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的四种误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四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误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3)05-0015-04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倾其全力研究上层建筑，亦即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而马克思在这一领域又有着深刻的思考，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了。出于“返祖”的学科本能，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发掘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联。这种本能却逐渐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为了把握思想关系而忽视文本关系。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思想与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这种倾向所呈现的总体观点。严格说来，这种忽视文本历史的思想史解读，得出的结论多半是经不起推敲的误读。
误解之一：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观基础上提出的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卢卡奇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文化观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革命的重要理论”[1]。其中，研究者所称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观”提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被其称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革命理论”则是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归结而来。需要深究的问题在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上述理论的提出确实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础吗？其实，证明这种论断正确与否并不困难。
首先，熟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人都知道，这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思想巨著是“卢卡奇流亡维也纳期间于1922年圣诞节前夕完成的”[2]译序2，并于次年春在柏林出版。作为一本论文集，该书收集的文章是卢卡奇在1919年至1922年四年时间内写就的。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完成的时间在1845～1846年间，但首次部分面世是在1924年，整体正式出版则是在1932年。显然，卢卡奇写作本书时没有仔细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可能，所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形成的上述思想也就不能人为地或先验地追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上。
其次，仔细翻阅《历史与阶级意识》，不难发现，《资本论》、《反杜林论》、《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等文本在其中得到了大量的引证。这种大量的引证被卢卡奇视为真正达到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一种途径。因为在卢卡奇看来，“每一次引证同时也是一种解释”[2]序42。这在体现卢卡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深入钻研的同时，也反证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没有受到来自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
最后，在此之前也曾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便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卢卡奇在没有机会接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以其“非凡的理论思考力”[2]译序7提出了与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思想颇具共识性的物化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处误解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物化问题上对于卢卡奇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1908年前后，卢卡奇为了给其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即《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社会学基础，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后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直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得出‘物化’这个概念”[2]译序7。《资本论》由此成了证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思想史关联的桥梁。而对于此处的误解而言，则还缺乏这样的中间文本来证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理论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内在联系。
误解之二：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倾向于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早期著作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版)第三编第12章“科尔施”部分中，根据科尔施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科尔施做出了如下评断——“科尔施倾向于运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引用《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多得多。”[3]176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所作上述结论粗看起来并无不当，但仔细推敲却是有问题的。且不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何，在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必比《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多多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要少得多。在科尔施的这部代表作中几乎没有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明显痕迹，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所存在的“出生”之差。前者发表于1923年，后者的“身世”则更显坎坷。“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但当时并没有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4]66，“《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实际上是由梁赞诺夫第一次重新组织起来的文本。因为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都没有能够真正透视此书的原初的逻辑构架，而是梁赞诺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能够把我们关心的这部零散四方的手稿’分别从伯恩斯坦、劳拉等人手中搜集起来，并第一次复原了此书的基本文献构架。”[5]199-200“在梁赞诺夫主持下，192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次发表了《费尔巴哈》一章。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又刊出这一章。1932年，MEGA1第一部分第五卷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这时才全文刊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6]。另外，可以把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引文一一找出，加以比较则最为清晰。
误解之三：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葛兰西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包含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萌芽。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7]。“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深度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挥。”[8]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考察与分析，不难发现，“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的”这一观点并不违背马克思与葛兰西各自的理论主张。但是，不能因此认定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上述观点的“接受”、“继承”和“发挥”。
首先，葛兰西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了解葛兰西生平的人知道，“葛兰西1922年任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创办《团结报》，主张北方工人同南方农民联盟反抗法西斯暴政；当选意共总书记。1925年，他为意共三大起草决议，清算波尔迪加机会主义路线。1926年撰写《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正当他组织反法西斯总罢工时，11月8日被捕，后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20年监禁”[9]1-2。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俄文版1924年问世，德文版1926年面世。而在狱中，葛兰西“把监狱当作课堂，组织政治犯文化补习学校，亲自教授历史、地理；他自己参加德语班学习”[9]2，补习德语语法。这些材料证明了葛兰西在入狱前还没有掌握德语。即便是葛兰西在入狱前第一时间接触到了德文版，他渴望打开这部伟大著作，手中却没有钥匙。
其次，葛兰西后来所提及的马克思著作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出版时曾说，“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0]34。葛兰西在1924年的致齐尼教授的信中写道：“我从俄罗斯带来一些著作，其中有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集。……这部文集大约400页，小8开本。”[11]128几天后，他在致意共中央执委会的信中再次提到该书：“一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选。在苏联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文集，我就有这本书。这本书很棒，如果齐尼教授仍是我们的同情者，可以在意大利编辑一本类似的文集(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140。这个文集有没有可能恰好是1924年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呢？尽管，人们无法确认这本书的确切名字。但是，葛兰西也同时指出“在意大利正如在苏联一样，文集的出版可以按如下选题精心编排：农业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党组织问题、学校与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等等”[11]140。因此，从文集内容编排上可以反证出这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并非《德意志意识形态》。
最后，1924年俄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译为意大利文进而传入意大利，并为葛兰西获得从而对其深入研究。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呢？从目前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与传播史等相关研究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我们也要回到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客观现实”——《狱中札记》、《狱中书简》等文本——中进一步加以考察。换言之，即使葛兰西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意大利文版，那么，如果这一著作的内容在其文本中没有得到体现的话，所谓的“接受”、“继承”与“发挥”又从何谈起。众所周知，葛兰西在狱中的生活极其艰苦，只有最基本的纸笔和一些普通书报，并且是经过艰苦斗争而得到的，至于其理论研究几乎完全凭借记忆。他写于1929～1935年的《狱中札记》充分“体现了‘人类意志的极限’，即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的历史和个人背景进行思考”[12]跋。即便这样，对于一些敏感表述，葛兰西也做了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人理解的难度。同时，由于时间的原因，一些表述也无法达到现在的学术标准。但是，得益于后人的翻译与研究，尤其是一些学者对相当隐晦或模糊的表述进行了再次注解，理解困难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文本注解绝大部分的表述可以从《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等经典著作中找到对应之处，但直接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并不存在。
误解之四：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发展[7]。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论断的不当之处在于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论证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文本依据，使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存在着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发展，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这种能够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逻辑本身是缺乏逻辑的。因为“文艺”与“文化”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严肃且严谨的理论研究而言，却有着严格的本质界限。文艺作为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与表达，一般是指文学和艺术，有时亦指文学或表演艺术。而文化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从该文的整体内容来看，可以将文化与文艺的混乱使用视为作者的无心之失，其观点侧重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
其次，“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看似名正言顺，实则不然。如果这种论断成立的话，其造成的结果要么是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做泛化理解——文化霸权理论放大为文化理论，要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窄化理解——文化理论等同于意识形态理论。众所周知，对于意大利文“egemonia”一词，学界对其翻译做了严密的考证，译为“霸权”或“领导权”，两种译法可以说各有侧重。但是，就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霸权都是围绕意识形态而言，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可以说，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霸权；文化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13]54。然而，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所关注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则并非仅仅局限于此。从实际使用来看，马克思对于文化的理解并未局限于意识形态层面，还存在着广义的文明①和狭义的知识②等情况。因此，与其说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逻辑展开”，不如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展开”更为准确。
最后，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作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理论来源并无不可。因为葛兰西就曾明确指出，“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14]262。在葛兰西看来，“伊里奇③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15]285。而对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而言，马克思的哪些文本的哪些思想对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葛兰西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有着扎实的文本功底。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于葛兰西思想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因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便认为前者是后者思想的逻辑展开。显然，这种结论同样是片面追求对思想关系的把握却忽视文本关系而产生的结果。
总之，文本是思想的诞生地，把握思想关系的前提是对文本关系的准确把握。理论研究要尊重文本，尤其要尊重文本的历史，否则再多的理解与解读只能成为一种误解与误读。
收稿日期：2013-07-10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一章中写道：“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86页。
②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写道，“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那我就提醒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83页。
③即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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