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如何看待论文,作用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或者换言之，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观点。如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中提出， 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5千元／每年，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 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我国的投资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可拉动近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中国社科院李培林博士和中国科学院胡鞍钢博士则认为，子女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之一，保守的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可达2500亿元，大致相当于目前全国教育总经费。
上述两种观点，一种强调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在短期内大大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另一种则指出我国居民具有支撑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潜在支付能力。这就使得利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既有了必要也有了可能。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于教育的中长期经济效果基本看法一致，即都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进而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但利用教育来刺激经济的短期增长仍缺乏一致的意见。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可能性；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022所，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962所， 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634万人，其中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约340万人，研究生19.9万人。90年代以来，我国年招生规模逐年增长。以普通高校为例，1993年普通高校录取新生数约为98万，而今年（1999年）的招生计划已达130万左右（有新消息说可能要扩大到160万左右）。从普通高校入学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来看，1993年—1998年期间，这一比例平均为2.66左右，这说明每3 个考生中至少有一名可以如愿进入普通高校学习。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难以满足适龄人口对高等教育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需要。社会上要求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的压力依旧有增无减，要求扩大高教规模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一）供给的可能性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供给角度看，这一可能性是指有无可能在短期内向适龄人口提供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机会；从需求的角度看，这一可能性是指如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成本全部或部分由个人负担的话，居民有无可能的支付能力。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供给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一些途径：一是扩大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二是扩大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三是着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但不论何种途径，从供给上都需要有必要的办学条件予以保证。具体来说，就是要有足够的师资、校舍和设备等条件。
1.先分析第一条途径
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关于我国普通高校现有办学潜力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抽样调查了616 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各类物质资源配置的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高校的各类物质资源均处于不足状态，低于教育部《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的规定。对于综合性院校、农业类院校、医药类院校、政法类院校来说，各种物质资源均处于短缺状态；工科类院校在教学仪器设备方面尚有一定的潜力可挖；此外，还有一些类型的高校，如林业类、师范类、艺术类、民族院校等在图书配置方面还有一些潜力。但从各类物质资源的综合配置来看，普通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潜力不大。尤其是在校舍方面，不但已无多少潜力可挖，而且已经低于教育部有关办学条件的最低标准。因此，若要进一步大规模扩张普通高等教育，就必须对普通高校给予新的大规模的投入。
考虑到高校后勤社会化问题，假定今后校舍建设中的学生宿舍（这是扩大普通高校规模的瓶颈问题）由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由社会各方面力量来解决，政府在这方面投资的压力将有所减少。但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若想大规模地扩大普通高校的招生数额，这方面的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至少也需要数年的时日才能实现这一扩张过程。
从师资配置的情况看，我国目前普通高校生师比已达10.35∶1。尽管这一数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如美国约为15∶1），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统计生师比时是把助教计算在内的，而西方国家高校助教工作多由研究生担任，在统计生师比时是不计算的。此外，一个必须注意的现象是，我国现有的各类民办高校中，除少数国家正式批准者外，多数没有自己的师资，其教师基本来源于周边的普通高校。这意味着普通高校的教师除了担负本校的教学、科研任务外，还兼顾了民办高校的教学工作。这一方面说明普通高校在师资上确有一定的潜力可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师的工作负荷实际上已相当满，若扩大普通高校的规模，必然意味着民办高校教师的供给的减少，这势必会影响民办高校的教学。
总之，从目前普通高校的各类资源条件上看，在短期内迅速扩大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若增加投入，假以时日，则另当别论。
2.从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这条途径上看，此类高校的规模效益确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目前我国有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962所，在校生规模为282.22 万人（多数为非全日制学生）。成人高等教育虽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需求）多集中在普通高校上，故可以把一些效益不高的成人高校就近划拨给一些水平较高但缺乏校舍资源的普通高校，通过资源重组的方式提高办学的综合效益，达到扩大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目的。但由于成人高校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故此举将牵涉到体制问题，需要相应的协调周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还有一种看法是扩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一是将现有的专科学校改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但这同样要遇到物质资源不足的问题；二是利用现有的成人高校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样虽然可以解决校舍匮乏的问题，但由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特定的师资和设备，要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3.第三条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这一口号在我国已提出多年，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各种原因。许多人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教育管理部门管得太死，影响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比如迄今为止，国家批准具有发放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学校只有25所，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300所左右，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有1000 多所。一些人认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在审批民办高校时条件不应过高，否则就会影响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事实上，我国的民办高等学校中除少数外，大都不拥有自己的校舍与师资，大量的民办高校缺乏初期投入，仅靠收取学生的学费来支付房租和临时聘用的教师的授课费，并且许多学校实际上是以赢利为目的，办学条件极差且长期得不到改善，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发展道路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西方私人财团兴办私立大学的目的既有为社会造福的一方面，也有为免交高额累进税或遗产税的一面。西方私立大学建立的初期投入很大，在校舍、设备、图书以及师资等方面的办学条件从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水平，并且不以赢利为目的。西方也有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如语言进修学校、私立培训机构等，但一般不属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且需照章向政府纳税。因此，采取不对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加以规定，放松审批标准的方式是难以保证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
在我国，从长期来看，当社会上民办高校所需的经济基础形成之后，并且随着法制的日益健全，民办高等教育是可以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的。但从短期来看，要依靠民办高等教育提供大规模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根据以上分析，就供给角度而言，短期内（比如2—3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比如翻一番或更多）的可能性是不现实的，除非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
（二）需求的可能性
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可能性应当是指在一定的学费水平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要讨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可能性，就必须结合居民的支付能力来研究。
1.首先探讨当前学费水平下我国高教系统对居民高等教育需求的满足情况。
按照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数据，以1997年为例，我国普通高校1020所共有本专科在校生317.38万人，这些学校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148.95万人；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1107 所， 共有本专科在校生123.5万人；军事院校本专科在校生为16.9万人； 社会力量办学举办的专科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在校生9.4万人；电大专科注册视听生25万人，按30%折算后在校生为7.5万人； 折算后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为144.4万人。上述在校生总计为793万人。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8—22岁的适龄人口约为8465万人。这样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为9.36%。
上述在校生人数中，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是通过国家统一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录取的，成人高校本专科学生则是经过国家统一的成人高校入学考试录取的。一般而言，高中毕业生若能获得普通高校入学资格，就不会选择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形式（除军事院校外）。普通高校的规模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因此这里也将主要研究当前社会对普通高校规模在不同学费水平下的需求。
社会没有被满足的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1993—1998年普通高校入学考试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率是反映这一未被满足的需求的重要指标。据统计，这6 年来普通高校报名录取比大致在2.5∶1—3∶1之间变动，其均值约为2.66∶1。
以1998年为例，报名人数为320.32万人，当年实际录取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学生为115.6万人。这意味着仍有214.7万人未能如愿得到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尽管这部分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得已而选择了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
正是在这种2／3弱的考生不能如愿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才使得不少人认为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太小，提出在政府财力不能满足社会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之时，应当把教育作为产业来办，作为当前社会消费的热点来吸引居民向教育投入。
当前这方面的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提出的，据他的观点，若在三年内将我国普通高校招生量翻一番，达到年招生量200万的水平。并且这200万新生全部实行全额成本补偿，每人每年学费1万元，另加4000—5000元的生活费，就可以拉动近1000 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此外，经济学家魏杰则在1999年5月24 日的《北京晚报》第4版的《教育是个大产业》中提出，“我国有1100多所高校，320万在校大学生，如果翻一番，每年再招收320万， 按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花费1万元来计算，每年就可以增加320亿，有了这320 亿中国的市场就能活起来了。”
按照汤敏的办法，普通高校每年招收200万新生， 这意味着大部分考生有望实现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而按照魏杰的观点，则所有考生均可以进入普通高校学习。这当然是皆大欢喜之事。问题是汤敏和魏杰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们只考虑了1 万元的生均经常费成本，没有考虑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花费。如前所述，现有普通高校从校舍、设备到图书均已到了利用标准的低限，再增加在校生规模，就需要新的投入，而且这笔投入十分巨大。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的设置标准计算，增加一个学生需要新增基本建设投资3.8 万元左右。即使按照目前普通高校的实际生均占有量计算，这一数值也将达到3.6万元左右。粗略计算，按汤敏的办法每年比现有规模多100万学生，4年在校生规模将增加400万，这需要1千多亿的基本建设投资， 按魏杰的办法，4年在校生规模将增加近千万，这需要3千多亿的基建投资。这笔钱若由政府投入，短期内显然有困难，若由个人负担，势必还要增加居民学费的支出。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汤、魏二人没有认真研究居民的学费支付能力，断然认定这数百万学生每人都能支付得起每人1 万元的学费和额外的生活、学习费用。的确，目前我国的居民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已逾5 万亿元。但这只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并没有涉及到存款余额的分配结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共享增长的收入》， 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从1985年的28.8%增至1995年的38.8%，贫富悬殊日益扩大。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杨宜勇等著的《中国问题报告：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24%。李实、赵人伟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一文中指出，1995年农村居民人口比例高于城镇人口的2倍以上，但其分配到的总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中49.1%，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巨大。在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的10%农户比最低收入的10%农户的收入之比高达14.7，这说明农村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也十分惊人，赵晓雷在《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30日第4版发表的《制度的财富效应》中指出，1998年末，我国共有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万多亿元，其中公款私存约占1万亿元， 农村居民存款只占1万多亿元，其余的3万亿元有50%以上集中在占社会总人口20 %的富人手中。由以上数据看出，我国虽然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数量很大，但在人口中的分布结构是十分不均衡的。并且还要注意到这是人们多年的积蓄。对于占我国近80%的农村人口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来说， 每年1万元的学费再加4000—5000元的学习、生活费用恐怕是不堪重负的。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提供的数据，即使是在前几年每年1 千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中尚有25%左右的贫困学生。北京大学高教所为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中国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结果指出，1996年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加上其子女教育负担率已超过70%，次低收入的20%家庭的这一指标也超过了60%。这些都说明并不能以过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向学生收取1 万元学费的问题。人们不应只看到一些高收入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以及此类家庭为子女择校的现象。送子女出国毕竟是少数富人所为，中国又有多少人家可以每年花费十几万送子女出国留学呢？两亿多各级学校在校生中又有多少与择校有关呢？择校毕竟只是发生在城市中少数重点中小学的事情，而这类学校占全部学校的比例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从需求的角度研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问题时，不能仅凭主观臆断或个人的感觉从事，应当采用科学的态度结合居民的支付能力对不同学费水平下的需求加以分析。
2.不同学费水平下社会对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需求。
研究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这一弹性是指当学费增加1%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下降百分之几。
本研究采用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一个调查人们高等教育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的研究课题所调查的数据（1998年6月采集）， 对中国大陆地区9 所普通高等学校的近万名在校大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弹性作了估计。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学费上涨幅度下被调查者中因学费水平过高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数，按照需求模型，采用Panel Data回归方法，计算出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需求对学费变化的价格弹性。结果发现，①不同学费水平下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学费水平越高，这一弹性越大。②家庭收入越低，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这说明低收入人口对高等教育学费的变化更敏感。这两个结果与世界银行1989年对秘鲁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采用1997年入学学生组的需求弹性（1.095）， 把普通高等教育的已有规模和尚未满足的需求之和作为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量的基数，把当前普通高校平均收取每生的学费作为学费的基数，则可得到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函数。该函数表明，当学费逐步增加时，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会逐步减少。
再考虑普通高等教育的供给曲线函数。假设①考虑政府财政紧缺的现状，再扩大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时，政府不再增加新的公共事业费投入；②生均普通高校经常费支出不变；③因学费增加上不起学的学生将得到学校的资助。则在此条件下，从经费供给的角度看，普通高校可以容纳的学生数（供给）是学费的函数，从而可以得到普通高等教育供给曲线函数。
将需求曲线函数与供给曲线函数进行比较分析后可知，在目前条件下，供需平衡点对应的学费水平均为2883元， 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为386万人，需要资助的学生比例为52.28%。 这说明在目前的政府财政供给条件下，我国普通高校的规模可能达到386 万人（没有考虑校舍等办学条件的供给），在对52.28%的贫困学生给予不同程度资助的条件下， 人们能够承受的学费水平不高于3000元（计算值为2883元）。这就是在我国1997年居民的经济水平下，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是指1997年居民经济水平下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386 万在校生和规模需求高出当年实际在校生规模（317.38万人）近70万人。居民可承受的学费水平也比当年的实际学费水平（生均1620元）高出约1260元。有一点需要指出，在计算这一需求时，假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事业费支出不再增加。若政府适当增加经费，乐观估计，目前，这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致可以达到在校生405—410万人，学费水平为3000—3550元。但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这里并没有考虑办学条件的限制与约束。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普通高校的办学条件已基本无太大的潜力可挖。要扩大规模还要另外考虑基本建设方面的投入。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后毕业生对就业市场的冲击问题。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利于减轻当前就业市场的压力，一是扩大规模本身会吸纳新的师资及职工就业；二是较多的就业人口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可以暂时减缓对就业市场的压力，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效应。高等学校毕业生面临的市场是高层次人才市场（相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而言），这一市场需求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经济发展的非跳跃性决定了它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增加的相对稳定。因此，突进式或跳跃式的高教规模扩张方式所带来的高层次人才供给的跳跃式增长必然会与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人才的需求产生剧烈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或者是文凭贬值的现象。这种问题在60年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就我国的实际来看，高等教育需要扩张是毋庸置疑的，但扩张的方式不应采取突进或跳跃的方式。
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
要研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投入产出分析表计算出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关的各部门的产出乘数及影响力系数；二是要估算出增加一个学生所需的各项费用，并估计增加一个学生，有关部门给总产出带来的拉动；三是根据可能的规模计算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社会总产出规模的拉动。
（一）计算有关部门的产出乘数及影响力系数
为了计算有关产出乘数，国家统计局特地将高等教育从教育部门中分列出来，从而使得我国1992年和1997 年的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由118个增加到119个。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列昂惕夫逆阵中各有关部门对应列的元素之和，即是本文所称的“产出乘数”。它反映了该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量。高等教育扩大一定的规模将导致各有关部门的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若干个价值单位。将各有关部门增加的不同价值单位与其对应列的元素之和（产出乘数）对应相乘，其总和就是高等教育扩大一定规模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力大小。
为了比较某部门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大小，可以计算该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列昂惕夫逆阵中该部门对应列的列元素之和／各列之和的平均值）。该系数的分子反映的是某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规模的增量；而分母则反映各部门这一增量的平均值。因此，影响力系数是某部门对总产出规模的影响与各部门影响的平均水平的比较结果。大于1 表示该部门高于各部门的平均影响水平，小于1则表明低于平均影响水平。或者换言之， 影响力系数反映了各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拉动作用的大小。
根据计算得到的一些部门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及其排序说明，教育部门，无论高教和非高教，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都是有限的（编者注：由于篇幅及排版原因，在此处删去原文的“有关部门产出乘数及影响力系数表”，谨向作者表示歉意）。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不仅低于其它各部门的平均水平，而且其影响力系数的排序也是十分靠后的。高教影响力系数1997年为0.85，排序为第100名， 非高教影响力系数为0.83，排序为第103名（共119个部门）。
（二）估算增加一个学生所需的各项费用及由此引起各有关部门给总产出带来的拉动
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98年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研究数据，保守估计，每生因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而带来的额外支出除学费外，还包括额外支出伙食费；城镇生源676元，农村生源1600 元（饮食业）；住宿费500元；额外的交通费；城镇生源280元，农村生源337 元（铁路客运业）；学习用品费用510元（印刷、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文化用品制造业）；若设定学费为10000元，并考虑到当前城乡生源比为1 ∶1的实际，则依据有关部门的产出乘数，可求出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增加的支出，相应部门给总产出规模带来的拉动（按1997年产出乘数计算）。
（三）根据不同的规模计算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社会总产出规模的拉动
这里采用两种不同的规模进行计算，一种是按照汤敏提出的扩张模式，即普通高校规模增加200万人，这200万学生每人每年学费10000 元，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对高教部门的最终消费增量。另外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约40亿元，即相当于每人每年因教育而需额外支出2000元。这个2000元是汤敏的大致估计。实际上，根据北大高教所的抽样数据，按城乡学生比1∶1计算，这一数值为2357元。根据上述数据，按照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增加的支出，以及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给总产出带来的增量（编者注：原文2个相关表格及数据在此处删去）。即可计算出， 汤敏设定的规模可以拉动572亿元的社会总产出规模。 另一种是按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行估算。根据研究结果，考虑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乐观估计，在校生规模可达405—410万人，平均可收取学费每年3000—3500元／人。按最大规模410万人计，我国普通高校可比1998年扩招70 万人。1998年生均学费为1974元，在不考虑资助的情况下，则全部招生量应为1998年招生量（108万）加扩招的70万新生，等于178万。若采用单轨制，扩招的新生也和其它新生一样按每人每年3000元收费，则增加的学费对于108万新生等于108万×（3000－1974）＝10亿元，而70万扩招新生增加的学费为70万×3000＝21亿元，合计只有31亿元。加上这些新生为求学而额外支付的费用（178万×2456元≈44亿元），共计75亿元。
同样根据每增一个学生相应增加的支出，以及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部门给总产出带来的增量，可计得这75亿元对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规模的拉动为179亿左右。
若按双轨制，即其中的108万按3000元收费， 这部分学费比去年增加部分为10亿元；而对扩招的70万按全额成本补偿， 即按每人每年11020元（1998年生均实际经济费成本）收费，则这部分学费可达77亿元左右。全部增加的学费可达87亿元左右。加上其它由学生支付的费用44亿元，共计约131亿元。
同样根据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增加的支出，以及每增加一个学生相应部门给总产出带来的增量，可计得这131 亿元对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规模的拉动可达到309亿元左右。
上述计算只是十分粗略的估计，其中没有考虑到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但可以看出，考虑到居民的支付能力之后，高等教育扩张对经济的拉动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当然，如果考虑基本建设的投资，这一作用就会相当明显。考虑基本建设意味着要从办学条件上考虑规模扩张问题。我们制作出2 表（编者注：已删去）给出了普通高校每生的基建成本和按此成本及相应部门的产出乘数计算的对国民经济总产出拉动的增量， 若按生均实际资源36185元计算，新增30万在校生规模的供给，在校舍、 仪器设备以及图书等方面的投资共需108.6亿元， 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规模的拉动可达322.3亿元。但需要指出，这种投资并不是高教部门本身的拉动， 任何一个部门的基建投资都可带来这样的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