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儒家哲学的人文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文精神论文,人文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之概念。孔子以“仁”为诸德之首、诸德之全，一方面是为人格之养成建构一个足以涵摄道德实践意义的系统，“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仁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善”，而“善”乃人格成全之美善——唯有在人格得以满全的情况下，“善”的意义才可能彻底地被实现出来。另一方面，孔子揭“仁教”，乃重在“仁教”之为人文教、社会教与伦理教；也就是说，“仁”的实际意义效应乃旨在救治礼乐教化之颓弊，同时让社会文化不断获致自生与新生的力量，而此一力量乃十足人文之力量，亦为十足伦理（道德）之力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原来礼乐本源自于吾人全体道德之自觉与实践。
如今，我们是不必再争论儒家哲学是否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哲学，或者只是历史时空中一定客观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我们在运用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来阐发儒家的人文教化精神（或直接称之为“人文精神”）的时候，实不能不注意那所谓“开放的人文主义”（它往往指向形而上的，甚至是有神的人文主义），以及“封闭的人文主义”（这则可能导向“反人文”或是诸多“次人文”的现实世界），其实都无法单向地套用在儒家以“仁教”为人文教的全向度的思考与行动之上，因为儒家哲学的人文意义本就兼具主体性与客体性、内在性与超越性，以及开放性与实践性（在此，“实践性”指的是照应此一生活世界的各种行动意向与所有贴切吾人生活内容的具体而微的诸多关怀）。
一、生活儒家的人文意义
首先，由仁义的真实内容来理解儒家哲学的人文意义，应不失为便捷之道。但若进一步以“仁义”和其他各家各派对“仁义”的各种认知来作对比，却可能让我们对儒家哲学以伦理与道德为人文意义之核心（或竟是“源头”），产生出比较多元性的观点。在一味坚持儒教为一道德教与伦理教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让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多种面向、多种领域与多种价值观都有机会来和儒家哲学相互切磋、彼此交流，而这如果可以经由当代人文学者的研究，一方面作严格理论意义的梳理与阐释，另一方面则可在实际的教育、学术与文化的活动中，来肯定“儒家”其实并未随着历史脚步而陨落沉沦于人类的精神荒原里，儒家、儒教与儒学的各种重生再现之道也当是当代文化重生再现之道中的一个路向，其间自是可以共存共融，而在当代人文、人性与人道的各项资源正面临各种劫难之际，那可以提供丰沛助力的儒家又如何能无故缺席？
因此，儒家的人文化成之道对当代社会之再造、当代文化之重振，以及当代人性之阐扬，是依然深富意义，而这对时下知识分子往往不深究“修身之道”的现代学术界而言，儒学所关涉的两重世界（一为理念世界，一为现实世界）正是可以多方参究研磨的课题。当然，儒家哲学对这两重世界早就提出“人而能仁”、“为仁由己”、“人心与天心相通”的内外合一、人我合一与天人合一之道。此外，从“道德儒家”、“学术儒家”到“政治儒家”一路下来，其间自然牵涉所谓“内圣”与“外王”之道，而儒家的人文意含也同时不断遭致各种考验与挑战。于是“合一之道”与“异化之道”俨然并行，“小人儒”与“君子儒”的对反情况也无时不有。
然若吾人以生活世界为社会再造、文化重振与人性阐扬的唯一的场域，则“生活儒家”的提出，以及由此而来的具体的生活实践之道，便将是消解对立对反的二重性，并同时将各种“合一之道”放入“一心开多门”的多元脉络中，以彻底灭除异化现象的不二法门。因此，内外合一之道之对应人格异化，人我合一之道之对应社会异化，天人合一之道之对应人类集体之心灵异化（以宗教问题为大宗），便无一不在生活世界里逐步成为攸关吾人生命成全与自我实现的重大课题。由此看来，“生活儒家”恰正充满真实的人文意义，而人我互通的共同体(community)意含也当可在儒家所揭显的道德理性引领之下，通过正义、公道、互助、合作、和谐与一体共存的宽容精神、慷慨气度以不断获致来自人性内里的力量支撑，并同时在客观世界之中寻求各形各色的外缘与外援。
二、文化精神不容否定
在此，笔者愿意从两个角度来试图理解儒家哲学的人文意义：一是从“生活的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当代的儒家，一是从“社会的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期待未来的儒家。前者当然是在“生活儒家”足以吸纳儒家人文意含的基础之上，并以生活世界为吾人修己立身以推己及人的实践场域。而所以倡言“生活”，则是为了解消内外不一与主客不一的吊诡，让儒家不至于高悬在理念世界之中，而终可成为学术并用，言行一致，思维与实践长相往来的意义之学——这或可同时让儒家永不流于空疏、迂远，甚或自我放逐于人间烟尘之外。
而生活世界以文化为础石，文化又以文化精神为枢纽。“文化精神”者，实乃同一文化体之人所共通共有之认知、态度、修为与创造之基本力量，其本具之原则性、根本性、普遍性与一体性实昭然若揭。当代新儒家中最能阐发“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意含的唐君毅就断言：“中国文化精神不容否定”。（注：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页170。）而所以不容否定者，在生活世界中实历历可见；其间，最值得肯定的当数吾人之所以为“人”者——这包含无数的属人之物，以及吾人所作所为的人文之活动，而人文之活动自是吾人身心一体之劳动，以及所有人共通共成之劳动。唐君毅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劳动创造世界”，但他所最赞同的正是“中国文化中之劳动精神”，而此一劳动精神也恰是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不容否定的最重要的事证：
我们说中国文化精神从历史上看，正是从劳动对创造生产工具之古人，与自然与神，均有恩情之意识中长出。即同时说明了中国之学术精神之在本原上，即是实践的。而思想即从人之最现实之实际生活之反省而来。中国最早之学术，不是如希腊之由殖民地之商人社会中，思想家仰观俯察而来，诗歌不是从游牧群或商队中之集体歌咏故事之史诗而始。中国之学术，始于记载政治社会之中之治者之实际事业之历史，与治者对于其事业之反省而生之关于人生道德治原治术之智慧。而诗歌最早即劳动者之诗歌，如诗经国风。后人伪作之击壤歌，谓在唐虞时，固不可靠，但亦足象征中国人相信诗歌，是始于人在自然中劳动。在治术中，经济生活之重要，是中国人极早即注意的。（注：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页179。）
如此看来，唐君毅肯定中国学术文化是从劳动中生长出来，实无关唯心唯物的诸多辩证，而只是强调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所身处之生活世界实一体不分，其间的有机性恰似种子之于壤土，“生生之谓易”的消息往还也正与吾人对“性与天道”的自觉自明一般，同在文化精神的光亮之中，而一起为人文化成之道备足了自他一体的生活资粮。
三、人文与社会的发展愿景
此外，从“社会的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期待未来的儒家，其实是以所谓“愿景”来发引“前景”，而人文与社会的发展如何同谱同调，便是其间一项艰巨的工程。笔者所以借用意义并不易范限的“社会的人文主义”来阐发儒家哲学潜在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先秦以后的儒家发展在汉儒的歧出与转化之后，通过玄学与佛学的外缘推敲，乃至于宋明儒学心性论的出现，显然有重主轻客，重心轻物，重“内在”轻“超越”，重“此在”、“此世”轻“他者”、“他世”的倾向，而这并不必然有利于道德伦理之实践，以及文化精神之具体实现。因此，如果能从社会向度来理解儒家的人文化成之道，并以制度面与结构面的思考来论述儒家（或“儒家哲学”），实一方面不能耽于内圣之向度，一方面则应大开“外王”的进路于吾人身心与性命所系的家国之中。
因此，突出“社会”，实有消解政治权力之用意，而也唯有在政治权力不断地被转入于社会作为吾人生活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谓“仁政”与“王道”才可能获致实现之机会。当然，权力是方法，是过程，是工具，是吾人生活便利之道，但在过度膨胀“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或行动之中，人文的危机往往四处潜伏，伺机而动，而若人文危机同时引发了吾人生活与生命的危机，那么儒家者流便可能同流合污于权力的纠结或权利的迷障里。如此，儒者之自行异化、自我沦落，不正是吾家吾国之悲哀？而此生此世的诸多愿景，又如何能在社会力涵容文化力、文化力又壮大社会力的生活实境中迤逦而出？
孟子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不仅在此肯定“行仁”对于人文教化所具有的必然性、有效性以及实然性，同时他似乎一直保有面对权力运作的谨慎与明智。如今，在社会多元发展的趋势下，理想往往寄居于观念界中，而价值与目的又总是与诸多生活之情境为伍；其间，科技与伦理、人文与自然、生活与世界等等互动之关系便不能不通过社会的发展，来寻求和谐与通贯之道。由此看来，让儒家的人文思维与当代社会之脉动若合符节（这当然又是一大愿景），似乎是吾人期待一“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以根除诸多权力肇致生活灾变的可能性，所一心盼望的乐观氛围。
四、结语
也许，回归人文，回归生活，回归世界，回归吾人与一切“他者”(the other)的关系场域，才是当代儒家再现其人文光华的唯一通路。而在人文变局与伦理困境时有所闻的当代社会中，如何运用当代社会的文化资源，尤其是那些关切“人”自身之存在，包括身体之构造、心灵之功能、生命之欲求，以及人我之间多变之网络，进而由此展开具专业性、实验性与诸多实践之可能性的研究工作，在在值得当代儒者放下传统身段，并同时以身心灵神四元一体的“此在”之立场，向“生活人文化”与“社会人文化”的理想境界勇迈，而这可能就是未来儒家理当回报此生此世的终身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