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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风雷激荡的世纪，是飞速变化的世纪。历史走进本世纪时，中国还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如果从秦汉算起，这种封建王朝的统治形式已经延伸了2000多年，任凭陈胜、吴广，任凭李自成、洪秀全们怎样冲击，封建王朝的统治仍旧牢固地存在着。但是，反封建的旗帜既然为维新人士举起，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也必然会有继起的后来人。当历史进入本世纪的第11个年头，辛亥革命的炮声就把清封建王朝轰垮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毕竟结束了。在这之后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谁想恢复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辛亥革命毕竟使新的社会形态替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历史仅又过了6年，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中国进一步推上了多极政治争斗的局势，历史在斗争中激变，历史在斗争中前进。不到30年的时间，激变中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又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本世纪的70年代末，当人们从“文革”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时，几乎没有作过多的思索和选择，便纷纷站在由邓小平举起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任何辉煌的时代也无法比拟的。本世纪值得欣慰值得回顾的事很多，然而在本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也很多。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封建主义的影响。虽经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反对过一个多世纪，封建主义却仍然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时刻在阻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封建主义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因而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显得更为牢固。封建主义受到冲击，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尽管当时改革派不过是提出“师夷长技”，学点船坚炮利；提出开办同文馆，学点外国语和天文历算；提倡富国强兵，学办近代工业；后来也有胆子大点的，提出君主立宪，提出改变祖宗之法。但是，封建顽固派，几乎在历史每前进一步的时候，都要激烈地反对，其武器要么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要么是西学的传播“有伤王化”，要么是抬出封建纲纪，或者提倡复兴国学、发扬国粹。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胡耀邦等等，都身体力行，极力主张批判封建主义。而封建卫道者，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用来反击或批判的武器，仍然是上个世纪抵制西学东渐的那些祖宗之法、封建纲纪或提倡“国粹”，这些武器不用更新，原封不动就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或者重新宣扬封建主义。他们步步为营，阻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发展。
正因为封建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也只有借助孔子之亡灵，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尚孔孟，以端其基，以致其用”，提倡尊孔读经，继续用孔孟之道来荼毒生民。“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喊出了震撼国民心灵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都是对着封建主义思想、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是对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讨伐。严格说来，也就是自“五·四”运动起，中国广大下层社会的思想才受到一次触动，才意识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仁义道德为表，以“吃人”社会为里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吃人血馒头的人才有可能醒悟起来，而阿Q 也才会有小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的思想，尽管迂腐，但毕竟和过去有点不同了。
对“五·四”运动产生的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几十年来，人们却似乎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一叫做“全盘西化”，这在“五·四”运动中明确主张的并不多，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和陈序经，是在1926年之后，到30年代初，持这种主张的仍然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因为所谓“全盘西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风气，这些东西怎么能都西化？这个概念就连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事实上，不论胡适还是陈序经，他们研究的仍然是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推开。它之所以遭到反复批判，是因为他们以一个极端来反对另一个极端。由于这个论调有明显的错误，伤及正统的中国人的自尊心，谁都可以不太费力气地批它几句。至于“全盘西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和危害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过。其二是国粹思潮，即封建的卫道思潮。他们视“五·四”新文化思潮如洪水猛兽，声嘶力竭地反对科学和民主，而对刺痛其筋骨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创办《国故月刊》，组织“亚洲古学会”，攻击新思潮是“人间之怪物”，是“背天反常禽兽”，叫嚷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但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新闻界都纷纷抨击封建卫道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诸君”。鲁迅在《随感录》中也辛辣地指出，所谓保护“国粹”，是保护生在中国人肢体上的“无名肿毒”，而这种“肿毒”实际上是“祖宗老病”，是封建糟粕，并不吃香。他们只是凭着旧文化的深厚土壤拼命阻止新思潮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如他们所愿退回到封建专制的时代去。但是，“国粹”派的卫道者们，尽管是“拼了老命”了，还是遏制不住新思想的发展，反而把自己弄得声名狼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败了。“五·四”过后不久，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历史进程遭到暂时挫折之机，辜鸿铭等便又重新举起国粹的旗号，叫嚷要“复兴东方文明”，即复兴孔孟之道。其时，人们对“五·四”的科学、民主赞誉之声犹在，这个反“五·四”精神的复古逆流，自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冷淡和抵制。但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又深又厚，有着相当大的历史承袭性，只要稍微有点土壤和气候，便可以变换面孔，重新复活。继辜鸿铭等的吵嚷之后，一些国民党的政要，如戴季陶辈就认为中国能立国于世界，“焕然文明者，厥为礼教”，“礼乐之制，为建国要务。”在“五·四”运动之后，戴季陶一类的国民党右翼，包括军阀势力，以及蒋介石等等，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主张，大多借用传统文化中的精辟词句，如忠、孝、仁、义、信、礼等等。这些熟悉的词句，隐含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堕性，可以起到遮住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界限，从而也起到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国粹派或者叫做尊孔读经派，在近代中国反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和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改造，以及在城市的市政建制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等等活动，对封建主义的打击是空前的也是沉重的。但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滞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和权力掺杂在一起时，它的消极作用便尤其突出。封建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的统治特点，是以皇权为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其表现形式是朕即国家，朕即社稷。皇帝讲话金口玉律，只要是皇帝说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上下臣民一概要服从。维护这种独尊信念的是对皇权的愚忠。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本应来自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专制和忠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沾上封建主义思想，皇权在他们身上同样会有突出的表现。十年浩劫初期，毛泽东想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赞成的人并不多。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时，当江青、张春桥等人以上海为基地，以《文汇报》为喉舌，步步上纲，步步扩大，矛头直指整个上层建筑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时，全党和整个党中央赞成发动这场大革命的仍然不多。站在姚文元一边的也只有张春桥、江青，以及当时在北京的康生几个人。而在党中央所在地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政要，并没有同意，甚至在行动上对姚文元诬陷吴晗，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是有所抵制的，要说力量对比，反对派远远超过张春桥、江青等人。但是，关键在毛泽东，他站在少数一边，少数派便立刻变成多数派。人们都还记得，在“文革”中，十多位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在怀仁堂研究工作时，对当时形势发了几句牢骚，立即被扣上“二月逆流”，统统被列入批斗的对象。在这里，是非的标准是权力，而不是真理。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粹“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人们走出现代迷信，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现实生活仍然产生着重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又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会出现家长制作风，出现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因此邓小平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才能“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曾经发表过一些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批判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同时，也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一有气候、土壤，便会重新萌发起来。近几年来封建主义重新变换面孔，卷土重来，继续阻止历史的进程。比如，他们打着鼓吹传统文化的旗号，把一些原是封建糟粕的东西，当成“国粹”加以宣扬，如二十四孝图、三纲五常、老皇历等到处传播和销售；而思想领域，有些人则宣传旧道德、旧礼教，传播封建迷信；有的人则提倡什么新儒学，说什么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等复古思潮，旗帜鲜明，不一而足，不但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拉回到封建主义去，还想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即将告别20世纪。回首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封建主义就像一条又粗又黑的线，时刻在绊缠着历史的脚步，阻拦着历史的进程。正如邓小平在上引文章中所说的，由于我们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下大功夫去清除它的影响。这是在思想领域里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个巨大的消极因素。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如一些人所愿会退回到孔孟时代的，但是，封建残余势力对历史的反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讲述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哪怕只有最简单的一句“最高指示”，都会把千百万人召唤到大街上去游行、喊口号，都感到不可思议，但它却是事实。谁能保证，当人民赋予人民公仆的权力掺进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时，朕即国家的思想不会再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不会再发生，家长制的作风不会再抬头？历史当然不会以原样重复，但历史由于封建主义的阻挡，进程会变得迟缓、停滞，甚至倒退，这却是可能出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号召，十分重要。在邓小平的理论宝库中，当然也包括批判封建主义这一历史命题。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也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