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智慧的结晶_国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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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由著名经济学家宋涛、卫兴华主编的《40位经济学家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多角度思考》的出版问世,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推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严生了重大影响。该书作者分布在我国经济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20多个单位,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很深学术选诣的专家、教授。他们各抒己见,阐述关于推进和深化企业改革的思路,尤其是在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对国有企业当前存在困难的原因分析上,和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的对策建议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该书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搞好国有企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作者们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没有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作为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及整个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是密切相连的。因此,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国有企业转向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焕发勃勃生机,再造国有企业的辉煌,以便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第二,该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观点。如,关于经济低效率与国有制度的关系问题。近几年国有企业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亏损问题,对此如何评价?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亏损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造成的。该书作者指出,国有企业亏损与国有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具体分析。国有企业本来有它的特殊性,要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有一部分企业是“天生”的亏损企业,它们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即使就商业目标来说,也不能仅仅看利润一项指标,还要看综合效益和贡献。如有些企业,要为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保障,有些企业,还要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承担社会成本,它们的亏损换来的是社会的效益和盈利。当然,多数国有企业应当是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我们现在确实有相当一批企业本该盈利而实际亏损。这种亏损的原因很多,既有企业外部环境问题,如政企不分、市场秩序混乱等,也有企业内部机制问题,如产权问题,经营机制不活,管理水平低下等。但从总体上讲,这些问题是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造成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再说,企业有盈有亏,有兴有衰,有生有死,是正常现象。非国有企业如此,国有企业亦如此;外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同是国有企业,有一批就搞得很好,有的省市国有企业总体上也搞得很好。相当多的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已由亏损变为盈利。因此,不能将国有企业的亏损归咎于国有制本身,更不能一看到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就对搞好国有企业失去信心。

又如,关于改革与管理的关系,社会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有的强调改革而忽视管理,有的则强调管理而淡化改革。该书认为,深化企业改革与加强企业管理不是各自孤立和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互为保证的关系。我们的改革,有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改革两方面。从企业管理与企业外部改革的关系来看,可以说,管理是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企业自身的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质量低下,亏损严重,那么,企业外部的改革措施出台再多,也难以把企业搞活。当然,改革也会促进企业管理的改进和完善,从企业管理与企业内部改革的关系来看,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根源于企业管理具有二重性。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指挥社会化生产,协调分工协作关系,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方面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生产力属性。但怎样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同一社会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管理关系,这是企业管理的生产关系属性。企业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调整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即企业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句话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统一的。理顺产权关系是重要的,其他三方面也同样是重要的。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不能忽视。没有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就谈不上现代企业制度。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说,产权改革固然不可忽视,但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是尤为突出的问题。加强企业管理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最现实、最直接、最主动的选择与行为。

再如,关于产权与所有制的关系,该书作者指出,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化,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本性,他们认为,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受所有制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着所有制。因此,在不同的所有制,产权关系的调整、改革,包括产权关系明晰化的要求,都要有一个由所有制本性决定的限度,不存在笼统的或划一的模式。西方国家的企业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其产权结构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约束下进行的,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社会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完全没有必要照搬资本主义的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去“重塑”自己的产权关系。作者认为,那种把国有产权量化到个人作为产权关系明晰化的标准的观点,并不理解国有制产权关系的特点及其积极意义。作者指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是法律明文确认和保护的。全民所有制的财产由劳动人民创造又归劳动人民所有,为劳动人民提供了同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结合的平等机会,铲除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基础,使劳动者成为企业的和社会的主人。劳动人民的这些权力和利益是客观现实的,而不是“虚无”或“抽象”的。不过由于全民所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客观上要求它只能共同所有,不能分散发给每个人,这是国有制产权的特点。用小生产者的眼光把国有制产权歪曲为“人人皆无”,只有量化到个人才算产权清晰的观点是违背客观实际的。该书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还存在着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必须按照《企业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法规,建立企业法人制度,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划分,明晰各自产权边界,形成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使根本利益一致的各个产权主体既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又做到自我激励、自我约束,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特点。

第三,该书作者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地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传统的体制下运转了几十年,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从财力上有力地支持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许多老企业也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企业富余人员多、债务负担重、企业办社会等。这些问题大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有的是现实形成的;是体制性的,而非国有制度性的;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并非企业内在的。怎样解除和减轻企业的困难?该书认为,企业自己要积极“减肥”、“消肿”,加强企业内部的改革与管理。但单靠企业行为而没有政府行为配合是难以奏效的。有的包袱如“拨改贷”形成的债务负担,“解铃还需系铃人”,就需要通过政府统筹规划、予以解决。关于企业大量富余人员问题,该书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有权辞退任何多余的人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不允许有多余人员存在的。但国有企业就难以像私有制企业那样可随时解雇不需要的人员。一是传统体制铸成的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二是国有企业还得从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国分忧。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配套改革措施还未健全和到位的情况下,企业还不得不代国家承受冗员的压力去搞“内部消化”。这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一个矛盾。在目前情况下,要缓解这一矛盾,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方努力。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积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富余和失业职工培训机构,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积极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内部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自己要积极采取改革措施,分流富余人员和过多的辅助人员。为了减少分流冗员中的矛盾,企业最好应首先精简机构,调整科室,干部率先垂范。同时,也需要职工就业观念的更新。

债务负担重和技术设备落后老化,是同一原因的不同表现。在旧体制下,国有企业被竭泽而渔。企业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自己却没能留下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基金,甚至连补偿基金也被拿走。实行拨改贷改革后,要求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企业只好负债经营,加之税负依然重,经济效益又低,企业既无力还贷,也无力更新技术设备。因此,该书认为,解决企业债务重和技术设备老化问题的途径,首先是减轻企业税负,变竭泽而渔为蓄水养鱼,使企业形成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能力。其次是改革拨改贷政策,对于有困难但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以及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贷款应改为投资。应力求搞好现有企业、用有限的资金带动存量资产重组,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新路。

企业办社会,一方面加重了企业负担,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企业生产效率。解决这一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住房制度的改革,企业要与全国改革同步,改变全部由企业包下来的福利性体制,逐步实现职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有些福利性措施,如食堂、学校等,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是必要的,但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把福利型与市场型结合起来的机制,以节省开支,开辟财源。在企业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可借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措施,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

该书作者既潜心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又投身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活动,该书就是他们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毫无疑问,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国有企业改革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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