢罪、李承延跪地忏悔等形式暂告段落，韩国人还是不依不饶，甚至有人提出要李自杀谢罪。相比之下，两年前国内明星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仅在登载照片的《时装》杂志不疼不痒地发表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就被国人大方地“原谅”了。两件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伤害了国民的民族感情，相比较韩国人的较真，在国人“大度容忍”的背后，却折射出很多国民历史记忆的缺失和对悲剧教训的整体性麻木与冷漠，甚至是中国人的自轻。
与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比较，问题并不在于剖腹、切指——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极端的行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忘本的精神，一种自尊、自重、自爱、自信的民族精神。对过去的一切耿耿于怀也许会成为今天发展的羁绊，但对过去的一切麻木不仁也将会导致整体的堕落。
民族语言是传达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工具，更是如赫尔德所说的是民族性栖身和存续的根本。但在语言学习方面却发生了严重的一边倒问题。英语学习已经成为国民教育中最为人重视也花时最多的一块，中文写作能力退居其次，英文的读写能力已经成为判断“人才”的关键标准。从小学到研究生，只有英语始终是必考的科目；毕业后参加工作、评职称、升职、应聘都离不开英语。且不谈论全民全力学英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只看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这种扬彼抑此的做法使得汉语处在了弱势的地位。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和沟通的工具，这样的情况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人们不但对本民族的文化疏于认识，而且兴趣日减，结果只能是大大降低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文化的漂移和无根状态也对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格形成产生不利影响。《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发现，当代大学生价值意识最弱的方面是：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意识、纪律观念、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道德修身意识、文明礼貌和谦让意识。所有这些被学生自认为弱和较弱的意识，实在也是社会广泛认为学生最弱的方面。这些却也是现代公民人格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民族精神与中国独立自主发展之路
从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看民族精神，实质在关系中国今日和未来的发展之路。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一条全盘反传统的道路。林毓生甚至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认定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注：［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学习西方的制度，直至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为“最先进”，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国人感到事事不如人，背负沉重的文化自卑感，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独立自强构成严重障碍。此外，以全人类总体“进步”名义的经济全球化，既非一个自然过程，也非没有其负面的后果。最强势的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在到处突破民族国家疆域而造成统一的全球市场时，也在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个体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都遇到了问题。民族精神的培育不仅成为个人存在于世的意义问题，更应提高到民族文化传承与国家意识培养的高度。
在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坚持走向世界的同时，我们不能丧失的是国家意识、文化特性和人格精神。因此民族精神培育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经济全球化虽然是当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以民族国家为利益主体的世界格局，也没有改变李斯特一个半世纪前说的只有靠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才能保持生存与独立的断言的真理性。世界上重大利益的争取和维护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
在为本国争取利益的过程中，丧失国家意识的国家一定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缺少独立的外交政策、外交立场就会处处受人制肘。我们看到在美国文化席卷之下坚持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法国人的文化自尊；也见过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别国平等对待》为博士论文的普京领导俄罗斯重新树立大国形象的可敬努力。只有每个国民都树立起强烈的国家意识，才能保证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致迷失，保持独立性而屹立不倒。
其次，缺少民族特性和民族认同的民族是不会有创造力的。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打上了西方文化的深重印记，社会生活的主干也在不断西化，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我们可以模仿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建筑、西方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可能拥有西方的精神底蕴和始源传统——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在模仿中蹒跚而行。
在盲目西化的同时，我们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丧失了有生命力的联系，我们在精神上、文化上将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文化之根的民族就是与自己生命的母体失去联系的一群人。我们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的工厂”，但若我们没有自己制造的干线飞机、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没有基础理论方面的前沿研究等，我们无法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火车头。
坚持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但不应也不必跟在西方的“发展主义”模式后面亦步亦趋，量化、数值化地单纯追求“发展”、“增长率”，而应肯定和坚守中国“人和”、“与自然相和”的文化精神，实行“适度发展”的战略。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和社会共处意义上的“和谐”；中国人秉承“知止不殆”的古训，适可而止，以人的具体生存和谐为最高旨趣；中国文化注意避免社会过于不均，重视民间疾苦；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民“自力更生”、“勤劳奋进”等，所有这些精神，在今天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是宝贵的智慧，不应该被“化”掉，而应理直气壮地保存与发扬。
最后，公民素质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这种数量的优势不能转变为数量加质量的优势，就只能在全球经济链的下游和初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将影响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能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培育健全的公民人格，提高国民的道德力，对于个体生命的质量、社会人际的和谐与国家长远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未来的竞争，是国民的竞争、文化创造力的竞争。一个在文化上自卑和对自己文化丧失自信的民族，一群缺乏坚强意志和健全公民人格的民众是一定不能在这场竞争中支持下来的。因此，民族精神的教育具有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战略意义，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看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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