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译风译德，繁荣翻译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事业论文,译风译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提高文学翻译质量，推动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0月1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召开了翻译工作座谈会。朱子奇、冯亦代、金坚苑、何其莘、高莽、吕同六、江枫、林一安、董燕生、屠岸、孟华等五十多名文学翻译家出席了座谈会，与会者本着匡正译风译德，树立精品意识，繁荣翻译事业的愿望出发，就我国当前翻译界、出版界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上还宣读了海外作家韩素音女士给会议发来的贺信及叶君健、绿原先生的书面发言。现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要发表。
——编者
文学翻译任重道远
据说全世界公认的可列为人类精神遗产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约一万种，文学美学名著约有二千多种。我国要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推出比较完整的系列译本，这项艰巨任务显然不能由一两个出版社来承担。80年代初，有关方面曾共同制订出外国文学名著、外国文艺理论名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20世纪著名文学作品等四套系列丛书选目。后来，限于人力和物力，加之各出版社另有自己的选题计划和利润指标，还有一部分比较艰深的理论著作选题未能落实以致半途而废。文化积累应作为国家任务来看，文学翻译选题本可以通过统一规划划和分工负责的程序来落实。建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几个大学外国文学系的专家们研究一下，提出一份已有较好译本的名著选目和尚无译本或较好译本、亟等翻译出版的名著选目，供各有关出版社和翻译工作者参考，以便把有限的翻译出版力量用在刀刃上。
近十几年来，一些卓有建树的老译者老专家相继辞世。翻译工作后继乏人的危机日益明显。且不论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经典远没有译完，各大语种（如德、法、意、西等）文学论著和作品仍有不少选题无人问津；至于现代国外一些重要美学著作（如卢卡契的《美学》和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亦因内容艰深，部头太大，迄今找不到适当的译者。一个优秀译者只懂一门外语或者外语和汉语都还不错，是不够的。从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来说，至少要求他们多懂几门外语，具备对外语和汉语之间出现的各种阻梗应付裕如的能力；要求他们通晓自己所谙语种的文学史，并综合地通晓世界文学史；要求他们加强文史哲等方面的理论修养，就中包括古希腊拉丁文化修养。为了切实完成几代人没有完成的文化积累重任，务期使后继者们成为集翻译、研究、评论人才于一身的通才，而不仅是一名翻译匠，即使是胜任的翻译匠。
近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已有不少，不免存在着求新、务偏、雷同的倾向。功力深厚、内容坚实的新潮著作、重新评价良好的生僻选题并非不值得翻译，越译越好的复译更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味求新，唯偏是务，很难说是为了促进文化积累，只能说是以牟利为主要目的，迎合眼前变幻无常的读者心理和市场需要。其结果，必然导致重复、粗制滥造、纸张浪费而已。前不久，国内两个《尤利西斯》译本打官司，闹得在香港和美国都为之沸沸扬扬，有一位旁观的教授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出版社之间的商战。”如果两家事先通通气，能够并且愿意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这场官司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此外，某些出版社为了争取产品销路，对个别译者作无原则的近乎肉麻的吹捧；某些出版社为了抢夺行市，一再沿用充满错别字的旧版，而对译者一再要求改正的函电相应不理；某些出版社为了利益均沾，把一些别人反复编印过的走红篇目改头换面，一出再出，以欺骗无知而又趋时的年轻读者。这类作风便不能不说是令利智昏了。
请爱护帮助中译外的队伍
翻译是文学交流的渠道和工具，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国外的数量，与外国文学作品被译进来的数量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如果只入不出，或者只有少量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说明这个国家在文学交流中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那么，可能这个国家（或民族）本来文学根基就不行，或者当前文学创作不繁荣，别的国家认为你很少有值得译介的东西。
然而，我们在对外译介方面，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继无人。过去我们有一些外文功底较深厚又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译者，现在呢？前一代人退休了，老去了，转业了，后一代人似乎尚无把这一工作继承下去的各种准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文学翻译地位太低、生活也太清苦。特别是搞中译外的人，可以说是永远无止尽地在默默奉献。把小说、诗歌、散文、古典文学、唐诗词译成外文，难度极大，有些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事。但社会并不承认这一创造性的劳动，或者可以说承认很不够。搞中译外的，在国内不会有什么影响，也极难得到认可，所以这一工作对青年外语工作者不具备什么吸引力。
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是以国内文学创作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我们译者与作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但与个别作家也有不愉快的时刻。有人在海外出了名，就瞧不起我们这种“土翻译”。1988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中国文学出版社为某一位作家专门准备了个人的专集，谁知这位作家在巴黎一家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竟然把我们的译本往桌子上一拍说：“翻译质量这么差！”好像此人已经精通法语似的，其实是大字不识一个。事实上，这本书是我组织法国人译的，我只不过是将其中错误和译者加进去的反华内容作了删改。一年以后，我又在巴黎发现了这本书的盗版，经核对与原书完全一样。这说明我们的质量并不那么差。
文学翻译应该严肃
今天，凡会几句外语的人都染指文学翻译，很难说是为文学做贡献。前些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我国一下子冒出十来种译本。说穿了，出版社看上了《情人》这个题目。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向我透露了《情人》获奖内幕，颇觉中国人过分热心了。
当前，我国文化日趋商业化，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玫瑰露小说”和类似“孔雀石丛书”那种所谓电脑写作的“车站文学”。只要到书摊，或邮局转一趟，就一目了然。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各出版社转而抢出古典文学新译本，仅《红与黑》就出现15种以上，其中不乏“伪劣产品”。过去老一辈文学翻译家受时代局限译作有缺陷，但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翻译。今天，文学作品的翻译成了单纯赚钱的营生。
最近，丁聪发表漫画《外国文豪的悲剧》，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高尔基等瞧见中国现时出的外国文学译作，个个愁眉苦脸。还有一位老文学翻译家惊问：“现在还有文学翻译吗？”可见，文学翻译也像大熊猫、金丝猴，成了“濒危种类”。
认真的重译是必要的。优秀的译者，也难免疏忽。比如，西方流传夏娃吃苹果失乐园。实际上，《圣经》里连苹果的影子都没有。是罗马教士在翻译时将“善恶树”的“恶”字译成了同形异文的“苹果”所致。而今，说夏娃吃苹果，反倒成了正统。不过，照东晋鸠摩罗什主张，翻译应该“依实出华”。如果经过翻译失去原文的“本旨”，那不论是哪位大家译的，都应予纠正。我举两个例子：
⒈《国际歌》首先是一首诗，其翻译应为文学翻译，依实出华，放光彩。可是汉译《国际歌》离此甚远，如原诗第六节头两句为：“工人们，农民们，／我 们组成伟大的劳动党”；而中文《国际歌》意译为：“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还有，“要为真理而斗争”这句话，原文《国际歌》里根本就没有。原诗主体第七句“世界将改变基础”，研究《国际歌》的学者们认为这句是该诗的“主导思想”，而汉泽被删除。原诗“我们是卑贱者”，译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原诗第二节中：“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莫信上帝、圣皇、护民官；”汉译删除了“护民官”这个现代实际存在的“救世主”。这节下面两句：“生产者，我们要自己救自己，／颁布人类解放的宣言！”汉译成了“要创造人类的幸福”的空洞辞藻。总之，《国际歌》要改变世界基础，剥夺剥夺者，实行人民主权，劳动者自治等一系列社会主义主导思想，在汉语《国际歌》里都被翻译没了。凡此种种，误译尚多。难怪一位法国学者评论说：“你们唱的《国际歌》是自己编的，无权署欧仁·鲍狄埃的名字。”
⒉巴尔扎克作品总题译为“人间喜剧”，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误译。根据法文《小罗伯尔词典》，comedie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为“戏剧”，如巴尔扎克的“La Comedie Humaine”；另一含义是“喜剧”，如莫里哀的喜剧。法国文学评论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皆在阴沉、压抑和恶人得逞中结束。”确实，巴尔扎克描写“人间悲剧”，他的《欧也妮·葛朗台》就被法国文学史列为“古典悲剧”。谈及欧也妮·葛朗台的悲剧结局，巴尔扎克自己说：“或许，所有真正的结局都是如此。”
有人说，把“La Comedie Humaine”译成“人间喜剧”是一种幽默的翻译艺术。我想文学翻译应该“依实出华”，若将绿的看成红的，至少红绿色弱。就此，我曾请教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他断言“人间喜剧”是一种改装，在翻译上很不严肃。
制止译介作品中的假冒伪劣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一些“过时的”的旧译重译是必要的，何况评判文学翻译作品难以有统一的科学的量化标准，更多的是主观色彩较重的燕瘦环肥、见仁见智的选择。不同的译本同时在社会上流通，体现了“双百”方针，也会引起一些议论，可以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外语的音及和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对不同译本的看法，终会得到相对统一的共识，这是需要时间才能得出结论的，我们大可不必操之过急地求全责备。
另一方面，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读者毕竟不是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的专门家，也不是版本收藏家，不大可能同时阅读几种译本，甚至照原文去评定孰优孰劣。这样，如何对读者负责，就是我们译者、编者和出版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不容否认，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些粗制滥造的译本，其错误之多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某些出版社为了闯牌子和赚大钱，不惜在自己毫无外国文学编辑力量的情况下，出版外国名著系列、丛书或专集。一些译者也不顾自身条件，急功近利地重译某些作品。在这种一哄而上的局面下，盗取他人版权者有之，剽窃他人译作者有之，只落得损人肥己，怡害读者。这种外国文学译介中的假冒伪劣已经愈演愈烈达到了失控混乱的程度，现在是大声疾呼，予以制止的时候了。
低劣作品的问世责任应该由出版部门来负
关于《红与黑》的讨论，打破了翻译批评的沉寂，好几位久负盛名的译者都能够撇开面子上的考虑，心平气和地进行切磋和探讨，的确值得我学习。但是，我认为，这种在高水平上的探讨是追求翻译高水准上的精益求精，固然很有意义，却还不是翻译批评的当务之急。翻译批评的当务之急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错误百出的伪劣产品，你随便拿一本来，随便一翻，光从中文来判断就可以发现它译错了，什么“一街”（单行道），“酒吧协会”（律师公会），“合唱队姑娘”（歌舞女郎）等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我认为这不能怪译者水平低，正如假冒伪劣不能责备打工仔、打工妹的手艺不好一样，而要追究厂家和工商管理部门。同样，低劣翻译作品的问世责任应该由出版部门来负。我记得在50年代要译一本书，出版社要你试译5千字，认可后才让你译书。当时担任外国文学翻译的编辑都是清华、北大的外语系毕业生或研究生，他们要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核对译文，然后用铅笔在你译稿旁边注出或贴纸条，提出商榷或修改的意见。这样审改过后的译文当然质量可靠了。如今据我所知，除了几家老牌出版社以外，许多出版社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辑都是不懂外文的，或者只懂一些皮毛，他们据以判断译文的质量是看译文是否流畅。从不核对原文。而根据我多年校订别人译文的经验，译文越是流畅可读越是靠不住，因为许多原文没读懂和不好译的地方，都给流畅译文的如花之笔打马虎眼掩盖过去了。前几年《世界文学》曾经刊载过一位台湾学者在珠海举行的海峡两岸翻译研讨会上提出的一篇论文，对比大陆和台湾译者翻译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一部小说的两种译本。他的话说的很客气，说是就译文本身而言，大陆的译者毕竟是位作家，译文漂亮，然后他又以中英文对照指出了大陆译本二、三十条译错的句子，主要是英文的理解错误。由此可见，要审核译文的质量，光看中文不行，还要核对原文，而这主要是靠出版部门严格把关。
如果质量差的译文，只限于商业目的赶时间抢译的流行小说，那倒也罢了，它们反正是文学垃圾，看个大概齐的故事，看完随手扔掉，为害不大。但是如果文学理论的译文质量是这样，那就糟了。平时偶尔有熟人把他们自己或者别人的关于文学理论的译文送来要我订正。这种理论文字，特别是当今世界学术界都流行晦涩难懂的文风，比起小说来要难译多了。有的译者既没有读懂译文，又不化力气去查一查辞典，就生吞活剥，硬搬过来，牵强附会，不知所云。有一次读到已发表的一位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批评家的译文，仅仅从中文都可以推想原文译错了（如把“拳匪之乱”译成“拳击者的反叛”等等）。如果他就是以这样的外文水平和知识水平来译文学理论，或按别人这样水平译出的文学理论来从事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那么文学理论不成为一锅粥那才怪哩。什么后这个主义，后那个主义……似是而非的新创抽象名词一大堆，我看他自己都没有读通弄懂。
谈到外国流行小说的翻译，我不反对，虽然我自己不译，看还是看的。但是如今由于有原著版权问题，只有流行小说有足够销路可以在捞回成本之余付得起原著版税，以致拿它们与一些有价值的代表当今外国文学趋向的严肃作品和学术著作相比，出版得不免多了一些。长此以往，后果很难设想。很可能在许多读者中间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就是港台流行小说水平。而且这对于中国作家借鉴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利。
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翻译
中国现代的翻译大师严复曾为翻译定下一个标准，即“信、达、雅”。“信”和“达”属于技术范畴，但“雅”则牵涉到译者的个性、品格和修养了。没有“雅”，译文也就没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具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时，最低的要求当然是“信”和“达”，但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原作的精神，也就是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的表现究竟是怎样，这里面译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就起了作用。所以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时代的译本，而这也不显得多余。谁也无法自称自己的译本为定本，原因大概就在此。
但“定本”还是有的，也就是那些被统一到本国文学财富中的翻译作品。它们不一定毫无瑕疵，但它们本身必是具有高度艺术和欣赏价值的作品，不同于其他的译本。译本的所谓“精品”，是译者学识、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与原作相结合的结晶。这种结合本身是一种再创造，是通过译者对原作的彻底消化而再创造成为本国文字中的“精品”。这种“精品”说是译者的创作我想也不为过。
把一部外国作品移植到本国文中来，如果功夫到家，就转化成为本国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原著”的界限就很模糊了。
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根本前提
对文学翻译的探讨不能只局限于翻译理论及翻译方法争论中，而应该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学翻译的根本前提来看待。译者的根本依据应当是作者独有的个人风格。不研究歌德而翻译歌德，不了解卡夫卡而介绍卡夫卡，是不会译出作者个人风格来的。但近年出现在德语文学翻译中急功近利、粗制滥译的现象却让人感到潜在着一种不可低估的危险：文学艺术被扭变了，翻译遭到了亵渎，读者受到了愚弄。
最近阅读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复译本就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变形记》最新复译本所表现出的问题并非是当今德语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孤立现象，它提醒我们现在不是去议论翻译上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把从根本上匡正译风的问题提到翻译的议事日程上来。从事文学翻译无论是谈信、达、雅也好，还是谈直译或意译也罢，首先应该谈的是如何作整体研究和把握翻译对象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译者不从整体上去研究和认识自己所要翻译的对象，是无法译出作者风格的，那么再美的译文也算不上好的翻译，因为它必定与原作的风貌相去甚远，甚至把原作弄得不伦不类。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文学翻译的标准时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把‘化’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就是要求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先有透彻的研究，通过研究方可‘化’方可入境。”矛盾先生同样把文学研究视作文学翻译的首要前提，要求文学翻译工作者既要“明了作者的思想”，“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特别要“自己走入原作中”，达到彻底“咀嚼”原作的目的。
文学翻译永远离不开文学研究作基础。不注重文学翻译是没有出路的。文学翻译之现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文学翻译批译工作者应该负起责任来
眼下，翻译事业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翻译的重重危机，翻译批评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有助于译才的培养，译艺的提高和译风的好转。
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过死”，二是“太活”。前者只限于文本的对照，作正误性的判别，缺乏时代的目光和文化、社会的批判视野，更不涉及译者的选择、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道德、翻译风气等重大问题；后者则纯粹是感想式的，一册译文在手，不及细读，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以及个人的好恶，对译文作出结论式的评价。走向21世纪的翻译，需要科学、客观、合理的批评。文学翻译批评似乎应该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⒈文学翻译批评不仅要对翻译的结果（作品）进行正误性的判别，更应重视翻译过程和影响翻译的诸因素（包括译风、译德等）的深刻剖析。
⒉文学翻译批评要突破感觉的体味，注重理性的分析，反对缺乏客观分析的“吹捧”或“攻击”。
⒊文学翻译批评应该将局部、微观的批评与整体、宏观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全面、客观的评价，力戒“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浅表性的评说。
⒋文学翻译批评应该有方向感使命感，注意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建立起新型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切磋技艺，加强译德培养，提高翻译水平，繁荣翻译事业。
鲁迅在30年代就说过，翻译界出问题，出了不好的翻译，“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我们的文学翻译批评工作者应该负起责任来。
两点建议
我国的翻译工作自译佛经以来，已进入历史上空前兴旺发达时期。文学翻译的大发展，免不了带来诸多问题。但自1954年8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以来，四十余年再没有开过类似的会议。目前有许多全国性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都需要研究、讨论并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我有两点建议：
⒈设立文学翻译基金会。一是鼓励大家翻译精品佳作，尤其是那些有翻译价值，但是市场价值不大，出版社出了要亏本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可以用此基金造就一批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翻译界当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严峻局面。文学翻译基金会可以设一个评审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列出要翻译出版的书目，审批资助金和优秀翻译成果奖金。这个评审委员会应由专家组成。
⒉召开第二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对若干文学翻译中的全国性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措施，推动文学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