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林海雪原》影视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海雪原论文,影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3-0140-05
根据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电影《林海雪原》(1960年)和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2003年)，虽然在“艺术性”上乏善可陈，且影响也无法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相提并论，但全面考察电影、电视剧的生产和推广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新中国文艺体制的认识。
一、电影《林海雪原》
(一)电影的拍摄预想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导演刘沛然起意要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电影。当时，刘沛然对曲波有关东北剿匪斗争的描写十分感兴趣。他根据小说和随部队在东北战斗过的经验，写出了上下两集电影剧本，下集的内容主要围绕“智取威虎山”来展开，所以，电影厂计划先拍下集。因为小说的“戏剧性”本来就很强，所以改编成电影并不难，但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刘利生很注意严格把握电影的“政治标准”。他认为，“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这次的分镜头剧本在政治思想性方面，比小说、比过去的剧本，都有所提高和改进”，但分镜头剧本还存在着两方面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对时代气氛与群众力量的描写仍嫌不足，政治挂帅还不够”；二是“故事情节的真实感还存在问题，特别是杨子荣的打入威虎山，并取得雕匪信任，战胜小炉匠，显得条件不足，拍出来，经不住推敲，那就很不好了。”[1] 在电影《林海雪原》公映后，观众和各界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确实都集中在“时代气氛”、“群众力量”等方面，而这些“缺陷”是由于小说本身先天原因带来的。
关于拟想中的观众定位，前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时任《解放军文艺》主编陈亚丁对影片明确要求：“通俗易懂，成为一部农村片。少用一些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经验来。”[2] 并希望通过拍摄这部影片，为“通俗易懂”的“农村片”的生产，总结出一些经验来。考虑到《林海雪原》的战争内容，“农村片”的含义显然是针对接受对象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室副主任曹欣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要存心让农民看懂，存心让农民喜欢。语言莫欧化，章法要顺畅。”[2] 这里一再提到“农村”、“农民”，并不是说电影观众范围仅限于农民，而是说要以农民能看懂为前提，以农民的接受能力为受众的起点。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重视“农村”、“农民”的问题，并非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与当时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1953年，中央在有关电影发行放映的重要文件中规定：“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村。”[3] (P2)而且针对缺少电影院的情况，文件还特意要求“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3] (P2)。这说明，新中国电影事业明确地将主要观众群定位为工农阶层。
显然，对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的判断，直接影响到电影拍摄的基本构思。其中，陈亚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即少用“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因为它们“不易看懂”，而看不懂，则如曹欣所补充的，就不可能为观众所喜欢，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当时，全国各地的放映点儿，针对电影不是为观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这一情况，多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加播“放映解说”，于此可见，电影从业人员对观众理解力的“不放心”。此外，在剧本的编写和修改中，也格外注意技术手段的改进，以免造成观众理解上的障碍。剧本第二稿在记叙高波牺牲时，原先的电影拍摄方式是：“这时高波感到天摇地摆，像海洋里遇到暴风雨的船只一样，左右颠簸，接着天地就昏转起来，好一会慢慢平静了。镜头落在一棵伟立的长松。”[4] (P5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李伟批注了“不用这种镜头”的意见。后来，剧本修改了剧情，高波没有牺牲，对这个问题换了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例，战士们追击老道，“两个追击老道的战士，更像飞人一样，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晃得模糊不清，让人惊骇悬恐。”[4] (P54)李伟在旁边的批注是：“这种镜头不要用！”
电影还将一些景物的象征性加以固定化，如“青松”表示永恒的生命①，“红”只能是“我军”的象征语汇，哪怕是在反语意义上也不能让敌人使用。刘利生认为，杨子荣布置“百鸡宴”，提出用“满堂红”来形容威虎厅，“虽是反话，也不好，会起副作用”。他要求，“‘满堂红’决不可以同匪徒的宴会联系起来，一定要改掉。即使由杨子荣提出‘满堂光’，仍是反语，但立场鲜明，没有副作用。”[1]
(二)电影的风格
新中国电影导演的“血统”是不尽相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人，到解放后仍继续着他们那种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探索，而拍摄战争电影的导演，大多为军人出身。只是在他们的“出身”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拍摄《英雄虎胆》的严寄洲，虽然是革命出身，但他早年在上海曾看过希区柯克几乎所有的电影，所以，他的电影总是留下悬疑片的特征[5] (P42)。而刘沛然则不同，他由山东老家直接参军，从未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待过，虽不像那些个性强的导演，每一部电影都打上强烈的标记，但他的电影也表现出个人风格的特点。刘沛然执导的《黑山阻击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是“反战的”，我军司令员有明显的厌战情绪，电影贯串着一条爱情线索，还表现了孩子被扔下山的“痉挛的双腿”，颇有点“文人化”的倾向；而《林海雪原》的重点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之后，演员所表演的“匪气”，且其“京剧化”成分也较多，电影偏于戏剧化和传奇化。导演风格的不稳定，一个原因是这两部电影都是联合导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部电影对剧本的依赖都比较大，而电影《林海雪原》更是依靠了话剧《智取威虎山》②。
(三)电影的审查
列宁曾说：“电影是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6] (P1)新中国人民政权要求电影必须“发挥其对广大人民的教育作用”[3] (P2)。电影拍摄完毕要经过审查再投放市场，才能担负起教育的功能。
《林海雪原》在1960年10月校正拷贝试映期间，“一些中央首长和领导同志”“曾分别审查过”[7]。参加审查的领导人名单中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军队方面则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元帅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文艺方面的领导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总政治部方面的领导则有贾若瑜、李贞等人[7]。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印的艺术简报中，文艺方面领导如周扬等人是完全肯定电影的，“认为影片拍得不错，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中央领导也没有特别严厉的批评意见，主要提到敌人“过于威风”、“过于团结”，还有一些“京剧手法”，“在电影中不协调”[7]。
1960年11月，中国电影家协会召开座谈会讨论电影《林海雪原》，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比较多，主要集中在演员表演的“真实性”方面，认为电影中“舞台化”的痕迹过多：“比如地下室里老道等人的哈哈大笑”，“显得十分不协调，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或者“演员表演，尤其反面人物的表演，过多注意外形的追逐，缺乏内在的东西，人物的全部家当都在外表上了”；“正面人物的表演也有追求外形的缺点。比如少剑波，每逢思索问题时，总是两手一背，疾步冲向窗口(或墙隅)，背对着和他谈话的对方，面向观众；像是思索，实际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眼神是空的。”蔡楚生提出，“电影这种艺术对真实性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它完全可以细致真切地表现人物的一切细致的感情和动作，而无须借助舞台上常用的夸张手法”。他把《林海雪原》定位为“惊险片”，认为这种“惊险片”的“浪漫主义”，“是指情节的设计要出奇，要富有想象力，而不是要求形象、动作与表演的夸张”，同时，“表演和表现手法还是要真实，使人信服。”[8]
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影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调整：第一，修改片前的一段关于时代背景的解说词，并加字幕，以便让观众“同时视听”；第二，在结尾加了一小段解说词，指明小分队“在消灭了威虎山这股土匪武装之后，立即发动附近广大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显然，这是为了电影的“思想性”而作的调整。在技术方面，则删掉老道在地下室中哈哈大笑的镜头。原先，“杨子荣从山下进入威虎厅，镜头转换突然”，后来则增加了“叠化”技巧；“最后增加了一场擒拿座山雕的搏斗，用以增强战斗气氛”[20]。这些修改，基本上是遵从“中央首长和部队领导”的意见，而中国电影家协会方面关于“艺术性”方面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没有被采纳。
(四)电影公映以后
影片《林海雪原》公映以后，人们基本上都肯定英雄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杨子荣形象的塑造。这里可能有权威文艺批评家的影响。何其芳对少剑波这一形象曾给予比较明确的批评意见，他指出，小说“对于少剑波个人作用”的描写过于突出，而“杨子荣或者其他战士”，“反而写得好一些，反而比少剑波可爱一些”[10]。电影中杨子荣的形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在江青等造反派那里被批为“比土匪还像土匪”，他的乔装才受到了正面的批判③。
影片放映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广泛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工、农、兵、学”各类观众的意见也包括其中。北京钢厂与宣武钢厂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的意见是“感到乱，感到情节和人物交代的不清楚”，“杨子荣上了威虎山之后，影片同时穿插了好些说别的事的镜头，有些乱。”[11] 而懂行的专业人员的评价则是：“杨子荣在威虎山这几场戏，作者的弦拉得很紧，对交错镜头使用及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上很好。”[12]
对于电影《林海雪原》最大的异议声音来自冯仲云。1961年5月9日，冯仲云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作者此时的身份是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这一文职官员对东北既往的斗争史似乎并无发言权，但他个人经历与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仲云从1932年踏上东北土地至1952年离开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等职。他对电影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对电影的否定又主要源于对小说原作的不满。冯仲云在文章中质疑小说的真实性：首先，小说“过分夸大了小分队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将主要由三五九旅指战员完成的“歼灭以谢文东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土匪这个历史事实”，改写成“凭着少剑波的机智、多谋和杨子荣的英勇、果敢”就解决了，文章质问小说，这种做法“将何以告慰三五九旅在歼灭谢文东国民党残匪战斗中伤亡的指战员？我为之感到不平”；其次，“书中写的地理形势完全不符合当地情况，东北的山形也不像书中所说的那样险要”，书中的“描写夸张到脱离了现实”；再者三，“这本书里面很少提到过去抗联斗争的影响和群众的革命传统，这也是不符合于当地情况的”。冯仲云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历史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真实的”，“应当反映出时代的气息和脉搏”。以此标准来衡量《林海雪原》，则其“历史的主要部分”和“时代的气息”都是不准确的。冯仲云的基本结论是：“《林海雪原》之所以不够成功，最关键之处在于没有表现出当时的时代的特点，没有表现出党的领导作用。而这些，主要还是由于同名小说而来的。”
冯仲云的意见在小说《林海雪原》的评价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这不完全是战争的亲历者在跟作者争夺历史名誉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他对文学“虚构”的“无知”导致他的发难。冯仲云个人审美上的“知识分子”倾向可能会导致他对《林海雪原》“民间传奇”式的趣味的排斥④，但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对东北状况认识不同。《林海雪原》中的“新的时间”，是从解放军出现开始的；而在冯仲云这样的老抗日将领、老白区工作者看来，“新的时间”早就开始了，党在东北的工作早就取得了成效，“抗联斗争的影响和群众的革命传统”是长久的，“党的领导”的作用也包含着从抗日战争起就开始的斗争中。东北并不像《林海雪原》所描绘的那样蒙昧。
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而言，东北同所有的解放区一样，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作为外来者进入之后才逐渐熟悉起来的，所以，很多人对于东北的认识可能与曲波更为接近。因此，后来有军队方面的领导要求《北京日报》谈论影片《林海雪原》及同名小说时要立场鲜明，支持小说。最后，讨论以李希凡的长文《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收束，李希凡以“艺术的真实”来为小说辩护，又不得不承认冯仲云“也曾经历过、了解到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的力量。
二、电视剧《林海雪原》
电视剧《林海雪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万科影视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2003年拍摄，2004年年初陆续在全国一些电视台播出。制片人郑凯南，在此前刚刚成功制作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0年7月，通过网上观众评选和专家评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获得电视金鹰奖的特别奖。文艺界人士对电视剧改编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电视剧“重新点燃了理想主义之光”(张契语)，重新弘扬保尔所代表的那种“对革命、对事业”“奋不顾身、勇猛奋进的斗士”“精神，表明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像一块珍贵的化石一样，时间愈久愈珍贵”[1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满足了人们的“怀旧”心理而走红，这显然给郑凯南以鼓舞和启发，她看到了改编“革命历史题材”的潜在市场。郑凯南对于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定位实际上还是怀旧性的，她认为，“红色经典的观众应该还是那些对原著有一定了解，对情节比较清楚的观众，我们主要针对中老年人的红色经典情结争取观众，对年轻观众没抱希望”。而电视剧《林海雪原》最初确曾有过不俗的商业回报⑤。
电视剧《林海雪原》编剧周七月的想法与郑凯南并非一致，周七月在改编时“心中设想的观众是比较宽泛的，希望年轻人和中老年人都能在片中找到快乐”[14]。电视剧比原小说增加的人物有杨子荣失散多年的未婚妻槐花，增加的情节还有杨子荣与槐花、与白茹之间的感情纠葛。男主人公同多名女性的情感纠葛，在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出现过，但电视剧《林海雪原》对于情爱在革命中的位置的认定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左。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虽然与三个女性有过情感的瓜葛，但“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保尔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15]。保尔放弃冬妮娅的爱情的决绝，正是他革命意志坚强的明证。而《林海雪原》却要去表现杨子荣的缠绵，这与革命伦理基本上是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在“红色经典”中，爱情与革命的关系，爱情在革命中的位置是不容颠倒和改变的。这是红色经典改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电视剧《林海雪原》导演李文岐说，拍成的电视剧“最大化地去掉了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了生活化。我希望观众对英雄从仰视恢复到平视，对土匪从俯视回到平视”[16]。为了使英雄“平凡化”，电视剧设计了杨子荣唱酸曲、给人下巴豆等细节，还通过孙达得之口说杨子荣每天晚上“不是打嗝放屁”，“就是说梦话”。在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也有保尔青年时代偷枪、钓鱼、打架，在部队被打伤、住院、修路、烧团证等情节，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算是“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描写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主人公在其成长过程中会存在种种需要克服的缺点和毛病；而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尽管也短暂地介绍了他的“苦难身世”，但并未叙其成长，在大部分的情节中，杨子荣已是一个“机智、勇敢”的英雄。
电视剧中的杨子荣一出场并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唱着酸曲的伙夫，编剧想塑造一个“土”一点的逐渐成长起来的英雄，但演员的“百老汇”背景以及外型特点却阻碍了观众对这一“土”的形象的认同。评论者认为，饰演杨子荣的演员王洛勇缺乏“生活的智慧，泥土的智慧”，身上“书卷气的东西浓了”“文人气的东西多了”，眼神更多的是“人道似的”“悲泣似的那种感觉”[17]。这里潜在的对比与想象的基础是小说提供的那个“没念过一句书”，大字不识却“绝顶聪明，能讲古道今”、“勇敢”、“精细”，“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惊人的业绩”[18] (P55)的英雄杨子荣。认为王洛勇所演的杨子荣狠劲、野劲不够，不像农民，没有“匪气”，这是从视觉观感上说的；而演员本身十七年侨居美国，在百老汇舞台上演出的背景，也使观众对于角色的想象容易错位，无法迅速地认可其“土”，而只见其“洋”。杨子荣之“土”，大约还是要回到1964年林涵表等人所作的描述“泼辣剽悍”，无论人们多么反感样板戏，样板戏剥去高光亮的外表，杨子荣的性格内质还是“粗犷泼辣剽悍”的，因为小说当中那些最典型的情节都在：对黑话以及和栾平舌战时的泼辣，打虎和坐山雕较量时的剽悍。
电视剧《林海雪原》在将“英雄”“凡人化”的同时，还将敌人“人性化”，特别是座山雕的一个养子“给了他人性萌动的机会”。座山雕手持线装书，收音机里放着靡靡之音，和杨子荣黑话对答时，《百家姓》加上一点小学生水平的成语词组接龙，但是因为与以往山大王的形象不同，以至于有论者评价电视剧中的座山雕“咏涵经书，举止儒雅”[19]，这大约也正是编剧和导演想要留给观众的新的座山雕印象。
2004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20] 《通知》从一个侧面说明，《林海雪原》当中英雄杨子荣的形象类型属于那种靠“智慧”和“勇敢”给人趣味满足的英雄，而不是以女人和色情来引人注目的。《林海雪原》的吸引力也在于它的“土”与“纯”。这在《林海雪原》的接受史上已经定型，改动者无疑冒了很大的风险。
注释：
①贵州一家电影院在放映电影《董存瑞》时，电影在王平牺牲后，立即出现了一个松柏的镜头，因为担心观众“不知道这个镜头的意义”，就解说道：“王平同志虽然牺牲了，但王平同志并没有死；王平同志像松柏一样，万古长春，永远活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心里！”参见韩从周《怎样进行映中解说》(《贵州电影通讯》，1956年第4期)。
②笔者在1999年12月20日拜访刘沛然时，刘沛然说他写出剧本的初稿后，曾去看过话剧，并参考了话剧的剧本，并有很具体的情节来证明电影对话剧的大量借鉴(以后当专文论述)。
③江青说：“而有的影片热衷于乔装打扮，学黑话(比土匪还像土匪)，甚至低级下流，打入敌人内部，装疯卖傻，敌我不分，产生了极为不良的严重后果。”(《江青同志谈关于电影问题·第二组：如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问题》，收入《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1968)。
④冯仲云系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在东北初期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斗争，他的身份和学养，决定了他与《林海雪原》式的“民间传奇”的趣味相左。
⑤根据《重装还是颠覆：红色经典改编与青春偶像剧结合》一文介绍，“《林海雪原》在成都地区的卖价达到2万多元一集，在江浙一带达到四五万元一集，这价位在全国电视剧市场属中上水平，而该剧制作成本仅数百万元，加上音像版权转让等，大赚是必然的。”但是“《林海雪原》制片人郑凯南却否认大赚，称只打了个平手，根本无法和卖价较高的古装剧相提并论”(http://www.mptv.com.cn,200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