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经济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内涵论文,效应论文,外贸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摘编号：1005-913X(2011)08-0007-CA
中图分类号：F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1)08-0007-07
一、引言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两大组成部分。考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发现，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变化和市场主导的消费需求变化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显著的差别。尽管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从一般消费品(食品、日用品等)向电子产品、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转移和升级，国内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电子、信息、汽车、房地产等新兴支柱产业的需求支撑，但是，长期以来，消费需求不足，国内需求增长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型投资增长拉动已成事实。实证研究表明，投资需求波动与国民收入波动有极强的正相关性；而消费需求波动与国民收入变动的相关性较弱或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历次经济过热对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扰动，充分显示了上述特征。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动力。从1991年开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30％，从2003年开始超过60％；出口贸易依存度从1994年开始超过20％，从2003年开始超过30％。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强劲拉动，与长期疲软的国内消费需求形成鲜明对照。
正是相对于投资需求和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作用，长期低迷的消费需求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反映在国内流通和对外贸易领域,即所谓内外贸一体化问题。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究其根源，仍然属于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沉重打击。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措施，整体上仍然属于投资刺激措施。经验表明，在宏观经济面临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下，仅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够的。从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不能不继续研究如何破解消费需求不足这一难题的对策，可以认为这正是学者们研究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共同经济背景。
本文将内外贸一体化看作客观的经济运行过程，揭示它的真正内涵，分析它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探索其演进路经；力图理清内外贸一体化与经济结构转型和国内需求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政府相关政策调整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2003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撤销了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组建了商务部。这被认为是从行政管理体制层面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商业政策研究会研究员万典武(2004)认为，“内外贸一体化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部门管理一体化的问题”。他认为商务部要实现对内贸和外贸的统一、均衡、协调管理。
商务部李永江(2004)认为，长期分离的管理体制，已经给当前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留下了诸如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观念和管理等多方面的障碍。认为内外贸在体制上的分割根源于中国原有的纵向化、条块分割、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成利益格局使国内外市场分割、国内地区市场和行业市场分割，从而严重阻碍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李永江还认为，仅从管理体制层面来看，商务部的职能也无法覆盖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各个层次和环节。
丁俊发(2004)历史地分析了内外贸分割体制的形成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对内外贸一体化必须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指出内外贸在性质、特征、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有区别的，打破内外贸分割的体制，不能混淆这些不同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解决内外贸分割问题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要形成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思维定势；二要逐步扩充和完善商务部的职能；三要培育和发展内外贸一体化的大型商业企业集团；四要创造有利于内外贸一体化的法律政策环境。进而认为，加快流通体制创新，提高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和流通效率，充分发挥流通引导生产、促进消费、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中介作用，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郭冬乐(2004)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出发，分别研究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内外贸一体化流通组织形式，西方工业型跨国公司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以及多个从本土经营到国际化营运的连锁零售企业集团。他认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制造商或经销商并没有人为地区分内贸与外贸，二者是有机结合的。面对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贸易环境，我国迫切需要通过企业的相对集中化和集团化，来构造内外贸一体化的流通组织形式，使其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分享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有足够的实力与大举进入我国市场的国外跨国公司相抗衡，并能克服目前经营组织分散、规模狭小，内外贸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起到政府对内外贸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作用。
郭冬乐、申恩威(2004)通过对中国家电行业中一批已经具有跨国公司雏形的优势生产企业和为了建立综合商社而艰难探索的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发展历程的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要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除了实现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融合之外，还需要塑造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微观基础，培育和发展一批以贸易和生产为龙头的实行内外贸或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经营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申恩威(2005)认为加快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建设是内外贸一体化体制建设的实质性内容。他提出了构建内外贸一体化政策体系的六个方面的内：一是内外贸、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以及进口与出口间的协调发展政策；二是重要资源战略性保障政策；三是产业调整、优化、升级政策；四是市场主体培育和促进政策；五是市场主体保护政策；六是市场维护和监管政策。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何亚东(2005)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流通的内涵已由内贸扩展为内外贸两部分，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日益强化。因此，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沿着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展开。市场和企业的一体化是“双向”的，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市场一体化”的挑战是，随着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强大的外部冲击。“企业一体化”蕴含的风险在于，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内贸份额，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流通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政府应该在实现内外贸管理职能一体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实施有效保护。
李永江(2005)在诠释内外贸一体化的概念时认为，内外贸一体化是针对内外贸分割而提出的有关内外贸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一个新概念，它具有市场因素和上层建筑设计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市场层面上，指的是要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不受内外贸界限的约束而自由选择其经营方式，整个市场实现内外贸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内外贸一体化要求对内外贸及整个流通产业实行统一管理。李永江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核心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具有显著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内外贸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在整个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演进为内外贸一体化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于培伟(2005)同样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行政管理一体化。他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政策特征是国家统筹管理内外贸，而不是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简单地完全划一。他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认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对于如何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于培伟提出要统一管理职能、统一经营主体和统一内外市场。
蔡珍贵、王石(2006)在分析了内外贸分割体制的诸多弊端(包括内外贸市场分割，行业隔离，信息阻滞；多头管理，机构臃肿，政出多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之后，又指出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上存在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思想观念、管理协调等方面的障碍。为此，必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强流通产业相关法制建设，深化流通企业改革，培育流通领域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学术界对我国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认识，沿着管理体制及其政策体系、市场机制及其流通体制和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模式三个层次不断深化。同时，又都将政府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问题，归结为我国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核心。
但是，目前至少有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尚未彻底澄清并亟待深入研究。首先，在我国的历史经济背景和现实经济条件下，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即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内外贸一体化的确切内涵？其次，内外贸一体化会引致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再次，内外贸一体化会沿着什么路径发展？
三、理论框架
(一)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
对于内外贸一体化的概念界定，必须防止若干认识偏差。首先，不能单纯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理解内外贸一体化。内外贸管理体制长期分割，是阻碍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但它并不是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全部。内外贸管理体制分割，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并面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内外贸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加以变革而已。第二，内外贸一体化并不是内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方面的趋同。尽管我们可以在产业链条、产业环节、市场细分以及企业经营范围等层次，找到内贸和外贸在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交叉重叠部分，但是，决不能由此混同内贸与外贸的不同行业性质和市场特征。因此，内外贸一体化是相对统一，而非绝对趋同。第三，不能过分强调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重组对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先由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引领，后由政府领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进的，但是，仅从体制变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而言，市场的自发演进往往会起先导作用。当前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就是如此。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变革，仅仅是顺应了内外贸市场一体化演进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市场自发演进过程，而非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最后，必须充分认识到，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的内外贸一体化，并不是从内外贸行政管理部门的重组之日开始的，可以认为它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而且这一进程还将不断深化发展下去。
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供求规模和产业分工为基础，以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逐步融合为基本内容，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引致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协同变化的经济发展过程。
首先，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开放经济都存在内外贸一体化过程，只是在一体化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其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是正相关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不断加快。
其次，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营主体，正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构成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微观基础。广义而言，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流通企业，只要其价值链或产业链延伸到国内外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那么，从要素投入和产品实现角度，就可以认为其生产或经营活动是内外贸一体化的。因此，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要比政府行政管理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早得多。
当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展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层次和规模是不同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实行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战略的典型代表，是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随着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和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不断进入加工贸易领域，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是内外贸一体化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我国一部分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也纷纷通过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发展成为以中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从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及其国际迂回生产过程来看，其生产和经营战略都是内外贸一体化的。正是企业的性质、规模和结构的不断变化，推动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日趋复杂。
第三，内外贸一体化是以市场供求规模和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供求规模及其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格局的变化，对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也产生深刻影响。就市场供求而言，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是决定内外贸一体化的规模和结构的主导方面。这里的需求不仅仅是对最终产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对中间投入品和原始投入要素的引致需求。内外贸一体化就是由市场需求变化最终决定的供给变化过程。从分工角度而言，产业间的分工(垂直分工)、产业内的分工(水平分工)以及产品内的分工(要素分工)的格局及其不断演进，直接决定了内外贸一体化的现实路径。
第四，内外贸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国内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断融合。按市场层次，可将内外贸一体化的内容，分为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是指最终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同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满足国内外同质细分市场需求。要素市场一体化是指基本生产要素(资本品、劳务、技术等)和中间投入要素(中间产品)同时供给国内外生产者。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还可以进一步根据产业链条和产业环节，细分为“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及其混合形式。纵向一体化是指来自国内外市场的不同要素进入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产业环节(这一产业链条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还可能是跨国的)。横向一体化是指同种产品或同种要素进入不同产业链条的相同产业环节(生产环节或流通环节)。就某一企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言，可能既存在产品市场一体化，又存在要素市场一体化；既存在纵向一体化又存在横向一体化，即出现“混合一体化”。
第五，内外贸一体化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推动力量。内外贸一体化的原动力内生于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动。如前所述，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市场自发演进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无论是内贸向外贸延伸，还是外贸向内贸拓展，从企业行为考察，都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一体化经营，遵循以要素禀赋、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则；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一体化经营，遵循以广义技术差异为基础的规模收益递增原则。正是基于对比较优势利益和规模收益的追逐，促使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战略。
最后，内外贸一体化要求政府的内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政府通过变革管理体制、调整管理政策，实现内外贸战略一体化、内外贸政策一体化和内外贸监管一体化，以“宏观调控”手段间接“诱导”企业的竞争行为，弥补“市场失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通过职能重构和政策调整，可以消除阻碍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流通体制障碍和贸易政策障碍，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但是，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预先安排”市场竞争秩序。换言之，市场竞争秩序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
(二)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发展规律。
从我国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贸易体系和经济增长机制的现状考察，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有助于加快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有助于形成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三是有助于实现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结构调整的国内需求快速增长。
1.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对上述经济效应的分析，是建立在“需求一供给”理论框架之上的。在该理论框架中，尽管需求的规模和结构是由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的，但往往将“需求”作为分析的起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需求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源，需求决定供给。
以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为基本内容的贸易活动，内含于需求决定的供给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内外贸一体化是由需求变化决定的供给变化过程。供给过程是由生产、流通和交换三个环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环节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过程。仅从供给过程考察，以流通和交换为内容的贸易活动，又是以生产环节为起点的，因为流通和交换的产品必须首先在生产过程中被制造出来，因此，生产又成了贸易的前提。由于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是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所以，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与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
上述“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与揭示分工与交换关系的所谓“斯密定理”(Smith Theorem)，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亚当·斯密仿佛更加强调交换(实际上指市场需求规模)对分工(实际上指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及其利益)的决定作用。如果撇开需求意义上的交换涵义，仅就流通和交换意义上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而言，它与分工和专业化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结构多元化，将促进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反之，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会推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多元化。从生产环节来看，分工和专业化以源于禀赋差异的既存比较优势为基础，而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存比较优势会得到强化并可能动态转化。同时，既存比较优势及其动态变化又通过产业结构的形成、调整和升级体现出来。
产业结构的形成、调整和升级，不仅发生于各次产业之间，更重要的是发生于同次产业之内。在“大国模型”中，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区域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趋明显。区域产业集聚有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由收入水平、地理环境、自然垄断、行政垄断、政策壁垒等原因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甚至雷同现象，可能导致严重的区域市场分割。
基于上述贸易规模及其结构、分工与专业化、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2.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
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中，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的普遍规律。需求规模及其变化决定供给规模及其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由消费和投资决定的需求总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拉动供给规模相应增长，在这种既定经济结构下的总量增长过程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所以，经济总供求规模越大，递增规模收益越大。另一方面，在既定的总供求规模下，供求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假定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是既定的，仅仅考察供给结构的变化。由于供给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和交换过程，所以，生产、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供给规模和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的影响，正是通过生产、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的影响体现出来的。因此，供给结构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可以分解为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与流通和交换(即贸易)的规模收益递增。
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随着总产出增加而下降。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原因在于：生产规模扩大促进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进而使生产效率提高；较大的生产规模，分摊了生产的固定成本和研究与开发(R&D)投入；产出规模的扩大还可能改变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和结构(投入要素的技术构成)，在不增加甚至降低要素投入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流通和交换过程(贸易过程)中的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长期平均交易成本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长期平均交易成本下降，主要源于贸易规模扩大使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均固定成本和边际可变成本下降。具体而言，厂商获取市场信息、促销、谈判等各种交易活动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随着贸易规模扩大而下降。
规模收益与市场结构有关。不完全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厂商或垄断竞争厂商，采取各种策略，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谋求“市场势力”，尽可能扩大市场份额，通过扩大自身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规模和要素市场供给规模，以实现其生产和贸易过程中的递增规模收益。
规模收益递增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过程是复杂的。由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组成的贸易活动，不仅构成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产品的价值实现)的必经中间环节，而且自身也存在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贸易(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对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内外贸一体化首先扩大了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有助于实现在经济结构既定条件下的总量意义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同时，内外贸一体化还扩大了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并改善其结构，有助于贸易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内外贸一体化所导致的流通和交换规模的扩大及其结构优化，通过它在消费和投资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双向传导机制，推动厂商的生产规模扩张并引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生产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
既然内外贸一体化是实现递增规模收益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而递增规模收益又根源于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那么，形成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就应该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3.通过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促进国内需求快速增长
经济总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其增长的动力将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下，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经济结构。其中，需求结构是由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决定的；供给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决定的。
从长期来看，在供求关系中，供给是由“潜在需求”决定的。所谓“潜在需求”，是指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为了其生存和发展而希望得到满足且应该满足的需要。从短期来看，由于受到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潜在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所以，短期内供给是由“实际需求”决定的。所谓“实际需求”，是指在现实经济条件(主要是收入水平)下，人们能够获得满足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的“潜在需求”不断向“实际需求”转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潜在需求”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外生变量，因为它至少不完全由经济条件内生决定。也正是“潜在需求”的外生变量性质，才有“需求决定供给”的逻辑起点。如果用“实际需求”概念代替笼统的“需求”概念，那么，“需求—供给”框架将成为一个内生的自循环体系：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可以分解为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以及贸易(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而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业结构)又决定了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由于消费需求主要由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决定，投资需求主要由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因此，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共同决定了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
在上述逻辑体系中，生产规模及其结构和贸易规模及其结构决定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及其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投资是由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决定的，因为投资是以既有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为基础的。简单再生产的投资是按照原有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和规模进行的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是在既有产业结构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其次，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分配制度问题，既定的生产和贸易规模及其结构是收入分配规模和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一方面，收入分配的总量是在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创造和实现的；另一方面，作为收入基本分配方式的初次分配，是在产业内进行的，并以既定产业结构为基础。另外，在产品价值实现的贸易过程中，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流通和交换领域，同时，贸易本身也创造一部分剩余产品，这种“转移”和“再创造”也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以及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进而决定了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因此，实际需求的增长依赖于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规模扩张受到外部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就成为实际需求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产业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而且(如前所述)在市场机制中，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制约着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所以，贸易结构调整就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当以贸易结构调整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实际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时，作为贸易结构调整核心内容的内外贸一体化，就应当成为推进国内实际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实现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结构调整的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必然成为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三)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的主体，归根结底只有两个：一是企业；二是政府。由于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因此，探讨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必须着重考察企业的行为。因为产业及其结构是企业集群化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而市场及其结构是有政府参与的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以及实现其物质和价值转换的机制和规则，所以，分析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还要考察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演进趋势。
1.企业内外约束条件下的内外贸一体化路径选择
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会导致其规模扩张和治理结构的相应调整。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中，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企业是供给主体，相对于要素市场而言，企业是需求主体。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共同构成企业的外部约束。内外贸一体化可以扩大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从而放松企业的外部约束。所以，较大的企业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规模。但是，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规模的扩大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还受到企业内部约束条件的限制。制约企业规模的内部约束有二：一是企业的预算约束；二是“成本—收益”规则(边际成本=边际收益)。
就外部约束而言，企业在确定生产经营范围和规模时，总是要事先考虑产品的需求规模和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企业内部规模收益。如果内外贸一体化导致市场容量扩大并且有助于企业规模收益的实现，在内在约束允许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选择这种一体化经营模式。
就内部约束而言，企业首先必须考虑预算约束问题。所谓预算约束，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受到可能用于初始投入和规模扩张的既有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限制。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才可能进行规模扩张。而在规模扩张过程中，企业必须实现递增的规模收益，以抵消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递增，使其生产经营活动在接近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状态下进行。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企业会不断调整治理结构，尽可能减少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交易费用的相应增长。
可见，在内外约束条件下，不是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路径。只有具备一定资源存量和潜在递增规模收益，并能实现治理结构转换的企业，才会通过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来扩大市场容量。所以，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的一般路径是：以潜在的外部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容量增加为前提，通过资源积累或资源集中，扩大生产规模，调整企业治理结构，实施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提高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收益递增。
2.基于产业链延伸与拓展的内外贸一体化路径选择
内外贸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还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从内外贸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来看，可以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不断演进过程的必然伴生现象。
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和国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管理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产业内分工、企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以此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再主要表现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出规模和比例的变化，而是主要表现为产业链的内外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流通和交换的环节增多和规模扩大。这种延伸和拓展，是依据要素禀赋条件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它不仅是现代分工和专业化体系的产物，而且反过来促进了产业内、企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带来系列化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化延展；另一种是外部化延展。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是企业内部纵向的生产和交易环节增多，各个环节的幅度和规模扩大。它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和行政组织体系之上的。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是以某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目的，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形成的不同企业间的生产、流通和交换纽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张。
如果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如果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其外部化延展与内部化延展的均衡条件是：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
产业链的内外延伸和拓展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交叉的，从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产业网络。沿着各条产业链，按照价值增值最大化原则，各种投入要素、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以及各类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流转，并引发持续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链向国内外双向延伸和拓展，不仅使其中的流通和交换(贸易)过程相应延伸，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必然强化伴随产业链延展的内外贸一体化过程。因此，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考察，产业链的延展路径也就是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
3.依赖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内外贸一体化路径选择
虽然内外贸一体化是企业在内外约束条件下的自主抉择过程，也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和内外拓展，但它还依赖于市场结构各个层次的一体化程度。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后者构成其内外贸一体化路径选择的严格的外生约束。
可以将市场结构分解为三个层级：以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要素供给市场；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为载体的要素需求市场和产品供给市场；以收入结构和消费偏好为基础的产品需求市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第二个市场层次有其特殊性，其间存在一个以资本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要内容的供求自循环体系。
内外贸一体化必然要求上述市场结构的三个层次都要达到较高的一体化程度。首先，要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是企业能够获取相对较低成本投入要素的前提。从市场角度考察，也只有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才能依据要素稀缺程度优化要素组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必须打破两种类型的要素市场分割，一类是国内外要素市场分割，另一类是国内区域要素市场分割。其次，要实现产品自由流动(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具有相同或相似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的细分市场，同种或同类产品应该是自由流动的。但是，由于运输距离、非对称信息、行政垄断等因素导致的不同交易费用，总是使现实的细分市场被彼此分割。要素自由流动和产品自由流动，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结构”意义上的市场一体化，放松了企业在要素获取和产品实现两个“规模”意义上的外生约束。
在以资本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生产体系内部的自循环过程中，市场一体化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外部市场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更表现为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沿着产品的迂回生产过程，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上，实现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流转。这种流转往往在企业外部市场和企业内部“市场”上同时进行。而这种流转也是沿着“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规模收益递增”的路径进行的。
最具内外贸一体化特征的要素流动和产品流转，在跨国公司的投资、生产和营销活动中集中体现出来。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因而它面临的要素市场是一体化的。跨国公司为世界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并建立复杂的全球迂回生产体系和多维营销网络，因而它面临的产品市场也是一体化的。无论是海外的跨国公司还是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具有这种显著特征。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模式，也必然遵循“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国别市场一体化”相对于“国际市场一体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经营，更具战略意义。国别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而言，属于细分市场，而这些不同的细分市场，在要素成本、交易费用、收入结构、消费偏好、制度环境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质国际市场”。在各个国别细分市场上，在上述“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下，跨国公司必然采取差别产品策略和差别价格策略。如果更具现实意义的国别细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在该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就越低，递增规模收益就越大。
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对于非跨国企业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同样至关重要。虽然只有占据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企业，才可能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但这不是充分条件。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发挥，必须有足够规模的需求市场才能实现。而国内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了早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将会扩大市场供求规模，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收益，并为企业的对外扩张奠定基础。
由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是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获取递增规模收益的前提，所以，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就决定着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在此意义上，市场一体化的路径就是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它是众多的企业微观主体在追寻比较优势利益、递增规模收益、降低交易成本，力图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进程中，从宏观层次表现出来的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自发演进过程。从市场角度观察，内外贸一体化表现为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加快融合的趋势。内外贸一体化也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或者流通问题，既存的产业分工格局及其演变和现有的市场供求规模及其结构，构成内外贸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既然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那么，它就可能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就正面(积极)的经济效应而言，正如文中所述，内外贸一体化有助于基于比较优势和禀赋条件的国内区域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助于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格局；还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拉动国内需求快速增长。
但不能忽略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是，自发演进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也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宏观经济效应。一方面，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和进一步增长，可能会强化市场的不完全性，如果竞争受到遏制，必然会带来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市场容量扩大和规模收益递增，可能会刺激占据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企业，进行外延型规模扩张，偏离集约发展的轨道。
从企业主体行为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是企业在外部市场规模、内部预算约束和成本收益规则制约下的自我成长路径；从产业结构解析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是以产业链的内外延伸和纵横拓展为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从市场结构变迁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是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加快融合的市场一体化路径。
尽管内外贸一体化会引致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的协同变化，但政府毕竟不是内外贸一体化的行为主体。政府内外贸管理体制的变化，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潜在收益”，因此，也就不能对“企业、产业、市场”三个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产生直接的实质性推动作用。
研究表明，政府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的行为目标，应该集中于四个层面：一是完善产业(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融资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放松企业的内外约束；二是强化推进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特别是要消除由于“地区封锁”、“行政分割”、“行政垄断”导致的国内区域市场分割；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使企业在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摆脱对现有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路径依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交易成本”；四是要充分履行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所必需的现代物流体系，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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