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国论文,粮食生产论文,粮食论文,潜力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从莱斯特·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之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便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和讨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中国粮食①生产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制约着粮食产量提高，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导致的粮食需求逐步增加，中国粮食自给自足的难度越来越大。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税尚楠，2012)。2013年中国主要粮食品种全面净进口预示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强。然而国际粮食市场蕴含着巨大风险，中国现有的粮食进口机制将难以适应中国未来大规模的粮食进口需求。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增加了国际粮食供给的波动；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导致对玉米、大豆等原料的需求增加，使全球粮食供求格局趋于不稳定；农产品金融化程度加深，投资资本炒作使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更加剧烈(程国强，2013)。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中存在“大国效应”(杨燕等，2006)，如果直接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一来可能会导致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导致“买得贵”；二来国际市场贸易量有限，未必能满足中国庞大的需求，导致“买不到”。因此若中国继续现有粮食进口机制，未来国内市场将必然为国际粮价剧烈波动付出巨大代价。与此同时，全球潜在可耕地资源仍较为丰富。FAO的研究表明，地球适宜耕种但尚未耕种的土地有26亿公顷，是目前耕地面积的1.62倍(Bruinsma.J，2009)，这些耕地多分布在巴西、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农业发达的国家以及非洲。日本、韩国等经验表明，只要开发适当、合作得当，利用海外资源保障本国粮食供给是可行的，而且通过合理的贸易规则安排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程国强，2013；龙晓柏等，2013)。近年来，中国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发展迅速，已遍及六大洲的93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农业企业数量多达5981家。 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与资源能源类对外合作相比，还是和别国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水平相比，目前中国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尚处于初级阶段。2011年中国农林牧渔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4.17亿元，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0.8％；且目前中国利用境外农业资源仍以直接进口农产品为主，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中国缺乏对全球农业资源利用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能基于全球视野审视粮食生产资源、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有很大关系(程国强，2013)。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应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为从源头上掌控粮食供给，避免市场风险、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就必须基于全球视野，通过农业“走出去”战略梳理全球粮食生产资源、了解全球粮食的生产情况、进而通过农业对外投资等方式参与全球粮食供销体系，从而有效降低进口风险，以较低成本和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国际粮食生产资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近年来，学界以全球化视角审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加快农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目前学术界对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问题关注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分析东道国的资源状况、投资政策，做一种细节的描述(汪晓波等，2009；白石等，2007；李兆伟等，2013；李豫新等，2010；谭砚文，2011)；二是以中国对外投资为出发点，测算和总结对外投资的风险以及如何规避风险(陈菲琼等，2012；宋洪远等，2012；徐雪等，2008；姚凯等，2012)。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以往文献对于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提供了宏观指导和微观建议，但是对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靠国际资源、国际资源能够提供粮食产品的潜力却未能给出答案。例如，巴西适宜耕作土地资源丰富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但具体的适宜耕作土地数量就有1.68亿公顷、2.5亿公顷、4.10亿公顷、5.47亿公顷等不同的说法，这给进一步的研究造成了混乱。另外，巴西的适宜耕作土地虽然数量巨大，但多数处于森林和稀树草原的覆盖之下，而学界鲜有研究巴西相关的环保法律(如《森林法》)对于森林和稀树草原的保护对耕地开发的影响程度。其他适宜耕作土地丰富的国家如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等也存在着森林保护和土地开发的冲突，但此方面的研究尚不足。中国未来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农业“走出去”步伐日益加快，但农业投资目标国的农业生产风险、投资风险有针对性的研究尚不充分。既然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那么了解世界粮食出口国的粮食生产潜力、粮食生产稳定性、投资政治风险便是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基础和前提。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描述全球粮食出口变化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情况，结合GAEZ数据测算各国适宜耕作土地面积，确定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即中国农业“走出去”的重点合作国家。结合主要粮食出口国耕地开发的主要限制因素。进而计算其可开发的适宜耕作土地数量，估算粮食的潜在产量。在此基础上分析粮食出口国的粮食生产稳定性以及农业投资政治风险。进而为中国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农业“走出去”提供对策建议。 二、全球粮食出口情况和主要出口国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冷战结束后全球粮食贸易日益活跃。2011年全球谷物和大豆出口量为3.85亿吨，比1991年增长79.34％。其中，小麦出口量为1.48亿吨，玉米为1.09亿吨，大豆为9102万吨，稻谷为3626万吨，分别比1991年出口增加36.81％、65.72％、234.74％和177.66％。整体来看，出口量从大到小依次是小麦、玉米、大豆和稻谷。各粮食品种出口量在波动中逐年增加，小麦、玉米和大豆2004年以后的出口增速明显加快，大豆出口增速最快。1991-2011年四种作物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大豆11.73％、稻谷8.88％、玉米3.28％、小麦1.84％。 全球粮食贸易总量虽然巨大，但是出口来源相对集中。表1列示了2011年各粮食品种出口前十位的国家及其所占份额情况。可以看出，各粮食品种出口前十位的国家出口量合计分别达到小麦出口总量的85％、大豆的98％、玉米的90％、稻谷的91％。分国家来看，美国由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先进的农业技术水平、完善的农产品运销体系，是世界头号农业强国，是玉米、小麦和大豆的最大出口国，稻谷第五大出口国。巴西和阿根廷由于适宜耕作土地面积巨大、土壤肥沃以及水资源充沛，具有较强的粮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所有粮食品种的出口均位于世界前列。乌克兰地处东欧，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黑土地，自然条件优越，其小麦、大豆和玉米出口排名靠前。从区域上来看，小麦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亚，大豆出口主要集中在美洲，玉米出口集中于美洲，稻谷出口集中于东南亚。
三、潜在耕地面积测算 (一)潜在耕地 适宜耕作土地是指适于耕种但尚未耕种的土地。FAO和IIASA合作开发出的全球农业生态区(GAEZ)数据库根据不同的投入水平和管理条件，在考虑气候、土壤、地形和土地利用情况之后，将全球土地按照适宜耕种程度进行划分，分为非常适宜(VS)、适宜(S)、中等适宜(MS)、勉强适宜(mS)、不适宜(NS)和建筑用地(HSG)6个类型(Fischer等，2011)，前四种合计即被认为是适宜耕作的土地，即可耕地。据GAEZ统计全球适宜耕作土地面积为35亿公顷②。 但这些适宜耕作土地并不都是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目前适宜耕作土地除了已经耕种的土地外，多为森林、草原所覆盖，全球处于森林覆盖下的适宜耕作土地面积为6.1亿公顷。另外出于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虑，有一些区域被列为生态保护区，也不宜开发。因此本研究定义潜在耕地是指各国适宜耕作土地面积减去各国现有耕地面积③、适宜耕作土地位于各类保护区的面积、建筑用地面积之后的面积。各大洲及其潜在耕地面积前三位的国家如表2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扣除各类保护区的面积后，全球尚有20.57亿公顷潜在耕地可供开发，其中位于森林区域的有5.90亿公顷，森林以外的有14.67亿公顷。从地区上看，拥有潜在耕地面积最大的地区是非洲，其次为南美洲。可开发潜在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达到3.34亿公顷；其次是美国，2.13亿公顷；俄罗斯、刚果(金)的潜在耕地面积超过1亿公顷。 虽然潜在耕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粮食生产的潜力，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把潜力开发出来。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潜在耕地面积巨大，但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农业劳动力缺乏且素质低下以及一些国家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的潜力难以开发，至今仍是世界上严重缺粮的地区之一。而有些国家如印度和印尼是粮食出口的大国，同时拥有较多的可开发潜在耕地，但由于本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未来其粮食出口的潜力不大。巴基斯坦气候干旱，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灌溉，尚未开垦的土地较为贫瘠，因而粮食出口潜力不大。值得一提的是稻谷出口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各国面积较小，泰国、越南拥有潜在耕地面积分另0为822万公顷、275万公顷，潜在耕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开发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综合现有粮食出口国和潜在耕地分布情况，可以确定未来有潜力的粮食出口国，即中国未来开展农业合作的重点国家是巴西、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乌克兰、巴拉圭、法国、南非、泰国、哈萨克斯坦、越南。这些国家的潜在耕地情况见表3。
(二)可开发潜在耕地 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并不是潜在耕地都能开发为耕地，各国对于耕地开发做出了种种限制，其法律政策各不相同。潜在耕地扣除了各国耕地开发限制的影响后为可开发潜在耕地。本研究列出各国耕地开发的限制因素如表4所示。
巴西、美国、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对森林区的潜在耕地禁止开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森林区潜在耕地可以部分开发，阿根廷、巴拉圭、越南对森林区潜在耕地开发无明显限制。美国对于荒地开发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考虑这些限制因素后，各国可开发潜在耕地结果如表5所示。
(三)潜在播种面积 为测算各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应计算其粮食的潜在播种面积。由于各国耕地的熟制不同，其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并不一致。因此潜在播种面积是指在可开发潜在耕地的基础上考虑各国土地复种情况计算得到的播种面积。由于缺乏各国潜在耕地和熟制分布的详细信息，本文假定潜在耕地分布和当前已有耕地熟制相同。各国耕地的熟制及潜在播种面积如表6所示。
表6显示了在考虑了自然保护区、各国土地开发法律政策限制以及土地复种情况后，粮食出口国的潜在播种面积。其中潜在播种面积最大的是巴西，达3.99亿公顷，其次是阿根廷的1.22亿公顷，其他国家均不超过1亿公顷。 四、潜在粮食产量 基于上述可开发潜在播种面积可以估算各国在目前土地开发法律政策限制、土地复种等条件下的潜在粮食产量。本文估算各国潜在粮食产量方法如下：
其中，
表示第j国i品种作物的潜在产量；
表示j国可用于耕种的潜在播种面积；
分别表示近年j国i品种在四种粮食作物中的播种面积比重和单产，为了减少气象等偶然因素的影响，
采用2010-2012年三年移动平均数据。估算结果见表7。
表7显示了主要粮食出口国潜在耕地如果用于生产谷物和大豆，按照目前种植结构、单产水平所能生产的最大潜在粮食产量，在假设国内需求不增加的前提下，此潜在粮食产量可以认为是各国的最大潜在出口量。从总量来看，巴西由于其耕地潜力巨大，能够生产多达14.02亿吨潜在粮食。阿根廷达4.15亿吨。其他潜在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的国家有澳大利亚、俄罗斯、巴拉圭和美国。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潜在耕地面积虽然较大但是能生产的潜在粮食数量不多。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限制潜在耕地的开发；俄罗斯地处寒带，单产较低。分品种来看，这些粮食出口主要国家所能增加的潜在粮食总量分别为大豆10.08亿吨，稻谷2.06亿吨，小麦5.83亿吨，玉米9.32亿吨。大豆潜在产量最多的是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美国，分别为6.61亿吨、2.35亿吨、7115万吨和2168万吨；稻谷潜在产量除了巴西达到1.15亿吨以外，其次是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越南，分别为4355万吨和2783万吨；小麦潜在产量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的1.61亿吨，其次是俄罗斯1.36亿吨、法国6286万吨和阿根廷6240万吨，即南北温带国家；玉米潜在产量最高的国家是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南非，分别为5.75亿吨、1.11亿吨、7509万吨和4670万吨，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巴拉圭、法国和乌克兰玉米增产潜力也在2000万吨以上。总体而言，不同粮食品种增产地区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大豆增产潜力主要是在南美洲国家和美国，稻谷增产潜力主要在东南亚和巴西，小麦增产潜力位于南北温带地区，玉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有较大增产潜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表7的数字代表了各国在各粮食品种按照当前单产水平生产的最大潜力④，亦即这些国家所能达到的潜在粮食增产的上限，因此这些数字为中国选择和哪些国家展开合作、具体能够获得多少粮食产量提供了依据。中国若能获得上述粮食生产潜力的10％～20％，便足以有效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五、生产情况分析 (一)单产波动性分析 农业是与自然环境结合紧密的产业，农业生产过程受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其他产业相比呈现出较大的年际波动性。波动程度的大小反映了一国农业生产投入的稳健性、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本文参考朱晶等的方法(2004)，以粮食单产的长期趋势作为波动的测定中心，单产波动值为当年单产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观测期内的长期趋势由计量方法拟合得出，一国某品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波动性由实际值与趋势值之间差异的方差来表示。利用主要粮食出口国1992-2012年四种粮食品种的单产数据⑤，计算其实际值与趋势值分布的方差，在此基础上以各国四种作物2010-2012年平均播种比例为权重计算各国的加权方差，结果如表8所示。
方差值越大，表明波动程度越大、生产稳定性越差。分品种看，波动值从高到低依次是玉米、小麦、水稻和大豆。就不同国家而言，方差最小的国家是越南、泰国和巴西。这三国地处热带，光热水条件较好，因此粮食生产稳定性最高。方差较小的国家是俄罗斯、加拿大、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地处温带，光热水条件不如热带地区，因此稳定性较热带国家为差，但农业生产实力较强，因此生产稳定性高于其他温带国家。与各品种波动均值相比，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和阿根廷四国玉米生产高于均值，小麦生产低于均值，阿根廷和加拿大大豆生产波动值略高于均值。澳大利亚以小麦生产为大宗，但其小麦生产与小麦波动均值相比较高，反映出该国地广人稀、农业广种薄收的特点。方差较大的国家是巴拉圭、法国、美国、乌克兰和南非。巴拉圭和乌克兰分别与阿根廷和俄罗斯毗邻，自然条件与后两国类似，但巴拉圭经济水平较差，农业设施条件较差，因此生产稳定性较差。乌克兰属于转型国家，自苏联解体以后农业生产能力下降较多，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而法国、美国和南非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遭遇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影响到生产稳定性。分品种来看，巴拉圭的小麦、大豆和稻谷，法国的玉米和小麦，美国的玉米，乌克兰的小麦和稻谷，南非的玉米和大豆方差较大，需要密切防范与之相关的自然灾害风险。 (二)收获季节差异分析 粮食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供给相对集中；而粮食的需求在全年平均分布，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国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在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差异，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各品种粮食收获季节差别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粮食供应季节上的波动性。表9显示了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各粮食品种的收获时间。
从表9可以看出玉米收获多在秋季，小麦由于春小麦和冬小麦品种不同而收获时间不同，多在夏季和秋季；稻谷由于热带地区一年多熟故其收获多在夏季和秋季；大豆收获多在秋季。分国家来看，北半球国家的粮食收获时间与中国相同或相近，但是南半球国家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巴拉圭和南非粮食收获时间与中国差别较大。具体而言玉米中国收获是在8-10月，而南半球国家收获在2-7月；小麦中国收获是5-8月，南半球国家是10-1月；稻谷中国收获是7-10月，而南半球国家是1-4月；大豆中国收获是在9-10月，而南半球国家是3-5月。这些国家粮食收获时间正是中国粮食生产青黄不接的时期，因此与这些国家开展农业合作能够较好地熨平中国粮食供应波动。 六、农业“走出去”相关风险 由于气候变化及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加深，国际农产品供给波动加剧，直接进口粮食风险日益增加，针对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展“农业走出去”将成为中国未来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的必然选择。这就涉及农业投资目标国的投资政治风险以及粮食生产以后能否顺利运回国内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测算主要粮食出口国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价投资目标国的粮食禁运风险，以便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政治风险 本文参考姚凯等(2012)提出的方法，测算了前文所述粮食主要出口国2006-2012年的投资政治风险。 一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可以细分为征用风险(EXP)、汇兑限制风险(TRA)和政府强制风险(VIO)。其中征用风险由法治(RL)、产权(PR)、政府干预(GI)和防止腐败(CC)四个指标构成；汇兑限制风险由监管质量(RQ)、货币政策(MP)、投资自由(INV)和金融自由(FIN)四个指标构成；政府强制风险由话语权和问责制(VA)、政局稳定性(PV)和法治(RL)三个指标构成。其中VA、PV、GI、RQ、RL、CC从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WGI)获取，PR、MP、FIN、INV从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指标(HER)获取。为使两套指标调整到0～5的范围，利用下式进行调整： WGI：C1=5-(A+2.5) (2) HER：C2=5-(B/20) (3) 政治风险的测量方法如下： 政治风险=(EXP+TRA+VIO)/3 (4) EXP=(RL+PR+GI+CC)/4 (5) TRA=(RQ+MP+INV+FIN)/4 (6) VIO=VA×0.2+PV×0.6+RL×0.2 (7) 政治风险可以根据得分细分为低(L)、中(M)、高(H)三类九级。具体的分类水平见表10。
主要粮食出口国政治风险计算结果见表11。 从表11中可以看出，主要粮食出口国中2012年政治风险水平最高的国家是俄罗斯、乌克兰和越南，达到H1级别；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巴拉圭和泰国紧随其后，达到M3级别；再次是巴西和南非，为M1级别；风险较低的国家是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趋势上看，俄罗斯投资的政治风险一直很高，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投资风险有上升的趋势，越南政治风险上升发生在2007年以后，阿根廷的政治风险一直是M3级别但从具体分数来看有上升的趋势，巴拉圭的政治风险从2007年起下降(由H1降低到M3)，泰国政治风险一直处于M3级别但有下降的趋势，巴西政治风险持续下降(2012年由M2下降至M1级别)，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治风险最低。
(二)粮食禁止出口风险 2006-2008年的粮食危机时期世界主要稻谷出口国纷纷出台粮食出口的限制政策，之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禁止小麦出口。粮食出口禁令成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隐患。表12显示了2007-2011年间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出口限制政策的实施范围和政策工具。 从中可以看出，禁止出口的主要粮食品种有稻谷和小麦，主要的国家是亚洲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东南亚国家由于其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压力易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导致出台出口禁令；俄罗斯、乌克兰则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因而容易出台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因此，中国在布局全球农业合作战略时，就国家而言应当适当减轻对有过出口限制先例国家的依赖，就品种而言应当降低稻谷和小麦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保证“口粮绝对安全”。在与主要粮食出口国进行农业合作时，针对上述投资风险和粮食禁止出口风险，应当将保护投资安全和约束出口限制纳入合作框架协议(孙林等，2012)，以降低上述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投资政治风险和粮食禁止出口风险与其国内政治局势、国际大环境有关，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若其国内出现政治或经济动荡、重大自然灾害、外交危机等情况后才有可能出台一些对投资国不利的政策进而形成风险，这种风险是可以预警的。中国在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合作国内政外交局势，及时预警相关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七、结论和对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可得到以下结论：(1)结合当前粮食出口及潜在耕地分布情况，未来粮食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是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巴拉圭、乌克兰、法国、美国、南非、泰国、哈萨克斯坦和越南。(2)受自然条件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国各品种粮食生产波动性有所不同。其中阿根廷的大豆和玉米、澳大利亚的小麦、法国的玉米和小麦、巴拉圭的小麦和大豆、乌克兰的玉米和小麦、美国和南非的玉米生产波动性高于各品种波动值的平均值，应当注意生产波动风险。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应品种进行合作时应当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或适当降低波动值较大的国家和品种的合作数量和程度，从而减小生产波动风险。与南半球国家开展农业合作能够有效熨平粮食供应的波动性。(3)从投资的政治风险来看，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法国的投资政治风险最低，巴西、南非、泰国、巴拉圭、哈萨克斯坦和阿根廷的投资政治风险中等，越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投资政治风险最高。从趋势上看，巴西、巴拉圭的投资政治风险近年来有所下降，阿根廷和乌克兰有所上升。因此中国在与哈萨克斯坦、阿根廷、泰国和巴拉圭进行农业合作时应当密切关注其国内政治局势及国际关系变化，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联系；对俄罗斯、乌克兰和越南进行农业合作时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及时预警相关风险，制定应对措施，确保投资安全。(4)在粮食生产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应合理布局，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与合作潜力较大的国家开展广泛合作，从而分散风险。综合潜在产量、单产波动性、投资的政治风险，各粮食品种农业合作潜力排名前4位国家相关情况如表13所示。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制定主动的农产品进口策略，有意识地培养国际资源能够提供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产能。合理增加某些品种的粮食及饲料作物的进口量，减少国内产量，从而把中国的耕地置换出来用于生产更具战略重要性的农产品。制定主动的进口策略就是有意识地合理安排粮食进口的数量、规模、来源，把握好进口及投资的方向和节奏。(2)各粮食品种最具合作潜力的国家，即中国未来大豆的重要合作国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美国，稻谷的重要合作国是泰国、巴西和越南，小麦的重要合作国是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和阿根廷，玉米的重要合作国是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南非。(3)根据全球各区域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农业合作政策。例如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其本身粮食短缺，中国应积极帮助非洲国家生产粮食，减少其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对于南美洲，则要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加大农产品进口，立足于把粮食拿回来；对日本与韩国，则是要打开它们的市场，把中国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出去；对于独联体国家，要对其出口所急需的轻工业产品来换取小麦；对于泰国、越南和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则应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用我国的科技产品换取他们的农产品。(4)在与南美洲、东南亚、中亚和东欧地区国家展开农业合作时，应当完善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合作机制，在农业合作框架中纳入保护投资安全和约束出口限制的条款，完善相关的关税协议、放宽签证限制；同时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相关领域投资，实现利益互换，尽量保持贸易平衡。(5)在粮食进口的过程中，应合理布局进口来源国，避免某种粮食过度依赖某个国家。中国应当就重点品种与不同国家展开农业合作和贸易。由于南北半球粮食收获时间的差异，与南半球国家开展农业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粮食供应的平稳性。(6)在逐步扩大农产品进口的同时，应主动调整国内相同粮食品种的产能，从而避免国际粮食大量进入打压国内粮食价格而导致的农民被动承受价格下滑带来利益受损的情况。 注释： ①为与中国统计口径一致，本文的粮食是指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 ②GAEZ数据库根据不同的投入水平(低投入、中等投入、高投入、混合投入)和水资源来源(雨养、灌溉、雨养+灌溉)评价土地类型，其中混合投入、雨养+灌溉与现实情况最为接近。本文选择该条件下的土地评价结果 ③用2013年各国耕地面积数据计算 ④事实上技术进步可使各品种粮食作物单产逐年提高，本研究未涉及因单产提高导致的粮食生产潜力增加 ⑤本研究使用单产的单位为公斤/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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