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1]2003年在《新中国宣传网制度述论》文中提出宣传网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为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对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宣传思想工作而建立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组织制度。 根据党和人民军队群众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照苏联在群众中设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的经验，中宣部于1950年初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试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将宣传网制度推向全国。主要做法是：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骨干，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团员和非党积极分子，按照各自的工作系统，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群众宣传工作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后，根据统一确定的宣传方针、内容、任务和步骤，按各地区分工负责，分片包干，采取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和途径，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时事政策与生产宣传，密切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步形成了由各级党委领导，宣传部门主管实施，以党的各级基层组织为依托，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核心骨干队伍的群众宣传工作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 宣传网制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把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社会化、制度化的初步尝试，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迅速传播根植于广大群众中间，从而获得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推动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顺利进展，确保党在这一时期中心任务的实现，发挥了有效的政治宣传动员和组织保障作用。 宣传网制度于1951年1月正式建立，1958年后曾经中止；八十年代一度恢复，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在新中国群众宣传思想工作历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在揭示宣传网制度曲折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新中国建立初期宣传网制度的基本内容、职能特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历史作用及其经验教训。
林木[2]2015年在《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始终把党对群众的思想领导放在首位。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建立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作为建国初期中国宣传网制度建设的“试验田”,东北在探索宣传网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建立背景、发展过程、宣传特点及运行机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是对新中国宣传网制度进行整体研究,或聚焦于关内某些特定地区,如江苏、湖南、川北等地宣传网建设情况,有关东北宣传网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其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因此对东北宣传网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学者既有的研究成果,搜集、归纳与分析东北地区档案馆、图书馆中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而采用文献分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及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对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进行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的国际与国内背景进行探究,深入剖析建国初期东北建立宣传网制度的动因,论述1950-1958年东北建设宣传网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从纵横双向整合的维度来深入解析东北宣传网:一方面,对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的建设历程进行纵向考察;另一方面,对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叁地建设宣传网的区域特色进行横向探究。再次,从宣传主体、宣传类型和宣传内容等方面,对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建设情况进行深入探析,从而勾勒出东北宣传网的基本脉络。最后,以上述四章为依托,对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的基本特点进行剖析,并阐述其历史作用,总结其主要教训。
黄英[3]2014年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述论》文中研究表明抗美援朝战争唤醒的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愫成了我们打败当时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的力量源泉。在此期间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成效显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利用当时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这些宣传报道代表了党和政府对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反映了当时实际生活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教育既是一种政治动员，也是一种宣传教育方式。在此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爱国生产竞赛、爱国捐献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和拥军优属运动，这些爱国主义运动的展开为战争的胜利积累了物质贮备，广大人民群众所展现的爱国热情为在前线奋战的爱国志愿军战士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通过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增强了民众对于新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力度，强化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责任感。本文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中分析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梳理当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方式，总结当年爱国主义教育所取得的成效，并揭示对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借鉴意义。
殷鹏[4]2015年在《电影放映队与乡村宣传动员》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扩张,到了 1949年后中共将这一趋势推向极致,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触角逐渐伸向基层,这个过程与中共的宣传动员是密切相关的。电影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电影深受人们喜爱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共通过电影来配合各项政治运动的宣传动员,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既往研究对电影的放映体制和宣传动员的过程与效果探讨不足,本文即以河南省为例,从电影放映队的建立出发,探讨放映队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展现政府对放映员的整治,还原电影放映队在乡村宣传动员的运作模式,发掘电影宣传动员的效果。本文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河南省电影放映队的发展历程,对私营放映业进行改造,建立起由中共主导的宣传放映体制。第二章探讨了电影放映队在宣传实践中出现的制度困境和放映员在工作中出现的思想问题。面对电影放映队出现的问题,本文第叁章梳理出河南省从轮训、评模和工资调整叁个角度对放映员进行整治,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第四章探讨了电影放映队进行宣传动员的模式。第五章探讨了电影放映队宣传动员的效果。
才华[5]2013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宣传机构是党始终常设的关键机构,是党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组织载体,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承担着理论宣传、群众教育、文化建设、凝聚力量等重要职能。论文以党的宣传部系统为中心,以宣传机构发展史为基础,系统回顾、总结、概括党的宣传机构建设的丰富经验、基本规律、思想理论,对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组织机构建设和宣传工作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思想的理论资源。在机构建设方面包括组织系统性的要求、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等思想；在宣传工作方面包括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阶级性和党性的定位、民本思想的引领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资源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几代共产党人在宣传机构设置、机构管理、确立机构建设原则、建设宏大宣传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了丰富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时期(1921—1977年),中国共产党从宣传工作“完美系统化”客观要求出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学习苏联经验,实现了宣传部系统、新闻出版机构、部队宣传机构、群众宣传机构的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到抗日战争时期,宣传组织机构系统基本成型。在宣传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明确了“宣传家”、“鼓动家”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提出了“全党宣传”的重要思想。在机构管理方面,确立了“党管宣传”的原则,规定请示与报告制度,落实干部学习制度,在战时宣传阶段强调党的—元领导和中央集权,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党政分设、权限划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邓小平时期(1978—1989年),在经历“文革”浩劫、宣传部被诬为“阎王殿”遭砸烂、取消后,党的宣传机构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恢复重建和整顿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启的这一时期,改革思维也充分体现在宣传机构建设中。在职能建设上,强调党政分开；在机构设置上,提出“精简是一场革命”；在工作作风上,取消“四大”,提倡“叁不”；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高原则。邓小平提出了宣传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建设目标,是对政治素质、年龄结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的综合要求。江泽民时期(1989—200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领导集体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出发,继续完善宣传机构设置,增设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机构,明确了宣传机构的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强调结合“叁讲”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工作队伍。胡锦涛时期(2002—2012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新战略,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宣传机构建设提供了新空间、新阵地,中国进入“矛盾凸显期”使宣传机构建设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立中央舆情信息局,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科学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积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大宣传格局。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制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实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在宣传队伍建设方面,开展“叁项学习教育”活动,坚持“叁贴近”原则,推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整个宣传队伍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可喜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坚持党性第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时代性,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富有辩证性,反对“一点论”片面性；彰显民族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党的宣传机构建设发展体现出叁大规律：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休戚相关、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同步前进、与世界科技浪潮同频共振。未来党的宣传机构建设将朝着民主化、制度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敖天颖[6]2016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讨论“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及其实践”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婚姻是一种社会化、规范化的两性选择,既有个体隐私性,又有社会公开性,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已是基本共识。本论文所要讨论的核心便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强大的公权力存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对群众婚姻的介入。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及其实践”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必要依据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的婚姻状况出现了并非自然渐变的剧变、陡变,其核心要素当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推动。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理念变化以及制度建构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演化进程,如果仅仅依靠个体本身去推动,一方面这种自然进程必然十分缓慢,另一方面也未必完全符合大多数人(包括男女老幼)的基本利益底线。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某些符合大多数人基本婚姻利益底线的理念和行为加以固化和深化,并动用国家机器加以规范及保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婚姻制度迅速全面建立。建国前成都地区的封闭性和强大的封建场域,以及流传至今丰富的资料遗存,成为揭橥这场婚姻剧变并映现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颇具意义的样本。由此,本文主体内容的逻辑行进链条是：为什么要介入、如何介入以及介入的效果；本文所主要依据的样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地区这一具体时空中的婚姻状况。一、为什么要介入?新中国的建设不啻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新政权的稳固总是需要合适的政治用器和合理的革命义理,婚姻制度改革正是一场集器道于一体的破旧启新运动。婚制改革被寄予了高度厚望——不仅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更能促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四新”与“四建设”的论述完整系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婚姻制度改革重要价值的认识。二、如何介入?以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简称为婚姻法)的颁布、推行和贯彻为主线和载体,具体体现在建立先进婚姻理论、建构合理婚姻制度和运用国家机器规塑群众婚姻实践叁方面：(一)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的直接源头为马克思主义婚姻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之精粹,构成完整体系。婚姻理论包含“自主纯粹”的爱情观、“情责衡平”的婚姻离合观、“团结和睦”的家庭观、“增产节约”的日常生活观,涵盖从恋爱、结婚、离婚(部分婚姻)、到家庭生活的完整婚姻链条。其中,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庭和睦是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持之以恒的理想和建树,“增产节约”则主要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贫穷的特殊国情。(二)以婚姻理论为内核和导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构建起系统化的制度,以引导和规范群众的婚姻行为。婚姻制度体系包含婚姻法律、婚姻保障机制、婚姻监察机制,涵盖从立法、司法、执法、到监督(针对公权力执行者)的完整运转循环。(叁)以有形化建制为中介,中国共产党将婚姻理论推广到实践中。实践以改旧立新为总方针、以人民内部矛盾为定性,并集合与中心任务相结合、针对落后制度的策略,涵盖从宣传教育到法律强制(包括群众运动)的各类实践环节。其中,宣传教育是主要实践方式,法治是次要且必要的实践方式,而群众运动的实践方式则主要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性的强大场域及不够健全的法治环境。叁、介入的效果如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及其实践基本肃清了传统父权为代表的封建家庭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婚姻的资本支配,广泛改善了婚姻思想及行为。尤其是妇女普遍向社会化人格转型,应被视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记。当然,婚姻思想和行为的深层次提升,还需要持续建设先进婚姻文化。
梁晓[7]2016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变革,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它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党和政府围绕土改政策和实践而开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出发,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内容、途径和作用,考察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具特色的历史实现过程,总结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首先,土地改革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行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是其思想来源;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总结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农村土改现状的阻碍是其进行的现实需要,党的理论创新及政治权威性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土地改革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序开展是中共中央、地方政府、土改工作队、农村精英群体合力共同推动的。他们运用“诉苦”、宣传网、冬学、报刊、地方戏剧等多种途径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群众史观、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改造封建落后思想等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带来了重大历史作用:提升了农民思想觉悟,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调动了农民土改积极性,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最后,土地改革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构建立体化的宣传动员系统,形成密切和谐的党群关系,注重利用多样化的人际传播方式,为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历史借鉴。
贺家明[8]2017年在《建国初期川东地区乡村生产救灾的社会动员研究（1950-1952年）》文中指出建国初期川东地区不仅面临着天灾,更有严重的匪患。严重的灾荒不仅威胁着川东广大民众的生存,也冲击着中共的群众基础。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对于中共来讲迫在眉睫,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问题和政权的巩固问题。因此,生产救灾不仅是一个解决民众吃饭生存的问题,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建国初期的川东地区近代化程度较低,面对严重的灾荒,广大的乡村民众依然固守传统的应灾方式和观念,诸如坐等救济、听天由命等。尤为凸显的是,川东地区没有建立过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中共的执政理念及主张未有得到过充分的实践,再加之国民党长久的污蔑式宣传,致使川东地区广大乡村民众对中共充满戒惧心理。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全新的救灾工作,其阻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建国初期川东地区救灾经费的不足,也限制着救灾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延续革命年代的经验和传统,中共川东区委、行署认为破解救灾难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乡村民众,充分利用广大乡村民众的自我力量来解除灾荒的威胁,而依靠乡村民众的力量,首先必须要对广大乡村民众进行彻底的生产救灾社会动员,这是实现生产救灾工作推行的根本。建国初期川东地区乡村生产的救灾社会动员,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进行:以满足农民的实际利益与加强阶级教育相结合。具体来讲,首先,构建强有力的组织网络,各级生产救灾机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级群团组织,乡村工作队,宣传网等,建立起覆盖川东各地的组织网络,涵盖了干部和民众。其次,将中共惯用的宣传手段与川东传统文娱形式结合使用,中共惯用各级机关报、书籍、标语、典型示范等宣传手段,在川东地区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真正为民众所接受,是因为中共借用了川东传统的文娱形式,如山歌、川东竹琴、金钱板、花鼓戏、快板等,这些形式在川东地区流传已久,为民众所熟知。再次,以满足的民众利益为突破口,通过国家救济与帮扶,以及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农民获得了实际利益,减少了社会动员的阻力。最后,加强对农民的阶级教育和政治教育,通过生产救灾会议,及与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运动相结合,通过新旧对比,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调动了农民生产救灾的积极性,加深了民众对中共政策的认同,对于今天的农村社会动员有着些许启示。
温唯[9]2014年在《1952年南京爱国卫生运动考察》文中提出1952年的反细菌战宣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南京市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突出,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全国乙等模范大城市之一,南京市郊的五老村更是被称为南京市的“龙须沟”,成为全国爱卫运动的一面旗帜。建国前后,南京的卫生防疫和环境清洁分别作为卫生和市政工作的两项独立工作存在,工作呈现常态化,所以并不十分突出。但随着南京爱国卫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它们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在运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民国时期就已出现夏令卫生运动,但两者却已不可同日而语。“防疫”,解放初期南京传染病疫情严峻,卫生部门贯彻上级指示,将卫生防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不断的预防接种、饮食卫生管理以及交通检疫实践中,提高了防疫意识；1952年,朝鲜战场出现“细菌武器”疑云,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防细菌战”斗争,爱国卫生运动应运而生,南京市将先前防疫实践与“反细菌战”运动相结合,在防保战线取得了巨大成绩。“清洁运动”,夏季开展清洁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传统,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在夏令清洁运动方面是全国表率。尽管1936年的运动颇有声势,由于其动员和控制能力较弱,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比来看,1952年这次以“爱国卫生运动”为表征的清洁运动却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群众参与,开展了“春季扫除”、“四光四灭”等环卫工作。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群众发明,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为真正的“群众卫生运动”。任何一项群众运动都离不开宣传和组织工作,1952年南京爱卫运动中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传播作用,而运动中出现的党政组织和群众组织犹如扇柄和扇页在运动中成为了运动的主体。模范既是运动的产物,也是推进运动发展的手段。五老村作为南京爱国卫生运动的模范典型,不仅在本次运动中,也在其后的政治宣传中发光发热。“宣传”,1951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定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南京市的宣传网1951年底基本建成,而经过1952年初的整顿,从而在随后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日报》作为当时南京市委的机关报,与宣传网相结合,在反细菌战斗争和之后的防疫清洁运动中占据了舆论高地,引导着全市的运动宣传工作。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除了之前的两种形式,还有4月份的爱国卫生展览会以及8月份的爱国卫生广播大会,也都掀起了新一波的运动高潮。“组织”,1952年3月底,南京市成立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领导整个爱国卫生运动。其中南京市卫生(防疫)委员会(1953年更名为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挥了领导中枢和指挥中枢的作用,其下属分会和支会更是延伸到基层居民社会。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群众组成的群团组织是运动的主体,特别是一些临时成立的突击队,更是将运动任务作为主要工作,席卷整个南京市。而在运动过程中,还建立了完整的检查制度,成立了从市级到基层固定的检查团。特别是出现了允许居民检查机关等形式,为整个运动增添了许多新意。“模范”,南京市在1952年10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评模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单位模范和个人模范,这些模范的产生包含着个人的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在成为模范后,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五老村作为此次爱国卫生运动最为突出的模范样本,从解放前人见人厌的“苦恼村”变成了解放后人见人爱的“欢乐村”。为促进卫生工作的进步,南京市开展了“五老村化”运动,出现了遍地红旗的景象。这种情况下,五老村成了南京重要的政治符号。五十年代正是革命主义风靡一时,革命理想和爱国情怀构成了当年爱卫运动的社会氛围；而在如今市场主义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爱国卫生运动的性质已经悄然改变。原先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机构还在,但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李飞龙[10]2009年在《建国初期农村传播媒介述论》文中指出建国初期的农村传播媒介是国家和基层民众之间互动的桥梁,当时的主要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包括宣传员、传授站、会议、农民俱乐部、剧团、剧场)和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在国家和媒介的关系上,国家较强的控制了媒介;在媒介和基层民众的关系上,媒介自身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着受众的导向。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宣传网制度述论[D]. 王炎.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2]. 1950-1958年东北宣传网研究[D]. 林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5
[3].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述论[D]. 黄英. 湘潭大学. 2014
[4]. 电影放映队与乡村宣传动员[D]. 殷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研究[D]. 才华. 南开大学. 2013
[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婚姻理论及其实践研究[D]. 敖天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梁晓. 安徽师范大学. 2016
[8]. 建国初期川东地区乡村生产救灾的社会动员研究（1950-1952年）[D]. 贺家明. 西南大学. 2017
[9]. 1952年南京爱国卫生运动考察[D]. 温唯. 南京大学. 2014
[10]. 建国初期农村传播媒介述论[J]. 李飞龙. 古今农业.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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