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183;一八”至“八#183;一五”：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蒋介石论文,一八论文,一五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3)04-0006-05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从最初的抗日反蒋到逼蒋、联蒋、拥蒋抗日，再到后来的批蒋对日妥协，制造反共摩擦，直至反蒋破坏联合政府主张与预谋内战。其间，可以说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发生多变，其中的原因极为复杂。
一、“九·一八”至“八·一五”：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轨迹
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
1、抗日反蒋。“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坚决反对蒋介石坚持反共与对日妥协态度。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开始占据上风，毛泽东在党内屡受打击，尽管如此，毛泽东对日、对蒋的态度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35年10月28日，经红军长征后重回党内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两个宣言都提出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任何派别、军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等，以实现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12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27日，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时，毛泽东坚决主张抗战，并反蒋，甚至，他还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他在报告中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150
2、逼蒋抗日。1936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毛泽东和朱德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致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至同年8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已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2]438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9日，毛泽东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目前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蒋介石个人问题，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要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
3、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25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向全国发表通电，说：“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3]35毛泽东悉知，立即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3]36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与中央开始讨论并实施联蒋抗日的政策。1937年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共正式联手抗战。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虽然失利，但总的来说抗战是较为坚决和积极的。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11月7日发表的《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中说：“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对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4]63此时，毛泽东“拥蒋”抗日态度非常明确。
4、拥蒋抗日。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又指出：“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至1944年12月，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如初期积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一面“批蒋”破坏合作抗战局面的错误；另一方面，仍表示了“拥蒋”抗战到底，并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之意的态度。6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还说：“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4]168
5、反蒋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密谋内战。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坚持数年抗战取得胜利，随着国内外时局变化，毛泽东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到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此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已转变为“反蒋”发动内战、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二、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国际因素
从“九·一八”至“八·一五”，中华民族针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野蛮战争，坚持十四年的抗战中，毛泽东对处于全国政治统治机构最上层的领袖人物蒋介石的态度如此多变，究其原因，其中的国际因素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国际因素，主要是指日本、共产国际、苏联、美国等对中国战时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影响。
其一，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抗战中对蒋介石态度发生变化，首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如前所述，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至最终失败，这对当时中国的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来说刺激极大，影响极深。早在1916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就在给友人的信中，分析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观察日本国内动荡不定的选举政局，他独具慧眼地断言：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毛泽东预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告诫国人对日本企图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要提高警惕，早作准备，“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练以待日本”。[5]51显然，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就对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及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以致后来被中国人民打败，逐步成为中共领袖人物，并把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的毛泽东来说，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与复杂性，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这是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毛泽东顺应潮流，以抗战大局为重，不断变换对主要对手蒋介石的态度，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这是他转变对蒋态度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
其二，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建立的。从中共二大起，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这种密切关系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国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必须遵守这样的纪律。逐渐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苏俄党的指示及其实际效用，他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已有较深切的体会，并产生了个人的评价意见。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毛泽东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共产国际与苏俄对他的思想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促使他对蒋介石态度发生转变的又一重要国际因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此事变确实给国共关系带来一线新的转机，但此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内战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一开始就预见到事变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然而，在之前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受挫折之际，中共对试图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已缺乏十足的信心，思想上产生顾虑。事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曾考虑根据地民众的意愿，准备采取“除蒋”策略，打算“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大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6]57可是，对西安事变，苏联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中共中央从广播中得悉了苏联对事变的态度。共产国际则在几次电报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冲突”，借此机会，力劝蒋介石“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7]11无疑，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意见，这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定信心，如何将逼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的策略产生较大影响。12月18日，在就事变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报中，毛泽东就已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6]57在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与会者多数已开始认识到将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对团结抗日也是不妥的。[6]58正是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使得国共两党再度走向了合作的历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的转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其三，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影响。抗战时期，美国曾同中国结为盟国，共同反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但是随着战争形势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美国政府对华与对蒋介石的政策和态度发生异动。美国对解决中国战后问题的意向与政策，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毛泽东在给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结合国内时局就敏锐地分析说，由于中日矛盾上升，在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已有了新变化。美国、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斗争已经加剧了。他明确指出，这一变化可以成为中共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有区别的政策的依据。抗战爆发前夕，他就向党内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强调中国不仅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合作，“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253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态度的转变。
然而，时势多变。正值抗战胜利的前夜，1945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名逮捕了谢伟斯等六名同情中国抗战及和平民主事业的美国人士。显而易见，这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公开实行彻底的“一边倒”政策的一个信号。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战即将结束而制造的以上反共事件，做出了强烈回应。6月11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强烈谴责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指出这个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他肯定，“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8]11026月17日，中共中央为对付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企图发动内战的方针，给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确定的。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是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但又不怕内战，以此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之信心。[9]285可见，毛泽东对蒋态度的变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
三、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国内原因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转变，除了以上的国际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国内因素。
第一，在“九·一八”至“八·一五”的十四年中，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是促使毛泽东转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过程中已多处提及这方面的原因。这里，还可补充以下论据，如1936年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会上公布了中共中央愿意停止内战，携手合作抗战的电文，他的思想由此受到较大触动，他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任何国家要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变。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3]31对蒋介石的公开演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明确回应。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提出：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放弃内战，赞成抗战，中共愿意与之及其他党派各界组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战。
再如，1941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发动破坏合作抗战，制造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10]309可见，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与蒋介石对日、对共的言行关系极大。
第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抗战派活动的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九·一八”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步步深入，国民党内部逐步产生分化，已出现了抗战派，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与国内各党各派，包括共产党在内，抛弃前嫌，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战。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冯玉祥、宋哲元、方振武、董振堂、赵博生、蔡廷锴、蒋光鼐、马占山等，尤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其联共抗日要求更为迫切。抗战派的主张与活动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转换影响很大。以下仅以张学良的影响为例。1936年4月初，毛泽东获悉张学良等人力主抗战的思想主张后，与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随后的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他最为关心的联蒋抗日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蒋抗战。他还认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3]296周恩来当即表示愿把此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立即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汇报。毛泽东等人同意会谈结果。史实证明，此次会谈，张学良提出的建议是促成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四个多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毛泽东对此作了极高评价，他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后来，他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又说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6]67可见，毛泽东由赞同“逼蒋抗日”转变到主张“联蒋抗日”，这与受到张学良等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三，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这是毛泽东对蒋态度发生变化的又一主要内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5年底，蒋介石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心怀愤恨，并有态度上的变化，但总的来说，他仍未公开表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特别是他坚持反共，始终将共产党人视为心腹之患要加以剿杀。其时，毛泽东等人提出“抗日反蒋”的主张，应当说这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是有关的。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决要求抗日，这是使命使然。面对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党的性质与肩负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必然使共产党人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二是共产党人坚持“反蒋”，这和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及本身实力不强大有关系。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几次军事“围剿”，根据地军民虽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毕竟实力悬殊，最后红军走上了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之途。共产党人此时的“反蒋”，主要是想向民众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与不抵抗的行为，想依靠民众的力量来与蒋介石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相抗衡。当然，这样做，也能使得自己在恶劣的环境下依靠民众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从而壮大本身的实力。
其实，在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共产党所掌握的军队人数还是极其有限的，刚刚结束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来不及休整，人数也不过几万人。要抗战，又要使自己发展壮大，在当时别无选择，只有通过与国内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国民党谈判，最终达到联合，并以此为基础，动员全民族抗战才能收到实效。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指令就是抗日高于一切，要求共产党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事实证明，随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以及民众的广泛发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联蒋、拥蒋抗战，赢得了人心，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最终也有利于抗战的胜利。因此，基于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考虑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实力的现状，这也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四，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中的相互启发与影响，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内因。
重视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然后再作结论，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内因的一个方面。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注意培养“求实”的学风和作风。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提出学生不仅要重视读“有字之书”，即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还要更重视读“无字之书”，即重视对社会实际的调查、学习，他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5]587正是他在求学期间常关注天下大事，又特别关心国家、民族之前途，故同学们都称他是“时事通”，赞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从1927年10月开始，他根据井冈山地区的实际，开展根据地建设，然而他的行动遭到了党内犯“左”倾盲动错误的人的责难，他的做法也不被共产国际所认可。其时，他针锋相对，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他还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110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他在党内积极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复告诫党内同志：“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1]286他还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1]1308“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12]793毛泽东的以上结论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他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态度发生多变，这主要是他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的结果。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这与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过程中，他逐渐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形成巩固的领导集体，经常交换意见，相互启发与影响，求得共识，也有很大关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在重庆曾多次与蒋介石会谈，试图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他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及时将蒋介石可能动用武力将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告诉毛泽东及中央，要注意防范。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行为，组织南方局予以坚决反击。同时，他和董必武又联名致电毛泽东及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他们提出了就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发表，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坚持在原地抗战，决不接收任何乱命等建议。毛泽东及中央认真讨论了建议，最后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予以了坚决回击。[10]490显而易见，周恩来等人的言行对毛泽东如何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有重要影响。
再说，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内部民主作风较浓，气氛还是和谐的。经常就时事、国共联合抗战、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讨论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中，相互启发与影响。如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苏区党代表会议上说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时谈到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他说：“蒋介石本来要消灭红军，消灭各派，建立独裁，统一中国。但因为日本的进攻，以及各方面的客观情形，使蒋介石不能这样做了。蒋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降日，二是抗日。现状不能维持。蒋现在是走向第二条路，虽然是违反他原来意志的。蒋介石武力消灭红军和各派的政策，暂时放弃了。但蒋介石还是继续采用阴谋、挑拨、收买、威胁等方式，即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削弱与瓦解红军的各派。……我们有些同志将就各派反蒋的要求，是错的。但对蒋介石非民主的倾向及排除异己的阴谋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批评，也是不对的。”[13]74显然，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发生转变，这与他受到集体成员在讨论中相互启发与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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