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党内民主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党内民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59-08 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和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人。列宁去世后，他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被开除出党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尽管托洛茨基迄今为止仍然备受争议，但他无疑是在苏俄历史乃至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和最早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人物。客观地去研究，而不是如过去一段时间那样全面否定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他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阐述和思考，对于认识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思考当前党内民主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也有重要启迪。 一、托洛茨基党内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 对于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领导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倾听全体党员的呼声和要求，这是党内民主的题中之意。但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便面临的重兵压境的形势使得俄共(布)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总的来说实行的都是“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即普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命令，不得加以讨论。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也必然导致党内民主的不足和党的生活的官僚化。实际上，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生活的官僚化和党内民主的严重不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必须实行从“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转变的任务，要求党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1] 遗憾的是，党内政治生活并没有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走向工人民主制，而是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凌驾于全党之上和越来越习惯于代替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作决定。比如，布哈林在1923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曾这样描述党组织的基层选举和党内对问题进行谈论时的情景：把党组织成员集合起来，问他们“‘谁反对？’由于他们多少都不敢说反对，于是就任命被指定的人为书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的选举变为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谁要是表示反对上面的意见，那是会倒霉的……”。对政策问题的所谓讨论也是这样：“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那就是我们党内关系中习以为常的形式。”[2] 针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现行制度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取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3]与此同时，党内46位重要领导人也就党内生活状况提出了批评：“党内的自由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党内舆论沉默了。现在不是广大党员群众推举和选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相反，党的书记等级越来越多地在选拔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党的代表会议越来越成了这一等级的安排工作的会议”，“党内确立的制度令人不能忍受，它扼杀党的独立性，用精心挑选的官吏来取代党”。[4] 鉴于上述情况，1923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并再次重申了俄共(布)十大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但党内高层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人认为党还不具备实现党内民主的充分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还有的人甚至把要求发挥党员的首创精神看做是追求小集团的自由、破坏党的统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8日再次给党的会议写了公开信，之后又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后来又补充几篇，于1924年1月以《新方针》的书名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包括《给党的会议的信》《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小集团和派别主义》《党的社会成分》等，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党内民主问题。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一书中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提出强烈批评。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托洛茨基指出，党内出现了“党的机关代替全党考虑和决定问题的倾向”。[5]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则直言党内出现了“两层生活”的危险，即“上层作出决定，下层只是听取决议”，这引起基层党员的严重不满：“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6]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对党的领导机关如何改进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他强调“党内生活的重心应从机关转移到党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7]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他借普通党员群众之口，表达了他们对党内民主的热切渴望：“我们不仅想受你们的领导，而且想同你们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员的权利”，“我们希望积极地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8]在《小集团和派别主义》一文中，托洛茨基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9] 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愿，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的趋势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党内民主越来越成为奢望。在1931年的《苏联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此说道，“机关代替了党”，“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地方的党组织由书记挑选并专制地加以改造。新的党员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党组织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任命，而中央委员会则正式地和公开地变成了总书记(斯大林)的一个咨询机关。代表大会被任意地延期，代表们是根据他们同那不能调换的领袖的团结一致的表现由上峰挑选的。下层对上面的监督已经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10] (二)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 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党内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托洛茨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1923年的《小集团和派别活动》一文中，托洛茨基说：“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绝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种不同。”[11] 出现意见分歧不可怕，重要的是怎样对待党内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能采取压制手段禁止党内争论和批评。[12]在《新方针》一书中，他对那种“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要别人交出党证来”的压制党员民主权利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强调在党员群众发出困惑、怀疑、反对和批评的呼声时，不能总是以呵斥、遵守纪律的要求来回敬他们。他明确指出：“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13] 托洛茨基这些论述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严格党的纪律与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实现党内批评自由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党内民主意味着党员是党内事务的主人，拥有对党内事务独立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而纪律则以服从为特征，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既要求党员严格服从党的纪律，又不因为服从的要求忽视党员的主体地位和牺牲党员的批评自由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新方针》中，托洛茨基就发展党内民主与严格党的纪律的关系问题说道：“革命的主动精神，即批判地大胆地探讨问题的精神是与战斗中的铁的纪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14]他明确指出，党所需要的不是“消极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奉承”，“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勇敢和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见解”。[15]很显然，托洛茨基这里是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因为严格党的纪律而忽视党员个体的主体地位，压制党员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窒息党内民主。 然而，托洛茨基期望的新方针的出发点，即“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并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敢于向党、向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和进行批评的人，无不成为了被无情打击和清洗的对象。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就斯大林残酷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做法气愤地指出，在列宁时期，虽然党面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武装富农的破坏，党内依然能够就最尖锐的政治问题进行公开的和无所畏惧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经被摧毁，工业化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而绝大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在这时候不能对永不更换的领导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只要要求根据党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会被立即开除，任何一个公民，只要说出对永不犯错误的斯大林的不同意见，就几乎等同于参加恐怖活动而会受到惩处？这样可怕地骇人听闻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16] 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所以如此强调党内争论，固然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题中之意，但同时也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直接关系着能否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他认为，党在制定党的大政方针时，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积极征求和听取不同岗位上的全体党员的意见，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即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实现科学决策。在《党的社会成分》一文中，他以如何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例分析说，“既然问题涉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那么党就要考虑——必须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职位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综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某个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7]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党内决策时越是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占优势，即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有时集中在书记一人手里，“就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不具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确实是幼稚的幻想”。[18]在1927年9月27日-2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托洛茨基说道：“斯大林的不幸(它已越来越成为党的不幸)就是斯大林的智力才能和由党机关集中在他手中的权力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19]很显然，托洛茨基这些论述是强调，如果党内决策时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而是少数人或个人说了算，就不能做到集思广益，从而为实现正确决策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和保证。 (三)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活动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别活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只有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才能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在政党政治实践中，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正视并正确对待党内派别问题。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20]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两点：一是承认党内出现派别是正常的，二是指出对党内派别，如果只是一味地打压，只会加剧党内的派别活动。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历程看，党内不止一次出现过深刻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甚至一度具有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性质。在对待党内派别问题上，列宁一方面提出要通过发扬民主的方法，即充分尊重吸收反对派的合理意见，来最大可能地维护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坚决反对派别活动的鲜明立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对派别活动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如在1921年，在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党却因工会问题派别林立、陷入无休无止争论的情况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在列宁的提议和主持下专门制定和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21] 应该说，就当时俄共(布)面临的形势的严峻性而言，通过这样一个绝对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是必要的。但不可否认，如果把它绝对化，也会给党内民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成为党内一些人铲除异己的尚方宝剑。关于这一点，当时党内就有人表达了颇具代表性的矛盾不安的心理。如狄拉克在党的十大上发言中就谈到：“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来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反对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22] 与狄拉克只是表达担忧不同，托洛茨基对党内派别和派别活动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派别活动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虽然，托洛茨基也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和派别活动的存在，可能同一定的阶级利益有联系，如他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是国内唯一的执政党，“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党压来，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在共产党由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23]但正像前文提到的，在托洛茨基看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并非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更多的仍然还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方法、途径或具体政策上的认识分歧。而党内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在情理之中的。托洛茨基对此说道：“其实怎么能设想，一个推翻世界为目标，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勇敢的否定者、造反者和战士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怎么可能在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集团和暂时的派别组织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呢？”[24] 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党内出现严重的派别活动，导致党内出现严重的对立甚至分裂。托洛茨基也清醒地认识到党内派别活动的危害。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派别小集团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造成政府以及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和无可争议。”[25] 但托洛茨基没有简单地停留于指出党内派别活动的危害或满足于党内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措施，而是对党内为什么会产生派别活动和如何防止党内派别活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托洛茨基看来，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并不必然导致派别活动，但如果党内民主不足、官僚主义严重，党的领导机关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则很可能把他们逼上派别活动的道路。在《给党的会议的信》中，托洛茨基说：“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或集体戴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26]在《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一文中，托洛茨基进一步分析说：“许多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替物，即各种小集团和派别。”[27]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托洛茨基强调，要防止派别活动，决不能只限于谴责和禁止。他说：“单是依靠禁止的办法，不仅没有绝对的保障，而且没有比较重大的保障，足以使党防止产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派别”，“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只可能具有辅助的性质，这个决议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决一切内部困难的钥匙。如果认为，光靠一纸空头的决议——不问党的发展进程、领导的错误、机关的保守主义、外部的影响，等等，——就能使我们防止小集团的产生和派别的震荡，那就是过分肤浅的组织上的偶像崇拜”。[28] 怎样才能有效防止党内产生派别活动呢？托洛茨基明确指出：“主要的保障是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注意那些通过党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发展中的种种要求，党的机关的灵活性，党的机关不要阻碍而要发挥党的主动性。”[29]托洛茨基认为，要清除党内派别活动的危险，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舍此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他说：“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30]“要克服各部分党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除了他们在党内民主制度中积极接近起来以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的。”[31]为此，他强调必须切实贯彻1923年12月5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即“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32] (四)党内民主缺失必然带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蜕化和苏共的变质 托洛茨基对党内民主的大声疾呼，不仅和苏共党内民主严重不足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出自他对党内民主不足可能导致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的担忧，出自他对如何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思考。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托洛茨基这样说：“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中的民主呢？是从这样的角度，即保证党免除党的机关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危险等这种现象。这便是一个准绳!……是问题的实质。”[33]在托洛茨基看来，如果党内官僚主义严重，党的领导机关不注意倾听党员群众的呼声，而是习惯于发号施令、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老一代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34]就会造成“领导干部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的对立有日益加深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顽固地保持下去，无疑，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35]这里，托洛茨基提出了“老近卫军”即党的老干部的蜕化问题。他指出，“如果认为只是由于老干部经历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锻炼，他们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堕落和机会主义蜕化的天然保障，那便是浅陋的偶像崇拜”，[36]“官僚化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这样一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缩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使老一代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37]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还只是担心党内民主不足、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会导致党的蜕化的话，到30年代，他的担心则不幸成为了现实。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说道：“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38]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党的蜕化，托洛茨基借用曾担任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任苏联驻伦敦和巴黎大使的拉可夫斯基的话说道：“在列宁的心目中，也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党的领导任务正是在于保护党和无产阶级，防止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和为所欲为的腐败行为的影响，防止同旧贵族和市侩残余的接近，防止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影响，防止资产阶级道德及其意识形态的诱惑……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大声地说出来，党的机关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和教育者这双重职能，它失败了，它破产了。”[39]破产的重要表现就是一个享受越来越高薪金、越来越多好处的特权阶层已经在苏联社会出现，这一阶层生活的奢华和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的艰辛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人住着豪华的住宅，在国内不同的地点有多处别墅，有供自己使用的高级轿车，并且早已忘记如何给自己擦皮鞋；而另一些人住在往往没有隔板的木棚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不擦靴子，只因为是光脚走路的”。[40] 托洛茨基明确指出，党迅速蜕化的根源就在于对党内不同意见的禁止所必然导致的官僚不受监督。他写道：“官僚是在滥用权力的情况下享受特权的”，“专政之剑过去是用来打击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的，而现在却用来打击那些起来反对特权的人”。[41]“党的警察式的磐石般的一致使得官僚可以获得完全独立和不受监督，这是一切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根源。”[42] 需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不仅指出了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开始蜕化变质的事实及其深层原因，还进一步分析了党的蜕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中，托洛茨基分析了苏联政权未来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苏联官僚统治被革命政党所推翻，这个政党将会带领人民群众重新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付诸实践；另一种可能就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针对后一种前途，托洛茨基深刻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43]无疑，第一种前途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但历史并没有如他所愿，第二种可能成为了现实。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苏共原来官僚特权阶层非但没有因为苏共的垮台成为阶下囚，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政权的“主人翁”。据统计，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44]如果托洛茨基亲眼目睹这种变化，或许会痛心，但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当年对官僚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党内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如托洛茨基就官僚的特点说道：“苏联官僚同所有统治阶级是很像的，即闭眼不看自己的领袖在整个政策上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作为交换，只要领袖们绝对忠诚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就行”，[45]“决不能指望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平等而和平地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地位……他们在下一阶段就必然要到所有制关系上去为自己寻求支持……特权如果不能遗传给子女，那就只有一半的价值。然而，遗嘱权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仅仅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46]托洛茨基这些论述无疑是讲，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为了使自己攫取的财富合法地传给他们的子女，他们更渴望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二、托洛茨基党内民主思想评析 (一)托洛茨基对苏共党内生活状况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太长的时间里，在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是被当成反革命来看待的。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评价的客观性。比如，就党内民主问题而言，在我国1979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中，在收录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言的时候，编者的按语中就有这样主观色彩非常浓厚的用语：“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继续向党的机关宣战，蛊惑人心地解释党内民主原则。”而实际上，结合当时俄共(布)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对党内生活状况的评价，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党内民主生活的批评是非常客观的。如当时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季诺维也夫也在1923年11月7日的真理报上撰文指出，就党内民主而言，“我们的错误往往在于，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是在上面已作出决定后才拿到下面去讨论的”。[47]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当年在对党内生活状况进行批评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出自他希望通过发展党内民主防止党的机关官僚化和克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的良好愿望，且态度也是建设性的，即不仅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这和当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的一味谩骂、扣帽子、打棍子、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二)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且他对斯大林个人集权的认识比西方学者更为深刻 托洛茨基在对党的机关日益官僚化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围绕党内民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他的这些主张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规定的组织原则的要求，而且和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人列宁的主张也是高度一致的。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48]又说：“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并“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49]列宁也明确指出：“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50]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高度一致，使得托洛茨基强烈反对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斯大林的集权来源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斯大林官僚主义作风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只不过“斯大林不是用理论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51] (三)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体现出了他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刻的洞察力 首先，对党内为什么会产生派别活动以及如何防止党内派别活动，托洛茨基形成了一些新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很少，列宁则更强调派别活动的危害和对党内派别活动的严格禁止，至于党内为什么会产生派别、派别活动以及如何更好地防止派别活动，列宁没有明确的理论阐述。斯大林对派别集团产生的原因有不少论述，但他把派别集团的产生完全归结为阶级的原因。托洛茨基不同意斯大林的这种分析。在他看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派别活动的存在虽然可能同一定的阶级利益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或具体政策认识上的差异和方案上的差异造成的。他明确指出，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和党内民主不足是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的原因，为了使小集团和派别无法产生，决不能只限于对小集团的谴责和禁止，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发展党内民主。 其次，在党内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这一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认识比俄共(布)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和直接。就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列宁从历史根源、经济根源、文化根源角度谈到了旧官僚的影响、小农经济的社会土壤和落后的文化等，从政治根源角度谈的则很少，只涉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造成的党政不分的影响等。斯大林则认为官僚主义是战时的残余，是地方在实践中脱离党的正确路线的偏差。托洛茨基在指出官僚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直接的根源。他说：“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里向县发展的，它绝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52]“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大的根源”。[53]这个认识无疑更为深刻和直接。 再次，托洛茨基不仅深刻指出党内民主匮乏势必会引起党的蜕化变质，而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了党内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托洛茨基并不是第一个指出党内民主缺失必然带来党的蜕化变质的人，但就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他却是无人能及的。他明确指出，如果党内民主缺失，党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就会出现僵化，就不能保持革命的精神；如果用任命制代替选举制，党的干部队伍充斥的就会是那些阿谀奉承、俯首听命、奴颜婢膝的人；如果党内不允许有批评的自由，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会被官场的情趣和十足的官僚习气所取代；如果党内监督匮乏，党的官僚势必以权谋私，恣意妄为，各种脱离群众的特权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预言，如果在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的政权将会在旧的共产党的官僚中找到现成的奴仆，从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上首次深刻揭示了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半个世纪后，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明确指出苏联体制的终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并通过大量史实分析得出结论，作为苏联上层的党—国精英所以掉头而去，自行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就是因为苏联的党—国精英“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他们个人的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的子孙的前途”。[54]这个结论和半个世纪前托洛茨基的分析是何等的一致! (四)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合理主张不仅没有为全党理解和接受，反而被打成修正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从托洛茨基关于党内民主的言论看，应该说他关于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的呼吁不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愿望，但他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合理主张，由于淹没于苏共当时关于国内外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内权力斗争等复杂政治因素中，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等原因，最终并没有赢得党内广泛支持和引起党内应有重视，反而最终被打成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这样的结果无论对托洛茨基本人还是对苏共而言都是一个悲剧。就托洛茨基而言，他从一个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人物到被开除出党和被驱逐出境，最终被暗杀于异国他乡，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就苏共而言，虽然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多数派通过战胜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巩固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实现了党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却是建立在高压基础上的，是以禁止党内意见分歧和牺牲党内民主为代价的。对此，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文所言，“意见分歧已经由政治警察自动干涉来解决了”。[55]这意味着，对全党而言，托洛茨基等人对党内民主的大声疾呼非但没有使当时亟待解决的党内生活民主化问题得到好转和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反而使斯大林不能谨慎使用他所掌握的无限权力的缺点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起来，民主集中制逐渐被个人专断所取代。苏共后来发展的历史表明，苏共党内民主缺失、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不仅导致苏共的生机和活力日渐衰竭，脱离群众、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最终酿成了苏共垮台的苦酒。这一血的教训，不仅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托洛茨基党内民主思想的历史价值，也再次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真理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还必须把对党内民主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转化为党内生活的现实，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