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知识价值论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价值论论文,知识论文,之源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培根早就发现：知识就是力量。雄霸欧洲的拿破仑也不无感慨地指出，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令人遗憾的征服，就是对于无知的征服。这是学界巨子和军界奇才对知识价值的感言。当今，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额空前增大，从而迫切需要对知识价值进行重新认识。为此，作者在《知识价值论初步》中阐述了关于知识价值的全新理论——知识价值论。所谓知识价值论，就是关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理论——我之所以将这一理论称为“知识价值论”而不冠之以“知识经济学”，是因为知识不仅具有工具理性派生的经济功能，还具有价值理性内含的人文功能。作者在对知识价值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后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价值论观点：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
本文的知识，泛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所有知识。所谓知识贫困，是指劳动者拥有的知识绝对或相对落后于经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的状态。知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指知识绝对贫乏，后者则指相对于本国经济社会所提供的可能和需求来说，知识相对不足。人们的生活无非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本文的“一切贫困”也主要指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作者将在全方位论证知识贫困是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之源的基础上，向世人昭示：知识具有强大的反贫困功能，摆脱知识贫困是知识经济时代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
接受教育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因而，本文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而知识贫困源自于教育落后，因此，摆脱知识贫困是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而摆脱教育落后是摆脱知识贫困的唯一选择。
一、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
（一）知识贫困是经济贫困之源
资本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物力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即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发展经济特别是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必须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入手，而知识生产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最重要手段。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是为了今天的扩大再生产，知识生产则关系到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国民素质的提高，这种为了明天发展的投资不仅更为重要，而且如果贻误时机，将很难补救。因此，今天的经济无疑是昨天知识的转化，今天的知识必将还是明天的经济。如果追根求源，那么不难发现，在知识与经济的互动因果链条中，知识是决定经济之因，经济则是由知识决定之果。优先增长了知识，就等于抓住了知识与经济互动链条的“龙头”，从而能够使知识与经济在高起点上步入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分不清因果，没有战略重点，就极有可能陷入知识与经济恶性循环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理解知识贫困是经济贫困之源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知识投资的属性。知识投资是具有先导性的战略性生产投资，因而，知识生产必须先于经济发展。有关资料显示，1981年， 世界34 个发达国家中教育投入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5%以上的有19个，到1991年，上升到28个（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正是基于对知识价值和知识重要地位的认识，西方各工业化国家还在产业革命进行时就逐步实施了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世界教育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共有132 个国家实施义务教育，其中4～6年的46个，7～9年的58个，10～12年的28个。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的《全民教育宣言》指出：“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儿童、青年还是成人——都应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宣言》已由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首脑签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各国共同的行动纲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实际人均GNP测算“人文发展指数”。无独有偶， 世界银行发表的以消除贫困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明确地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政策。
综观今日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济穷国的落后历史无不从两个方面证明，生产知识的教育投资虽然周期最长但却是收益最大的战略性生产投资，而教育落后及由教育落后引起的知识贫困则是最可怕的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
提早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强国日本，是一个幅员有限、人口稠密、资源匮乏的岛国，其经济成功的秘诀便是始终紧紧抓住教育不放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百业萧条，社会瘫痪，财政相当困难，但日本并未就经济抓经济，而是坚定不移地把目光盯在提高民族素质上，牢牢抓住教育这一兴邦之本，举国上下节衣缩食办教育。多少年来，日本农村最好的建筑物一直是学校。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有言：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教育改革是日本最重要的国政问题。寥寥数语，充分昭示了日本能在短时间内从废墟中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真谛。
支持美国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国的奥秘无疑也是教育。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适龄儿童入学率始终居世界首位。美国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达，为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美国的选举年——1996年，《今日美国报》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选民最为关心也最为忧虑的是教育问题——67%的选民称教育是“应最优先考虑的事”，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共和党民意调查人埃德·戈亚斯说，2／3的人认为“教育是生存下去的关键”。民主党民意调查人塞林达·莱克认为教育起改变时代的作用。她不无感慨地说：“选民为经济感到担心，为道德价值观念的衰落而发愁，并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对这两者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注：理查德·贝内德托：《今日美国报》，1996年1月10日。）
印度历来不重视教育，尤其是不重视女童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始终徘徊在55%左右，而且，小学生中仅有40%读到六年级，这种情况已持续了近40年。根据“全印第五次教育调查”（1988年）的资料，80%的小学、73%的中学没有足够的教室，现有校舍近一半不合要求（注：周贝隆：《试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与对策》，《科技导报》，1994年第11期。）。教育的落后导致劳动者知识贫乏，成了经济发展的深层制约因素。
贫困的非洲，直到今天仍有10个国家没有制定义务教育法，有些制定了义务教育法的国家也没有很好地执行。90年代初，索马里只有15%的适龄儿童上小学。马里、尼日尔、 几内亚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1／3。知识贫困又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贫困， 在世界向知识经济大踏步迈进的时代，非洲却依然笼罩在贫困的阴影之下。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不但是教育绝对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教育相对发达（指教育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适度超前）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大都在5%以上，从而使知识与经济长期以来处在良性互动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塞拉利昂、乌干达、几内亚（比绍）、马拉维、布隆迪、尼泊尔和不丹等被列为世界上最贫穷的10个国家，不但是教育绝对落后的国家，而且也是教育相对落后（指教育相对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其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大都不足2%，从而使知识与经济长期以来处在恶性循环中，相互制约对方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经济的差距，科学技术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差距，知识的差距，教育的差距。
从中国实际来看，1990年，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71年、6.24年、4.31年，与此相适应，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4.80%、8.42%、13.53%， 贫困发生率分别是4.2%、10.3%、17.8%（注：世界银行考察报告：《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以上分析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落后及由此造成的知识贫困是一国、一地经济贫困之源。大量的微观例证也雄辩地证明，个人的知识贫困同样是个人经济贫困之源（见下表）。
12个国家和地区就业者每多受1年教育工资上涨幅度比较（注： 资料来源：G.Psacharopoules《教育回收率：国际比较》，载于《教育与收入》，世界银行工作报告第402号。）
国家或 统计 工资上涨 国家或 统计工资上涨
地区年份 幅度(%)地区年份幅度(%)
美国19748.2 伊朗197610.7
日本19707.3马来西亚 197822.8
英国19757.8 新加坡 1974 8.0
法国1964
10.9 台湾197110.4
加拿大 19715.2 巴西197019.2
希腊1977
12.5 墨西哥
196315.0
上表直观地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劳动者的收入与其知识水平成正比——劳动者的知识量大，则收入水平高。反之，知识量少，收入水平也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知识贫困是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经济贫困之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贫困不仅是经济贫困之源，而且还是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之间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的激素。
在分析了各国知识投入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后作者发现，知识投入不但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收益率随着投入量的增加存在明显的递增趋势——这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投入收益增长的规律。我把这一规律称为知识投入收益递增律。所谓知识投入收益递增律，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投资投向与结构合理并适度超前的条件下，单位知识投入的收益将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而知识量的增加而倍增。实践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知识越多，就越能形成知识经济规模效益，知识投入收益率就越高。反之，知识越少，就越会制约知识经济规模的形成，知识投入收益率就越低，甚至十分有限的投入也很难得到应有的回报。目前，知识投入不足与知识有效产出不高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原因就在于知识贫困，未能形成规模知识经济效益。从世界银行每年一度公布的贫富国排名表上，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强烈反差：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十大富国越来越富——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19800 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23900美元。 而十大穷国却越来越穷——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190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175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贫者越来越贫穷、富者越来越富有的反向运行走势？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知识投入收益递增率起作用的结果。发达国家已提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但知识绝对水平高，而且由于都制定有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因而知识相对水平也高，这样，知识投入的规模收益率自然很高，从而有条件步入以知识促经济、再以经济装备知识、然后再以增长了的知识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与经济良性互动轨道。发展中国家不但教育绝对水平低，而且由于无力发展教育，很难按教育规律办事，使教育相对滞后，因而知识相对水平也低，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知识投入很难形成规模知识经济收益，收益率自然很低，于是只能在贫困的知识拖经济后腿、经济贫困更无力获取知识、进一步贫困的知识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经济发展的知识与经济互为羁绊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就个人来说，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投入收益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知识量的增大也存在或应该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如果劳动者着眼于长远，放弃某些暂时的眼前利益而进行虽然回收期较长但却收益巨大的知识投资，必定受益无穷。反之，如果劳动者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不愿进行长远的知识投资，则必定贻害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贫困不仅是劳动者贫困之源，而且还是劳动者更加贫困之源，是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贫富悬殊愈益加大之源。
知识贫困是经济贫困之源。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知识增长了经济必定相应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必然是知识增长的结果呢？
我们充分注意到，并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知识投入都能带来巨大收益，知识投入收益递增率也并不意味着增加的每一笔知识投入都能带来相对于前一笔投入更高的收益。相反，只有确定合理的知识投向，在初等、中等和高等各个教育阶段上合乎比例投入，才能使单位知识投入收益递增。当今世界，由于决策失误、教育结构失衡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知识投入属无效投入，由此造就了大量的功能性文盲。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埃及，1985年教育经费占GNP的5.2%，人均教育经费54美元——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高的。1977～1987年，埃及的大学和中等学校毕业生增长率为10%——这与初等教育形成较大反差。一方面，高等、中等学校毕业生严重过剩，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过剩人员1982年约占54.2%，过剩的中等学校毕业生1981年约占67%。另一方面， 劳动力总数的70%是文盲。由于对各个教育阶段的投入比例不当，脱离国情，致使知识投入收益极低。再如加拿大，80年代以来， 每年的教育经费高达450亿美元，占GNP的7.2%，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注：联合国开发总署：《人类发展报告》，1995年。）。但加拿大统计局1989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6～24岁的加拿大人中有29%没有读报能力。加拿大经济咨询局的报告指出，如果不改变上述状况，到20世纪末将产生100 万功能性文盲。我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知识经济收益低的状况。山西阳原县是我国普及教育的第一面红旗，不仅在60年代就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也发展很快，适龄青年中1／5是高中毕业生。就是这样一个教育的先进县，却是一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闻名的贫困县。这是知识的悲哀，却不是知识本身的过错。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埃迪塞沙把那些出废品，没有给学生带来一定的有效知识的教育视为“错误教育”。为此，全世界每年的教育经费大约有35%消耗在这类没有效益的“错误教育”和由此产生的“无效知识”上。这就是说，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00亿美元可以看作是“错误教育”和“无效知识”的代价（注：联合国开发总署：《人类发展报告》，1995年。）。这样巨大的无效知识投入严重迟滞了知识经济发展进程。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不一定是知识增长的结果。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拥有某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暴富，也许并不是发展教育的结果。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许多石油输出国，靠地下滚滚不尽的石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购买了大批先进设备，表面看来现代化进程很快，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形成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传统，致使知识不但绝对贫困，而且相对贫困。尽管这些国家很富有，但又有谁认为它们是经济社会发达国家呢？如果石油资源枯竭了，缺乏知识支持的国民经济必定发生大倒退。
就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现实世界中，也许“家庭现代化却知识贫困化，学富五车而身无分文”的反常现象比比皆是。拥有知识的不一定拥有物质财富——“富”得只有知识；拥有金钱的也可能“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穷”得只剩下钱。如果这只是个别现象，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但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存在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土壤”，只能说明该国的收入调节机制不健全，政策漏洞过多，就有必要进行大的改革。在我国，刚性的工资制度、工龄对工资增长的重要性与各种人均分配的奖金使得人们产生就业越早越好的思维定式。前表列举的12个国家中，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工资上涨5.2%～22.2%不等， 而中国仅为0.88%（注：刘国光：《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第26页。转引自《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第58页。）。 另据国家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7年，40～45岁男性大学程度就业者与小学程度就业者收入比例仅为1.14:1。比值之低直让世界惊叹中国科技人员之廉价，知识之贬值。由此形成的读书无用思想重新抬头，辍学之风日盛。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虽有些许改观，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仍很普遍。1994年有人统计的30位亿万富翁中，有70%的亿万富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注：《中国问题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知识经济的悖论，而不是知识经济的必然。
（二）知识贫困是精神贫困之源
所谓精神贫困，主要指人们的思想不健康、精神颓废、观念陈旧、道德贫乏等人文教养不高的状况。知识经济时代为什么会出现精神贫困？追根求源，在于知识贫困。
人的思想、精神、观念和道德等并非先天就有的，而是或主要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的图画。我认为，知识就是画这张看不见的图画的工具。如果知识贫困，那么，时间和实践将会扭曲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使人思想保守，精神颓废，观念陈旧，道德失落。
中华民族的经典史诗《三字经》，有一半的篇幅讲的是知识“教化”对人后天成长的重要性。尽管其中有一定的唯心主义成分，但也不乏精彩之笔。《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婴儿初降人世，天性是善良的。人的性情本来相近，由于后天习染的不同而有了很大差别。如果不进行教育，人善良的本性就会变迁。不言而喻，如果施以及时而有效的教育，增长其知识，人的思想世界就会得到较好的开发。《三字经》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通篇《三字经》潜含着这样的意识：知识贫困是精神贫困之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正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
上面提到的一些可能“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但又挥金如土的“富翁”们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们（或她们）很富，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又很穷，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贫乏。所以说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由此看出，“知识贫困却日进斗金”的知识经济悖论并没有推翻“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的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之源。在一般情况下，经济贫困必然加剧精神贫困，而精神贫困又会引发新的经济贫困，如此恶性循环，便会最终导致人们的进一步全面贫困化。
二、摆脱知识贫困是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
弄清知识经济时代贫困的发生机制，是理清反贫困的基本思路，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既然知识贫困能引发一切贫困，那么，知识也就具有强大的反贫困功能，所以要摆脱贫困，就必须从摆脱知识贫困入手，从源头抓起，治穷必治愚，治穷先治愚。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找准知识经济时代解决贫困问题的切入点，才能从根本上斩断“知识贫困——经济贫困、精神贫困”的恶性循环链。譬如，要从经济上摆脱贫困，那么，反经济贫困就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战场，就经济论经济，必须把它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客观分析引起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脱贫。那种“经济要上，教育要让”和“等经济发展了再去发展教育”的论点与知识经济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在一个文盲充斥、人民得不到基本教育的国家里，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毫不夸张地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摆脱知识贫困是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
为了使知识经济健康运行，尽快摆脱知识贫困，作者构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引导政府与劳动者进行有效知识投资的基本理论——知识价值论的三个重要命题。
（一）可供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决策选择的教育投资基线理论
科学的教育投资理论模型无疑有利于政府进行正确的教育投资选择，作出顺应知识经济大势的教育制度安排。然而，政府进行教育投资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应是什么呢？回眸世界知识价值发展史不难发现，教育绝对投入和相对投入的同步增长是教育投入的基本走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大都经历一个由不足2%到6 %左右漫长的增长过程。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1000美元、2000美元、5000美元、10000美元以上的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大致分别是不足2%、3%、4 %、5%、6%。许多教育学家、经济学家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国的教育投入占该国GNP的比例应与其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即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随人均GNP的增长而增长。于是，后发型国家便纷纷机械地照搬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在某一数值时所对应的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来制定自己的教育投入战略。
我认为，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教育经济发展之路是历史，而不是已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后发型国家必须遵循的法则。实际上，就连发达国家也早就在反思自己所走过的路的得与失。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NP 的比重之所以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主要是因为它们对知识的认识有一个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并不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为教育投入的增加提供了可能——这只是教育绝对投入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教育相对投入即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增长的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可估量的价值日益显现，因而教育的重要地位早已确立，又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难道发展中国家还要再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被证明并不十全十美的路，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吗？
有鉴于此，作者构建了知识经济时代供政府进行教育投资选择时参考的教育投资基线理论：一国教育投资以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因而，我们无法对各国的教育投资绝对量作明确的界定，这就如同我们无法界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但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教育投入的多少，通常取决于一个国家对知识地位的认识程度；基于知识的特殊战略地位不会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改变的事实，我们可对教育投资的相对量即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作出明确界定， 并对其进行国际比较。这一比重应以6.5%为基线上下波动，一般说来，在5%～8%之间为最佳区间——若低于5%，意味着教育投资不足，必然导致知识贫困，若高于8%，就会引发“过度教育”。 教育得到充分发展从而知识与经济已经进入良性循环态的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占GNP 的比重可取波动区间5%～6.5%的低值，教育仍很落后从而知识与经济尚未进入良性循环态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宜取波动区间6.5%～8%的高值。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出于加速发展知识经济的需要， 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应略高于发达国家，至少不应低于发达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基础教育以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曾有过的速度推进。“发展中的中国承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这是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事实。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堪忧：
1.教育绝对落后。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在校人数约占世界中小学总人数的20%，但中小学教育经费却只占世界的0.78%，1993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位列世界倒数第二（注：周贝隆：《试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与对策》，《科技导报》，1994年第11期。）。另外，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辍学率很高，一支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
2.教育相对落后。中国的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处在相对落后状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9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平均为5.7%。而据国家教委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1991年为3.0%、1992年为2.94%（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为2.5%）、 1993年为2.76%、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6.2%的平均水平，就是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90年代初期，中国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NP的比例在世界排名第148位（注：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为尽快改变我国教育逆知识经济潮流而动的状况，必须大幅度提高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尽管我们与发达国家无法比教育投入总量， 但在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上必须也能够超过发达国家。为此， 建议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知识贫困之间的矛盾定位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固然不错，但这只是表象层次上的概括，既然知识贫困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切贫困之源，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之源，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知识贫困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不但更确切，而且更能唤起人们对知识贫困的危机感。只有这样，作为百年大计之本的教育才可望告别人们经常听到的“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教育”这样一种本末倒置的尴尬。
教育的一系列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由一种超越于市场的力量来调节，而这种超市场的力量只能来自国家。政府积极介入教育，作出良好的教育制度安排，是发达国家发展教育的成功经验。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享誉世界，而对教育的大力扶持是其产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面。美国教育的发达与联邦政府成功的宏观政策也密不可分。教育投资的特殊性和市场失效的经常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大介入教育的力度，挑起人民教育政府办的担子。如果片面强调人民教育人民办，将教育推向市场，那么，在众所周知的市场悖论和市场经济失效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导致教育滑坡，从而导致知识经济的逆动。
另外，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不折不扣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同西方国家100多年前提出普及初等教育时的情况相比， 我国今天实施“普九”的条件要好得多。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普九”问题上打折扣。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知识经济世纪的中国再也不容许产生新的文盲了！
（二）有效诱导劳动者进行知识投资的机会价值补偿理论和知识价值再造理论
怎样使劳动者自觉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表面看来并不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知识投资呢？这就有必要对劳动者进行科学适度的知识投资诱导。为了使劳动者自觉自愿地把当前收入合乎比例地投资于知识，有必要建立一种刚性的利益驱动机制。基于这一考虑，作者构建了能够充分诱导劳动者积极进行知识投资的全新理论——机会价值补偿理论与知识价值再造理论。
机会价值补偿理论认为：机会也有价值，特别是有当前投资价值的机会具有更大的价值。错过了这种投资价值很大的机会，就等于丧失了价值。知识投资周期很长，选择知识投资必定会错过许多很有当前价值的投资机会，只有因错过这些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导致的价值丧失得到补偿而且是足额补偿时，劳动者才会进行影响其当前收入的知识投资选择，而劳动者所丧失的投资机会的价值大都应该也能够量化，因而劳动者因知识投资偏好所失去的机会价值应该也能够进行补偿。
这就涉及到机会价值补偿额问题。如果补偿额过低，劳动者就不会产生知识投资偏好，如果补偿额过高，就会错误地误导劳动者盲目过量投资知识，这同样会制约知识经济规模效益的发挥。只有当劳动者预计选择长远的知识投资机会所得收益大于选择当前投资机会所得收益时，才愿意进行知识投资。那么，将机会价值补偿额界定在什么范围内才是合理的呢？
足额的机会价值主要包括五部分：（1）放弃的直接收益。 如果劳动者不选择接受更高一级教育而是选择就业，必然得到一定的工资收入。因为选择知识投资而放弃的收入应当得到补偿。（2）利息收益。 如果劳动者不选择知识投资而选择其他投资机会，譬如选择储蓄，会因此而获得利息收益。现在劳动者选择了知识投资，就要放弃这笔利息收益，因而，也必须进行补偿。（3）货币的时间价值。 一定数量货币的现在价值，大于等量货币的将来价值。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在比不确定的将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把今天可能取得的收入推迟到将来，会使我们丧失很多难得的投资机会，因此将来收入的价值小于现在收入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不能用等量的将来收入补偿当前的知识投资，而必须用更多的将来收入来补偿。（4）风险收益。知识经济时代，产业、 行业结构等处于经常的调整之中，接受更高一级教育，延长受教育时间，必然承担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专业对口工作，只能降格以求从而使部分知识投资失效的风险。因此，机会价值必须包括风险收益。（5 ）级差收益。接受了更多知识的劳动力是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力，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更大的价值，由此获得的价值增量的一部分即级差收益应当归劳动者所有。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将机会价值补偿的测算方法举例归纳如下：
假定有A[,1]、A[,2]、A[,3]三个情况完全相同的劳动者，A[,1]在接受完某一级教育后立即就业，并在第一、二、三年分别得到收益P[,1.1]、P[,1.2]、P[,1.3]；A[,2]在比A[,1] 多接受了一年教育后就业，并在第二、三年获得收益P[,2.2]、P[,2.3]；A[,3]在比A[,2]又多接受了一年教育后就业，并在第三年获得收益P[,3.3]。用F[,1]、F[,2]、F[,3]、F[,4]分别代表利息收益、货币的时间价值、 风险收益和级差收益，L表示人均收入增长率。则：
P[,1.2]＝P[,1.1]（1+L）
P[,2.2]＝P[,1.1]（1+F[,1]+F[,2]+F[,3]+F[,4]）（1+L）
P[,1.3]＝P[,1.1]（1+L）[2]
P[,2.3]＝P[,2.2]（1+L）
P[,3.3]＝P[,2.2]（1+F[,1]+F[,2]+F[,3]+F[,4]（1+L）
考虑到知识经济发展大势，将F[,1]、F[,2]、F[,3]、F[,4]分别设定为3%、2%、2%、3%，四者之和为10%。这就是说，劳动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收益相应增长10%。又假定P[,1.1]为100，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2%。则劳动者A[,1]在第一、二、三年的收益分别为100、102、104.04，A[,2]在第二、三年的收益分别为112.2、114.44，A[,3] 在第三年的收益为125.89。在第三年，三个知识量不同的劳动者A[,1]、A[,2]、A[,3]的收益分别是104.04、114.44、125.89。
机会价值补偿理论只是探讨了对过去因投资知识而放弃的机会价值的足额补偿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补偿——即使是足额补偿了放弃的机会价值所有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呢？劳动者放弃了其他机会而选择并不带来当前收益的知识投资，是基于在补偿了放弃的机会价值以后还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得到更大收益的预期。劳动者在接受了更高一级教育、获得能创造更大价值的知识后，必然极大地提高自身的创造潜能，在工作中抓住更多的创造和再创造价值的机会，因而，其高收益率应是终生的，而不是在补偿了过去放弃的机会价值后就告终结。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又进一步概括出知识价值再造理论。
知识价值再造理论认为：劳动者在接受了更多创造价值的知识后，必然极大提高价值再造能力。这种知识价值再造能力应该得到回报；回报的基本模式是使其收益以受教育后的初始收益（如P[,1.1]、P[,2.2]、P[,3.3]）为基数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成比例增长。 由于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者的收益基数不同，因而，尽管他们的收益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同比例增长，但增长速率和绝对值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一般说来，这种差异程度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从而也与知识量成正相关，最后导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收益差距愈益增大。
在机会价值补偿规律和知识价值再造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上例中A[,1]、A[,2]、A[,3] 三个劳动者分别作出的不同选择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收益值（见下图）。
A[,1]、A[,2]、A[,3]收益曲线走势简图
图中，T为时间（T[,1]、T[,2]、T[,3]、T[,n]分别表示第一、 二、三、n年），P为收益（P[,1.1]、P[,2.1]、P[,3.1]分别表示A[,1]、A[,2]、A[,3]三个劳动者在第一年末的收益值），因在第一年劳动者A[,2]、A[,3]选择了继续接受教育，不仅没有收益，反而还得投入，故收益值为负值；P[,1.2]、P[,2.2]、P[,3.2]分别表示A[,1]、A[,2]、A[,3]三个劳动者在第二年末的收益值，因在第二年劳动者A[,3] 选择了继续接受教育，故收益值为负值；P[,1.3]、P[,2.3]、P[,3.3]分别表示A[,1]、A[,2]、A[,3]三个劳动者在第三年末的收益值；P[,1.n]、P[,2.n]、P[,3.n]分别表示A[,1]、A[,2]、A[,3] 三个劳动者在第n年末的收益值；A[,1]A[,1]、A[,2]A[,2]、A[,3]A[,3]分别为A[,1]、A[,2]、A[,3]三个劳动者的收益变动轨迹。
上例中第二年末A[,1]、A[,2]的差距是10.2， 第三年末扩大到 10.4；第三年末A[,1]、A[,3]的差距是21.85，第四年末将扩大到22.29。显然，A[,1]、A[,2]、A[,3] 的收益差距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拉大的趋势。这形象地告诉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摆脱知识贫困是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
作者构建的机会价值补偿理论和知识价值再造理论应当成为知识价值论的基本内容，而机会价值补偿规律和知识价值再造规律也应当成为调节知识供需的基本规律。只有两个规律同时起作用，才能使劳动者直观地认识到，作知识投资选择后，不但因此而放弃的机会价值能得到足额补偿，而且可由此获取持续得到更大收益的能力。
当然，机会价值补偿只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要想全面调动起劳动者投资知识的积极性，还必须使劳动者的预期社会地位等非经济收益与其知识程度息息相关。知识经济时代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当从各个方面刺激劳动者进行充足的知识投资。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门槛。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知识的巨大作用初步显现的世纪，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20世纪积累的知识成果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使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知识经济世纪。知识经济世纪的理论和实践更将证明：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世纪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毫无疑问，21世纪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额将进一步增大，因而，21世纪经济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知识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摆脱知识贫困是摆脱一切贫困的必由之路，而拥有了知识就等于拥有了发展一切的“核动力”。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和由教育决定的人的综合知识水平将比20世纪更为深刻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谁优先发展了教育，超前获得了知识，谁就能占领知识经济世纪的制高点。这样，国何愁不强！民何愁不富！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知识的战略地位，就会丧失时机，就会在知识经济世纪的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