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未来走向——兼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未来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4)04-0001-08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中，对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划，从而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关注。我们认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对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热点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对中国政治未来发展必须一个清醒的判断。 一、正确看待35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首先确定中国政治发展的方位。为此，我们需要回顾中国过去35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分析改革付出的代价。 在评价过去35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几种误解： 误解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当前，国内外人士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在过去35年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极为复杂。 从国外学者和政要的认识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朝着西方要求的方向发展。国外学者和政要，主要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作为判断标准，因为中国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鼎立和直接选举，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和政要在对待全球民主化进程时，始终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民主是普世价值，追求民主是世界潮流，任何国家不应违背；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所以西方以外的国家应该学习和照搬，否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如果哪个国家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应该受到制裁甚至武装干涉。西方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对待非西方国家的。 就国内部分人士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功实现了从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革命性的变革。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没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没变，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区域制度也没有变。因此，他们得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结论。 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的严重滞后么？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提出和起步的。到十二大之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十二大之后，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是围绕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1992年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97年十五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跨世纪的蓝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发展民主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提炼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命题。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全面规划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坚持的原则、具体改革的要求等。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误解二：中共领导人根本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 与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相伴随的，还有一种误解，即中共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够重视。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物质文明建设，一切工作都在围绕着GDP的增长做。那么，事实真如此么？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实，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反复阐述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①他曾告诫我们：“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②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仍然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③。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五周年、党的十七大、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和庆祝建党90周年等重要会议上，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改革的具体内容等都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党的领导人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也是不对的。 误解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收效甚微 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中共领导人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人，自然也就看不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有两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们，一是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那为何经济体制改革能长驱直入？难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下去？二是如果中国政治上长期专制，民主发展不充分，为何专制政体能允许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呢？ 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通过理性思考和积极稳妥地改革，中国成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关系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日趋完善和成熟，逐步走上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比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选举制度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有效保证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比如，机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政府职能正在逐步转变，正在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我们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实施了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我们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实现了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再比如，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 总之，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中国奇迹，政治改革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保障。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任何否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忽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绩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已有改革取得的成绩为起点，必须充分吸收以往改革的经验，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路线。 二、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还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其实已经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以下难题： 第一，在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986年，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④可以说，30多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着实现这三大目标进行的，而且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现在，我们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现实充分表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比以往更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只是点了题，并未破题，更谈不上解题。目前，学界似乎对字面解读感兴趣，喜欢分析从“管理”到“治理”这两个概念“一字之差”的意义，而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现在考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不能单纯从字面上解读，而应该看到，当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治理国家的难度更大了；当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过程之后，国家治理受外界影响更大了；当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受经济改革的掣肘更大了。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更高、内容更全。它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初为建立服务型政府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它要服务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涉及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因此，下一阶段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将直接考验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也将直接考验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调动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社会组织等都是治理主体。这里又必然涉及国家权力的分割问题，即国家权力要在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各自的边界。中国国土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治理主体如此之庞杂，以往改革积累的矛盾如此之复杂，加上社会转型速度又如此之快，决定国家治理的难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走法治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了从法制不健全到比较健全的飞跃。但目前，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这说明，法治建设还任重道远。比起法律体系的建成，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如果说我们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过去的重点在“法”的健全上，那么现在的重点转移到“治”的能力和水平上。 第二，当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职能如何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明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但核心却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然涉及政府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35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逐步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政府逐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必须着力解决最基本的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明确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包括：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消除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既防止出现要素闲置，又防止出现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如何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防止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如何保证充分的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为此，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常识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该干什么、政府该干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政府要真正“到位”，既不“缺位”，也不“越位”、“错位”，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如何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着力简政放权？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路径不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西方国家是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简政放权的过程，而西方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不断赋予政府权力的过程。给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剥夺政府已有的部分权力，差别甚大。这是为什么中国简政放权十分困难的原因，也是中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十分困难的原因。因此，在中国，政府既是推动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客体；既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继续深化改革，政府必须进行自我革命，必须积极推进政府向市场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政府向社会放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进政府向地方和基层放权，切实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是政府职能如何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科学管理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实现政府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转变。这些转变中的任何一个转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 第三，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公共权力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称为政治之癌。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腐败如此痛恨，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反腐败如此之重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惩治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惩治思路，仅一年多时间就惩治了十多位副部以上的官员。然而，腐败问题仍然是影响党群关系和政府公信力的最重要因素，也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一个重大障碍。 为什么腐败如此猖獗，如此难以治理？原因极为复杂。根本的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制度不完善。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有了治理腐败的明确思路，也展示了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但下一阶段，治理腐败仍然充满许多难题： 一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有自我膨胀的特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世界公理。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和过去积累的宝贵经验，参照国外有效做法，对关权力的笼子进行“私人定制”，防止权力向资本、权贵等少数人手中集中，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的笼子谁来设计、谁来制？笼子的钥匙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解决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活动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公开是前提。政务不公开，信息不对称，群众无法进行监督。政务公开应该是一种常态，当前国内不少地方和部门设立“政府开放日”，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政务公开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政务公开不能仅仅靠“政府开放日”，而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制度。还需要说明的是，政务公开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公之于众，在此方面，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制度，弄清楚哪些东西应该公开，在什么范围公开，在什么时间公开、通过何种方式公开，使一切有章可循。 三是如何让监督起作用？公民的广泛参与是监督与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如在政府行政决策、行政执行、以及行政调解等环节邀请公民参与，既能使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意，也体现了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当前，我们提出要构建“阳光政府”，这无疑需要完善公民监督体系。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的监督意识。要畅通监督渠道，保护公民的监督权利。 第四，如何加强协商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与票决民主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但国内学者和政要对协商民主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有之，继续推行即可。有的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等同于协商民主，主张协商民主仍然要局限于人民政协之内。我国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协商民主的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现阶段我们强调加强协商民主，绝不是重复以往的做法。 ——推进协商民主的环境变了。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内，在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条件下，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来深入思考如何推进协商民主这个问题。 ——协商民主的内容更丰富了。协商民主不能仅仅等同于政治协商，协商的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有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协商的范围扩展到全社会。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成为协商民主的主要框架。 ——协商的程序更复杂、形式更多样。民主协商不仅体现于决策之前，也体现在决策实施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仅就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而言，就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多种形式。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如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如何规范协商民主的内容和程序？如何拓展协商民主形式？这是中国下一阶段民主化进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发挥网络参政、网络民主和网络监督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进入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迅速崛起的时代。截至2013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有近6亿人，手机网民有4.6亿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3亿多人。网络成为民众了解各种信息，进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网络成为政府电子政务的主要形式，网络也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仅就电子政务来说，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电子政务在确保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实现长期、公平的发展方面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够不断地改进管理和运行水平，积极开展合法、有效的公共治理。据此，《201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明确提出，政府部门要利用社交媒体在公众中推广电子政务的使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利用社交媒体降低成本，努力使社会各个群体都能通过这种方式享受到电子政务的服务。 目前，国内学者和政要认为，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改进公共治理，促进官民沟通，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互联网等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否则会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从好的方面讲，互联网对于实行政务公开，开展群众监督，促进公民民主参与会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从坏的方面讲，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信息失真、监督错位、参与失序等问题。 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执政党该如何利用网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广大民众该如何利用网络参政议政，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政府应如何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工具来优化法律框架，健全规章制度，加快机构重组，明确业务办理程序，做好人力资源开发，从而顺应公民新的需求，接受新的挑战，真正做到以公众为中心来提供服务？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 三、积极稳妥地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为争得民主奋斗了90多年，积累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面向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目标已经确定，但任务依然艰巨。中国有2000多年封建统治留下的集权传统，历史包袱沉重，不尊重历史不行；中国有13亿多人口，地区发展差别巨大，民众民主素质参差不齐，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困难重重，瞎折腾不行；当今国际环境恶劣，来自西方国家的干扰复杂多样，挑战十分明显，不积极应对不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如何建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都做了具体的部署。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些部署贯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落到实处。 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不同。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移植别国的民主制度而走向成功的。如照搬美式民主架构的菲律宾并没有让其逃过马科斯的独裁，同样照搬美国民主模式的利比里亚比菲律宾更糟，自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⑤。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有它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保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对多数人实行民主与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统一，从而保证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性；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坚持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的统一，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等形式相统一，从而确保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关于政治发展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而不是否定甚至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是经受实践检验的，虽然其运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其未来发展过程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恰恰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把改革理解成为彻底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改革是必须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保持冷静。 第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我们现阶段之所以特别强调要增强制度自信，是因为许多人对我们的制度缺乏自信。我们有一些人之所以总幻想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搞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缺乏自信；我们有一些人之所以质疑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根本原因仍然在于缺乏制度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缺乏应有的自信，每到关键时刻总是纠结于是否需要继续坚持现有的政治制度，每到困难时刻总是纠结于是否需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那么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民主化进程也有可能出现中断的危险。 因此，继续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我们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充分的自信。为此，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宣传和研究。一要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合法性，阐述坚定制度自信的理论依据；二要从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充分认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和积累的宝贵经验，阐述坚定制度自信的历史依据和实践依据；三要从民主政治发展的国际比较中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阐述这一制度的比较优势，消除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各种诘难，增强人们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 第三，要敢于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碍 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30多年改革实践已经证明，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导致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进而会导致利益的纷争，利益的纷争又必然引发利益冲突。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局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如果说我们的改革，以往的障碍更多是观念问题，那么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障碍问题。如果说以往的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多地来自于体制外，那么现阶段的主要阻力则来自于体制内。面对利益矛盾冲突的新格局，首先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通过解放思想看清各种利益矛盾的症结所在，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必须十分注意体制机制变革，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均衡协调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畅通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消解因参与渠道不畅而可能引发的不满、抗议和骚乱，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稳定的环境。 第四，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必须积极稳妥推进。为此，要做到：一是加强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促进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说明的是，当今中国，任何企图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而进行的改革都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必须通过自身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强治国理政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二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认为，在中国法制化程度不高，法治进程缓慢的情况下，改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结果改革的政策缺乏稳定性。为什么我们制度不够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缺乏稳定性，充满着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是在用不稳定的办法来解决稳定问题，结果越来越不稳定。三要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明确的目标和步骤。我们需要坚持改革，但这种改革不能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即使我们仍然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那也应该是摸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目标的实现，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和顶层的设计，没有具体可操作的举措，是很难实现的。 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过去35年来，中国从未停止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中国改革的航船驶入了万众瞩目的历史新起点。我们只有继续扬帆远航，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②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6、178页。 ③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25页。 ⑤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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