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的新变化与展望_奥巴马论文

欧美关系的新变化与展望_奥巴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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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美关系较布什政府时期明显更为融洽,双方也都展现了进一步强化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强烈意愿,特别是欧洲国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均对奥巴马政府充满期待。欧美关系有无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欧美关系前景如何等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与布什时期相比,当前欧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向欧洲大幅靠拢”,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则“全面亲美”。

从美国方面来说,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做出了符合欧洲人期望的较大调整。其一,布什时期欧洲人抱怨最多的是美国习惯于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对欧洲不够尊重,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展现出了新的作风。2009年2月初,美国派出由副总统拜登率领的代表团出席第4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出席该会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充分反映了美国新政府对德国及欧洲的重视程度。拜登代表美国政府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再宣称,美国将与欧洲“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以迎接共同挑战”,并表示美支持欧盟进一步加强欧洲防务和提升欧盟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①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多次公开强调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挥重要作用,并表示要尽快了解和熟悉欧洲事务。捷克官员证实,奥巴马就职后在与捷克时任总理托波拉内克的电话交谈中,主动问及欧盟《里斯本条约》的批准程序问题。4月初访欧时,奥巴马不仅表现出“倾听欧洲人意见的真诚态度”,而且还表现出美国总统少有的谦逊,② 称“美国人过去未能珍视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美国有时显得傲慢,不顾别人的感受”。③ 美国新政府的“示好”姿态受到了欧洲的普遍欢迎,因为欧洲非常在意能否真正得到美国的尊重。欧洲人既希望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恢复威信,也希望华盛顿能更好地倾听和征询欧洲人的意见,他们感到奥巴马似乎正在准备加强与盟友的磋商。④

其二,奥巴马政府在反恐理念上向欧洲靠拢。美国新政府不再使用布什时期“反恐战争”的说法,强调要通过对话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事实上,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就将首次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殊荣”给予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同时,美新政府将打击恐怖主义与“尊重人权”相结合,其标志性行动就是宣布在年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是“欧洲人多年来的夙愿”。“目前,还没有哪个行动比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对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新开端具有更强烈的象征意义。”⑤ 此外,美新政府还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并制定了更为完备的对阿战略,这与欧洲对阿富汗及对自身周边安全的关切是一致的,因而受到欧洲普遍欢迎。

其三,气候问题是布什时期常引起欧美分歧的一个老问题,但奥巴马已决定大幅调整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不仅任命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而且还准备签署减排目标——到202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1990年水平,到2050年再减少80%。5月19日,奥巴马宣布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新政策,其中包括首次设定国家废气排放标准,针对汽车污染和燃油效率问题采取严厉措施,到2016年将小轿车和卡车的排放量减少30%,等等。欧洲人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当我看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的最初评论时,我真的很兴奋”,“我不想冒昧地说是我们欧洲人直接激励了他,但直到前不久我们还在担心,欧洲人是在沙漠里传道”。⑥ 此外,对于奥巴马政府缓和与俄关系、暗示放弃在东欧部署反导装置等做法,欧洲人特别是法德等国也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很多西欧国家认为,“东欧反导装置问题是布什政府拙劣的外交政策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破坏性偏执病的典型表现”⑦。

从欧洲方面来说,近年“大西洋主义”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全面“亲美”,特别是“亲奥巴马”,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罕有现象。尽管在欧洲主要国家中,随着德、法等国领导人的更迭,“大西洋主义”在布什时期已经抬头,但这更多是一种迫于外部压力的理性选择,而不是出于对布什本人的喜欢。当前欧洲的“奥巴马热”既是一种理性期待,也有奥巴马个人魅力因素。二者的结合使欧洲更愿意与美国合作,特别是更愿意尽力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欧洲人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奥巴马不高兴”⑧。这与欧洲人在布什时期对美国的要求经常借故推托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英国,虽然一向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其外交基石,是欧洲最为坚定的大西洋派,但自2007年布朗接替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后,为迎合国内选民,一度试图与布什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奥巴马上台后,布朗由于对美国民主党更为熟悉,与奥巴马本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之处更是超过以往历任英美领导人,⑨ 这为英美特殊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第一位应邀访美的外长,布朗则是第一位访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后者还获得了对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殊荣。德国默克尔政府自2005年执政后就开始调整对美关系,因此德美关系在布什政府后期已有显著改善。奥巴马上台为德美关系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奥巴马在德国极受欢迎,2008年7月,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出访德国,在柏林发表演讲,20万人到场聆听,人气远超德国政治家。此外,传统上亲俄、大西洋主义倾向不很突出的德国社民党,也对德美及欧美关系充满期待。⑩ 社民党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是“德国奥巴马迷俱乐部”的主席,他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后者发表公开信,呼吁美欧共同制定和完善“新的跨大西洋议程”;该党在帮助美国接收关塔那摩囚犯问题上甚至比联盟党更为积极。法美关系在2007年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后已有大幅改善,但奥巴马政府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是布什政府难以企及的。2009年4月初,法国在北约峰会上正式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这被普遍认为是法国进一步靠拢美国和北约的重要标志。2008年第三度上台的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也是坚定的亲美派。

针对欧洲国家出现的几乎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现象,英国首相布朗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称,“美国拥有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亲美的欧洲领导集体”(11)。实际上,不仅欧洲国家政府亲美,欧洲民众对奥巴马也极具好感。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欧洲5个最大成员国中的多数人认为,奥巴马上台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积极影响,这一比例在英国是77%,在法国更高达92%。(12) 2009年4月初奥巴马访问欧洲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与布什访欧时到处受抗议简直有天壤之别。布什时期,由于欧洲民众大多反感美国外交政策,欧洲国家政府在与美国合作方面受到较大压力,奥巴马在欧洲广受欢迎将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

跨大西洋两岸关系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是欧美内部需求及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欧美双方实力均有明显下降,即使是实力超强的美国,在诸多问题上也是力不从心,穷于应付,迫切需要得到盟友的支持和帮助。欧美双方对于合作及加强联盟关系的内在需求是当前欧美关系升温的最主要动力。

21世纪开始时,欧洲和美国可以说各自处于历史上最强盛、最富有和最有全球影响力的时期,但同时它们的实力都开始从顶峰下滑。从美国方面来说,自2001年9月11日遭受史上最大规模恐怖袭击后就进入了“战时状态”,国家正常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发动阿富汗及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同时,也陷入了看不见底的反恐泥潭。这对美国造成深刻影响。由于自恃实力强大,美国一意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在“老欧洲”国家普遍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跨大西洋联盟出现了冷战结束后的最大冲突,其后遗症至今仍难以完全消除。与此同时,美国全球形象严重受损,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即使在欧洲,美国在欧洲精英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欧洲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了50%,之后在布什第二任期内也没有恢复。由于军费支出持续高涨,美国财政不堪重负,庞大的军费支出还挤兑了美在教育、医疗及科技等方面的投入。美国由于国家发展方向出现严重偏差,实力已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民众也看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奥巴马以“变革”为竞选口号并最终赢得总统选举胜利。总起来看,奥巴马政府改变对欧洲的态度,既有其本人的因素,更是国内现实要求的反映,即美国在实力受损的情况下,需要合作伙伴和盟友,特别是需要传统盟友欧洲的支持。

欧洲也同样如此。2001年,为应对东扩带来的问题,欧盟决定制定一部欧盟宪法条约,但历经8年,至今未果,欧洲一体化屡受挫折。成员国围绕宪法条约的长年争吵大大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损害了欧盟的国际形象。在此期间,德、法、意等欧洲国家经济持续缺乏活力,增长缓慢,竞争力下降,并导致失业增多、移民骚乱以及罢工事件不断,欧洲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此外,自欧盟大规模东扩后,内部矛盾更为突出,欧洲对俄关系更为复杂,欧盟实力不增反减。在实力下降的同时,欧盟成为世界一极的雄心也在弱化,与美国的关系也从独立与依赖之间倾向了后者。事实上,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欧盟一直未能克服“小伙伴综合症”(13)。欧盟一方面憎恨美国的单边主义,希望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希望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又在安全及重大外交问题上离不开美国,对美仍有依赖心理。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欧盟追求独立的努力受挫,与此同时美国新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给予欧洲更多尊重,欧盟作为“小伙伴”的“尊严”得到满足,因此也越来越寄望于同美国的合作。

欧美重新走近,除了因双方实力下降而产生的加强彼此合作的内在需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近年来随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显著变化,即世界力量中心不断东移,欧美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这成为黏合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后,中、印、俄等非西方世界发展迅速,与西方世界的实力差距迅速缩小。继2008年发生的轰动世界的三件大事(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俄格冲突以及“雷曼兄弟”破产)后,2009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更是受到金融及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这种变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欧美的危机感。最近一段时间,欧美官方特别是其情报机构加强了对金融危机后西方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印、俄等国地位变化的研究和分析,并试图寻求应对之策。(14) 共同的危机感强化了欧美“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以及加强双方团结与合作的意愿。

事实上,自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已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性,欧洲国家也认识到,只有保持与美国紧密的联盟关系,才能有效捍卫自身利益。因此,双方近年来已开始逐步走近。法德等国不再反对北约参与伊拉克行动,还以在第三国帮助培训伊拉克军官等形式对美伊拉克行动予以间接支持。在美国“黑狱”及“司法外引渡”等问题上,欧洲各国政府尽管受到舆论压力,但仍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不希望这些事件影响欧美关系。“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美国人和欧洲人正走到一起。”(15) 在这一时期,欧美协调外交立场的趋势得到明显加强,主要针对中国的“欧美东亚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就是突出的例证。2005年5月,美国与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次东亚战略对话会议,之后便基本形成了每年两次的对话机制。2007年4月30日,欧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文件,促进欧美经济一体化,并协调针对中、印、俄等新兴市场大国的政策,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共同技术出口管制方面尤其如此。近来,北约也重新得到欧美双方的重视,法国在时隔43年后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成为北约的全权成员。可以说,正如当年苏联的存在促成了跨大西洋联盟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产生的外部压力为冷战后日趋松散的西方“联盟”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外部压力的逐渐增大,特别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欧美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变化更为急速、未来更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任何一方均无法单独制定全球议程,联合成了它们维持现有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这对迄今仍实力超群的美国如此,对欧洲更为关键。正因为如此,欧洲对自己在全球地位和战略作用的定位上不再是抗衡美国(冷战结束后,欧洲抗衡美国的思想一度非常突出,特别是希拉克时代的法国曾力主多极化),而是加强与美国的联合,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从这方面来说,欧洲整体正在向英国式的通过“接触与合作来影响美国”的方针靠拢。

欧美关系未来不大可能出现布什时期的剧烈震荡,将较为平稳、协调。但欧美关系中的一些制约因素并未消除,“新跨大西洋联盟”建设也难以一帆风顺,在经贸、金融等领域,双方的矛盾和竞争性关系可能会有进一步发展。鉴此,今后一个时期,欧美关系将呈现如下三大特点。

首先,欧美外交政策趋近,双边合作将更为平稳、协调,这将是奥巴马时代欧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布什政府在经济上给奥巴马留下一个乱摊子,但在跨大西洋两岸关系方面并不全然如此。尤其是布什政府在执政后期已开始着手修补跨大西洋关系,调整对欧政策,欧美关系逐渐和缓,双方理性合作增多,并形成了不少双边协调和磋商机制。就此而言,奥巴马政府在发展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无需从头开始。然而,尽管欧美在布什第二任期期间合作增多,但双方关系并不和谐,相互猜疑的心理仍较严重。美国政府特别是布什本人在欧洲获得的支持率极低,欧洲国家在很多政策领域如气候变化、东欧反导问题、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反恐等方面,并不认同布什政府的政策,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合作的有效性。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实力、全球地位及当前面临的困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注重与盟友协商,“倾听”欧洲的意见,美国与欧盟在此前曾引发分歧的一些问题上立场趋近,政策分歧明显比布什时期减少,再加上欧美特别是欧洲拥有加强合作的强大民意基础,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内,欧美将更容易在对外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上实现政策协调,加强合作,双方再次出现类似布什时期激烈争吵情形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欧美仍将互为最重要的盟友和伙伴,跨大西洋两岸关系甚至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由于缺乏苏联式的共同敌人,新的跨大西洋联盟将更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需”(16),欧美关系不大可能回到冷战时水平。欧美有所谓共同价值观,以及历史形成的紧密联系,并长期携手主导全球事务,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这是欧美关系的特殊性所在。这一特殊性在冷战时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但在冷战后正逐渐消退。奥巴马上台虽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当前欧美均有加强双方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双边关系“去特化”进程不会中止。一方面,西方(即欧美)不再有能力单独管理世界,制定国际规则,金融危机后将更是如此,“欧美合力”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渐减弱。20国集团峰会机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凸显,充分反映了八国集团的不合时宜以及西方在重大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意味着欧美必须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权力。也就是说,欧美权力结构已经难以维持排他性的特性,未来欧美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内将面临更大的减少表决权的压力,在制定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等方面也必须更多听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欧美彼此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更需要得到中、俄等国的支持,欧洲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再如,欧洲在能源安全及东部边境安全问题上,更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在这方面作用也很有限。

欧美关系不断“去特化”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双方相互的“忠诚度”在持续降低。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东移步伐在奥巴马时代不会停止,反而将加快。亚洲是当今全球新兴力量的代表,自然要受到美国更多的重视,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亚洲充分说明这一点。“欧洲许多人悲伤地预期,奥巴马政府将更集中地关注亚洲。”(17) 欧洲方面,美国的盟友们似乎更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照顾美国立场,对美国“无条件”的配合和支持将成为历史。比如在阿富汗问题和接收关塔那摩监狱囚犯问题上,欧洲对美国新政府的支持都是有所保留的。(18) 在对俄政策方面,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有意对俄崛起进行某种程度和某种形式的遏制,美国支持北约东扩、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等是其“遏制”战略的具体反映。但对欧盟来说,俄是近邻,是无可绕过的交往对象和合作伙伴,在地区安全及能源等领域尤其如此。未来欧美对俄态度差异及政策分歧很可能加大。总之,随着欧美对对方期望的逐步落空,彼此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肯定也会逐渐增多。

此外,美国“尚武”,而且实力越群,“例外论”根深蒂固,不愿受到国际机构及国际法的束缚,美国迄今仍未批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条约,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法令”、“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美国民众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政府采取单边主义武力行动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而是相对宽容甚至支持。因此,即使奥巴马真心想改变美国外交政策,也难以完全摆脱美国传统和现实的束缚,他在当选总统后曾公开表示美国在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19) 欧洲“擅文”,欧洲民众尤其反对使用武力。欧洲国家在经过了5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实践后,多边主义思想已成为其对外行动的基本理念,各国普遍反对单边主义行为。欧美外交理念上的这种差异短期内难以消除,并会影响到双边合作。

第三,欧美在经贸及金融等领域的竞争性会有所加剧。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在经贸及金融领域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双方的贸易战此起彼伏。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美在经贸及金融等领域的竞争和矛盾。在经贸方面,欧洲特别是德国等国对美国补贴汽车工业以及试图出台“购买美国货条款”非常警惕,担心影响本国对美的出口。(20) 金融方面,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德等国对美金融霸权颇有不满,力图提高欧元国际地位,与美分享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金融危机为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和改革打开了机会之窗。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自然不愿错过机会,于是极力推动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的召开,寻求在伦敦峰会上引导改革议程,强调多边合作,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等等。因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既给了欧美加强合作的动力,也给了欧盟挑战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机会。预计欧美在这一领域的争斗会有所加剧。当然也应注意到,欧洲挑战美国金融霸权,部分是出于自我防卫(即不愿成为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政策的受害者),部分是为了分享金融霸权利益,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无意完全取代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而且,欧洲经济和金融也有其弱点,还需要联合美国以抗衡新兴国家冲击,捍卫其全球经济利益。因而欧美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也是有限度的,不大可能妨碍双方整体关系的发展。

注释:

① Helene Cooper,“U.S.expects something in return for its goodwill toward Europ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2,2009.

② Quentin Peel,“Afghan war exposes flaws in assumption of Nato unity”,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9.

③ “Obama Seeks to Renew Partnership with Europe”,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617341,00.html.

④ Helene Cooper,“U.S.expects something in return for its goodwill toward Europ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2,2009.

⑤ Daniel Dombey and Tony Barber,“Leaning closer”,Financial Times,January 12,2009.

⑥ Daniel Dombey and Tony Barber,“Leaning closer”,Financial Times,January 12,2009.

⑦ “Cool heads”,The Economist,January 31,2009,p.48.

⑧ “Waiting for the Messiah”,The Economist,January 31,2009,p.48.

⑨ “The odd couple”,The Economist,March 7,2009,p.59.

⑩ “Berlin Split over How to Deal with New US Administration”,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0,1518,druck-604990,00.html.

(11) John F.Burns,“In turbulent time for Britain's prime minister,a hope to bolster U.S.ti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3,2009.

(12) “Waiting for the Messiah”,The Economist,January 31,2009,p.48.

(13) Albrecht Rothacher,Uniting Europe-Journey between Gloom and Glory,Imperial College Press,2005,p.198.

(14) 2009年4月中旬,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局长恩斯特·乌尔劳在总统府发表讲话,并向联邦总统科勒递交了其对危机影响的分析报告。根据其观点,世界政治在危机过后将发生“地缘政治的变形”,欧美将在政治上陷入“压力”困境,它们与中国的竞争将加剧,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获利方。参见:Unheimliche Parallelen,Der Spiegel,Nr.18/27.4.09,pp.38-40.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已将其情报分析重点转向全球经济危机及其政治后果方面,参见:Mark Hosenball and Michael Hirsh,“There's a World of Trouble Out There”,Newsweek,March 9,2009,p.36.

(15) Philip H.Gordon,“Engaging China will ease trans-Atlantic tension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2007.

(16) Philip Stephens,“The Obama challenge:is Europe just a spectator?”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09.

(17) “Waiting for the Messiah”,The Economist,January 31,2009,pp.47-48.

(18) See Judy Dempsey and Stephen Castle,“EU nations divided on taking Guantánamo detaine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22,2009; Quentin Peel,“Afghan war exposes flaws in assumption of Nato unity”,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9.

(19) Karsten D.Voig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the US elections:Continuities and change”,Speech at Potsdam University,11 December 2008,http://www.aicgs.org/documents/advisor/voigt121908.pdf.

(20) Andrew Willis,“EU wary of US protectionism threat”,January 30,2009,http://euobserver.com/9/2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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