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明史论文,七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0-0126-11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提出后，晚明史研究便关涉其中。七十年来，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还是对中国社会停滞论以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问题的争鸣，中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无一不与晚明史研究有关。改革开放以后，借鉴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等理论，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晚明社会现象，迅即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热点之一。原因在于，16世纪后的晚明，处于中国乃至全球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世界向近代转型即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正是由于它和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紧紧地纠结在一起，学术界对之广泛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关于晚明社会，中外学术界的主导性观点是肯定当时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有学者认为，变化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失控的末世现象，只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社会的转型。如何看待晚明社会及其变化，中外史学界的评价不一，借以考察的视角不一，分析的框架不一，解释的模式也很不相同。总的说来，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向人们提出了究竟如何为晚明社会定位的问题，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相关重要研究视角进行回眸，将对晚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同时，在回眸基础上进行再思考，也有利于一种新的社会转型及中国与全球化关系起源诠释体系的构建。
一、社会经济的视角：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追寻
七十年来，与晚明社会变化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这是中国史学界主要探索的历程，中心问题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而这一问题是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密不可分的。停滞论的本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曾以这样一段话来表述：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繁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之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①
这种中国社会停滞的观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看法的主流观点，一直持续。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中华帝国是“静止的社会”的论点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式的研究取向，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停滞的”解释模式的回应。1937年，吕振羽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率先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指出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因素。③ 由此，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形成两种对立的命题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质疑中出现，并成为此后晚明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的讨论，为认识明代，特别是晚明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视角。
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问题的提出，是以欧洲封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为参照的。中国史学界在认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积极的探讨。1954年，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中指出，在明代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已经逐渐地增长起来。许大龄认为，明中叶以后，从正德到崇祯的一百多年间，已经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④ 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认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一批专业化市镇兴起，在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侯外庐对此作了更为确切的界定：
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⑤
在今天看来，虽然讨论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痕迹，但在讨论进行中，为了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由于西方的入侵而被打断了，史学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晚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区域和部门经济史的研究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应该说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中，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史方面，日本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以细致而深入见称。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西嶋定生关于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的研究，着眼点就放在是否具有面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上，结论是“还不具备向近代化转变的任何契机”。5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商品生产的研究十分活跃。至60年代，小山正明提出，与其把明末清初时代变化与“近代或资本主义之类联系起来”，不如找出“中国史自身应有的变化途径”。70年代，森正夫将重田德和小山正明等人的研究概括为“乡绅论”，指出研究方向变化是“由普通到特殊，由发展到结构”。80年代以后，日本史学界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成为研究的重要特征；同时，许多新领域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⑥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区域研究日渐成为世界社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明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因之也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再次展开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吴承明提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后期，或者说是从16世纪写起。⑦ 大多数学者考察了明代手工业、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结合，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没有发育成资本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从经济结构中去寻找。⑧ 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全面研究，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90年代初，美国学者黄宗智(Pillip C.C.Huang)提出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规范认识危机”的问题⑨，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他的论点提出质疑，但却认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以多样化标准考察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傅衣凌将毕生精力投入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他提出“变迁论”，从新与旧、发展与迟滞、成熟与未成熟的矛盾变化把握社会经济变迁的特点和实质，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变迁的认识。特别是他在晚年，在对自己一生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社会结构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许多西欧社会发展模式所难以理解的现象”，“用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中奇妙的统一着，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这种既早熟又不成熟的弹性特征，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⑩。有学者评价这篇论文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探索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的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它对方法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的意义。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影响广泛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这种思考无疑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而应视为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概念的整体性反思。强调单元一线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变化视为向度单一的经济发展史，而纷繁的社会发展变化仅作为经济发展的背景才出现，影响了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不少学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反思。主要有：李伯重指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问题，批评了对“萌芽”乃至“资本主义”的概念不清和研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11)。并以“早期工业化”的深入研究取而代之(12)。胡成提出“用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范式解释中国社会各项发展”，确立本土化的理论框架。(13) 高寿仙认为，仅仅用经济方面的指标去判断有无资本主义萌芽，本身不够科学，应抛弃单线进化论的模式。(14) 特别是一向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颇有研究的吴承明，近年指出，“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15)。李怀印提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保。在现代化过程中，“关键变量”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不是其他因素。(16) 罗荣渠以生产力变革来为现代下定义，他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差别，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摆脱了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联系。(17) 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晚明社会开辟了新的思路。
无论如何，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的执著探讨，说明到晚明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不仅没有停滞，而且确实出现了新的因素，由此提出了为晚明社会定位的问题。对于新因素的认识，至今学术界没有取得共识，有学者仍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出“由传统的古代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已经开始起步”(18)。也有学者认为是“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萌芽”(19)，并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化因素”的看法(20)。无疑，进一步的研究必将建立在以往社会经济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而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对晚明社会新因素的追踪考察，正在继续下去。
二、近代化/现代化视角：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的消解
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联系的是近代化的视角。尽管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术语能否通用在史学界存有争议，但有关近代化的研究，或者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疑与晚明社会研究有着密切联系。
谈到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诞生。经典社会学家孔德(August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等，都曾致力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研究，有着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经典论述。(21)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中华帝国的概念，认为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除非受到外力冲击，自身难以转变为一个理性现代社会。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此的社会视为两个阶段。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论述了前近代与近代两个社会的特征，分为五对模式变量：普遍性与个别性，特定性与扩散性，业绩与世袭，感情中立与情感，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以此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认为现代化就是前者向后者的进化。(22)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以费正清(J.K.Fairbank)为首的哈佛学派提出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这一模式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而将中国社会看作长期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23) 也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具备走向近代的动力，推动中国走向近代的是外部的动力。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70年代以后受到批判，被柯文(Paul A.Cohen)称为的“中国中心观”所代替。(24) 中国中心观以中国社会内部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此后，大多西方史学家运用“前近代”(Early Modern，或译为近代早期、早期现代)来研究指称晚明的历史。如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注意到晚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一直持续到清代。(25)
采用前近代，或者近代早期框架进行晚明研究的，还有日本学者。如沟口雄三在研究晚明东林党人的思想时，就是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为主题思考的。(26)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力图在一个平等的框架中，对中国与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变迁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27)
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状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28)。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化研究全面展开，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十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出版了大量论著。然而，大批成果都将考察界定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鸦片战争，主要考察的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因此，其中涉及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即晚明内容的不多。
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还是作为研究的方法，都拓宽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对晚明社会的研究也不例外。事实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晚明中国发生的变化，认为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近代化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中国台湾学者熊秉真指出，二三十年来的研究“都在陈述着明清与近代之间在对立和断裂之外，可能实存着更重要的延续、衔接、交相为生的关系”(29)。胡晓真称，晚明社会是“启蒙与现代的源头”(30)。张寿安提出，应重新检讨“传统中国的真面貌”，从明清文化的变化探索“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走向”。(31)
90年代末，吴承明提出，“一国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各种现代化因素的出现时期”，并把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定于16—17世纪。(32) 也就是说，他提出了将中国现代化起始时间定在晚明。我认为，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属于同义语，而将晚明社会变迁直接与工业化发展相联系显然不太合适；即使是在16—17世纪的英国，当时也同样没有工业化，因此，以工业化的标准衡量晚明，显然无的放矢。所以，对于晚明社会，不宜以现代化代替近代化的提法，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即近代化的转变过程来解释，可能更为合理。
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历史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不应把现代化只看作是西方向世界扩张和传播的过程，并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在西方著作中，这种观点自18世纪以来占有统治地位，因为那一世纪正是欧洲发生迅猛发展的时期，从那时以后，西方才拥有了话语霸权。然而，事实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启动发生于晚明，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并不始自西方冲击或者说闯入之时，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应该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而不是延续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的理路，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始，仍然带有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的明显印迹。还有，至今许多论著中的所谓现代化标准，都是以西方经验来进行衡量的，而事实上自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走上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对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探讨，我们应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出发点，跳出既定单一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近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就这一意义来说，对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即晚明社会现象进行具体实证考察，将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近代化历程，也有助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的完全消解。
三、社会的视角：一个多元结构的认识
社会的视角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结果。
社会变迁，是对社会运行和发展进行动态的考察。社会学对社会变迁有着如下定义：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33)
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是对晚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现象进行的探讨。
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的角度对晚明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倓《明季社党研究》，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翦伯赞在评价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指出，论战双方“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认为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都存在复杂多样的形态，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历史有它独特的“色彩”。(34) 他意提醒人们，社会形态具有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路径。
在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初，结构功能主义孕育了现代化理论，成为有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最流行的理论。它避免了以往社会变迁理论的笼统的纵向描述，采用横向的结构比较，通过结构类型差异的分析，考察变迁的具体内容。在结构功能的分析中，社会变迁分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和适应三个方面。斯梅尔塞(Nell J.Smelsel)进一步以结构功能考察社会变迁，提出了解释框架：一是“变迁的结构背景”，即蕴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变迁内涵，不均衡的迹象越多，变化的可能就越大。二是“变迁的原动力”，即社会内部或外部的变迁压力，压力的结果产生威胁。三是“变迁动员”，受到压力的社会不能确定变迁发展的方向，调动资源的领导者对变迁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四是“社会控制实际操作”，可以促进或抵抗有意义的变迁，也可能阻止或刺激无价值的变迁。(35) 这一框架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解释方式。
50-60年代，在中国史学界执著于资本主义萌芽探讨的同时，西方学者开始了对晚明社会的新探讨。美国学者何炳棣(Ping-ti Ho)注意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通过统计明清的进士、举人和贡生的履历，对明清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36) 80年代，余英时(Yu Yingshi)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探讨了传统宗教伦理对中国本土的商业活动的影响，指出明清商人已走近传统边缘，但未曾突破传统，主要的阻力来自官僚体制。(37)
1986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i)在一次讲演中说：
在此，我只想强调如下的明确事实，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间，主导社会学有关大规模社会变迁研究的“发展”(development)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已在这场运动中遭到不断批判，并朝历史化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谓的历史化指的是，将重大社会转型的研究时期向过去延伸，寻找可以与现代变迁相类比的历史，然后再借助它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文献资料，来考察现代变迁的横扫过程及其结果，并检视通则概念是否无误。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历史家也同样对流行在他们学界中的大规模变迁模式展开批判，进而转向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便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38)
他指出了关于历史上重大社会转型的研究，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两者的结合成为趋势。
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史学界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引进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吸收海外及港台地区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同时，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视角由单纯的社会经济，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晚明社会现象，成为中国海峡两岸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明后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早已为历史学家所关注，并吸引了众多学者去探讨，举凡明代人口、家庭、家族、婚姻、宗族、阶级、阶层、民族、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社会观念、价值体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思潮、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等变化，都进行了非常可贵的探索，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专题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是，从总体来说，对晚明社会的变化，研究者更多地集中于对社会风气的考察。从大量对晚明社会风气变化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描述较多，而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的方面则相对薄弱。也就是说，涉及社会风尚变化的论述太多，而对社会深层结构变化的考察不够深入。
如何评价一个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状态，长期以来在中外社会学界颇有争议，迄今没有达成一个公认的标准。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衡量社会运行和发展不能只从某个方面，或几个片面的角度出发，而必须用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的标准来评价。因此，仅从社会风气的层面来研究社会变化显然是不够的。
可贵的是，傅衣凌在他的遗作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与西欧或日本的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Feudalism)”，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在比较中出现理论和概念的混淆，他使用了“中国传统社会”一词，并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一个“多元的结构”，(39) 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多元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图像——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社会控制体系的多元化，财产权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社会独特性的有益的理论框架。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指出：“以历史学为一方和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标和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40) 20世纪80年代以后，借鉴国外新史学的经验，中国学者已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上进行开拓研究，成果显著，可以说海外关注的热点，中国学者也都有相当的投入，如士商关系、文人行为、宗教思想传播与融合、城市史、市民社会、法制史、妇女和性别、个性思想解放、庶民文化、公共领域、从中西比较出发进行的启蒙思潮研究，等等。80年代末以来，逐渐兴起了学术领域的整体反思，近年一些明史研究学者如赵毅、商传等已经展开了对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今后对晚明社会的研究，首先应确定综合研究的取向，以多维角度进行探讨。
四、全球的视角：一个整体概念的确立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变。当世界各国、各民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1) 15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理上的新认识，使得地球上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于是，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出现了。
在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从历史的角度看，此前世界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下的国家发展传统模式将被彻底打破，从此，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在参加普遍交往和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世界历史，相对以往是大大地改观了，它所预示的是一种历史的趋同性。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系统论为指导，采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和素材，对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世界体系论。这一理论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析整体的发展规律，并从整体发展过程中审视作为部分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现象。沃氏认为，在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这些“世界性帝国”有单一的政治中心，但却没有“世界性经济”，即使有也不稳定。到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形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他提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并把世界分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各自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他还认为，“世界经济体正是建立在下述的居高临下地位之上，即当时存在三大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确实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42)。世界体系论的特点是用体系的观点看待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发展变化，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体系，而不是像现代化理论那样注意单个国家的发展变化。这一世界体系，完全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的，充满了西方霸权话语。
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已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为了求证，他们转向研究中国。因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遭到了多方面质疑。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范德(Edward L Farmer)所说：“明史研究在西方学者努力创造一个更平衡的历史观上起了重要作用。”(43) 西方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在他的极具挑战性的著作中(44)，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宏观的论述。与世界体系论的现代世界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产生和发展完全不同，他提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认为，在1500—1800年，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而白银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他的著作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也引起了很大争议。中文版改名为《白银资本》于2000年出版后，在中国内地也产生了轰动影响。应当说明的是，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昇，英国学者博克塞(C.R.Boxer)，日本学者百濑泓、小叶田淳，美国学者艾维泗(Willion S.Atwell)等许多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白银在晚明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并对输入量及其影响等进行了大量研究。《白银资本》除了新的宏观理论框架之外，所说的白银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书中关于中国部分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明显不足，尤其缺乏对中国社会内部变化与世界市场连接的实证研究。虽然中文译者将书名改成《白银资本》，但是原作者却不是从白银货币本身开始论证的，他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明代中国的白银有着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弗兰克的理论不仅使我们思考，而且使我们加深了对晚明中国社会加强实证研究必要性的认识，更使我们了解实证研究对晚明社会定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必须是建立在本土经验的实证基础之上。
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采用全球化视野来考察历史和现实，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化观点的主流，认为15、16世纪西方大航海以后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从此中国卷入了世界大潮。2003年，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的出版(45)，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倾力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学者以全球化视野重新审视晚明的代表作。这种着力于全球深刻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的观点，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是非常赞同的。对于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初我是从海外政策角度开始探索的。我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所使用的“融入”一词，确实有着卷入世界的意思。(46) 然而，正是在研究海外政策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海外政策变化深深根植于社会变化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政策曲折演变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时代的发展。如果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停留在政策层面，就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动，也就无法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真相。因此，中外关系研究也需要深入到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探求。于是在90年代末，我将研究视线下移到社会层面，开始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实证研究。(47)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的观点从“卷入说”有了重大转变，出发点与以往已有相当大的不同。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中国社会变迁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像以往所认识的那样。
五、新的综合视角的探索：明代白银货币化与近代化、全球化进程
近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以明代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包括三重含义：其一，明代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的过程；其二，明代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主币的极大的扩展过程；其三，明代白银成为中国主币，促使白银形成世界货币和中国参与第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构建的过程。进一步而言，贵金属白银货币化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近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是相互重合的。
我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社会现象，首先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是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的结果(48)。明代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晚明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翻开《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中唯见“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原本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的历史事实。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对于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一般是以《明史·食货志》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经过对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共119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中通货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彰显了出来。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弘以后，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沿着民间与官方的两条线索进行的论证考察，大致得到以下认识：自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明初法定货币的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由自下而上转而为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转折的标志不在正统初年，而在成、弘以后；最重要的是，白银货币化起自民间，是市场趋势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进一步，我认为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正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客观体现。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市场萌发的过程，由此引发了晚明社会变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我的主要观点之二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过程与一系列制度变迁是一个重叠的过程(49)。美国学者珀金斯认为：“一般说来，同农业最密切相关的制度，自十四世纪以来并未发生显著的演变。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是真正需要去改革这些制度”(50)。这无疑是聚焦于农业生产力得出的结论；然而，从白银货币化的考察角度，就会发现与此相反的历史事实，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制度不仅发生了显著演变，而且一切正是根据当时人的需求而改变的，因此变迁有着社会基础。考诸历史事实，大规模的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转而自上而下，成、弘以后在全国展开，表现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却又具有自身独立的运行机制。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经济部门是农业，以货币化为契机，传统农业经济受到了强烈冲击，不断地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制度、组织和方式。货币化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展开，在空间上很快囊括了全国。赋役合一，统一征银，货币化的刺激作用相当明显，将乡村农业生产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农业生产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投入市场的、通过市场普遍交往的多种经济生产方式所代替。货币经济因素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明朝一系列制度的崩坏，改变着原有的经济制度与结构，在旧的经济制度与结构的解构过程中，新的经济成分也在增长。具体而言，通过赋役征收，白银与每家每户百姓发生了切切实实的关联，迫使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之中，为了交换而生产，于是农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包含新因素的手工工场、外放、包工、合伙等组织形式大量出现。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货币化的核心是市场加速发展和市场规则的社会普及。市场需求牵动生产，促使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引起新的生产方式萌发。货币的极大扩展，也就是市场的扩大发展，货币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白银货币极大发展的刺激下，市场前所未有的扩大发展，原有社会结构的解构过程发生，农业结构由于是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所以受到的冲击最大，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货币化推动生产、流通和交换发展，货币经济的发展涵盖宽广与深刻，货币化即近代化过程打破了传统自给自足经济封闭体系，促进了生产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晚明王朝所征收的“钱粮”，实际上大都已是白银，“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结果。事实上，不待朝廷在万历初年向全国推行，货币化进程带来深刻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变革至嘉靖中叶已显而易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自唐代两税法以后出现的这一实物税向货币税、人丁税向财产税转变的历史趋势，到晚明已经基本完成，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伴随这一变革的是农业的单一经济结构向农、工、商结合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货币化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
我的主要观点之三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晚明整体社会变迁同步发生(51)。货币化即货币经济化的进程，但是绝不是说仅仅发生的是经济变革。它是以货币为引擎，以市场为推动力，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社会变革，也即近代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是东西，是一种社会关系。”(52) 随着贵金属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币，白银货币体系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全部包容了进去，货币化带给晚明社会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变化。明初形成的旧的社会等级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转变。从事多种经营，投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增多，脱离土地的人也日益增多。以往一般认为农民脱离土地的社会危机是土地兼并、赋役沉重、官吏贪酷、高利贷盘剥所造成，实际上白银货币化无疑也是促成农民脱离土地的重要因素之一。货币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以及农民非农民化的趋势。与日益增多的社会各阶层人们卷入白银货币经济之中有着直接联系的，是一个专业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晚明商贾几遍天下。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录了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大兴二县铺行达132行之多(53)，社会分工的细密由此可见。而更为重要的是专业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兴起。著名的徽、晋、闽、粤等商帮，都是在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这一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4) 商帮的兴起，说明了资本的积累过程，与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相互吻合。货币化使商业性行为扩散到全社会，普遍出现在社会各阶层，在全社会上下对白银的追求中，商品流通加速进行，从乡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市场——全国市场，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发展，一个全国性市场最终形成。(55)
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明王朝显然是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56)。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国家作用则更多地让位给社会，市场经济崛起新的契机在此时出现，王朝权力的衰落不可避免。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繁荣与政治衰败是成正比的，政治迟早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市场经济萌发的本身就意味着王朝统治的危机。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导致旧的统治走向衰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一个基本事实，白银货币的扩展，不仅改变了旧的社会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更改变了人们旧的思想价值观念。白银货币化，官可以买得，学可以进得，僧道可以当得，徭役可以代得，有了罪过也可以通过纳银即纳赃赎银化得。银子强有力的实用价值远远超出了陈腐的本末说教，社会风尚焉得不大改、社会秩序焉得不大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财富的观念转移，从对白银千方百计赤裸裸的追求上表现无遗。换言之，以田地为主的财富观被极大地替代了，同时改变的是整个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社会结构是以等级来排序，即等级制社会，身份是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拥有政治身份和权力就可以拥有财富；近代社会则是一个与之不同的阶级社会，以财产为中心地位，根据人们获得财富的多少及其方式，确定人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拥有财富就可以拥有权力。嘉靖年间，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不以分制，以财制”的时代特色，旧的等级制分解，充分说明了晚明中国社会正沿着从传统向近代发展的路径前行，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我的主要观点之四是，历史事实说明，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是有内部强大驱动力的。沿着一条白银货币化——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连接的道路，晚明社会变迁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需求为依托，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与世界接轨，并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57) 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世界的近代转型是基本上同步的。16世纪40年代，即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促使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后，进一步向世界扩展。中国银本位制的基本奠定，中国丝银外贸结构的确定，为以白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网络或体系形成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也使晚明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货币化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主体为实现最佳交易向‘市场’(即向其他经济主体)发出的信号。”(58) 中国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出来，求远大过于供，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同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扩展。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59) 我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白银货币主币地位已基本奠定，整个社会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国内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足，于是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经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链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
我的主要观点之五是，货币化即近代化，也即走向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可以分为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自然经济与传统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相联系，货币经济与近代/现代社会相联系。在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中，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代表的是农业、手工业的市场导向，市场经济新因素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形态的变迁，蕴涵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交换的增多导致了市场的形成，同样，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全国市场的形成，而交换的更大规模发展无疑使市场扩大到全球范围。中国与世界在16世纪40年代的链接，就是如此发生的。货币化即中国近代化进程，是指晚明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参与。白银货币化代表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以货币为引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市场扩大发展，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张。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从整个世界来说，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开始的一幕。以货币化为标志的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推动中国主动走向了全球化，中国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过程重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使得中国晚明社会变迁的近代趋向性发展极为明显，晚明社会带有根本性的或者说是质的变迁，即社会转型的结论可以由此奠定。
进一步说，从久被忽略的货币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寻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起源和全球化起源的历史轨迹，晚明显著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变化，是白银货币化的实现。货币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从传统走向近代不可逾越的阶段，以往强调商品经济成为思维定式，货币经济基本上处于视野之外。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揭示晚明被遮蔽的这一段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过程——货币化，一个趋向——近代化，双重使命——走向近代化，走向全球化。中国历史发展的能动性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得到印证：在时间上，白银形成流通领域的主币，是在外银大量流入之前，而非在其后，说明在全球化前夜，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变革运行轨迹；在空间上，16世纪作为全球化开端，各文明互动关系凸显，中国凭借自身实力参与了全球化的构建，从此走向了全球历史的趋同。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②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作者虽然不完全否认中国社会有发展，但是认为中国不具备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
③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91—492页，上海，黎明书局，1937。
④许大龄：《十六、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3)。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集中在当时出版的几部论文集中，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⑤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⑥参见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一书中的森正夫《总论·绪言》，汲古书院，1997。日本学者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中国学者深入研究晚明社会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由于数量相当大，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⑦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文史哲》，1981(5)。
⑧主要著作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⑨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见《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
⑩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11)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载《读书》，1996(8)。
(12)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胡成：《“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2)。
(14)高寿仙：《发展而又迟滞，早熟而又不成熟——傅衣凌先生的明清社会经济述评》，见《亚细亚文化研究》，第二辑，第217页，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1997。
(15)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9—10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16)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48—5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8)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导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19)吴承明：《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2)。
(20)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21)参见John Sttuart:August Comte and positivism.London,Trubner and Co,1882;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Robert Alun Jones:Emile Durkheim,an introduction to four major works.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6.
(22)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J K.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e: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
(2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罗威廉(William T.Rowe)：《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见《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9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6)详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
(27)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8)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第41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9)熊秉真：《情欲·礼教·明清》，载《汉学研究通讯》，总第78期。
(30)胡晓真：《世变之亟——由中研院文哲所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谈晚明晚清研究》，载《汉学研究通讯》，总第78期。
(31)张寿安、吕妙芬：《明清情欲论述与礼秩重省》，载《汉学研究通讯》，总第78期。
(32)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33)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第3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4)张书学：《中国现代思绪思潮研究》，第436—44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5)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
(3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8)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第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9)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4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de-System I)，第1卷，第9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3)范德：《近年英语世界明史研究新趋向》，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1)。
(44)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按英文原书名直译应为《重新东向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
(45)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应该说明的是，这是笔者1993—1996年承担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
(47)1999年，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正式立项；2000年，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自立项起，个人研究专题确定为白银与中外变革。
(48)笔者的白银货币化的观点，最早在2001年“庆祝香港大学创办九十周年暨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提交的论文《试论货币经济与明朝统治》经修改后更名《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9)关于白银货币化与明代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载《暨南史学》第二辑，第276—309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50)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4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51)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笔者1999年起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课题，也是2000—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3)沈榜编著：《宛署杂记·铺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54)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
(55)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680页)中，把国内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地方小市场(墟集贸易)、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长距离贩运贸易)。
(56)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见《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
(57)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载《河北学刊》，2004(3)。
(58)杰明、M.弗里德曼、弗兰克.、H.哈恩主编：《货币经济学手册》，第1卷，第1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9)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Born with a ' Silver Spoon' :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6,No.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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