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对外开放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衔接。因此，对外开放既要基于本国的具体国情，又要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本文着重分析与我国对外开放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三大趋势以及它们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我国对外开放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地区）之间，日益相互开放、相互融合、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的状况和进程。自世界经济于19世纪60、70年代形成后，就开始了其一体化进程并不断发展；在当代，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尤显其强劲势头。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我国对外开放有什么关系呢？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客观基础
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人们往往更多地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缺少资金、技术等方面寻找原因，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我国对外开放深层次的、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动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邓小平所说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就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为什么会形成世界经济而且趋于开放和一体化的呢？其基础在于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真正意义的国际分工只是在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科技、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时期，达到一定程度才形成的。从历史上说，就是机器大工业。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不仅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而且使工业与农业间的分工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疆界，向国际领域发展。具体说，机器大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使其产品已不能为国内市场所容纳，其所需要的原料也非国内生产所能供应，因而不能不到国外去寻求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粮食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增加了，而且它们还凭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廉价商品，把许多落后国家卷入到国际商品交换中。这样，原来在一国范围内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分工，演变成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分工。这种国际分工的联结媒介是国际商品交换，通过这一媒介把各国不同的生产转化成世界总生产的组成部分，转化成国际分工的各个环节。也正由此使国际市场成了真正意义的世界市场。
随着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世界经济也于19世纪60、70年代形成。关于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这种“世界经济”， 就是在整体上已经一体化，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的“开放性世界经济”，或“开放经济”。
当代的开放性世界经济比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发展了原来的联结媒介——国际商品贸易，又增加了一个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新形式——国际直接投资，以及伴随着这两条主带而发展起来的其他纽带——国际技术流动、国际劳务流动。通过这些纽带，当代开放性世界经济，整体上更加一体化了，各组成部分之间更加相互开放了。开放的世界经济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经济对外开放。
这自然包括作为世界经济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活动，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国际分工、开放性、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客观要求。也只有这一点，才是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性、长期性之所在。至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缺少资金、技术之类的因素，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原因或目前的迫切要求。因为即便将来中国发达起来，也还是要对外开放。正如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国内市场容量大，资金充裕、技术先进，但同时开放性更强。这是由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经济开放性、一体化加强所决定的。
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九五”期间将实现人均GNP 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战略目标，这需要对外开放，借助国际市场、资金、技术等。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之后，要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以至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也离不开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正如邓小平早就说过的：“我们要翻两番，而且翻两番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这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就可以很简单地了解这个道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要自己制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2〕
可以说，中国越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越离不开对外开放政策。因为经济越发达，参与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深，经济的开放性也就越强。这是由国际分工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趋势所决定的。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多种渠道
1.世界经济一体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通过世界经济联结纽带，即世界市场上资源流动来实现的。在当代世界，各种资源在世界市场的流动进一步发展，这体现为世界市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容量的扩大。
从国际商品市场看，出口贸易迅速增长。1948—1994年间，世界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在6%以上， 既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出口增长，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增长。世界出口额1950 年为529 亿美元， 到1994年已增至4.06万亿美元。
从国际资本市场看，当代资本国际流动迅速膨胀。二战前的2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额仅增长了20%多，而战后1945—1982年37年内，却增长了26.5倍。 近十几年来， 仅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累计额就由1983年的6250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2.33万亿美元。目前全球国际投资的年流量约达1万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约2000亿美元， 间接投资约8000亿美元。）
从国际技术市场看，国际技术贸易虽在战前已出现，但其发展主要是在当代（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技术贸易额（技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1955年只有6亿美元，1985年增至400亿美元，1990年已逾千亿美元。
从国际劳务市场看，近20年来，服务贸易增长超过商品贸易增长已成为一个趋势，即便在世界商品贸易为负增长2%的1993年， 世界服务贸易仍增长了3%。 世界服务贸易额70 年代初以百亿美元计（1970 年640亿），80年代初以千亿美元计（1982年4050亿），90 年代初以万亿美元计（1992年10200亿）。正是由于世界市场活动的扩大， 世界经济联结纽带的增强，才使得世界经济愈来愈趋于一体化。
2.我国对外开放的多领域、多渠道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搞对外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直在搞对外开放。这除了因为外贸本身过去和今天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性质都大为不同外，还因为单是外贸这一个渠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对外开放。因为对外开放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面向世界市场开放，而世界市场早已不单是指国际商品市场而是一个多领域的世界市场体系。因此，也应该是多领域的或多渠道的开放。随着我国十多年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扩大，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这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它包括：通过对外贸易，对国际商品市场开放；通过引进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通过国际技术交流和转让，对国际技术市场开放；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国际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对国际劳务市场开放。其中，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这两个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外贸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2367.2亿美元（其中出口1210亿美元， 进口1157亿美元），16年增加了10倍，年均递增16.5%。这个增长速度既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9%）约7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约5%）2倍多。外贸在促进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提高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利用外资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到1995年9月底， 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数已达245441个，协议外资金额3471多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10多亿美元。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量来看，截至1994年底，我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已达4.1%；从年流量看， 1994年我国已占世界总量的18.5%，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扩大了生产能力；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产业升级；吸收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了出口创汇；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国家财税收入；加快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总之，利用外资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求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从对外开放渠道来说，包括对外贸易要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增长，到2000年，进出口额达到4000亿美元，即在1993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解决我国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和生产的设备、原料国外来源；继续引进、利用外国的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以弥补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金的不足；继续引进大量先进实用技术，以注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等等。
为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求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对外开放渠道来说，包括提高和改善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项目、引进技术项目等等的结构、质量、档次和效益。具体说，要努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大力促进机械电子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合理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对一般商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要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加以调节。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要从以往的重速度重数量转移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上来。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把引进外资同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使用效益。
为了在更多的具体的领域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在“九五”时期及其以后，根据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我们要继续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交换，在注重工业和贸易领域国际联系的基础上，加快其他产业的对外开放，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譬如，外商投资的领域将不断扩展，一些过去未对外商开放的行业，如航空、货运代理、商业、保险、会计事务所等，随着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和经验的取得，将逐渐推开。在金融领域，外资在华金融机构正在从事面向“三资”企业的金融业务，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金融法制的健全和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等条件的成熟，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直接面向我国企业开发业务，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总之，我们要继续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统筹规划，加强管理，把对外开放工作引向深入，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要求，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我国对外开放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
发展不平衡，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和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在西方国家之间，就是由大战结束之初的美国一极独霸演变成美、欧、日三足鼎立；表现在南方国家之间，就是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分成了“最不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高收入石油生产国”这四种类型；表现在南北之间，那就是世界经济南北鸿沟的扩大。
由于南北不平衡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我国意义重大，故这里拟对南北不平衡问题作一具体的考察。
1.静态观察的不平衡
这个不平衡，可以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体现出来。这些优势包括：（1）在世界经济实力中处于主体地位——其国家数占世界的一成（23个OECD成员国），人口占一成半，但其GNP 占七成，进出口贸易占七成，黄金外汇储备占七成，国际投资与信贷占八成。（2）在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大，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使其经济的应变能力强，财富的增值幅度大。（3）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4）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支配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和支配世界经济主要因素（国际价格、利率、汇率等）的变动。
2.动态观察的不平衡
1980—1993年的十多年间的GNP年均增长率，发达国家为2.9%，发展中国家为3.1%。似乎后者还略快一些，但是仔细分析， 却并非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第一，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在这十多年间，只是东亚（主要是中国、东盟、四小龙）的7.8%和南亚（主要是印度、 巴基斯坦）的5.2%大大高于西方增长率，而拉美（增长率1.9%）、中东北非（2.2%）、撒哈拉以南非洲（1.6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长率都低于发达国家。因此，3.1 %的增长率只是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皎皎者在以较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
第二，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增长率缓慢。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故看人均GNP增长率，则远不如发达国家速度快。1980—1993 年间，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9%，发达国家为2.2%。
第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粗放性、不成熟性抵销了经济增长率本来不大的一点优势。例如1980—1993年间，发展中国家是在高达72.8%年均通胀率下的3.1%的年均增长率，而发达国家是在4.3%的年均通胀率下的2.9%的年均增长率。
第四，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人均经济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1950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NP差距， 发达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24.3倍，这个差距1993年扩大为60.8倍。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95年春季号上撰文，把当今世界描述为“以悬殊的、仍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为特点的世界。”
（二）世界经济不平衡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
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已成为政治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仍是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呈加剧趋势。而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殖民地丧失殆尽，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发达国家，并且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处于主体地位、支配地位。
基于这种南北经济水平的差距、实力地位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上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拒绝和割断同占优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二是保持和发展这种联系。
60年代以来出现的“核心—外围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强大实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依附”地位；发达国家之所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目的在于获取更大的利润，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却是一系列不良后果；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迟缓、落后，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整个世界，特别是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受制于人的地位。
这一理论在阐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有其“合理内核”，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依据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根据其理论却得出了发展中国家想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发展必须割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或仅保持贸易往来，但要断绝金融方面的联系）的结论——用萨米尔·阿明的话来说就是“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这个结论则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我们必须保持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世界市场活动，这是国际分工的共性要求，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缺少资金、技术等等的特性要求。若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闭关自守或在一个狭小的国际空间范围内进行经济往来，只能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两个平行市场”、一度青睐于“核心—外围论”的拉美国家的相当一个时期的不开放，中国30年的封闭半封闭等等，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出路不在于拒绝和割断同占优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而是在于保持和发展这种联系。
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地位较低情况下，是否有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可能和自身的有利条件？
国际经济交往并非基于各国的“绝对优势”（如是，则发展中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往来），而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无论经济水平如何，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都可以利用自己相对丰饶的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从事商品生产和输出资源相对优势的商品，并获得自己的比较利益。
当然，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作为其发展的赫克雪尔·俄林的“禀赋资源说”，其反映的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地位的国际分工，都有无视国际分工体系不合理的一面，但也都反映了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社会化、国际化，提高生产力水平这一面。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继续努力争取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我国对外开放的优势条件来看，一是市场优势。“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优势发展同外国的经济合作，这一点早在80年代初就被邓小平视为“一个战略问题”。〔3〕一方面， 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资本要找出路，商品要找出路。另一方面，我国12亿人口的大市场被视为世界最有潜力的大市场之一，特别是由于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大市场的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大市场。因此我们有条件以自己的市场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优势实现互换互利。
二是劳动力优势。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且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个优势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方面等对外开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劳动力优势还体现在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科技队伍不断扩大的人才优势上。我们要在对外开放中运用这一优势，如发展高档次、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生产，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兴办高档次的技术密集型项目等等。
三是资源优势。我国是一个具有某些资源优势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自己缺少资金、技术而不能迅速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目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要努力运用资源优势，特别是在近海石油开发、内陆煤炭、石油等一些资源开发方面，要继续以资源优势吸引和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总之，比较优势互换、相互需求满足，这是国际经济交往得以进行的条件。而在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国际经济实力地位尚较低的状况下，充分发掘、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
（三）世界经济不平衡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有重点
当今的开放性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已不是它们在19世界中叶形成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市场，而是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俄国等各种类型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各种类型国家参与的世界市场。所以，对外开放应该是对世界所有类型国家的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利用国际市场。
我国建国后的“一五”时期也有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但只是对前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的开放，因此还不是完整意义的对外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多地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开放。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伙伴已达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的来源也已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既是全方位的，同时又是有重点的。在对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开放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意义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资金、科技、管理、产业结构、外贸、人才等等优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事实上，在我国十多年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已形成了重点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格局。然而，对外开放的有重点，是建立在全方位基础上的，因此不能只讲有重点而忽略了全方位。
当今的世界经济是一个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体系， 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世界发展南北不平衡，目前发展中国家大多比较穷，但是20多个国家的富裕建立在100 多个国家的贫穷之上的世界经济，很难说是健康、正常的。当今的世界市场是一个卷入了50多亿人口的体系，其中大多数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尽管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市场份额较小，但是若离开这个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地区，世界市场的扩大就要受到限制，这个约40亿人口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就是在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同时都有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自己的愿望和条件。从人口众多的印度到过去比较封闭的拉美，甚至经济困难的非洲，自80年代以来，都相继转向比过去开放得多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所以，我国全方位开放，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在对外贸易方面，固然我们要继续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但贸易过于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利的一面。从我国外贸的现状看，仅日本、美国、西欧再加上香港这四个地方就集中了我国出口总额的七成以上。市场过于集中，风险会很大。一旦出问题，就会影响我们的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例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涉及的都是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贸易额）。为了推行我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保持我国外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应是我国外贸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世界经济的市场机制取向与我国对外开放
（一）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体制、机制的普遍取向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在普遍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如印度、墨西哥等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俄国等国家也在按照自己的模式、方向朝着市场经济过渡。
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即尽可能合理地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地区、领域、部门的生产上，以产生最佳的效益。为了要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使资源合理流动，不仅在国内市场流动，而且要在国际市场流动。
对于任何一个参与资源国际流动、配置的国家来说，都不能只满足于物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更重要的是满足价值的实现和增值。因为是通过市场、国际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所以资源的国际流动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法则。我们知道，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国际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的交换是按照商品的价值量进行的，即等价交换。
（二）国际贸易的等价交换
在世界范围内，价值量仍然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所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个别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前者是国别价值，后者是国际价值。由于各国之间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各国的国别价值必然有的高于、有的低于国际价值。而在世界市场上，商品只能按照国际价值这一世界统一的尺度来交换。于是便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这仍然体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只是这种等价交换原则是通过不相等的国别价值相交换而体现的，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价交换从来如此，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很大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还应看到，在当代国际商品交换中也不尽是等价交换，也存在因垄断等因素造成的不等价交换。
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参与国际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也要遵从国际价值这一市场共性规律，谋求等价交换、平等互利；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以较多的国别价值交换较少的国际价值，这要求我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生产的劳动耗费，提高商品的价值竞争力，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价值实现。在当前和今后5年、15年，特别是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深加工、 高附加值制成品出口方面，在发展高质量、高效益、高创汇产品出口方面，要继续贯彻“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战略”和“出口发展以质取胜战略”。
早在1986年，我国就提出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两个转变的战略目标，即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由以粗加工、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为主向深加工、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第一个转变，199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78年的46.5%上升到74.4%。进入90年代以来， 我国在实现出口商品结构转变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1994年，除了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到83.7%以外，深加工制成品出口增长迅速，比重上升。特别是其中的机电产品出口增幅高达40.9%，出口额达320亿美元，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24.7%上升到26.4%。当然，目前距实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二个转变尚有不小的差距，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有所提高，品种大大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出口质量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质量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出口数量的扩大。从国际市场形势看，在目前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低质的产品，即便价格低、价值实现不充分、亏本销售，也是没有出路的，而高质的产品尽管价格高，也有市场。从我国国情看，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大国，这决定了我国不能依靠发展“低质价廉”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尽快由粗放型经营转变到集约型经营，由“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
1991年初，我国提出了“以质取胜”的出口发展战略，其目标是使对外贸易逐步走上高质量、多品种、高创汇的发展轨道，在提高效益前提下扩大出口。1992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落实以质取胜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已取得较大进展。当然，我国出口商品质量、档次仍需要不断提高。进一步落实出口发展以质取胜战略，仍任重而道远。
（三）利用外资的等价交换
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是两大形式，直接利用外资（外商投资）和间接利用外资（借用外资）。两者都要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这里着重考察外商（直接）投资。
1.从资本生产与价值规律的一般关系看：
直接投资是产业资本的投资。产业资本循环的总过程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是生产阶段，即资本所有者把购买来的特殊商品（W），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转化为生产资本（P）进行生产，其结果是生产出包含一定剩余价值的新商品（W’）。 当这个新商品售出之后，不仅使原来投入的价值得到实现或补偿，也使得剩余价值得到实现，并为资本的所有者无偿占有，剥削由此而产生。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最大不合理性之所在。
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即剥削）并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因为剩余价值既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如上所述，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又必须经过流通过程，即要进行生产，首先要在流通中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产业资本循环总过程的公式中的
生产出新的商品后又必须在流通中卖掉变成货币，从而使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即公式中的W ’－G’），而无论是市场购买，还是市场销售，都必须遵从价值规律， 等价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具体说，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进入生产过程，生产出一个价值增殖了的新商品。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卖这个商品仍是等价交换，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4〕
可见，剥削并不在于违背价值规律、贱买贵卖，而在于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买卖是等价交换，但是劳动力一经进入生产过程，就不仅创造了用于补偿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付出的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还创造了一个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被资本家所占有。
2.从中国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看：
（1）外商来华投资这个“外资本身”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列宁把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利用外资的形式“租让制”企业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邓小平对中外合营企业也只是说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他还明确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5〕。 资本的本质是利润取向。人家来投资，就是要赚钱。私人资本通过投资谋取利润，无疑存在剥削。这是清楚的，也是用不着讳言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个问题。
首先，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占有（即剥削）丝毫也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一样，通过国际投资而谋取利润也不应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如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视之为平等互利而接受。
其次，无疑我们要付出代价，但这种代价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所必须付出的。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限制不能不付出代价的这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利用外资主要是利用它作为发展生产的要素促进生产力的这一面，使之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1979年，邓小平提议研究一下利用外资问题时就指出，“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6〕他还说，“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 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7〕16年多利用外资的实践表明， 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体说，一是直接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占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85年为 5.4%，1994年上升到24.8%。二是加快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外资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其创造的工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91年为4.4%，1994年上升到12.2%。 三是增加了国家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不含关税），1991年为70亿元，1994年已达390亿元。 四是创造了新就业机会：已开工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1991年为290万，1994年为1260万，1995年9月已达1500万（开工企业达11万多家）。五是促进了外贸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1988年为5.2%（24.6 亿美元），1994年为28.7%（347.1亿美元）。六是许多不能简单量化的重要作用：如带进了先进实用技术，促进了产业升级；引进了管理经验，提高了管理水平；带来了市场机制，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等。
这里可见，“外资本身”和“利用外资”是两个不同事物，有不同的定性，不能混为一谈。“外资本身”姓“资”，具有资本剥削的特性。而“利用外资”这件事、这个举措，同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其他举措一样，姓“资”姓“社”，判断的标准，如同邓小平所说，应该主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如上所述，实践表明是符合的，故我们说，“利用外资”这个举措姓“社”不姓“资”。
（2）利用外资要遵从等价交换这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
上面考察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阶段，现在再考察一下外商投资企业的交换阶段，即G－W和W’－G’。前面已经谈到，通过国际投资进行生产以谋取利润并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即无论是进入生产阶段之前的购买机器设备、原料、劳动力，还是生产出产品之后的市场上销售，都应是等价交换。然而，我国的现实却是存在着投资的外方在这两个流通阶段不按国际价值，而是高进低出的不等价交换行为。由此而造成的中方的损失，则不是我们利用外资应该付的代价。
外商对华投资中，设备等实物投资占相当的比重，目前平均地看外商的设备出资约占其总投资的70%左右，而外商对其出资的设备普遍存在高报价值的问题。我国自1991年各地商检机构开展外商投资财产鉴定工作以来，至1995年上半年，共完成外商投资设备鉴定11300多批， 判定外商累计报价47.4亿美元的机器设备（占外商全部设备投资的比重不足10%）实际价值为39.3亿美元（降值率17%），使合资中方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亿多美元。若按照17 %的降值率计算那尚未进行鉴定的设备投资，意味着我国有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未能挽回。
合资企业的外方通过“转让价格”而非国际市场价格为合资企业高价买进原材料、低价售出合资企业的产品，从而使合资企业的利润单方面转移到外方手里（通过其海外关联企业）。这种不等价交换实现的利润转移，造成了合资企业“假亏真盈”，既使合资中方利益受到损害，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工人工资的克扣：有些外商克扣工人工资，不按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付酬，这种劳动力购买的不等价交换实际是把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也作为利润的一部分，为外商所占有。
以上利用外资中种种违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是我们要反对和防范的。国家有关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对外开放已走过光辉的17年历程，今后5年、15 年以至更长时期，我们将继续扩大开放。我们要立足本国国情、紧紧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使对外开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2〕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6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0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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