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漢化問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漢化問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當東漢初期，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呼韓邪單于之孫)在争奪單于繼承權的鬥争中失敗，不得立而懷怨憤。恰值此時，“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比襲呼韓邪單于號，率領南邊及烏桓八部衆四五萬人，款五原塞向漢稱臣，自稱“願永爲籓蔽，扦禦北虜”。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在東漢政府幫助下建立南單于庭，先在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處，不久又入居雲中，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列置諸部王。南匈奴實際上成爲東漢政府在北部邊疆阻擊北匈奴的重要屏障、軍事和後勤基地。不僅受到東漢政府設立的郡縣地方行政長官的節制，其境內還有漢朝專門配置的管理匈奴事務的官員和軍隊，“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静”。①南單于須經常性地向漢朝“遣使詣闕，奉籓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②“單于歲盡輒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③漢朝則賞賜其大量衣冠繒絮、糧食、牛羊和璽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樂器鼓車及飲食什器。南匈奴受到漢朝中央政府的優厚待遇，經濟上仰賴漢的援助和賞賜，政治上成爲漢朝的一部份。南匈奴中常有因無法適應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而抵制南單于統治的叛亂，甚至逃亡北匈奴者，同時有更多的北匈奴人因不斷的內部鬥争和連年的饑疫紛紛南下亡來入塞者，使南匈奴的人口不斷擴大，部落形態呈現爲族人間的小聚居和與漢人之間的大混居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族間不可避免地發生著對抗、互動、交流與融合。
爲加快北邊的經濟開發，東漢政權對北部邊郡實行了有效的管理，一方面派遣官員和軍隊護衛南匈奴，重修障塞，開墾農田，和平時期的軍人也屯田耕種，養殖牛馬；在不斷給予南匈奴賞賜賑濟的同時，另一方面鼓勵中原漢族移民充實北邊。對于犯罪刑徒願充邊者則减罪一等，賜弓弩衣糧④，缘邊地區一度撤出的人民重返故地，則“賜以裝錢，轉輸給食”。⑤在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和平、安定的環境促進了南匈奴社會生産的發展，中原文明以不可遏止的勢頭廣布長城地帶。漢王朝恩威並施的統治和行政干預、强制推行的漢化政策無疑是成功的，經過百年之後，到東漢後期，南匈奴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被納入漢王朝的統轄之下，成爲漢朝在北方的郡縣編戶，與漢族錯居雜處，潜移默化，在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逐漸改變其生計方式，已經逐步從事農業生産。文化的統一、農耕的推廣，生活的安定，加之北匈奴的不斷南下，南匈奴人口迅速膨脹。到東漢和帝永元年間(公元89-105年)，“党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⑥特別是匈奴上層集團，因更多和更深層次地接觸漢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享受著漢人的奢侈品和優秀的文明成果，受漢文化的影響更深，對漢文化的欽慕更甚，漢化的程度也更深。不僅在物質層面上，其傳統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精神內涵也隨之改變，甚至其宗教信仰也被逐漸改造而失去其本來特色，納入大一統的華夏文化之中。如匈奴人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的龍城大會，不僅祭祀天神，還開始“兼祠漢帝”。南匈奴在與漢朝共同對付北匈奴的戰鬥中結成了牢固的友誼和聯盟，在東漢政權對北部邊疆的開發過程中，南匈奴的參與和貢獻，不僅發展了當地經濟、養活了大量人口，保障了對匈奴戰争的軍需供給，而且大大縮小了邊疆地區與內地的差距，改變了當地的落後面貌，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融合。南匈奴漢化的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以至于在考古學上幾乎無法將南匈奴遺存從同時期漢文化遺存中區分出來，東漢晚期，大部份地區的南匈奴已經過百年以上的漢化過程，所見東漢中後期墓葬形制和隨葬品與同期漢墓幾乎無异，已難以區分出其文化和民族身份。
考古資料生動、直觀地再現了日常秩序中，南匈奴各個階層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區漢化過程中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全方位的表現。透過現象，我們可以深入地探索和瞭解這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與漢、鮮卑等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變化，在經歷了政治、人文環境和自然地理環境的巨大變動下，民族文化、經濟形態和生産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遷以及民族意識、民族心理的變化。
在南匈奴人駐牧的腹心地帶，東漢時期墓地規模和數量達到高峰，一座墓地常有數百座墓葬，而目前可確定爲南匈奴的墓葬却僅有不多的幾處，東勝補洞溝墓地⑦、准格爾旗大飯鋪墓葬⑧、包頭市麻池鄉張龍圪旦一號漢墓⑨、陝西神木大保當城址和墓地⑩，這些墓葬均位于南匈奴活動的核心地帶，除神木大保當城址和墓地時代延續較長，貫穿東漢一代，其餘多在東漢後期。
以地處鄂爾多斯的補洞溝南匈奴墓地爲例，墓葬葬式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爲主，死者頭向北，在尸骨的上部均發現了數量不等的馬、牛、羊的骨胳。出土肩飾波浪紋以及近底部有一直徑約1厘米的小孔的陶罐，以及鐵鍑、帶扣、環、鐵鏃、鐵刀、馬銜、銅耳環、和骨勺、骨鏟、骨簪等，這些特點與諾音烏拉、外貝加爾匈奴墓完全相同。在蒙古和蘇聯學者眼裏這是最有匈奴味的匈奴墓地。秦漢時期，鄂爾多斯以及包頭、陝北地區成爲匈奴和中原王朝交替控制的地區。匈奴人在此的活動始于戰國末期，匈奴南下盡占林胡樓煩之地，頭曼單于時期一度在此建立政治中心“頭曼城”(今包頭固陽)，秦末漢初，冒頓單于征服樓煩白羊河南王，重新控制河南地，匈奴文化傳統在當地具有長時期的深入的影響。漢代中期以後，漢王朝在這裏設置郡縣屬國，作爲安置匈奴歸附者的地方。南匈奴附漢以後，南單于庭先是安置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處(今包頭境內)，一度遷居雲中(今呼和浩特以南)、西河美稷(今准格爾旗)。這裏距南匈奴單于庭不遠，是北邊八部劃歸南匈奴駐牧的中心地帶，故有學者認爲南匈奴嫡系部族集團很可能曾安置在補洞溝及其周圍地區，原發掘簡報將時代定爲西漢末—東漢初。(11)張海斌認爲補洞溝墓地某些器物如鐵鍑、指環和某些陶罐的形制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徵，時代可晚至東漢後期，是東漢後期南匈奴平民墓葬。(12)而其長方形竪穴土坑、無葬具的墓葬結構應是沿襲了當地春秋戰國以來林胡、樓煩族群的文化傳統，屬于被匈奴征服的別部成員。根據M1所出的陶罐和M6所出鐵鍑等器物的形制分析，較接近東漢晚期的形制，如東漢晚期的山西右玉善家堡(13)、烏蘭察布盟察右後旗二蘭虎溝(14)的銅鍑，這種形制的陶罐和鐵鍑在北魏時期也有發現，准格爾旗二里半墓束頸罐和鐵鍑(15)、呼和浩特市鋼鐵廠工地發現的銅鍑(16)、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南寶貝梁北魏墓出土的銅鍑(17)形制就類似補洞溝，故有學者甚至認爲補洞溝墓葬晚至北魏時期。但從陶器造型紋飾及近底部有小孔的特徵看，特別是後者爲鮮卑自身陶器所無，而是匈奴文化所特有。二者之所以具有相似特徵緣于他們之間密切的關係，早期鮮卑隸屬于匈奴，受匈奴文化影響深刻；到東漢晚期鮮卑逐漸强大，盡占匈奴故地，匈奴餘部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此時的匈奴則成爲鮮卑文化擴張的受體，故南匈奴文化的鮮卑化也是必然的。綜合分析，該墓地隨葬品出現東漢晚期的某些特徵，葬俗中却又保留較多的匈奴傳統特徵，顯然入居漢地時間不很久，受漢族文化影響較少，有明顯的鮮卑化迹象。墓中並出土有規矩鏡。所以，補洞溝墓葬的年代應該比原報告估計的要晚些，但也不至于晚到東漢末甚至北魏，補洞溝Ⅰ式鐵鍑與西安北郊郊崗寨村Ⅲ區M13所出的銅鍑相近而形制略瘦長，應早于後者。其年代或在東漢中晚期。
西安北郊崗寨村Ⅲ區M13(18)是目前所見地理位置最南的一座南匈奴墓葬，墓葬形制與當地千餘座漢墓相同，而出土器物迥然有別。有陶罐、銅鍑，和鐵鏡、青銅頭飾、金銀手鐲，殉牲有鹿、羊頭蹄。其中的兩件陶罐與崞縣窑子、伊金霍洛匈奴墓所出相同，銅鍑形制與東勝補洞溝Ⅰ式鐵鍑、神木出土的銅、鐵鍑接近而較矮胖，與陝西隴縣、寶鶏所出相似。並有明確的被東漢M10打破的層位關係，說明下限不晚于東漢晚期。從時代和葬俗上看，應屬南匈奴墓葬。反映了南匈奴人不斷分化瓦解、南下內地的史實。河南洛陽市洛龍區辛店鄉後營村一座東漢中期單室墓葬中曾出土一方“匈奴歸漢君印”駝紐銅印。(19)這種銅印流行于東漢至西晋十六國時期，目前已發現的“匈奴歸漢君”銅印有六七方，均出土于我國的“邊關”地區，在內地出土尚屬首次，這也爲研究南匈奴內徙提供了新資料。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乙區墓地(20)發掘的十二座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均與中原漢地無异。但因出土了銅帶扣、環、玉石、玻璃、琥珀、骨質筒、簪等裝飾品和刀、削、鏃等小件器物以及馬銜、馬鑣、鈴等“具有匈奴文化特徵的遺物”，其中M3出土銀壺和石飾，M8出土指環並發現有馬牛羊狗骨殉牲，並在M1出土了一件“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駝紐銅印，從而推斷爲南匈奴墓。墓葬爲斜坡墓道磚室墓，前後室，穹窿頂，有棺椁葬具，地面有封土堆。等級相對較高，應是東漢晚期南匈奴中下級軍官墓葬。據頭骨鑒定顯示出以北亞人種爲主而兼有東亞類型的特徵，說明該墓主人從習俗到人種都已漢化很深。如果不是發現一枚匈奴官印，幾乎完全無法把它與一般漢墓區分出來。也有學者據文獻考證，湟中地區是起源于張掖、祁連山以南盧水一帶的匈奴別部“盧水胡”世居之地，他們與青海羌人關係密切。在《漢書》、《後漢書》中没有關于南匈奴向這一帶活動的記載，對三例人骨的鑒定也不完全同于匈奴的北亞蒙古人種特徵，而參雜了東亞人種的成分。所以，該墓地是否南匈奴墓地也還存在争議，但多數學者認爲出土印章和人骨鑒定都可說明其族屬，而在漢境內生活了百年之後的匈奴統治階層必定高度漢化，與漢族相互通婚，故在北亞類型蒙古人種血統中融入當地的東亞蒙古人種的成分亦屬必然。
此外，筆者重新梳理了《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一書公布的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巴盟、鄂爾多斯、包頭、呼和浩特和烏盟地區發掘的二百五十一座漢墓資料，並從中甄別出一些不同于漢代喪葬習俗而殘留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如殉牲、出土胡人俑、出土金銀裝飾品和骨、木製品的墓葬，時代既有西漢的，也有東漢的，後者中當有部份屬于南匈奴墓葬，當然也不排除有西漢以來投降漢朝的匈奴人及其後裔墓葬的可能性。(21)這些异族文化因素出土地點相對集中，有的甚至在同一座墓葬中同時出現多種因素，如召灣M63既出胡人俑又出動物紋金箔片、銀四蒂飾；M72同時伴出獸骨、銀鐲、骨鳴鏑；召潭M3既有殉牲羊、駱駝骨，還在墓主人頸部發現鐵項圈，同時出土披髮胡俑等。可見，這一現象絶非偶然。按文獻記載，從王莽執政到東漢初年，由于匈奴的侵擾和羌人盧芳割據朔方，飽經戰亂的邊郡人民頗多內徙，一些郡縣甚至被裁而後復置。據《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的記載，五原郡人口從西漢的二十三萬餘驟减至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復置的雲中郡人口從西漢的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减至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口；定襄郡人口從西漢的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减至一萬千五百七十一口。(22)後兩郡人口總計約四萬人，僅是西漢時期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雖然建武以後，政府采取多種措施鼓勵雲中、定襄等八郡百姓返回故地。但兩郡轄地縮小，人口大大縮减。東漢前期，包頭漢墓數量空前稀少，王莽之亂、盧芳割據給這一地區帶來的沉重灾難到這時纔體現出嚴重後果。有學者猜測這裏可能一度淪爲無人區。(23)南匈奴歸附漢王朝後，這裏的經濟纔逐漸恢復，逐漸增加的人口中應包括了較大比例的南匈奴人。東漢後期，包頭地區漢墓數量再次達到高峰，不亞于西漢人口最盛時的墓葬數量。正如學者張海斌指出的，東漢五原郡漢族人口驟减，而迄今發現的墓葬數量却與西漢時期相當，其中漢化的南匈奴墓葬應占相當數量。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一部份是習染胡俗的北方漢人使用殉牲等習俗，他們長期浸染在胡人中間，畜牧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與匈奴人相互通婚、逐漸融合，在生活習慣、飲食特點和喪葬習俗方面相互影響也是必然的。
其他與匈奴相關的遺存還有：神木縣馬家蓋溝(24)，1982年在城北三十餘公里的考考烏蘇河畔孫家岔公社，河水冲出雙耳平底銅鍑一件，與補洞溝鐵鍑相類；此外神木縣還發現有流散文物數件，鷹嘴形佩飾一、銅臥鹿一、“漢匈奴爲鞮薹耆且渠”銅印一方，與《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漢安元年(142年)秋，吾斯與薁鞮薹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僅一字之差，疑爲一音之轉，那麽此印的年代應在漢安元年前後，當爲東漢安帝時期內附匈奴之物。鄰近內蒙古的山西平朔縣發掘的兩千餘座秦漢墓(25)中部份東漢以後墓葬，出土波浪紋陶器、動物紋青銅飾牌、樺樹皮製品、骨器、料珠、銅人鎮等，與內蒙古發現的游牧民族墓葬同類文物相似，可能與東漢以來匈奴入居中原、鮮卑占據雁門郡地有關。山西右玉縣善家堡發掘的二十座東漢前期墓葬(26)，雖現已被確認爲鮮卑墓，但也存在明顯的匈奴文化因素。《後漢書·郡國志》定襄郡轄有善無、中陵、駱、桐過、武成五縣，善無、中陵在右玉縣。這裏也曾是安置匈奴降人的地區之一。
通過以上“南匈奴”墓葬以及相關的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遺存的綜合研究分析，大致可總結概括出南匈奴文化具有如下幾條特徵。
(一)墓葬形制基本漢化，尤其是匈奴上層集團漢化程度更深，如青海大通上孫家寨乙區“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和張龍圪旦M1等墓。基本上與同時期漢墓相同，多有高大的圓錐形封土堆，長斜坡墓道磚室墓，有單室和雙室，個別雙室墓還帶有耳室，有券頂、穹窿頂和四角攢尖頂，有的還用了畫像石和畫像磚。有木質葬具，多數爲家族多人合葬，有的多達十幾人，墓葬方向不一，能辨別出的葬式的有仰身直肢，頭向多樣，但也有刻意保留“頭向北”習俗者。平民墓葬當中還有保持傳統墓葬形制的，如補洞溝發現的無封土、無葬具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是鄂爾多斯地區青銅時代以來匈奴別部的傳統葬制，神木大保當也發現少量這類墓葬。同時，漢化的程度也與不同族系入塞的時間、地點有關。入居時間越久，漢化程度越高。匈奴入塞並不是一次完成的，從東漢建武二十四年一直持續到西晋，又有多次反復，因而各部之間的漢化程度也是不可能相同的。還有的部族因靠近其它少數民族地區而沾染了某些當地習俗。例如補洞溝出土的鍑和某些陶器特點與同時期鮮卑文化近似。在匈奴强盛時期，鮮卑是匈奴附庸，隨著北匈奴西遷，匈奴政權瓦解，鮮卑占領了匈奴故地，匈奴人十餘萬落併入鮮卑，皆自號鮮卑(27)，鮮卑自此强大起來。匈奴與鮮卑原本就有很多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徵，但前期是以匈奴爲主導因素，對鮮卑文化造成影響，而東漢時期匈奴墓則成爲被動的受體，受到逐漸强大起來的鮮卑文化的較大影響，直至完全的鮮卑化。1996-1997年，在烏蘭察布草原發現一處鮮卑與匈奴混葬墓地，位于烏盟卓資縣梅力蓋圖鄉石家溝村，稱“石家溝墓地”。長方形豎穴土坑墓(1.8×0.6-0.8米)，西北至東南向。這個墓地有四分之一的墓葬用石塊砌築墓壁，上蓋石板，屬于典型的匈奴墓。一部份墓葬有木棺，並發現火葬現象。葬式大多仰身直肢，少數爲屈肢葬。隨葬馬、牛、羊骨，以羊骨居多。隨葬銅器和陶器都已鮮卑化，並以鮮卑文化特點爲主。類似的墓葬在烏蘭察布草原下黑溝和西拉木倫河流域亦有發現，時代大約在東漢晚期至魏晋時期，反映了鮮卑人與匈奴人的初步融合。
(二)葬俗上相對較多地保留了傳統的因素，如殉牲習俗在上層人物和一般平民墓葬中都較多的得以保留。一般用馬、牛、羊頭隨葬，但數量和使用殉牲的比例較之前期已大爲减少。一般放置在墓道或墓室裏，隨著定居的發展和漢化的加深，出現了用猪殉牲的現象，也有可能是當地漢人習染胡俗的結果。
(三)隨葬器物組合總的趨勢是逐漸漢化，漢文化因素加强，匈奴自身的因素减弱。如陶明器的大量使用、生産工具和車馬器的明器化。出土大量的漢式陶器，有罐、壺、鼎、耳杯、熏爐、燈和倉、灶、井、鶏鴨等明器。但仍有一些與普通漢族墓葬不同的、可以標明其族屬身份的特徵不同程度地存在。首先，隨葬陶器組合中陶罐的數量和紋飾特徵非常突出。在匈奴墓葬隨葬陶器中以罐爲主，甚至多數墓葬僅見罐一種陶器。匈奴陶罐最典型的特徵是肩、腹部飾有波浪紋，近底部有一直徑1厘米左右的小孔。罐的形制普遍較高大，爲實用器。與中原地區在形態上和使用方法上都明顯不同。南匈奴墓葬或多或少延續了這一傳統。其次，隨葬大量的裝飾品。如各類金屬、玉石、玻璃、瑪瑙、骨料製作的帶飾、串珠、項飾、頭飾、耳飾等。這類現象在同時期漢墓中少見，是游牧民族區別于漢族的重要特徵之一。其三，隨葬品喜用實用器。多用金屬生産工具、武器、車馬器(既有實用器也有明器)等。如銅刀、鏃、鈴、環、帶扣、包邊、包角、管狀飾和鐵刀、鏃、劍、斧、鍤、鏟、馬銜等。而西漢晚期以後的中原漢墓則以銅生活用具、錢幣和鐵生産工具爲主，少見武器和車馬器，飾牌、帶扣等裝飾品更是爲少數民族所特有。其四、墓葬隨葬品中使用較多的骨器。骨器種類主要有刀、鏟、弓弭、刷、勺子、筷子、印章、筒、簪子、骨飾片等。骨器加工是匈奴傳統的手工業門類之一，而隨葬骨器是匈奴傳統的喪葬習俗之一，在蒙古、外貝加爾地區匈奴墓葬中都有發現大量的骨鏃、骨馬鑣、骨勺、筷子等。南匈奴墓葬隨葬骨器的習俗與其傳統的畜牧業生産密不可分，也是對本民族自身文化因素的繼承和延續。
南匈奴時期出土隨葬品與其前期相比，箭鏃的數量大爲减少，尤其是較晚的墓葬，幾乎不出土鏃，馬具的數量也較前期大爲减少，質地多爲銅，也有少量鉛質，馬銜仍以兩節直棍式爲主，個別爲一體的，兩端有安插馬鑣的環。馬鑣多爲銅質，多S形，兩端類似漿葉。帶飾多爲銅帶鈎、帶扣等，帶鈎多爲中國式帶鈎，飾牌少見，幾乎不見動物紋飾牌。毁鏡的習俗少見，出現隨葬完整銅鏡的情况。
(四)體質特徵上，神木大保當、大同上孫家寨乙區墓地人骨的鑒定顯示，南匈奴人表現爲以北亞類型蒙古人種爲主體，參雜了東亞類型蒙古人種的成分，在遺傳學上可以解釋爲南下的匈奴主體民族與漢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間通婚、混血的結果。
從考古資料來看，南匈奴的漢化程度是相當深的，無論從墓葬形制到埋葬制度和隨葬品組合、種類已經基本上與漢族無异，很難區分了，即使在匈奴聚居地我們也只能從當地漢墓中零星的胡俗遺痕比如以馬、牛、羊的頭蹄作爲殉牲、“長左北向”死者頭向北方的習俗，出土一些與一般漢墓風格迥异的出土物——動物紋帶飾、波浪紋陶罐、鍑、披髮的胡人俑、鹿羊虎等動物金箔、樺樹皮器、骨筷子、骨鳴嘀、帶有華麗的枝狀角的鹿形器物等蛛絲馬迹去尋覓匈奴人存在的痕迹。民族傳統在整個南匈奴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中已經完全處于弱勢。一般而言，相對于物質文化，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往往更具有牢固性和穩定性，短時間內不容易改變。所以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差异往往最能真實地反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這些遺迹遺物中殉牲習俗和服飾裝束顯然與中原民族截然不同，雖然在物質上已經很大程度地漢化，但仍可從中看到自身精神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根深柢固的傳統綿延。尤其是今內蒙古、山西北部、寧夏、青海一帶，曾經的匈奴故地，匈奴北撤之後，又是安置降漢的匈奴人的屬國地界，南匈奴歸漢後，又成爲南匈奴活動範圍，這些地區漢墓中或多或少都發現帶有典型匈奴文化的遺痕，應可作爲尋找南匈奴踪迹的主要綫索。
除此，在今長城地帶南匈奴核心分布區，東漢時期墓葬特徵更多地與同期中原漢墓呈現出空前的一致性，墓葬均爲磚室墓，盛行多室，有主室穹窿頂帶多耳室墓、多主室穹窿頂墓、中軸綫布局穹窿頂墓等。流行多人合葬，其中大中型墓墓葬結構複雜，地表都有高大封土堆，隨葬品與中原地區無异。隨葬罐、井、灶、壺、案、耳杯、火盆、鼎等陶明器等。大型墓葬多出土有石碑、石屋和其它石雕刻品，中原地區的壁畫墓也波及到這裏，個別墓葬發現在陶器上彩繪人物。壁畫题材基本都是反映中原傳統文化和當地的農牧業生産。有的墓葬出土有畫像磚，虎、馬的形象粗獷而生動，近年在包頭九原區阿嘎如泰蘇木還發現與陝西神木大保當相似的東漢時期畫像石墓。東漢後期墓地規模之大常至數百座，可見人口之衆，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五原地區經濟得到較好地恢復重建，而這其中可以肯定，相當一部份當是歸附漢朝並很快融入漢文化的南匈奴人的貢獻。考古現象與史籍記載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表明此時的匈奴民族文化已融入博大精深的漢文化之中，成爲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了。
一個曾經在歷史上叱咤風雲、建立起强大的軍事帝國、並迫使漢王朝妥協進貢和親的民族，在自然灾害和內耗外困下分裂瓦解。而僅僅在歸附漢朝的一個世紀裏，其整體民族意識和傳統文化幾乎喪失殆盡，漢化速度之快令人震驚。是什麽力量造成强悍的游牧民族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不僅在物質和技術層面上接受了漢文化的改造，甚而整個民族的文化、意識、習俗等精神領域也被徹底同化，民族的獨立性迅速瓦解，進而完全融入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毋庸質疑，秦漢政權對北部邊疆的統治和推行的漢化政策和農業開發是成功的並且可以稱得上效果卓著。漢代在北方實行的郡縣制以及使用行政手段執行的移民和屯田政策，對長城地帶的農業開發、民族融合、迅速改造落後地區的經濟面貌以及縮短與中原文化的差別，無疑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歷史上也是十分成功的範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鞏固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實現的。南匈奴的迅速漢化再一次驗證了華夏民族文化强大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南匈奴的急速漢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有環境的因素、外部力量的推動或一定程度上的壓迫，還有匈奴內部一心向漢、主動歸化，和爲表示忠誠而不得不從各方面相漢人靠攏的被動因素。歸根結底是由于自然環境的變化，領土主權的喪失，政治、經濟上失去自立和自主地位、完全仰賴依附漢朝所導致的。
依照文化生態學的觀點，文化是人類對環境的特殊的適應手段和生存策略。生態環境是制約文化演變的主要原因。人類社會文化隨著不斷變化的環境而演變。在人類文化和環境的關係中，生態環境、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意識形態層層作用、相互制約，構成一個動態的、複雜微妙的系統，在這一系統運行過程中，生態環境是制約其它因素發展演變的基本因素，同時人類的技術、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等文化方面的因素起到積極作用。伴隨著這一過程，人類的技術、社會組織等文化方面的因素，逐漸形成較爲穩定的特色，且不斷發展和進步。而南匈奴從其脫離漠北草原南下到達東漢緣邊地區的時候，就無可逆轉地開始了從物質到精神文化的逐漸漢化。從高緯度的嚴寒草原到宜農宜牧的長城地帶，隨著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巨大的變化，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從物質層面波及到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意識形態。長城一帶地處特殊的生態過渡地帶和複雜的地理環境，其氣候、植被的過渡性和不穩定性特徵直接制約著生産活動、經濟結構及發展水平，形成旱地農業和畜牧業兩種經濟交錯分布的狀態。當氣候温暖、環境適宜、雨量充沛時，農業經濟發展；當氣候惡化、氣温急劇下降、森林草原向灌木草原轉變時，農業衰退或南移。人類要想在這裏生存和發展，只得適應自然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結構。但是由于不同文化碰撞、加之政治力量的作用、短期利益的驅使和行政手段的介入，順應自然的生計方式常常並不能在此貫徹到底。這一地區的經濟在歷史上總是隨著南北雙方勢力的消長，反復被“胡化”和“漢化”政策人爲操縱和干預，傳統和偏見常常使漢人過分注重農業而無限制地開發導致失控。適宜放牧的草地被夷爲農田，農業人口大量聚集，游牧文化被人爲的力量推動著向農耕文化快速轉變。漢化是進步的趨勢，也是大勢所趨，而反復出現的“胡化”則是對過度的經濟開發和不適當的環境利用方式的一種自然的調整和反正，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調整土地利用方式、使土地暫時得以休耕、緩解過度使用的作用。自秦漢以來，大量移民屯田和駐軍長期屯墾並舉，使農耕人口暴增，農耕文化站據了絶對優勢地位。漢文化以政府行政方式在這一地區廣泛傳播，長城地帶全面實現漢化。初來乍到的南匈奴人，被人爲地分割並包圍在漢文化當中，爲了適應這種環境，以最大程度地獲得資源共享的機會，必須適當調整甚至放棄原有的游牧生産，改變其利用土地的方式，生産勞動和工具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用品隨之改變。南匈奴人群即使在生物屬性、遺傳特徵上仍有自身的民族特徵，隨著與漢民族長期的交往、混居、學習漢人的農耕技術和經驗、穿漢服、改漢姓、讀儒家經典，以致上上下下與漢人通婚，使其文化、心理、語言甚至血緣上都在勢不可擋的漢化大潮中逐漸與漢民族趨同。現實的生存需要産生出自覺的民族認同。
處于强大的漢優勢文化的包圍之中的南匈奴，仰賴漢朝供給、援助和保護而生存，不僅受到其所處之地漢朝郡縣行政長官和軍隊的節制，而且還有專門針對匈奴而設置的的管理機構和軍隊，先後有西河長史、中郎將和度遼將軍等，管理和監督南匈奴各項內部事務，參辭訟、察動静，一切軍政大事牢牢掌握在漢人手中，南匈奴駐牧地的封賜、官吏的任免、印信的頒發都操縱在漢政府手中。這種標明政治依附關係的形式始于西漢末期呼韓邪歸漢，只是當時並没有後來南匈奴官印所代表的實質意義。王莽時期還曾因降單于“印”爲“章”而導致漢匈關係失和。目前各地發現的南匈奴官印已有數十枚，如榆林出土“漢匈奴爲鞮臺耆且渠”、1937年榆林出土“漢匈奴呼盧訾尸逐”、1936年伊金霍洛出土“漢匈奴左夫除渠日逐”、山西河曲縣出土“漢匈奴呼律居訾成群”印，故宮館藏“漢匈奴惡適姑夕且渠”、“漢匈奴破虜長”、“漢匈奴晋適尸逐王”、“漢匈奴姑塗黑臺耆”、“漢匈奴伊酒莫當百”(28)以及鄂爾多斯徵集的“漢匈奴栗借温禺鞮”(29)印，包括上孫家寨南匈奴墓出土的一枚“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駝鈕銅印、洛陽洛龍區東漢墓葬出土一方“匈奴歸漢君印”駝紐銅印等。史書記載，南匈奴由五原、雲中最後遷居西河美稷，名義上作爲漢的屬國，故漢于美稷設屬國都尉，“掌匈奴降者”。單于及諸王以下頒以漢印，印文爲漢名官號和匈奴名官號，作爲代表漢王朝在本民族行使權力的憑證。事實上，即使獲得這種印綬，南單于在軍政大事上幾乎毫無自主權，任由漢朝隨意調遣，南匈奴人最初被安置在北邊諸郡，大致在今甘肅東部，山西、陝西北部及內蒙古呼和浩特至包頭一帶。以後不斷被漢朝政府調遣內遷，南單于庭最初被安置五原、後到雲中、再到西河美稷，順帝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發生內亂，左部句龍王吾斯及右賢王合兵圍攻西河美稷(南單于庭所在)，後又因東引烏桓，西收羌、胡，侵掠并、凉、幽、冀四州。漢朝爲了避免這些人衆的擾掠，乃將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南移，因此原來分布在西河、上郡、朔方等地的匈奴人更爲南下，大多數深入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一帶。山西北部、陝西北部和西安和洛陽發現的南匈奴墓葬、官印都反映了這一史實。直至建安時期被一步步分化瓦解，最後一任南單于呼厨泉于建安二十一年朝覲，被曹操扣留于鄴。南匈奴貴族政治經濟地位的劣勢，决定了其文化在與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必然處于被動的客體地位，而受到强勢文化的衝擊和同化。南匈奴被迫不斷南下、內遷，爲其由牧畜業經濟轉向農業經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客觀環境。
南匈奴的內附，是在上層争奪權力鬥争中失敗後而主動作出的選擇，其意圖顯然是爲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抗衡北匈奴王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西漢宣帝、元帝時期呼韓邪單于投靠漢朝而最終在與郅支單于的鬥争中獲得勝利一事的影響，同時也是呼韓邪以來親漢思想的延續。其後，南匈奴具備了更多的條件可以密切接觸漢文化、享受漢文明的成果，其生存需仰賴漢朝的常年賑濟和賞賜，南匈奴上層尤其更多地得享漢奢侈品和優勢文化的好處，常年派遣質子于漢都城，接受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熏陶，潜移默化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使南匈奴上層具有很深的親漢傾向。而他們自身的漢化以及對周圍的輻射力都成爲宣揚和推動漢化的强大力量。
同時，外部的壓力也迫使南匈奴不得不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仰仗漢朝，面對北匈奴和新崛起的鮮卑、烏桓的合力圍剿和强大壓力，危機四伏，內部的矛盾鬥争和叛亂也不斷發生。其處境十分尷尬，只有依靠漢朝作為强大後盾，纔能在夾縫中生存。這使得南匈奴人對漢朝既感恩戴德，又誠惶誠恐。正如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單于向竇太后上書所言“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地”。在長期的交往共事過程中，匈奴人與漢之間唇齒相依，産生深厚的感情。東漢和帝時期，單于安國在位(公元93-94年)，左穀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多次將兵出塞，與漢將配合掩擊北庭，受到天子賞賜和特殊待遇，因而與單于安國之間産生嫌隙，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而南匈奴“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可見當時南匈奴人心皆向漢。延光三年(124年)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温禺犢王)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南匈奴人向化之心、效忠之義可見一斑。
然而，內附的南匈奴人始終不可避免地抱有一種誠惶誠恐、患得患失的降者心理，尤其是上層統治者，急于取得漢朝廷的信任，向漢朝表白效忠之心，以維護自身的生存、安全和既得利益，爲此，他們主動承擔繁重的守邊和出塞掩擊北匈奴的兵役，疲于奔命，並且從各方面都竭力表現出向漢人靠攏，忠心不二。他們竭力攀附漢室，甚至自稱劉邦之後，改漢姓、取漢名，擔任漢朝官職，效仿漢人讀儒家經典，在每年的宗教活動儀式上祭祀漢帝，在所有看得見的地方打上突出的“漢”字烙印，尤其在物質的外化的表現形式上會比漢人更漢人，在墓葬的形制結構和埋葬禮儀制度上恪守漢人禮儀制度，表現得過猶不及。這些都是投降者特殊心理在物質文化上的折射。的確在漢人的觀念中“非我族類，其心必异”，漢朝對南匈奴的統治、管理和防備是頗爲嚴密的，在贍給土地、糧食、賞賜和奢侈品的同時，從未放鬆對其戒備。漢政府派遣官吏和軍隊管理和監督南匈奴內部事務，一切軍政大事牢牢掌握在漢人手中，南單于在大事上幾乎毫無自主權。最初，漢派遣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中元八年，爲防備南北二虜交通，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此後派遣的官吏和軍隊人數不斷增加，控制日益嚴密。隨著南匈奴人口的增加，按舊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爲達到使南北匈奴互相牽制的目的，漢朝在保護南匈奴的同時又常常同北匈奴以及周邊的鮮卑、烏桓等政權使節往來、賞賜賑濟、互市交易、以至和親，采取羈縻政策以威懾南匈奴。就如耿秉所言“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而從南單于庭的多次遷移也可看出，南單于處境的尷尬，就連栖身處也隨漢朝任意調遣。匈奴中官員的任免甚至包括南匈奴單于的任免和生殺予奪亦掌握在漢朝廷手中，甚至發生過南單于被漢朝官吏逼迫自殺或被殺之事。如單于安國之死，實由漢吏介入單于與左穀蠡王師子之間的矛盾所致，根本原因是單于安國對漢度遼將軍杜崇和中郎將杜崇不够順從、相處不睦，漢朝政府爲殺鶏儆猴，威示百蠻，授意“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作爲單于，“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終爲害怕受到牽連的舅骨都侯喜爲等格殺。永和五年(140年)夏，南匈奴發生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被漢朝將士擊破後，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漢順帝遣使責讓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惶恐的單于帶病出征，仍被時任五原太守代中郎將的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爲由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桓帝延熹元年(158年)，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時，南匈奴又發生叛亂，被屬國都尉張奂鎮壓，張奂“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穀蠡王”，幸虧居車兒曾在京師爲質，桓帝還是瞭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而免于一死。靈帝光和二年(179年)，剛剛即位一年的單于呼徵因與中郎將張修不合，被張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
諸多南單于的被殺和自殺，真實地折射出南匈奴上層社會在東漢政權統治下的兩難處境。在如何對待本族中的反對勢力和漢朝官吏之間，選擇前者則被後者責殺，過分依賴後者則常被族人所殺。南匈奴作爲歸附的外族，與漢朝的關係始終存在某些複雜微妙的因素。爲了獲得更好的生存空間並與漢人共享平等的權利，他們必須放棄一些舊的習慣，融入一些新的東西。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持至尸逐侯單于于扶羅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于扶羅詣闕自訟。”南單于父親被殺、被篡位，他們最終只能向漢朝皇帝申訴。在這種情况下，要生存不得不選擇依附漢朝，與漢朝官吏高度一致、自內而外地徹底漢化無疑是明智的。而身後的埋葬方式也同樣要充分顯示這一點，即使個別匈奴人仍不忘本民族的傳統，也只能在不顯眼的細枝末節處偷偷保留一些零星的痕迹了。張龍圪旦漢墓M1很可能就是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匈奴上層人物墓葬。到南匈奴的後期，其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已被摒棄殆盡，想保留也是由不得自己了。“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舊”。(30)相比之下，匈奴下層牧民在這方面的顧慮少得多，失去主心骨和向心力的他們，漢化更多的是隨著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而自然産生的，其中所見保留的民族傳統因素不多但一直存在。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一個民族的性格，匈奴民族性格中有非常務實功利的一面。如戰鬥中，“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他們的生存法則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强者的法則，他們崇尚勇猛，弱肉强食，貴壯賤老，没有漢人所謂氣節、操守、孝悌、倫理觀念，以通俗的語言講就是“識時務者爲俊杰”，“有奶便是娘”，這也是他們在特定環境下投靠漢朝，追隨漢朝、學習模仿漢朝的根源，如文獻記載北匈奴中十餘萬落最後加入鮮卑時，也是自號“鮮卑兵”，迅速鮮卑化了。同樣，匈奴與漢人之間文化交流關係也隨著彼此勢力的消長而變化。處于弱勢地位的南匈奴上層頗能識時務，功利務實的民族性格也是决定南匈奴迅速漢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種情况下，匈奴自身的文化傳統已喪失了生存的土壤，只能適應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逐漸改變其生計方式，融入漢文化。這種同化是一種自覺地民族認同，是適應環境變化的自覺行爲、也是獲得共享資源的現實需要。對歸附的南匈奴人來說，漢化是歷史的必然。中國歷史上各少數民族對華夏民族和文化的認同無不在重演這一模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也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
①《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卷八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④參見《後漢書·明帝紀》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⑤《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⑥《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卷八十九。
⑦參見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補洞溝匈奴墓地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年，第27～33頁；田廣金、郭素新：《補洞溝匈奴墓葬》，《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94～402頁。
⑧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准格爾煤田黑岱溝礦區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第1期，第1～10頁。
⑨參見張海斌等：《張龍圪旦墓葬》，魏堅主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266～274頁。
⑩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神木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11)參見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補洞溝匈奴墓地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年，第27～33頁；田廣金、郭素新：《補洞溝匈奴墓葬》，《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第394～402頁。
(12)參見張海斌：《試論中國境內東漢時期匈奴墓葬及相關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14～28頁。
(13)參見王克林、寧立新、孫春林：《山西右玉縣善家堡墓地》，《文物輯刊》1992年第4期，第1～21頁。
(14)參見鄭隆、李逸友：《右後期二蘭虎溝的古墓群》，載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編：《內蒙古文物資料選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9～101頁。
(15)參見魏堅主編：《內蒙古地區鮮卑墓葬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
(16)參見陸思賢：《土默川平原上的北魏銅鍑》，《呼和浩特文物》第二期，內部刊物。
(17)參見李逸友：《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內蒙古文物資料選集》，第118～120頁。
(18)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一號工程Ⅲ區13號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1期，第13～15頁。
(19)參見洛陽市第二文物王作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學系：《洛陽辛店東漢墓發現“匈奴歸漢君”銅印》，《文物》2003年第9期；中廣網洛陽3月27日消息(記者辛如記、趙飛)，《洛陽發現罕見邊塞文物“匈奴歸漢君”銅印》2003年3月27日，12：35。
(20)參見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4期，第49～54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孫家寨漢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21)關于此點，筆者另撰《南匈奴文化遺存辨析》一文，待刊。
(22)參見《後漢書·郡國志》卷十九。
(23)參見張海斌：《包頭漢墓若干問題述論》，《內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29～33頁。
(24)參見戴應新、孫家祥：《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第23～30頁。
(25)參見平朔考古隊：《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6期，第1～52頁。
(26)參見寧立新：《右玉發現漢代匈奴墓葬》，《文物報》1990年9月27日。
(27)《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書》卷三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8)黄盛璋：《關于博物館藏傳世漢匈奴語官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第16～21，96頁。
(29)陸思賢：《內蒙古伊盟出土的三方漢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第95頁；《“漢匈奴栗借温禺鞮”印》，《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24～525頁。
(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