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民族性格上的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性格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6)02-0166-04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6.02.028 近年来，蒙古族文化研究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各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有一种倾向值得关注，即分类的、微观的、实证的研究(诸如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蒙古族饮食文化研究、蒙古族礼仪文化研究等)发展突飞猛进，而整体性的、概括性的、定性的研究(诸如蒙古族文化的基本分类及其特征、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蒙古族文化的核心理念等)总体滞后，使蒙古族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从而影响着蒙古族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也影响了蒙古族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一、关于蒙古族文化的整体研究 1934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为露丝·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撰写绪言指出：“注意活的文化，已造成一种对每一文化之整体性的更为强烈的兴趣。人们越来越感到，从其一般背景下抽出的某种文化特质，很难让人明白理解。”[1](P.2)因此，“把一种文化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的渴望，迫使我们把对标准化行为的描述看成仅是通向其他问题的铺路石。”[1](P.2)这里，博厄斯不仅肯定了本尼迪克带来的文化人类学新的研究范式，而且指明了文化人类学只有遵循这一研究范式，即从整体上关照对象的方式和路径选择，才能更好地把握和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意义，以避免陷入博厄斯所说的好似歌德所讽刺的“处境”。① 博厄斯所说的好似歌德所讽刺的“处境”，在蒙古族文化研究中随处可见，并且成为一种有充足理由的“当然”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研究，微观的、实证的观察和描述都属于基本的和基础性的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其他任何研究，包括我们一再强调的所谓整体研究，都将无从进行；另一方面，是因为微观的描述性研究较之整体的抽象性研究，或许更易于入手，其成果也易于被认可。与此相反，整体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被誉为开启中国国民性研究先河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深有体会地说：“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2](P.1)他还引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先生“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致歉”[2](P.1)的例子，证实这种研究的费力不讨好。 即使这样，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严重性的学者们，明知从整体性入手开展蒙古族文化研究的难度，仍旧坚定地迈开了自己探索的步伐。例如，朋·乌恩在其研究蒙古族文化的著作中，在分门别类地描述蒙古族的文化现象之后，明确提出了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并指出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蒙古族坚韧不拔的执着性、关爱生命的普惠性、包容异己的开放性、遵循规律的开拓性等方面[3](PP.164～178)。那仁敖其尔先生更深入一步，在和赛音德力根合著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文化》一书中，将古代蒙古族文化概括为奇颜文化，并从奇颜智慧、奇颜精神两个层面对奇颜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述，是从整体上研究蒙古族文化不可多得的专题著作。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很有特色，这里就不做更多的引述。 这些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研究蒙古族文化，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难度，只要我们重视，认真去做，就一定会逐步发展开并取得积极的成效。这一点，已经被已有的学术活动所证实。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蒙古族文化进行整体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集中，特别是在诸如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等主要问题上，仍缺乏必要的共识。这也是本文提出问题并加以讨论的缘由所在。 二、关于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蒙古族文化的特征问题是蒙古族文化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蒙古族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有的人将蒙古族文化的特点或精神概括为“开放性”“刚毅性”“崇德性”，有的概括为“感恩自然、诚实守信”，有的概括为“自由开放、随遇而安”，有的概括为“坚忍不拔、甘于奉献、敬重自然、关爱生命”②，等等。另一方面，从不同层级分析和概括蒙古族文化的特征。这种不同层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点是其“主要性”，即一种文化的特点较之于其他文化的特点，虽然不能完全加以区别，但也十分显著，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张岱年、方克立先生就是从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上，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视作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4](PP.286～299)另一点是其“惟一性”，即一种文化的特点较之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可以交叉的“边界”。例如，余秋雨先生就不同意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看作中国文化的特性，认为这种文化观念和精神特质是大多数民族所共有的，只是语言表述不同而已。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是，“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三足鼎立”“三道统一”构成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惟一特性。[5](PP.13～16)蒙古族文化研究也试图在这两个层级上积极推进，许多研究项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不仅没有让人确切认识到蒙古族文化的独特性在哪里，也没有让人确知蒙古族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吸纳和融汇以上两点不同层级的学术追求，提出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将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下三点：一是崇尚自然，二是崇尚自由，三是崇尚英雄。即蒙古族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化；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崇尚自由的文化；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英雄文化。而且，这种崇尚自然的文化、崇尚自由的文化、崇尚英雄的文化，作为蒙古族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既有借助、给力的一面，又有补充、弥合、延展的一面，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效发挥出蒙古族文化的整体功能。例如，奉行崇尚自然的文化，必然树立和倡导“约孙观”，坚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奉行崇尚自由的文化，坚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必然树立和倡导“伊克伊”思想，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同时也可以有效抵止和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因为英雄历来来自群众，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在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英雄，成就丰功伟业。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马克思和康德关于自由的论断。马克思从认识和把握必然的视角阐述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作为蒙古族文化三大基本特征之一的崇尚自然、崇尚自由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从知行统一上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如果说康德是从人的道德和先天绝对性，即所谓的道德律令引出人的自由本性的话，那么，蒙古族文化就是从崇尚英雄这一内在品质中引申出民族“集体人格”的最高目标即英雄。因为，在蒙古人看来，英雄一定是对历史、对民众负责并有所作为的人。这就和康德一样，也是从“责任”出发、围绕“责任”做文章的。 但问题是，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之文化特征几乎是世界各族所共有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三个“崇尚”当作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呢？ 这是因为，这三个“崇尚”虽然在内在品质上同其他民族崇尚的精神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区别，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从知行统一上看，蒙古族对待自然、对待自由、对待英雄的态度和方式显然是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从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到思维定势、思想感情，都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重要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融汇到自己全部的生活之中。同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广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文化特质形成过程中，自由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依据和凭借，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而英雄之于蒙古族来说，就像一个人的名字同他本人一样，显示为一种简明的指代关系。难怪，在蒙古族男子当中，人们至今大多喜欢起用“巴特尔”这个名字，而这一习俗在其他民族中是很少见的。这说明，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蒙古族文化是孕育英雄、崇尚英雄的文化[6](PP.1～13)。 如果说得再明白一点，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对于很多民族来说，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向往，而对于蒙古族来说，它不只是一种观念和向往，而且是一种行为、一种实践，是生活本身的实际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就是在蒙古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获得独特的认识与行动、理念与实践的双重品格，并由此成就和升华为蒙古族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 我们说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是蒙古族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并不排除蒙古族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只是说，这三大特征在蒙古族文化中具有鲜明的标识性，主导作用大，涵盖面广，解释功能强，并直接影响着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育。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深刻认识和把握。 三、蒙古族文化在其民族性格上的体现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是其民族文化长期沉淀的结果，是其民族文化在其民族性格上的体现③。那么，蒙古族文化在蒙古族的性格上有怎样的体现呢？笔者认为，蒙古族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的文化在其民族性格上的体现就是闲适、浪漫和豪放。 闲适，是一种从容，是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的逻辑象征；浪漫，是一种优雅，是自由生活诗意的栖居；豪放，是一种豁达，是英雄气概的外化。这就是说，蒙古民族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的文化，造就了蒙古民族闲适、浪漫、豪放的民族性格。反过来，只有认识到蒙古民族闲适、浪漫、豪放的民族性格，才能真正懂得蒙古民族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的文化特征。 就像辜鸿鸣先生对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与中国人性格作出的著名比较那样：“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法国人民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对于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7](PP.5～6)辜鸿鸣的精彩比较虽然不一定准确，却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即不同民族的性格在很多方面是交叉的，其中一些性格特征也是不同民族所共有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一个民族的几种性格特征聚合一起，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蒙古族闲适、浪漫、豪放的性格特征就是这样的。其中任何一种性格特征都可能为其他民族所共有，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同属于蒙古族就与众不同了。 当然，蒙古族闲适、浪漫、豪放的性格特征，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仁敖其尔先生就指出，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奇颜精神”的最早定义是“刚毅、勇敢、大无畏”[9](P.65)，而没有后来追加的其他内容。这就像唐朝时期的中国人同宋朝时期的中国人在文化和性格上都有很大不同一样④。同理，不同地域，不同部落的蒙古人的性格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罗布桑却丹就指出：“外蒙古人之性格观其表略显粗犷，而观其内则刚毅且远虑者居多。内蒙古人之性格观其表略显机敏，然缺乏沉毅和远虑。”[8](P.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族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理想中，惟一不变的是对英雄的崇拜和向往。就像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一样，蒙古族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定为“英雄”。这是蒙古民族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的文化特征和闲适、浪漫、豪放的民族性格在人格目标上的最高追求，具有某种神圣的终极价值。 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并有深刻阐述。例如，包斯钦、金海在讨论草原精神文化问题时就讲到，以蒙古族文化为重要代表的草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英雄这一理想人格，并且赋予其‘力勇义智’四项内涵，使其化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力量，以指导人们的人格塑造和价值追求”[9](P.380)。 概括地说，蒙古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崇尚自然、崇尚自由、崇尚英雄，与此相适应的民族性格特征是闲适、浪漫和豪放。在闲适、浪漫、豪放的民族性格特征之上，高高矗立的是英雄人格的理想。这就不难理解，蒙古民族为什么往往被人们称作英雄的民族。当然，以英雄作为人格目标追求的民族，其英雄所具有的品格，诸如诚信、勇敢、坚毅，也是其民族性格的基本表现，而且是不证自明的。 ①博厄斯指出，把文化人类学家只知描述各种文化范畴而不知它们之间联系的现象，比作歌德所讽刺的那样，“谁要真正认识描述生命之物，先得寻找精神的本质归宿，如果缺乏精神的沟通，那他就没得到生命的全部”。 ②参见《蒙古学研究年鉴》2013年卷。 ③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何谓君子》第7页。 ④例如，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诗热烈，宋词沉思；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参见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0～82页。标签：蒙古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