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马克思主义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国策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底蕴论文,一国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它的确立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实践的结果。
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矛盾着的事物都是相互对立的统一体，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去思维”。（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岸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的实质是要不要统一、以何种方式和模式实现统一的问题；两岸既对立又互为存在前提，是一个中国内部的矛盾。
第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从两岸政治关系与经济、文化关系的联系上牢牢地抓住了实现两岸统一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它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的政治前提，是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和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基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就无法提及两种社会制度兼容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根本标志是政治上的统一，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对实现两岸政治统一意义重大。
第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辩证关系的体现，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新中国成立是国家权力转移和社会制度更迭的标志，制约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随之发生质变。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大陆拥有占全中国99.98%的人口和99.9963%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主体，处于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 国民党由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变为控制台湾地区政权的执政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地区拥有占全中国0.02%的人口和0.0037%的面积（注：台湾省陆地总面积为35989.7573平方公里，人口为2150万。），所占比例很小，处于非主要矛盾方面。这决定两岸和平统一的性质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祖国大陆，以“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实现两岸统一，不会改变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岸不必担心谁吃掉谁。作为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台湾也会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台湾虽在人口和面积上所占比例很小，但其地位十分重要。从政治上看，若放弃台湾或让“台湾独立”，国家领土主权就无法完整统一，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政治耻辱；从经济上看，两岸实现统一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中获得相需互补的经济利益，有利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经济腾飞；从军事上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以南“八省藩篱”，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确保台湾发展前途和国家领土安全，必须尽快实现两岸统一。
第三，“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辩证关系的体现。对立双方根本利益相冲突还是相一致，是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试金石。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不仅取决于矛盾的性质的变化，而且取决于矛盾双方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行为方式。从两岸统一的实践来看，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以确立“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要两岸合作而不要两岸对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所使然。两岸社会制度是对立的，是对抗性矛盾，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两岸若都能从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采取合作态度，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对抗性矛盾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香港回归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生产力要求和发展水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点来变革生产关系中不相适应的环节，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制定“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没有先进的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会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会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问题，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138、96页。）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根本立足点。要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必须加强祖国大陆的主体地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先进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这一点不行。有了这一点，就能形成对台湾的高势能辐射作用，增强两岸统一的向心力。这就需要大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祖国大陆经济实力，这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根本力量所在。
第二，多层次生产力结构要求生产关系在大体统一的前提下采取多样化具体形式来适合生产力发展，在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发展台商与大陆合资的经济形式作为补充，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又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形式在大体统一的前提下就具有多样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层次生产力结构要求改变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它经济形式等为补充的所有制格局，以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结合对外开放大量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各经济特区积极兴办三资企业，其中包括4 万余家台资企业。在两岸没有举行政治谈判前，大力吸引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做到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会对两岸起到紧密的连结作用，并对台湾当局起到制约作用，其战略意义超过经济发展本身。
第三，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决定，在一个国家内部会出现两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状况，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必须承认两岸差别，尊重历史和现实，求同存异。社会形态发展具有统一性，但不否认某一国家在特定时期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实行某种或几种社会制度，除取决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外，还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新旧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采取扬弃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列宁在苏俄经历由剥夺剥夺者、建立公有制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后，清醒地认识到在小农经济成分占主体的苏俄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新中国成立后， 祖国大陆和台湾存在两种生产关系。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尤其通过改革开放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前景。台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稳定，大体上适应台湾生产力发展状况，还具有一定潜力和余地。无论祖国大陆还是台湾，社会生产力发展都是在吸收和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成果的基础上两岸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结果，都是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成果。以“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实现两岸统一，必须尊重两岸两种生产关系适合或比较适合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历史和现实，重视它们的优势互补。祖国大陆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和市场优势，台湾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再加上香港这个世界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特殊作用，一定能够形成强大的“中华经济圈”，再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未来。
三、“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巩固与发展的普遍真理，这一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才能真正地解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突出特征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努力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用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的新方法，它既体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则性，又体现充分尊重台港澳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灵活性，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结合的集中表现。
第一，和平共处原则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主要立论依据。和平共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原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处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践中最早提出的，是苏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列宁在1919年12月俄共（布）八大《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注：《列宁全集》第30卷，第164页。）中国政府在1954 年同印度政府签定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倡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又在1955年万隆会议重申这五项原则，并逐步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70年代，中国同美国以和平共处的办法解决了美军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问题，消除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和平共处原则既然可以协调国家间关系，也可以解决国家内部历史遗留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138、96页。）“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把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扩大到处理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地区间关系上，显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思想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列宁领导的苏俄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经历由剥夺剥夺者、建立公有制到对中小企业实行“出租制”和“租让制”的复杂演变过程。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倒退”，实质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新经济政策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克服危机、调整工农关系、发展苏俄经济的政策，符合当时苏俄实际。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小商品经济占主体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赶超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2页。）， “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阶段、途径和方式”（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525页。），使“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4页。）， “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15页。）也就是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金和科学技术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赎买政策，没有采取苏俄剥夺或没收政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1957年后，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超越了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不仅继承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租让法案”等利用资本主义思想，而且超越原有范围，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保留台港澳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方案，既保持香港国际金融市场和自由港地位，又保持台港澳与外国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在新条件下对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利用，因为保持台港澳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祖国大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样做从政治上说既尊重历史和现实，又有利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从经济上说可充分发挥台港澳信息窗口作用，使台港澳成为中国同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进行经济联系的有利阵地。从香港回归前后的实践看，它一直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通向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窗口，祖国大陆的外汇有1／3来自香港，外商和台商大都经过香港到祖国大陆投资，占整个外来投资的60%以上。同时，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也离不开祖国大陆，香港转口贸易的80%同祖国大陆有关。香港回归后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对香港人民有利，而且对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祖国大陆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三，“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党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战略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但也要在坚持原则立场前提下，采取符合实际的灵活机动的策略方法来保证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的范例。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一是坚持台港澳必须回归祖国；二是坚决反对台湾当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两国论”；三是为遏制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在策略灵活性方面：一是在正常情况下努力坚持以两岸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以避免战争破坏和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三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力争实现两岸“三通”；四是多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可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既坚持国家完全统一的原则性，又尊重台港澳历史和现实，具有保留其社会制度长期不变的高度灵活性。从香港、澳门回归例证中，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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