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历史小说的走向_历史论文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走向_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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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历史小说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给历史注入鲜活的生命,将视野转向平凡的人生,用虚构摹写历史世相等创作方法,显现了历史小说走向“本色”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历史小说 本质 本色 新历史主义

历史小说是以我国的历史生活作为取材领域,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基本内容和描写对象的小说创作。

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在将近二十年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它不仅是作品数量可观,创作质量与艺术品位也是十分地娇人。仅以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历史小说就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凌力的《少年天子》、徐兴业的《金瓯缺》三部作品入选。自新时期初始时的姚雪垠的《李自成》火爆文坛,到最近几年凌力的《康熙大帝》第一部《暮鼓晨钟》、二月河的《九王夺嫡》、唐浩明的《曾国藩》、杨书案的《老子》、刘恩铭的《皇太极》、任光椿的《五四洪波曲》、陈忠实的《白鹿原》、杨旭的《半个冒险家》、杨家品的《蛮峒》、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等一大批作品集中涌现,不仅充分显露出这一创作领域的浩瀚无垠及其蕴藏的丰富,也充分展示了一批坚持从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们的学识、功力和才情。

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更需要潜心敛志,安于寂寞。正是由于作家们的虔诚、澹泊,才使得这一领域的创作较少受到喧嚣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流派纷争时尚的干扰,也与那些大起大落的新潮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历史题材小说也在悄悄地发生着一场变异。这种变异首先表现为对长期形成的为了表现历史的“本质”,不惜以观念代替形象刻划的倾向的纠正,作家们对真实的历史文学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创作上则表现为,历史小说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注入了更多的鲜活的生命和灵魂;其次是对以往历史小说大都以帝王将相、农民领袖、文人墨客等作基本描写对象的创作模式的突破,作家们关注和描述的视野已开始由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转向了历史生活中的普通平民人生;第三个创作趋向是开始从经验主义的拘禁中跳出来,不再依赖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作为支撑小说营构的基础,而是依靠想象与虚构来表现某种历史背景下的本色人生世相,借“历史”来抒发作家对人生的某种体察和感悟。这种努力使文本接近历史真实的创作,有人将其称为“新历史主义”。

一、给历史注入鲜活的生命

注重人物形象的刻划绘塑,着力赋予人物以鲜活的生命与灵魂,而不再是以再现历史事件为主,人物只是再现历史事件的一个道具,这是近几年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质感,性格丰满而富有内涵,是《曾国藩》、《暮鼓晨钟》、《白鹿原》等几部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其中的曾国藩、孝庄太皇太后、鳌拜、白嘉轩、鹿子霖等,都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

唐浩明的《曾国藩》,通过曾国藩组建湘军,经过十几年战争终于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胜利后却不得不在皇权的压迫下解散遣返湘军,最后郁闷地死于两江总督住所的人生历程,以及对于官场宦海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瞬间荣衰兴灭的描写,反映了满清王朝中后期异常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小说既写出了曾国藩心怀经世济民、中兴清室的雄才大志,却又难以排解满汉权贵相互猜疑防范的深刻矛盾,更无法冲破愚忠愚孝的荣耀与光彩,以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悲哀与无奈。他集精明干练,老谋深算、锋藏得体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体恤家人、扶植兄弟、关怀子侄的好兄长、好长辈于一身,既开明又保守,既宽厚又狭隘,既坦诚又阴险,既礼贤下士明信兼听又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既为忠君报国的道德所囿又不时膨胀着扩张个人的野心。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内涵都十分丰富的人物。他的儒雅风度与将帅气质、忠君报国与个人扩张、果敢决断而又谨小慎微、倡导仁政却又残酷杀戮等双重性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内在矛盾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连他统率的湘军都表现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文化气味:白天上马杀“贼”,夜晚帐下读书——这也无不体现出封建道德的双重矛盾性。作品正是在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的同时,才使得曾国藩这一形象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意义,也才使得枯燥干巴的历史事实富有了生命的力度与质感。

凌力的《康熙大帝》第一部《暮鼓晨钟》中的孝庄太皇太后,也是一个集聚多重矛盾冲突而凝结成的内涵丰富、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她既是一个慈爱祥和的祖母,也是一个孤苦不幸的女人,还是一个老辣干练的政治权谋家。在对少年康熙的培养上,她不失严厉又慈爱有加,任其自然发展又决不可逾规蹈矩。为了让四大辅臣还政于皇室,她施展了以柔克刚、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引蛇出洞、驱虎入笼等手段,充分显示出玩弄权术的圆熟与老辣、处理朝政的刚毅与果断。但在怀念夫君皇太极、情人多尔衮,以及叹惜儿子福临(顺治)早逝时,又无不显露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丰富而柔弱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当她不得不在险恶残酷的政坛宫闱为捍卫爱新觉罗氏的利益而殚精竭虑拼命挣扎时,更使人强烈感受出一种孤独无助的女人的酸楚。小说中的另一人物鳌拜,也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鳌拜貌似粗鲁莽撞,实则工于心计。刚任辅臣时,由于资历浅薄,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显得处处温顺事事小心。而当他看清了其他辅臣或老迈昏聩,或懦弱无能,或由于野心过于直露而引起皇室警悚与不满,又惹得其他满族大臣群起而攻之时,他审时度势,巧施手腕,后发制人,实现了揽政专权的阴谋。揽权的异常顺利,不仅使得满朝文武很快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甚至连皇室也对他畏惧三分,而且也使得他个人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最后终于导致了康熙对他的制裁。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与鹿子霖等,他们虽然只是作为平民百姓的社会角色出现,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上述帝王将相那么醒目显赫,但在他们身上,作者同样融入并表现出相当丰实的性格内涵。白嘉轩与鹿子霖表面是客客气气,互称兄弟,骨子里则互相戒备防范并极力寻找攻击点以争夺族权与影响力。白、鹿同一根脉两家族长之争及其相互倾轧的黑暗性、残酷性,从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中表现得丝毫不爽,暴露无遗。白嘉轩一辈子把忠孝节义的道德要求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且始终以传统道德的维护者与实施者自居。他那超越纷乱世事所展开的置田亩、立乡约、修宗祠、建学堂、正民风、兴仁义的一系列举措,和他那“腰杆始终挺得端直”的长者风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固守与恢复传统的雄心。但他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及其在宗族内部所行使的强权控制,如对背叛了家庭的白灵的劝阻、威吓和不认其父女关系,对奸情暴露后的白孝文当众施行最严厉的惩罚,支持鹿三开除携带小娥回乡的黑娃的族籍,以及建造七级砖塔来镇压想讨回公道的田小娥的冤魂等等,都暴露出他所具有的深刻的独裁意识。尤其是为了得到白鹿精藏身的风水宝地,在卖地形式掩饰下,巧取了鹿子霖的慢坡地做坟园,更是表现出他所标榜的“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的人生原则之虚伪。鹿子霖是白鹿原上唯一可在地位、财产、声望上与白嘉轩相抗衡的人物。他的自私自利、好色贪财、作恶多端、无赖痞气,都可以从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他先是不让黑娃带着私奔的田小娥回村居住,尔后是乘人之危对田小娥的性占有,接着是纵容田小娥“扒下白孝文的裤子”来给白嘉轩以致命的打击。作恶一世的鹿子霖,晚年却陷入了疯痴的病态,这种天报应式的描述给其命运结局蒙上了的凄凉色彩。

二月河的《九王夺嫡》,通过对康熙晚年时期九个皇子为争皇位而手足相残的描写,逼真地反映了宫庭斗争的惨烈无情。小说在表现权力与亲情的冲突中,富有个性地写出了几位皇子各自的谋略、才能和手段,也写出了康熙为什么最终传位给胤禛(雍正)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最后决战”一段,更是描述得惊心动魄、浪急涡漩。康熙驾崩,遗诏将发,各派势力观势而动,调兵遣将,运筹策划,诸皇子一个个表面上声色不露,暗地里却在进行着阴谋、智慧、胆魄、毅力和意志的较量。

八十年代面世的作品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李自成》、《少年天子》、《金瓯缺》之外,杨书案的《九月菊》、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刘斯奋的《白门柳》、颜廷瑞的《庄妃》、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以及近年出版的刘恩铭的《皇太极》、任光椿的《五四洪波曲》、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贾英华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等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上述作品所刻划的主要人物之所以形象鲜明生动、性格内蕴丰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家们突破了过去长期形成的所谓只有写出人物的阶级属性才算是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真实的观念和由人物的社会身份去定性处理角色的模式的束缚。曾国藩、孝庄太皇太后、鳌拜,以及白嘉轩、鹿子霖等,已经不再只是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封建统治者地主等等这样一些样历史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符号出现在作品里,而是首先作为一个人、一个具有正常思维具有复杂性格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生活在作品所描画的即已逝岁月的生活中。正是由于作者依据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而不是理性的演绎,刻划出了一系列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物,历史才在这里被注入了生命和灵魂,小说所营造的生活才充满了鲜活的灵性和澎湃的激情。

二、将视野转向平凡的人生

九十年代初,历史题材小说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个却是极为深刻的变异。这就是,由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显赫的历史人物以揭示必然的历史的本质,转变为叙述日常生活的凡俗活动和普通人生的生存状态以展现历史的本色;换句话说,即作家关注和描述的视点已由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转向了历史生活中的平凡百姓。李锐的《传说之死》、林家品的《蛮峒》、杨旭的《半个冒险家》、李晓的《相会在K市》等一批于1991年几乎同时面世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努力展示不同历史背景下各种人物的生存本相与生存方式,从“本色”的角度去表现历史的新的视野、新的追寻。

李锐的《传说之死》是作者《厚土》系列结集三年后的“想另辟新径的第一次尝试”(李锐《自己的歌赞》),也是历史题材小说由“本质”走向“本色”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传说之死》的主人公六姑婆,出身于名门望族,却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舍生忘死营救过后来当上了部长的弟弟,是一位对革命甚有贡献的功臣。按照传统的写法,这是一个富有叱咤风云特点和颇具传奇色彩的、可以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小说题材。可是《传说之死》却洗去了这段历史中的那些最能表现革命本质的浓烈的火红色调,不去展开描写古城十万盐工轰轰烈烈的大罢工,不去详细叙述六姑婆作为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传递情报、文件的那股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是从另一角度,从她挚爱和保护弟弟的亲情人情方面,去描绘这位用香火自毁容颜以明永不嫁人、终生信佛之志的六姑婆,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党的地下交通站重任的。这是她一生当中唯一的政治选择。虽然对这一选择,她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它的本质和意义,或许仅仅是弟弟选择了它,她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所以当弟弟遇到生死危难时,为了“杨家的根”,她才不顾一切冒着危险从敌人的监牢和枪口下将他营救出来。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一场群众自觉自愿的大革命,革命发展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六姑婆似乎没有多少革命的自觉意识,却完全具有甘愿牺牲自我的人性亲情的意识,而且无私地将这份亲情奉献给了革命事业。由此可见,《传说之死》虽然没有去反映革命历史的本质与方向,但六姑婆的艺术形象却显示出了大革命的潮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汇集了各式各样人物才形成的这一历史的本色。

又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主人公刘东是一位大学毕业颇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满怀报国热情离开舒适的都市生活去投奔敌后抗日队伍,不料却被抗日武装将其“处决”于太湖边的芦苇丛中。可以说,过去写革命者冤死在自己同志手中的作品并不鲜见,例如话剧《曙光》中的那位苏维埃政府的保卫局长冯大星、小说《白鹿原》中的白灵,都是同样一类屈死的冤魂。但这一类作品的目的却旨在揭露某一时期自上而下的极左路线给革命队伍内部造成的伤害与损失,并且多是从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去刻划无辜牺牲者的形象的。《相会在K市》则完全不同,刘东惨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不是因为极左路线的肆虐或肃反工作的扩大化,不是历史的必然,而纯粹是出于误会的原因。就是说,假如小说里的小丽父亲不是由于房东的误会而碰巧被逮捕(也是偶然),他和刘东而是按照预定计划结伴离开上海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刘东就不会被革命同志误认为是上海敌特派来的“奸细”,他的命运前途就会彻底改变。这位富家子弟悲壮的革命生涯和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生活之所以过早夭折,纯属意外的偶然,是“真不知该怨谁”的偶然误会将他置于死地。因此,作品描写刘东惨死的命运的意义不是在于揭示历史的本质与必然的规律,而是显示了这样一种生命和生活的现象——偶然。偶然的因素并不是历史本质的范畴,但它是历史本来的存在,是历史本色的一种现象。偶然现象尽管是谁也无法意料的、科学也难以预测的现象,但它往往能够改变与重写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与命运。正如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所指出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因此,文学能够真实表现偶然,表现历史的本色,表现天地间事物的无奇不有、千姿百态,无疑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我,认识这个社会与世界的。

历史小说由“本质”走向“本色”,的确是拓展了新的艺术天地,它虽不是全景式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总体观照,但它所描绘的历史本色,确能让人领略一番往昔世态的原状,看到历史是由各式各样人物命运结构而成的。应当肯定,《传说之死》和《相会在K市》描写的只是历史现象中的特殊或个别的侧影。从阶级和民族的宏观角度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展示历史的本质,仍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即使是描述锡矿矿主与矿工、矿主与邪教、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蛮峒》,围绕无锡“经纬党”的兴衰荣辱来表现民族工业艰难创业历程的《半个冒险家》,反映三十年代川江沿岸资产阶级在时代漩流中的历史命运的鄢国培的《漩流》和集中描写七户农民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的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等以中下层普通民众的人生状态为基本内容的作品,也无不表现出对时代的主调和社会的重大问题的热切关注。

三、用虚构摹写历史世相

中国近代及其以前的旧历史小说,基本上没有跳出演绎历史的范畴。例如清代小说家吴趼人就曾把小说看作正史的辅助教材,明显带有将小说混同于历史的偏颇。现代历史已开始渗透创作主体的情感意识,显然摆脱了演绎历史的旧范,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笔下的历史小说,就是他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读辨析,从中寻找出历史与现实隐秘的内在联系,用现代的思想照亮它们,重新认识并发掘其价值然后构成由现实、作家自我、历史三种因子融成的一个特殊机体。这种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意识的渗透,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到了九十年代,由描述存在过的或经历过的历史转向描述完全属于虚构和想象中的“历史”,可以认为是当代历史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又一次新的转变。在这种新的创作观念指导下所产生的所谓“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传统文学理论难以规范的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它并不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框架来构筑历史故事,只是把小说人物活动的时空前推到“历史状态”中,以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来表现某种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生世相,作品突兀的仍然是现代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感情,抒发的则是作者对人生的某种体察与省悟。

这种观念的转变体现在创作上,其一是力图摆脱既定的历史观念,拉开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距离,努力揭示“正史”所忽略、所遗漏、所回避的那一部分历史生活。这种创作意向,早在莫言的创作中即已露出端倪。在莫言那充满感觉的灵动性和意蕴的象征性的艺术世界里,人们既可体味到想象性的历史描写的真实性,还可领略到非规范性的艺术手段的冲击力。在其《红高梁》系列中,农民的抗日斗争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在接受了先进思想指导之后的一种自觉的革命行动,余占鳌等农民武装最终也未彻底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和不彻底性从而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是,潜藏在那些普通农民身上的崇高人格,那种英勇不屈地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却是撼人心旌,与世长存的。池莉的《预谋杀人》更是对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便可决定其政治立场的思维定势表示了怀疑,从而颠倒历史文本的阶级品质区分的公式:地主丁宗望为了掩护新四军的通讯员,在日寇的屠刀面前毫无惧色;而佃户王腊狗因嫉妒丁宗望牛肥马壮,家有娇妻,竟向日寇告发了丁宗望窝藏新四军,从而堕落成为汉奸走狗。

观念转变在创作上的第二个表现是,作家们不再关注历史的巨澜与大波,而宁愿去掬舀主潮之外的涟漪与浪花;不愿以“再现”的手段去绘制与社会历史毫厘不差的真实图景,而宁可通过想象和虚拟追求感觉的真实、情调的真切,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去探索奥秘和重叙历史。例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追月楼》、《半边营》、《日本鬼子来了》,贾平凹的《白朗》、《美穴地》,刘恒的《冬之门》等,都在有意或无意间偏离或疏远了正统的历史,写“正史”所不屑写的妾、妓、兵、匪,从家族、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写蕴藏于轶闻琐事中的人性、人情,甚至以蹊跷之事、寓言之味、忧伤之气揭悉历史中的人性之隐秘或个体生命瞬间之荣枯。

新观念对创作的影响,第三个表现是,极力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历史”的外套中注入作者的灵魂和个性,借此导引读者阅读时的参与和思索。例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写的是一个根本不曾梦想当国王,也根本不曾具有当国王的魄力和能耐的人,由于偶然的因素却当上了傀儡国王,在外敌和强臣的挤压下,几年时间便国破家亡。失去权力宝座的国王最后成为一杂耍艺人,并在杂耍这一行当中显示出非凡的本领和才能,从而也享受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轻松与欢乐。这里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宫廷故事,给读者提供的是某种审美愉悦,至于作品的意蕴、经验是什么,则全凭读者自己去揣摩。又如潘军的《风》,写一位作家被传奇英雄郑海的故事所吸引,于是到郑海生前战斗和生活过的故地罐子窑去寻访他的踪迹。接着,由现实中的风流成性而又愤世嫉俗的陈士林,和他同母异父的兄长、木讷寡言而又热爱生活的陈士旺的叙说,引出了叶家父子兄弟即叶念慈、叶千帆、叶知秋,以及叶念慈的小老婆唐月霜等人的那段已逝岁月的故事。有说大少爷、国民党少校叶千帆是害死郑海的坏蛋;也有人说二少爷叶知秋当时虽然表面上是个追求进步的民主人士,实际上是他出卖了郑海,而叶千帆是真正忠于革命的地下党员。经过漫长的岁月,历史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还有陈氏兄弟的母亲跟叶家老爷以及两位少爷的关系,唐月霜跟两位少爷的关系,甚至郑海到底是不是一位传奇英雄,都显得扑朔迷离、似真似幻。作者无疑是通过这种难以捉摸的描述,一方面表现了历史本身充满了神秘这种自我感悟,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这种神秘感去促使读者在阅读中参与探讨和分析,得出谁真谁假和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结论。

虽然有人叹惜历史在“新历史小说”作家手下变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虽然也有人认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不过是先锋小说家为了摆脱日益被读者淡漠的困境而采取的突围手段。但不管怎么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被发现,人们对历史事实及其意蕴的认识不断深化,历史就会不断被重新改写,这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观念的转换和走向大众化的主观愿望的强化,以及作家们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对世俗的乃至卑琐的人生及其人性的发掘,力图对历史作出新的阐述,这无疑是有助于扩大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想象与艺术加工的范围,并使文本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种创作态势,已逐步为读者所认可,也必将成为人们共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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