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少数派报告》与《疑犯追踪》的混合世界观
何开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0038
摘要：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可能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主动犯罪预测机制。因此，介绍了《少数派报告》与《疑犯追踪》两部作品，并对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从结果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视角做了简单的分析与思考。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机、物三元世界高度融合，直接导致了数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呈现爆炸型增长[1]。美国于2012年3月22日宣布启动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投资2亿美元，并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社会的新石油”，标志着大数据（Big Data）时代的正式来临[2]。而“第四范式”（the Fourth Paradigm，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也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世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构成部分及影响要素，对于大数据视角下世界未来的发展状况、对人类的影响、人类的存在的意义、人权、伦理学等的讨论也成为了一众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因此，本文尝试从《少数派报告》与《疑犯追踪》这两部作品的逻辑与核心设定出发，对其中所体现的大数据和伦理与道德观念及所导致的荒诞却又合理的世界状况进行一番简单的哲学思考。
2.背景概述
2.1.大数据
大数据，定义为“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3]，简而言之即海量的数据。大数据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圈内的热点，它早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百度搜索到淘宝购物，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每分每秒都在刻划着大量的数据痕迹，而这样真实而海量的数据在分析者的手中所能发挥出的威力是不言而喻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作为大数据研究的先驱之作，提出了一些新视角的观点，在标题中做了很好的总结：“不是随机样本，而是所有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也即，大数据本身是一种资源和工具，具有强大的能力，但只展示现象，不解释因果。2013年6月，由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棱镜计划”（PRISM，代号US-984XN）一经报道，就引发了大众关于大数据时代安全性及个人隐私的担忧与思考。“棱镜计划”主要收集的信息包括电子邮件（Email）、视频及音频通话（Chat - video，voice）、视频（Videos）等[4]，覆盖面极其广泛，由此可以想象其中的所蕴含的能量和价值，也足以联想到短篇科幻小说《少数派报告》与电视系列剧作品《疑犯追踪》的核心设定及在此之上发生的剧情。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总而言之，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对大数据及大数据工具的广泛运用将是未来世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由于其工具的属性，谨慎对待大数据及其工具似乎应该受到更高层次的重视。
2.1.1.《少数派报告》逻辑解构
《少数派报告》设定的核心在于测罪系统，而测罪系统的核心在于“报告”的概念。“先知”对于未来的预测产生“报告”，含有犯罪人、被犯罪人、犯罪经过、犯罪结果四个要素。出于简化信息量的需求，完整的报告将会被存档，而提交给测罪局的报告则一张只包含有犯罪人、被犯罪人和犯罪结果的卡片。“多数派报告”与“少数派报告”的判定的关键点在于是否一致，如果三份报告中的多数（即两份或三份）相同，则生成卡片并提交，称之为“多数派报告”；如果三份报告中有少数（即一份）与其他报告不同，则称之为“少数派报告”。而系统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多样未来理论，即存在多个可能的时间路径，允许被更改。
因此，一系列的剧情发生的原因在于，安德顿能够看到报告，且三位“先知”做出预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第一位“先知”预言了安德顿将要谋杀卡普兰；由于安德顿的特殊身份（测罪局局长），所以他能够看到“先知”的预言，第二位“先知”基于安德顿看到了预言的前提下做出了新的预言，也就是安德顿不会谋杀卡普兰；而第三位“先知”的预言是基于前两位“先知”的预言之上的，包括了安德顿为了制止卡普兰的阴谋而不得不谋杀卡普兰一事，因此最后的论断是安德顿将会谋杀卡普兰。综上，第一和第三位“先知”的预言由于结果都是安德顿将会谋杀卡普兰，混淆了系统，成为“多数派报告”而被提交；而第二位“先知”的预言结果是安德顿不会谋杀卡普兰，因此成为了“少数派报告”。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系统在预测极少数能够看到报告的人的犯罪行为的时候出现了误差或是漏洞，根本原因在于阅读报告的行为对于预言本身产生了影响，即感知对于事实的影响；而普通罪犯是看不到报告的，因此系统可以正确地执行。
2.2.《疑犯追踪》
《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是美国CBS制作的电视系列剧，核心设定是一台名为“The Machine”的机器，该机器具有极高的权限，可以获取所有通讯设备、监控摄像等的数据，并据此来预测即将发生的犯罪事件，提供相关者的社保号码。主线剧情是围绕The Machine所提供的社保号码所展开的一系列“第三方执法”活动，为单元剧形式。
3.The Machine与少数派报告
《少数派报告》中，测罪系统的支撑点在于三位“先知”，原文的设定是三位具有预知能力的人，在很小的时候便被发现，并带到特殊的学校加以培养，之后便成为了“先知”，具有畸形而巨大的大脑和萎缩的四肢，每时每刻都坐在系统之内，身上缠满了电线，不停地做着自己也无法理解的预言（事实上，“先知”自身的意识应该已经几乎被抹去了）。《疑犯追踪》中，The Machine则是通过大数据对于犯罪事件进行计算和预测的。因此，如果将超现实的“先知”设定替换为The Machine的话，《少数派报告》中的设定和情节将会非常真实，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未来大数据时代技术足够高之后的人类社会的形态。
在2015年11月17日中国工程院科技知识中心主办的国际高端研讨会上，图灵奖得主雷伊·蕾蒂（Raj Reddy）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未来的设想，其中，“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就是一个可以“检测全球信息源，发现可能影响安全、安保和幸福的事件”[5]的智能系统。因此，在将来，基于The Machine设定的世界可能将会成为现实，“守护天使”将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接受这样极有可能会到来的事实、如何应对这种事实下的隐私权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4.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与道德
既然The Machine可能会到来，与之伴随的便是主动式的犯罪预测这一机制。现行犯罪预测机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情报引导警务”（Compstat），也就是通过综合收集与分析情报，达到引导警务决策、提高效能的目的的一种警务战略[6]。这是一种典型的被动式的犯罪预测机制，根据过去发生的犯罪的数据来预测新的犯罪的发生，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主动式的犯罪预测（《少数派报告》与The Machine模式）到来之时，除了提高效率与维护安全之外，更多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浮上了水面：如果一个人被预测发生而尚未发生犯罪行为，是否能够判定其有罪？从《少数派报告》的假设出发，不考虑预测准确率这一前提，假设该预测绝对准确，则这个问题可以套用伦理学上的结果主义和绝对主义来加以讨论。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认为，事件的正确与否与道德与否取决于该事件的后果，因此如果从结果主义的观点出发，逮捕与处罚了尚未犯罪的人，但是制止了犯罪的发生，因此是符合道德的；绝对主义的道德推理认为，只要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法则，则事件就是不正确的，因此如果从绝对主义的观点出发，结合犯罪学的客观归责，逮捕与处罚尚未犯罪的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更进一步，如果将预测准确率纳入思考范围，则准确率的阈值应如何界定？除100%外，任何哪怕是逼近100%而不绝对是100%的准确率都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认同问题；以及，系统的权限、监管、犯罪制裁的实施手段等等，都是届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而言之，不可否认，主动式的犯罪预测机制能够带来巨大的正面效益，但是，其背后复杂的问题网络也需要工程师、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严肃思考与系统化应对。如果处理不当，后果将不可设想。好在，这一天尚未到来，我们还有时间。
参考文献
[1][3]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6):647-657.DOI:10.3969/j.issn.1000-3045.2012.06.001.
[2]曾建勋,魏来.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情报学报,2015,(1):37-44.DOI:10.3772/j.issn.1000-0135.2015.001.004.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SM_(surveillance_program)
[7]来自此次会议手册报告摘要部分：“信息太多，时间太少：在信息密集型世界生存”
[8] 赵金萍.美国"情报引导警务"的Compstat模式述评——兼与社区警务模式相比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9(5):96-100.DOI:10.3969/j.issn.1009-3192.2009.05.024.
论文作者:何昊楠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21
标签：数据论文; 先知论文; 报告论文; 少数派论文; 将会论文; 的人论文; 道德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8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