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新知识论文,分子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该五四运动，必谈知识分子。本文试图把五四时期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作一整体和社会群体，探讨五四时期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集结联手达成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评价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知识分子，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总结前辈们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历史尤如踯躅于黑暗沉沉的幽谷之中。在这沉闷、万马齐暗的气氛里，陈独秀可以说是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率先冲出封建营垒的第一人，一场以《新青年》为阵地，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猛然而起。
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及当时一些思想比较超前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时，痛感未批判旧的传统文化、民主思想未深入人心，是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陈独秀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制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高一涵也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②]所以，他们对新文化的选择是自觉的，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上。陈独秀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③]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过，最初几乎是陈独秀一人在孤军奋斗，前进的步履地比较艰难。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会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得始。”[④]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办法公诸于众。据6卷1号封里《本志第六期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⑤]。这样，《新青年》队伍扩大了，从一个由个人负责的刊物，发展到建立一个像委员会的集体。从此，它有了一定的集体领导，有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他们共同抵抗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而且正是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壮大了向封建文化作斗争的力量，才能在提倡白话文或世界语时，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并使运动一步步扩大。特别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新旧思潮大激战中，取得伟大胜利。在这些运动中，统一战线突出显示它团结战斗的积极作用，表现出空前的声势。
所以，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⑥]那么，这一批思想锐敏、阶级属性和世界观迥异的知识分子缘何走在一起？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爱国主义和救亡意识是共同的思想内涵。
启蒙运动、文化的改造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使中国富强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因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其它变迁是以思想的变迁为泉源的。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都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优良的传统，承续关心民瘼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我们看到的是，钱玄同时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基于对腐败社会痛恨和“忧心如焚”的心情。“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也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⑦]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胡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⑧]即面对与理想脱节的黑暗现实，知识分子应自觉担负起革新社会的责任。他一再主张：“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义》中还批评了那种消极悲观，无病呻吟的“亡国之哀音”，提出了“奋发有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反映出他提出“文学改良”的爱国主义愿望。胡适的高足傅斯年1919年5月给鲁迅的信也表达了他当时沉重的心态：“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住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了就好了。”[⑩]救国理想加上青年天赋的热情，使他们在五四前夕携手起来协同并进。尽管他们的阶级、阶层属性各有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复杂多样。但是，只要面对黑暗的现实，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建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共同信念就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又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夕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会员成份较复杂，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田汉、郑伯奇），同时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反动的国家主义者的人物（如曾琦、李璜）。笔者认为，尽管他们政治思想倾向不同，颇具复杂性，但在救国理想的召唤下，却有集结求友的意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贫困的旧社会深感不满，具有改革中国社会现状的迫切要求，满怀期望注视着“少年中国”的未来。“他们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既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抱负，所以彼此间的会谈讨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而且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具体。但不是说其中便没有分歧和较激烈的争论。”[①①]学会会员宗白华也回忆道：“第一次欧战的结束和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年的刺激是难以想像的。青年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热望，胸怀坦白相示，一见如故。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就是这样集扰起来，组织起来，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①②]
第二，通过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和介绍西方的思想观念，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不同类型知识分子达成共识。
例如，民主与科学，曾经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五四时代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皆认为经济落后，民智低下，国民素质较差的中国，只有依靠这两位先生，才能改变状况。陈独秀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③]胡适也极力强调，在“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个人不仅要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对自己的所行所为负责任。“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①④]《新潮》的年青作者们也主张，中国应该走“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之路[①⑤]。
由于五四前夕从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作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针对这股尊孔逆流，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也不约而同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1916年10月12日，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驳康有为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康有为这位孔教教主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李大钊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①⑥]。因此，要批判封建专制就必须打倒孔子的偶像。鲁迅以小说和杂感等文艺形式，对孔教及尊孔派、封建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狂人日记》是他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他开始用鲁迅笔名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支钢枪。“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胡适作为新文化阵营内的一名战士，也发表了反对孔丘及儒家礼教的激烈言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①⑦]
新文化阵营同仁们都认为，要彻底反封建，不得不反对国粹及旧文学，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前锋人物。《文学改良刍义》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主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一次新的改革，建议文学应该遵循“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原则。陈独秀迅即响应，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文学领域里开展了一场反封建的斗争[①⑧]。在语言文字讨论中，钱玄同是一个激烈的改革者，他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①⑨]钱玄同的分析虽存偏激之处，但改革精神的坚决，显而易见。积极赞助白话文的，还有刘半农。他和钱玄同关于王敬轩来信和复王敬轩书的“双簧信”，是文学革命中的著名事件，深刻反映了他们对旧文学和旧文学卫道者的仇恨和发展新文学的决心。而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最好的，仍然是鲁迅。在反封建斗争中，他的攻击是凌厉无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文小说的陆续出现，作出了典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②⑩]。
此外，妇女解放运动、家庭问题、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思想等问题均进行讨论。
所以，不同类型的新知识分子不仅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方面共同奋斗，而且在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破坏旧学樊篱，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批判封建主义，倡导文学革命等方面，也是在同一战线上协同并进。但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新文化统一战线知识分子们所共同认可的民主、科学，反对孔教、文学革命、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等等问题，均未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围。因此，尽管当时统一战线内部有分歧，但矛盾并未显露。
第三，不谈政治，专力于思想启蒙的国民运动，使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能够携手同行。
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认识，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就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①]因此，《新青年》在开始时并没有针对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现实政治，而强调思想文化方面的反封建宣传。“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②②]当时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这时都置身于党派运动之外，而以献身于文化教育之职志。应该说，承认以思想文化方面的革新而不是强调政治改革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新文化阵营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在1917年是存在着默契的。鲁迅早就不相信旧政治可以改造中国，但又未看清中国的新出路，所以暂时为破旧而集中致力于文化运动。李大钊本来一直在寻找政治上的出路，但此时刚完成与旧政治的决裂，新的出路仍在求索之中，暂时的沉默是不可免的。陈独秀在前几年党派运动中连连碰壁，因而暂时不愿再卷入政治斗争。胡适也宣称不介入政治，据他自己说，“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②③]“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一员健将的刘半农，在后来评述《语丝》杂志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艺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于永远。我想当初的《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②④]这反映了作者最初加入《新青年》阵营时的思想心态。所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正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专力于文化改造，才使积极倡导文化革新的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能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在一段时期内共处于同一营垒中，而不问彼此间信仰和政治观念的歧异。少年中国学会建立之初也有类似的情形。学会的宗旨在筹备期间规定为：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宗旨又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②⑤]应该说，宗旨是含混、抽象的。因为宗旨并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主义，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在不同的具体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王光祈也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惟本会既形成一个团体，大体上是完全相同的，譬如本会宗旨……根本既完全相同，所谓主义者，不过末节而已。”[②⑥]因此，在进行文化改造的大前提下，会员们强调从事实际社会活动，虽然不同会员间政治观念倾向是不同的，但学会能够暂时把不同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冲突。
五四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使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因素。同时，五四以后，主义的选择、道路的确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专力于文化改造而不过问彼此政治观点歧异的局面，也无法维持了，知识分子面临新的选择。由于各自社会经历、知识体系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的差异，使他们思想面貌迥然不同。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如何？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思维和取舍方式，产生分歧乃至截然对立的思维观点，最终使联合阵线崩溃。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一文，提出“要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问题如何新奇，那个问题如何奥妙”。把宣传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可以看出，胡适这些言论，实际上是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进行一点一滴改良，反对在中国进行根本解决，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隐然存在分歧逐步公开化。
为了驳斥胡适的错误言论，李大钊从故乡昌黎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发表于同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期。他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相交为用的。”这是五四运动后期统一战线内部分化的开始。
1920年12月，《新青年》的影响更扩大了，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也增多了。胡适这时接连给陈独秀、李大钊写信，反对《新青年》政治色彩过于鲜明，要求立即改变这种情况，并提出将《新青年》移回北京，或者停办，或者由他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向陈独秀摊牌。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都反对这个意见，主张“任他分裂”。这样，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小说二集序》中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昔之称为战士者，“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②⑦]原来同一战线中的伙伴后来的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道路，成为贡献卓著的实业家、科学家、文学家；有的由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新的历史。
著名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分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五四以后，由于学会在北京的会员中有较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员的不满。上海会员劝北京会员“暂时停止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千万不要“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②⑧]。这封信曾受到一部分较激进的会员的反对，指出学理与主义，“并非截然两事”，研究学理，应当“切实有用于人生，不当与主义悬绝，徒尚空论”[②⑨]。随着形势发展，会员思想分歧愈来愈严重，在1921年初召开的南京大会上，矛盾开始表面化，出现了关于确立主义和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激烈争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他们的言论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分子这时实际上已经确定自己的信仰，主张所谓“国家主义”，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后来组织了青年党，成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走卒。大多数中间派的会员则表现得动摇不定，他们既对黑暗社会不满，又不赞成激烈斗争，主张纯学术研究来改造社会，期望个人的奋斗有益于国家与民族，对新兴的共产主义更抱着怀疑态度。后来相当一部分成为学有专长的教育家、实业家、工程师。
新文化阵营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状况的一个缩影。因此，通过剖析“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分化的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便可以窥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窥见他们所直走的不同道路，也认识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乃势所必至。
注释：
①《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见《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高一涵：《非君师主义》，见《新青年》第5卷，第6号。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学术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④《五四运动回忆录》。
⑤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33页。
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⑦《通信》，见《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
⑧《我们走哪条路》，见《胡适文学近著》第4页。
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见《胡适文存》第2集，第4卷，第1057页。
⑩傅斯年：《答鲁迅》，见《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第946页。
①① ①②见《五四时期社团》第536、554页。
①③《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①④胡适：《易卜生主义》。
①⑤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见《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①⑥《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
①⑦《吴虞文录序》。
①⑧《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①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⑩《中国新文学大系》，见《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馆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5页。
②①《通读（答王庸工）》，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②②《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②③《五四运动文辑》，华中工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资料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
②④《半农杂文》。
②⑤ ②⑥《五四时期社团》（一）。
②⑦鲁迅：《自选集自序》。
②⑧《会员通讯》，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②⑨《会员通讯》，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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