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是明天的经济——华侨城的经济成就与文化动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文化论文,华侨论文,成就论文,明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01)03-0072-04
华侨城集团的前身是深圳华侨农场，原是一片荒山和黄沙土，1985年开始开发，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拥有以电子家电产业、旅游产业和房地产产业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1998年的年产值已达到130多亿，成为深圳第一个超百亿的大企业[1]；华侨城城区也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郁的优美整洁、文明现代的旅游城，并向着21世纪中国示范城区的目标迈进。综合考察华侨城的发展历程，可以认为，企业文化动力是促使华侨城经济高速发展、城区建设成功的重要内驱力之一。华侨城企业文化的内容丰富，个性独特，风格鲜明，笔者在此，试择其大要，作部分阐述。
一、立根、包容与创造力
企业文化的精神核心是价值理念，华侨城人有一句概括共同价值取向的口号：“中国心，世界情，华侨城”。“中国心”是立足中国文化之根，“世界情”是广纳世界八面来风，“华侨城”是创造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十几年来，立根、包容和创新一直是华侨城人突出的企业文化理念。
20世纪80年代中，刚创办的华侨城在投资上就独树一帜地以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锦绣中华”作为企业的第一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同时进行的城区建设，却定下“以新加坡为模式”的总体发展方向。当人们忙于引进外来产品、设备和资金时，华侨城高价引进的第一个“项目”却是以年薪11万美元的高薪聘请新加坡国家规划大师孟大强作为规划顾问，而且一聘就是十几年。华侨城的创办人马志民长期生活在海外，深知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深知先进的观念比物质远为重要，他看中的是孟大强先进的文化观念。孟大师果然不负所望，在国内时兴大搞经济开发区、大建工业厂房的热潮中，他力排众议，主张大搞规划和环境建设，在华侨城树立起“规划就是财富，环境就是资本，结构就是优势”等一系列新颖科学、具有自身特色的开发建设观，使华侨城一开始就向着规划超前、结构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区发展。无论是独树一帜地高扬中国历史文化大旗的“锦绣中华”还是大胆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新加坡模式”，这在外来文化强劲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开放前期都是鲜明而独特的，华侨城人的观念是：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是根。这种扎根民族又广泛吸取外来文化的精神在华侨城集团中处处可见，例如：在旅游产业的整体构成中，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世界之窗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缩影，而欢乐谷则中西文化兼有，这是从民族到世界到相互结合。这几大景区以深圳地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和窗口为依托，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文化主题为灵魂，以独特的文化创新轰动海内外，被誉为“开创了中国旅游文化的奇迹”。几大景区如此，就是普通的设施或小纪念品也体现了华侨城人这种精神。厕所在锦绣中华景区之所以被游客誉为第81景，就在于华侨城人善于学习国外洗手间的观念和做法，改变了厕所简陋污臭是理所当然的传统观念，使厕所清香洁净，鲜花怒放，音乐悠扬，服务周到，这在当时国内还是很超前的。厕所经营者黄积发对此的想法是“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小小洗手间，折射的是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形象”，[2]一位资深专家看了洗手间后说：“日本的洗手间文化世界领先，然而，这里的要超过日本。”[3]在考虑第四个主题公园欢乐谷的象征物时，华侨城人独辟蹊径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幻想产物“麒麟”拾起来，以中国十二生肖作为它的伙伴，赋予现代的卡通造型，并给它起了一个西式的名字——皮皮王，现在皮皮王已开发出小到钥匙扣大到服装等200多个旅游品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华侨城的一个象征之一。
事实上，任何创造都离不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互动、结合，就是华侨城中最富于民族性的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其成功除了主体内容立足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外，也在于采用了主题公园这一引进的新颖形式，从而使其在国内外都具有强烈个性和独特色彩；“以新加坡为模式”的成功引进，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了华侨城自身的特点，注入了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开业当年便获得国际创新大奖的欢乐谷，则是华侨城与美国NBGS公司合作的结晶。总结华侨城十几年的实践，可以说，立足民族、学习先进和不断创新是华侨城人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互动、结合方式上的基本取向和成功动力，其中可贵的是他们立足民族文化又能创造性地跳出常见的狭隘、保守的民族意识，不拘一格、更重精神，努力在学习世界文化的创新中宏扬传统，努力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艰难而漫长的探求，中国几代文化人士为之设计出的方案有许多种，莫衷一是，而今天的华侨城人则用成功的实践写下他们鲜活的思索。
二、着眼长远的文化营造
华侨城人是靠旅游起家的，在深圳这个十分缺乏旅游资源的移民新城市，华侨城人为什么能创造旅游奇迹呢？华侨城人的做法是创造性地以文化切入旅游，并“以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来带动其他项目。
或许会有人说：旅游业本就是文化色彩很浓厚的行业，重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事，华侨城以文化切入旅游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其实不然。在华侨城建景区前，我国新建的旅游项目大多是游乐场，技术成份多，文化含量少。由于文革时期我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文革后抓经济建设自然成为急迫的头等大事，那一时期人们的精力主要放在经济建设上，经济成就成为超越其他一切的最重要标准。而华侨城人既没有走游乐场的时髦，也没有一味地赶经济的热潮。马志民在谈到创办锦绣中华的动机时就说，当时主要并不是从经济效益而是从宣传民族文化上考虑的。虽然华侨城几大景区的景点和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渗透着浓厚的文化色彩，但华侨城人的文化意识和行为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而更体现在整个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华夏艺术中心、何香凝美术馆、喷泉广场、雕塑走廊、欢乐干线、OCT生态广场等等设施都富有文化内涵，各具特色，即使住宅建设，也以“环境+文化”的高尚文明住宅为目标。例如全长1.3公里的雕塑走廊，有各种形态生动、内涵丰富的雕塑作品，有休闲椅和喷泉、灯光和绿树、鲜花等景观，集文化欣赏、旅游休闲于一体。走廊中的雕塑作品，出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等雕塑大师之手，汇集了当代中国各主要流派、风格，其中有一组雕塑作品反映的是特区人的精神风貌和都市生活。这些作品或具体或抽象，或传统或前卫，或让你一见倾心，或让你思索不已，雅俗兼备，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学术价值，为当代人传递出都市生活方式和现代生命意识，其中那些前卫的、不易理解的雕塑作品的设置更体现了华侨城人的一份文化苦心：“人的生存需要一种张力，需要碰到新的问题。艺术欣赏也是这样，如果人永远处于‘顺眼’状态，人的视觉也会麻木和懒惰。”[4]又如去年兴建的生态广场，以回归自然为理念，突出现代都市的生态环境，反映了华侨城人自觉的生态文化意识。可见华侨城人对文化的理解和要求并不是单一、肤浅的，在他们看来：华侨城的文化内涵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立体的，既要有传统的，也要有现代的，既要有适合广大公众的通俗性、普及性的文化，也要有前沿性、学术性的文化。“环境再好，没有文化内涵不行”，“不单是环境好，还要有文化品味”，“环境优势是基础，文化优势是灵魂”，这些提法体现了华侨城人追求文化品味的理念。
改革开放后，南方有些地方曾出现急功近利的围墙经济、马路经济泛滥成灾的现象，阻碍了城市的持续发展。华侨城人不急功近利、着眼长远的文化营造，虽然少了眼前一时的利润，却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带来了长远的更可观的经济利益。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改变了以往游客只看几大景区、来去匆匆的行为。这些年，游客已日益喜欢在非景区的地方逗留观光，每到节假日，不购票在景区外的“城”里观光的已占了游客的一半，即使平时也有三分之一，[5]给城区带来了持续、良好的人气和消费；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使房地产出现十分可观的升值，使华侨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提高，带来了无形的品牌资产，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题公园周期性的衰退，虽然华侨城几大景区效益有起伏，但整体上至今一直持续保持良好的业绩。反观国内许多人造景区，继锦绣中华以后国内人造景涌现了1000多家，与华侨城形成激烈竞争之势，但不出几年就大多不景气，有些还关闭，原因之一是它们缺乏华侨城创造性、持续性和整体性的文化营造和文化环境。
三、“商而好儒”的儒商气度
在明代中国大地上，曾先后出现山西晋商与安徽徽商两大商帮，雄居全国，之后晋商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独领风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商是纯粹的商人，不重文化，重利甚于重名，对其后代是让优秀者从商赚钱，让平庸者读书应试，结果从商者因为缺少文化而后劲不足，读书者文资一般而难登仕途高阶，晋商因而被戏为“土老财”。徽商则不同，他们大多先儒后商，商而好儒，知识修养高。因此他们善于洞察“盈盈之数”，精于“进退存亡之道”，重视道德，熟知礼仪，精明练达，在商场中屡获大胜，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商称雄中国几百年，被后人誉为“儒商”。
在20世纪末的中国深圳，活跃在华侨城的企业家们也属于儒商的类型，这不但体现在他们怀有浓厚的文化意识，体现在他们努力创造高品味的文化产品，还体现在他们十分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努力学习的良好风气。一是善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多年来，华侨城人先后借用多个世界一流的“外脑”（外国专家或公司），同时每年派员工出国实地考察学习，了解国外同行业的最新信息，不惜花钱买“视野”；“借外脑”和“买视野”的双向学习，给华侨城人带来了先进的科学规划和规划观念，带来了先进的环境设计和环境理念，带来了精品制作原则和精品意识。二是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在华侨城集团，公司领导除了鼓励全体员工以自学为主外，还创办中旅学院，不时请有关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分层次对员工进行培训。总之，华侨城善于通过各种方式使公司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成为“学习+工作”型的企业。
未来学家泰普思科在《数字化经济》中说：“新经济体系中的领导能力就是领导学习的能力。”[6]华侨城的领导班子在学习方面均是身体力行的积极倡导者。总经理任克雷知识广阔、思维超前，和他随时随地挤时间学习是分不开的。每次外出坐飞机，他总要在候机室里买本书看看，时常是到下飞机时已看完，一遇到好书就向全公司推荐，在风靡全公司的国内外畅销书目中，有一些就是经他推荐的；有的书任克雷还要求中层领导人手一本，有的书还用文件的形式要求大家必学。学习使华侨城人能不断地接受新鲜信息，吸取先进思想，取得改革创新的思想火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学习对经营的影响。美国通用公司总裁著有《掌握命运》一书，书中有一个思想：下属企业在行业中一定要占第一、第二位，否则就应该枪毙、拍卖或转移。任克雷读后深受震撼和启发，他想到华侨城的产业结构调整，于是他给每位领导成员买一本，一起学习、研究，从而确立了华侨城的企业必须是同行业一流企业的目标，并采取抓大放小的方法，确定有行业优势的电子家电、旅游、房地产为主导产业，其余通过清盘破产、转让、出售等形式放活，把资金集中注入优势产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动，这是一次阻力不小需要咬咬牙下决心的“壮士断臂”、“流血再生”的重大改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前，华侨城分散于20多个行业的企业有101家，大部分企业规模小、档次低、效益差，占总数90%的小企业占用了集团公司50%的资源，生产的利润却不足总利润的10%。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后，从1995年到1997年，以康佳为主的家电产业的销售收入由36亿元增长到72亿元，房地产由1.5亿元增长到3.2亿元，旅游业的平均增长率也在15%以上，华侨城的一批经济巨人由此成长起来。[7][8]这一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举措在全国尚未真正展开产业结构调整的1995年还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当后来国内企业由于结构不合理而开始大调整时，华侨城人由于领先一步而取得领先优势。
如果说几大景区和雕塑走廊等文化设施是华侨城人重视文化的外显，那么对自身修养的追求，则体现了华侨城人文化的内蕴。事实上，对于现代儒商，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文化人从商或用他的知识专长经商，如果说处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儒商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文化修养，那么处在知识周期不断缩短、信息发达的今天，现代儒商除了应具有文化意识和修养，还应强调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的能力。国外的经营者强调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的组织”，成为“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这正是他们成功的法宝之一，正如壳牌石油公司的企划主任德格所说的：“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你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9]
四、结语
当内陆以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行为、观念看待广东文化和深圳文化时，华侨城人正以工业社会的现代意识、超前理念经营着华侨城。当你看看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的西安古城，再看看只有十几年的华侨城，你不认为她们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吗？前者有着极其厚重的历史感，后者有着十分新颖的前瞻性。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属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或许我们更应当这样理解：文化资源的富有并不等于文化现实的富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文化的创造，你可以说华侨城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华侨城人文化意识之强，文化观念之先进，文化实践之前沿，对中国的企业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富有借鉴意义的，可以说，华侨城是中国当代社会一个新型的、成功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