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论近20年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_文学论文

反思与重构--论近20年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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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形势日益好转,而苏联文学的研究则相对滞后。90年代初,历时70余年的苏联一朝解体,在俄罗斯本土,有关苏联文学的论争又持续了多年。必然的无序与丛生的乱象,自然又加大了我国苏联文学研究的难度。

但是,让人高兴的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通过俄罗斯文化、文学自身的资料的努力搜集与发掘,及时关注俄罗斯文学自身的演变,和对其他国家有关俄罗斯文化、文学的资料的收集,逐渐扩大了苏联时代文学的范围。曾为主流的苏联文学部分必然要受到新的检验,而被遮蔽了许多年代的其他部分的俄罗斯文学及其理论,自然会被抹去历史的烟尘而凸显出来。一旦除去了人为的阉割、传统的片面断裂和专横的大一统的真正的“单流论”,俄罗斯文学就显示了其丰富多彩的面貌与深厚的蕴涵,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观念。在这一领域,一批年长的学者无论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还是在苏联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如吴元迈的《苏联文艺思潮》、《求索集》,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和他的《俄苏文学文艺学与美学》,陈燊的《异同集》,王智量的《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刘宗次的普希金研究,张铁夫的《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倪蕊琴的托尔斯泰研究,与陈建华合作主编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夏仲翼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李明滨的《俄罗斯汉学史》及其它,彭克巽的《苏联小说史》和他主编的《苏联文艺学学派》,李兆林、徐玉琴主编的《简明俄国文学史》,徐稚芳的《俄罗斯诗歌史》,钱善行的《当代苏联小说的主要倾向、流派的嬗变》,童道明的《他山集》,李辉凡的《文学·人学》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史潮》,与张捷合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张捷的《苏联文学的最后7年》与《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朱逸森的《契诃夫》,郑判龙的A·托尔斯泰研究,张羽的高尔基研究,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陈守成、岳凤麟的马雅可夫斯基研究,顾蕴璞的《叶赛宁研究论文集》,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陈敬咏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等。这些著作可以说是我国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不知是否合适)贡献的重要成果。它们的作者长期治学,学养深厚,学风踏实,他们的著作将会影响着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此外还有王金陵、王德胜、余绍裔、雷成德、马家骏、匡兴、何茂正、谭得伶、赵先捷等著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谈谈中青年学者。

我国一批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青年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目前已成为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意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反思能力,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显示了勇敢的探索、创新精神。反思与解放思想,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摆脱原来钳制性的政治框架。反思与解放思想,就是寻找新的文本、探索新的文化语境,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宽文化的视野。反思与解放思想,不是简单轻浮的否定,而是辩证、精深的思考,认真的批判与取舍,从中获得再生的契机。反思与解放思想,是寻找新的整体性与多元开放的包容性,恢复事物原有的复杂性。反思与解放思想,就是崇尚对话精神,在文化交往中有所借鉴,确立那种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的非此即彼而在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外国文学研究比较起来,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选择有它的艰巨性,克服这种障碍,需要坚毅的心理和学术的责任感。在上世纪学风相当浮躁的八九十年代,在面临苏联文学解体的时代,一批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沉潜下来,默默耕耘,没有任意切断传统,而是在批判中对传统进行扬弃,力图更新传统;他们扩大研究的视界,深入俄罗斯文化的领域,逐渐确立了文化整体性的观念。这里既有细致的鉴别与剥离,进行吸收,又做了艰苦的整合,另辟蹊径,在破碎之后走向了新的重构。他们在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复兴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今天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佳作迭现,虽然问题多多,但已处在一个渐入佳境的时代。

1982年《世界文学》刊登了夏仲翼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思想的介绍与简评,在俄罗斯文化文论、文学的译介方面,吹进一股新风。随后是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什克洛夫斯基文集与巴赫金全集的出版和多种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多种文学作品的出版。但是更大规模的介绍是多套白银时代文化思想、哲学、宗教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出版,它们刷新了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化、文学的原有认识。尽管关于白银时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划分还有分歧意见,一些作家是否就是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的著作价值判断不尽一致,但是这是一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多年间极为丰富的俄罗斯哲学、宗教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辉煌的时代,却是毫无疑义的。我国读者终于看到了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不熟悉的时代。

在俄罗斯文化研究方面,林精华的《想象俄罗斯》与《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是探讨俄罗斯民族性与俄罗斯文化转型的厚重之作,作者以宽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料切入“俄罗斯,只可想象不可分析”的难题,对俄罗斯的“不可分析”恰恰进行了“分析”,显示了中国年轻学者对俄罗斯本源有了深入的了解。应该说,进入俄罗斯文化这是一个难题,俄罗斯学者也在探索其隐秘,我国学者能参与其中,需要胆识与魄力,还有大量需要去粗存菁的资料,上述两书,见解独到,有说服力,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头。宗教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部分,过去一方面是我们长期对于宗教文化的狭隘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政权把这部分文化遗产视为异端封存高阁使得资料难求,所以在研究一些俄罗斯大作家时虽然不致完全隔靴抓痒,但总觉得难以说得透彻。以俄罗斯文化、宗教文化视角较早切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使得我国的陀氏研究出现了新意。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一书,从俄罗斯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精神的视野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了陀氏笔下的人物犯罪、堕落、自我折磨、忍耐、受难、宽恕、爱的追求这些精神现象之后的宗教、文化本源和心灵的隐秘,而令人耳目一新。不久前读到刘文飞编的《苏联文学反思》一书,其中收有王志耕的《宗教精神的艺术显现》一文,作者切入宗教文化精神,探讨了贯穿于苏联文学的宗教情结,阐明了俄罗斯文化中宗教精神因素在后来苏联文学中的变异与更新,揭示了过去我国读者陌生的一面。有刘亚丁的《全身心倾听革命》一文,革命是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主题,俄罗斯文学与之结了不解之缘。现在对它表示否定、鄙视当然时髦,但是怎么看待这种文学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恐怕要进行历史的、理性的反思,使其获得合理的解释。个人兴趣可以避开,但是写作文学史可能就难以违避。还有董晓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一文,描述了曾经是几代人的追求的理想,它的蜕变和悲剧的破灭,以及贯穿于苏联文学的对乌托邦的反制与反抗过程,观点新颖,读来既熟悉又饶有兴味。

在文学理论、批评思想研究方面,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著作大概是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十多年来就通过了张杰、董小英、夏忠宪等六人的博士论文,它们主要集中在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以及巴赫金在我国的接受的探讨。这些著述一面传播了这位学者深邃独特的文学思想,另一面则为我国文论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激发了新的活力,据闻还有一些青年学子在写这方面的博士论文。但是一些巴赫金研究者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者,似乎不需要懂得俄语与其他外语,不需要了解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学者就自己所研究的巴赫金的有关问题已有的论述,一切从我开始,这真使我深感惘然!不久前看到的凌建侯的《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晓河的《巴赫金哲学思想研究》与曾军的《复调的接受》等著作,在巴赫金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凌建侯的著作以巴赫金的哲学思想为纲,以语言学和文艺学为目,通过文本阅读,提出独白思维与反独白思维是互动的观点的文本分析法。晓河的著作将他人之我作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主干,对这种哲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探讨了他人之我在审美活动、时间涵义整体与超语言学中的表现,并对巴赫金的道德哲学和涵义理论做了独立的论述。曾军的著作对20年来巴赫金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做了清理,探索了它对我国新时期以来各个时期文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一个接受结构,构思新颖。在俄罗斯诗学(诗歌理论)研究方面,黄玫的《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该书就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诗学、结构诗学、修辞诗学、诗律诗学、语言学诗学、语义诗学、文本结构诗学,做了简明扼要与比较准确的论述。此外还有张杰与康澄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与康澄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两本著作的出版,虽然隔有几年,但都是我国研究洛特曼结构符号理论的开场之作(不算零星介绍)。前书剖析了洛特曼的思想渊源与艺术文本理论的内涵和方法论特点,并将洛特曼符号学理论与各种符号学派进行了比较,后者探讨了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的特征与应用。由于符号学的理论本身晦涩难懂,研究者寥寥,所以这两书的出版,为我国洛特曼的研究会起到引导作用。

白银时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这个时期的重大现象。我所浏览的是我手头的几套丛书,有周启超主编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严永兴主编的《白银时代丛书》、郑体武主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以及黎皓智译的《俄国象征派诗选》。阅读它们大体可以感受到这个时期诗歌、小说、文学理论、批评、笔记随笔的思想的复杂多样,形式构思的精致巧妙,价值的多元取向。在有些作家那里,世纪末情调十分强烈,那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批判也十分严峻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从时代酝酿的变革来看,这些著作却是充满了艺术变革的热望,形式创新的渴求,这是一个各种哲学思潮多元勃兴、文学艺术思想相互渗透复调喧哗的时代。这几套丛书与译本的长序,写得都很扎实,有的写得很有激情,文字流畅。自然,存在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关于象征主义文学思想,最早有周启超的专著《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这部著作先是对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内在发展轨迹、一般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基本的哲学思想渊源做了评述,而后就将重心转向揭示俄国象征派文学的艺术个性;其后,他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一书,从外来影响、宗教哲学、诗学建构、语言特征、诗歌使命以及延续的影响,很有见识地分析了这一流派中的诸多独创现象,大概是我国学者目前对于俄罗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研究最为系统的著作了。开始整合白银时期的著作是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如果该书偏重于史,那么后来周启超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一书,则偏重于论,作者对白银时代文学中的作家个性,体裁风格,流派群体,思潮更迭,都有发掘和深刻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于白银时代创新特征的学理性认识。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想的研究中,张杰与汪介之合作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是一本新颖的、很有分量的著作。该书全方位地整合了19世纪90年代起至20世纪90年代止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各个文学批评流派,在结构、格局上已大大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批评史。20世纪俄罗斯文艺思想各种流派思潮,纵横交叉,兴衰流变,十分复杂,不易把握,很难使用原有的套式。该书提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包括两大板块即国内与国外;三股潮流即社会批评潮流、历史文化批评潮流、审美批评潮流;三次转移即文学形式研究由语言符号转向文化符号、文艺本质认识由意识形态本质论转向审美本质论和社会历史批评由现实世界向宗教文化视角转移;以及最后走向多元。这种批评史的格局与构图,它的总体描述,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但这毕竟是我们在研究俄罗斯文学批评史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周启超的论文集《对话与建构》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文论格局、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论建设的基本表征做了积极的观察与反思,对巴赫金、洛特曼、柯日诺夫、雅各布森等当代文论大家学说做了有力度的探讨与研究。

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也是一些中年学者关注的课题。俄罗斯文学的引进始于20世纪之初,随着社会运动与变革,俄罗斯文学成为外国文学引进中的主潮,这一潮流一直延伸到50年代。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探讨中国文学在求索中,着重从文化心理、人道主义、“为人生”、“使命意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文学形象等方面与俄罗斯文学的贴近,以及由于社会政治原因,造成了接受中片面与割裂,如对待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文化意识等,思考深刻。他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一文,对我国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学本体论思潮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内在关联做了细致的梳理。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和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以由史及论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如何接受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俄罗斯文学对“五四”前后中国文学发生积极影响,后来出现了苏联文学引入的高潮、滑坡与失落。特别是把中俄两国各个时期文学理论思想两相对照,既是有趣的,也是令人深思的。这些著作特别是后一著作,资料丰赡,气魄宏大,历史线索清晰,评价公允得体,大概可以算作这一时期的力作了。2006年出版了《托尔斯泰览要》一书,该书由王智量、谭绍凯、胡日佳、区品圣任主编,戈宝权作序,它集中了46位学者,以100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托尔斯泰的生平大事年表,作家亲属、友人名录,家谱,创作系年总目,作品目录,各种作品简介,苏联、欧美、中国学者研究书目,我国研究托尔斯泰大事记中文译本目录,托尔斯泰研究索引等。这是一份我国学者的集体创作,十分方便我国学者的查阅,反映了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巨大影响。

90年代后,我国学者对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创作的研究,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几乎重建了过去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格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张铁夫主编的《普希金》从多种视角切入普希金,使人视野大为开阔。朱宪生的《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使我直观地感到这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课题,果然该书抓住了屠氏文体中诗体、散文交叉与变化特征,显示了作者精细的艺术感受。他的《俄罗斯抒情诗史》,既是俄罗斯抒情诗不同风格的展现,又是作者抒发性的散文式的解读,有很高的可读性。此外还有曾思艺的《丘特切夫的诗歌研究》,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与《叶赛宁评传》,邱运华的《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王加兴的《俄罗斯文学修辞特色研究》、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石南征的《明日黄花》,黎皓智的《俄罗斯小说文体论》,查晓燕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等著作。其中如《丘特切夫的诗歌研究》,我年青时候只读到过俄国学者的一本小册子,现在我国青年学者竟然写出了这么深入的大部头著作,令我称奇。又如其中两本关于托尔斯泰的著作,对问题进行了如此精深的研究,也是显示了我国作者们的聪明才智。又如小说文体、叙事模式比较研究,也是思路宽阔,别开生面,特别是后者,在苏联批判所谓“世界主义”时代和之后,在大俄罗斯主义盛行的时代,论题绝对是被颠倒了的。这些论著富有研究的独特性,具有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学术上的独创精神,体现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当代性的强烈追求。由于篇幅关系,我难以一一评说,我只能说它们和我在前面提及的著作一起,代表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水平。

自然,走向新路,还仅仅是开端,需要清理、讨论、争论的问题很多。精彩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景致还在后面。同时由于作者仅凭手头现有的论文、著作评说,所以总是怀有一种遗珠之憾。优秀的著述恐怕还有不少,未能在此提及,这是要请朋友们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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