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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春秋末期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过的。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若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之史也。”其实，司马迁在这里给老子明确地作了一个小传，肯定了老子本人就是“姓李，名耳，谥曰聃”的老子。后人有关老子是老莱子或太子儋之说，亦源于司氏，这只是后人对其疑笔误解。由于这种误解引起的争论达200年之久。
关于老子的争论直接涉及到《老子》成书时间问题。关于《老子》成书的时间大致有五种观点：一如果承认了老子是春秋末期人，那么《老子》书的写作年代也就不言自明了。二《老子》书的内容不成系统，不可能成书于一人一时，包括了许多道家人物的经典思想。三春秋时期，在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论语》是第一部私人著作，所以肯定《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四思想史发展的规律已证明，先有一种思想，然后才有对这一思想进行批判的其它思想。老子批评仁义礼智，反对天命鬼神，所以《老子》成书应在《庄子》以至《吕氏春秋》之后。五《老子》书的文体没有《孟子》那样的内容体，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是一种简明的“经”体，可见其成书应在战国时代或其后世。此五种观点除了第一种观点之外，其它四种观点均肯定《老子》书成于战国时代，因此很多有关著述中，都将老子及其道家学派的思想放在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之后。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在言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则逢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我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世家》又载：“鲁闻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学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一个实质性问题：老子早于孔子，《老子》书是老子所作（老子对孔子赠言似《老子书》）。
老子把自己对春秋末期的观察上升为哲学的概括，得出万物皆从于“道”的结论。他给“道”下了一个定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众妙之门。”这一段话可有这样几层意思：一道本是道路，千千万万的道路是可变的，其共同本质是恒常不变的，这是非可道的常道；二名是名称，名称与具体事物相联系。老子所说的名是所谓的具体名称背后的那个“常名”，这个“常名”是所有名称的共同本质的根据。三老子把可道之道与常道，可名之名与常名区分开来，显然是对道与名的本然性的追寻，是对世界万物本质的终极性阐释。所谓常道、常名，是不可用语言称谓和名状的。无名之道之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是一种混沌，故无名。有名是指有名称，语言可以称谓的，即可名，有名称把指称的对象固定下来。名称标示事物的差异和特征，便是有规定，所以有名是万物之母。常道、可道、常名、可名、无名、有名是对待的两极、两者，在时空上无先后，它是众多奥妙的门户，贯通天、地、人。道可体验、认识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